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思想论文,李大钊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1-0075-06
学术界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与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但对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与李大钊文化思想的联系注意不够，特别是国外一些研究毛泽东的学者还认为，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不突出。事实上，仅就文化思想而言，李大钊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不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又是推动毛泽东文化观前进并走向科学的重要因素。
一、从李大钊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及毛泽东与李大钊的关系看，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产生影响是自然的
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大致形成于1915至1920年间。在这一时期内，李大钊在中国思想界已经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作为20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楷模和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不仅勇于追求真理，而且具有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思想，以至于能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1916年夏，李大钊留日回国后，立即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和科学真理。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章中，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4页。），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革命文化运动中，他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指导者。从他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到协助全国学生救国会出版《国民》月刊，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出版《新潮》月刊，再到负责编辑《晨报》，以至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发表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等，这一系列的革命宣传活动及其进步思想都造成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从而使他成了20世纪初中国进步思想文化阵地的主将，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作为先驱者，李大钊的革命斗争精神和进步思想对于满怀救国之志、急切追求真理的青年毛泽东来说，是急切渴求和向往的。因而，李大钊自然成为毛泽东所关注、景仰、学习的对象，毛泽东必然要从他那里去找自己所需的思想养料。从五四时期一些重要人物及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看到了李大钊写的一些重要文章，给他极大的吸引和启示。毛泽东热爱《新青年》这个杂志，“他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常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对于“当时的《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生活，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独裁。他完全同意这些论点”（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8页。）。李大钊思想的先进性与毛泽东对真理的热切追求，这就决定了毛泽东与李大钊两人思想的不解之缘。
这一时期毛泽东与李大钊直接交往的经历，可进一步证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产生影响的必然性。
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可谓是集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及与他同时代思想家思想精华之大成。而近代思想家如康、粱、严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显然不如李大钊思想影响那样直接；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重要人物中，通过直接交往而给予他较多影响的，除了杨昌济也就数李大钊和陈独秀了。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注：《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39页。）。这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由于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毛主席更是便于经常请教。他的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李大钊同志的尊重，认为它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472页。）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加入了由李大钊和王光忻发起成立并在当时影响相当广泛的“少年中国学会”。同年11月，李大钊在会友中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著名论文。这些使毛泽东受到直接的影响。1919年12月，为了发动和领导驱张运动，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又一次来到北京。他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在北京停留的几个月中，毛泽东仍保持了同李大钊的联系，也正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毛泽东这些经历足以推断出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受李大钊影响的程度。
二、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与李大钊的文化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诸多一致性
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在他的《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著述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丰富的文化思想。从毛泽东1917至1920年写的一些文章，如《伦理学原理批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发起文化书社》等文章的内容看，虽然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阐述不系统，但是已有了自己一些明确的观点，而其中某些观点与李大钊思想相吻合。
（一）毛泽东对李大钊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形成的许多观点表现了认同和直接吸收。毛泽东与李大钊一样，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探索中国文化出路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对中西文化进行认真的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及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李大钊在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对东西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全面的比较。毛泽东虽未像李大钊那样以专文对中西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但就其早期著述的某些内容看，可以看出他对李大钊有关这方面思想的吸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对李大钊提出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观点，以及在对东西文明这一差异进行分析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表现了认同和吸收。李大钊运用地理学派与经济学派的观点，以欧亚交接处为界，把世界文明分为南北两系。他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住的。”（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58页。）进而得出，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之点是：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而由此又决定东西文明精神特质的差异，即“可云一为积极的，一为消极的”（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8页。）。因而，中国文化表现为“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人生追求是无欲与寡欲，人生态度是守静而不争；与此不同，“西人持乐天主义，凡事皆以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极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58～560页。）。毛泽东对东西文化差异形成的原因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进行如此深入细致的分析，但他对李大钊这一分析的结论是认同的，即认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而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特别是对李大钊关于东西文明精神特质差异的分析，毛泽东完全赞同和接受，只是毛泽东的侧重点放在阐释动的文明的进步意义和批判中国文化重静的落后性上。毛泽东认为，中国文化重静，因而暮气沉沉，缺乏朝气；西方文化重动，则奋斗向上。他对传统的主静观点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甚至不同意杨昌济的“守静”之说，指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他在《体育之研究》和《讲堂录》中，阐述了“天下事物，万变不穷”和天地惟有动的道理。他认为，只有在运动变化中，人生才充满生机和意义，国家才会兴盛和富强。他还对照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文化，来赞扬动的文明。他说：“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而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以至于认为“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52页。）。而对于中国文化主静的后果，毛泽东分析道：中国人的“生活不能向上，只能随人转移，而不能超脱环境，自达其所欲适”（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7页。）。以至于“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39页。）。这些比较清楚地反映了毛泽东对李大钊观点的确信和运用。
第二，毛泽东与李大钊都认为中国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家族主义，西方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国家主义。李大钊指出：在东方，因“家族繁衍，固行家族主义”；在西方“家族简单，固行个人主义”（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58页。）。他认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中国社会只是一群家族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所以从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2～183页。）。而欧洲中世纪虽曾有过家族制度，但后来因为国家主义和基督教的势力勃兴，及经济情形发生变动，大家族制度瓦解。毛泽东则认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基础构造，所以国民只有宗法意识，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只追求宗法关系中的“和谐”，不懂国家关系中的竞争。而由于“国民个人的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他甚至认为：“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07、530页。）这就决定中国文化建立的基础是家族主义。也正是家族主义渗透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导致了中国的愚昧落后。
第三，就文化价值观比较，毛泽东与李大钊的共识之处更多。二者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小我服从大我，个人的部分生存价值全为大我的价值所吞没。李大钊指出，中国文化“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的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因而不以个性生存为重要，事事听从天命；西方则承认个人之价值，尊重个性。由此比较，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0、559页。）对于李大钊的观点，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等文中则表示了认同。他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05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发挥了李大钊的思想，他把西方文化建立的基础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辨证地统一起来，认为国家主义是建立在充分发达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它所要求和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个人的独立性，尊重人的天赋权利。另外，毛泽东还针对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缺陷，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上升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他指出：“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51～152页。）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根本原因的分析，毛泽东与李大钊具有一致性。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观念体系中最有权威的就是三纲五常。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之所以表现出惰性太重，奴性太深，对于新思想百般地压制等严重的落后性，其深层原因在于封建的纲常伦理所致，即在于中国文化”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注：《李大钊文集》下，第182页。）。而孔子是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是历代帝王专制和封建家族制度的“护符”。正是孔子主义导致民族思想固执，踏故蹈规，人们只知道顶礼膜拜孔子，恪守陈规，缺乏创造精神。因而李大钊主张彻底打倒君主专制，剥去封建专制加到孔子身上的外衣，把他由神还于人。
毛泽东同样看到了中国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纲常伦理，即孔子思想所致。他指出，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大帝国积弱不振，屡遭打击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太旧，即由“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造成的。他特别指出，以孔子为中心的这种思想的“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2～368页。）。因此，他坚决批判以孔子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批判那些反对引进西方文化的封建卫道士。
（三）毛泽东和李大钊文化思想的一致性，还表现在他们对中西文化都采取了辨证的态度。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在“五四”前和“五四”时期的中学西学中，基本上是“国粹主义”或“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或“西体中用”两大思潮的对立。如“五四”时期，胡适等人主张全盘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或主张“西体中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成功地摆脱了自我中心的思想意识，但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价值。而以事鸿铭等为代表的复古主义者，则鼓吹“国粹主义”，把“儒术”当做中国不可动摇的“国基”，他们指责新文化的输入，造成“人心之谜乱”，“国是之丧”，“精神之破产”（注：怆父：《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与上述态度不同，李大钊主张从根本上抛弃停滞、落后的封建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但李大钊对中西文化都未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他明确指出：“东西文明之互争雄长，历史上之遗迹，已数见不鲜”。“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0页。）。毛泽东完全吸收了李大钊的这些思想观点。他对中国文化的落后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绝对的坏，西方文化绝对的好，而是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缺点，都需要改造。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对于西方文化，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它的缺陷。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显然，毛泽东对中西文化是持辨证态度的。他对此问题的表述，虽然在语言上与李大钊不完全一样，但思想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近代思想家康、梁、严复所没有处理好的，因此，在这方面如果说毛泽东受先进思想的影响，只能说更多地接受了李大钊思想的影响。
（四）在构建中国新文化的问题上，更体现了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吸收。其表现为李大钊和毛泽东都主张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新文化，而新文化即俄罗斯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主张中西文化的调和，反对以一种文化征服另一种文化。而调和是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结果是“创新”。他指出，“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0～561页。）。毛泽东在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的同时，也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1917年他为萧子升《一切入一》笔记题序中表示，“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2页。）。这里显然有融合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含义。
在五四运动前后，当旧学日趋失去其威力、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李大钊毅然地选择了俄罗斯文明作为中国文化的楷模，他认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而“第三种文明”乃是俄罗斯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明确指出： “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0、575页。）到1920年秋，毛泽东已明确地表示，他所主张创建的新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写到：“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499页。）这样，毛泽东与李大钊一样，最终都把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中确实吸取了李大钊思想的精华。如果说李大钊个人的影响力以及毛泽东与李大钊个人的交往，只能推断出毛泽东受李大钊思想影响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毛泽东与李大钊这种思想上的联系和一致性，才可以断定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观的影响是无可质疑的。如果说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个别之处与李大钊思想一致谓之偶然巧合的话，那么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上述诸多内容与李大钊思想吻合，绝非是偶然巧合。真正的影响在于思想上的影响，只有这种思想内容上的联系，才足以证明李大钊对毛泽东影响的程度。
三、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观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
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受到多位思想家的影响，李大钊对他的影响尤为重要和关键。
首先，毛泽东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严复等人，李大钊思想对他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文化观对近代思想家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他较为正确地处理了中西文化的关系和初步而明晰地回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
近代以来，在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分歧，因而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里，也就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对于中国引进西方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变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都未能正确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如严复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落后性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化，但他早年文化思想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而晚年又走向了复古主义的道路。梁启超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热烈地追求西学，但他晚年同样走到复古主义的道路上去了。近代思想家没有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问题。虽然毛泽东深受他们的影响，但没有陷入他们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如前所述，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已表现了明显的辨证态度，他看到了中西文化各有其长短，因而他既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又反对“全盘西化”论，特别是他主张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国新文化，这就明显地超越了前人。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毛泽东在思考中国文化出路这一重大课题时，中西文化的论争依然激烈，各执一词，使人们很难正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然而，此时李大钊能以辨证的态度，对“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的倾向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辜氏之说为“最无价值之梦话”，是“胶执己见，夜郎自大”。他希望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同时，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上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指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6～567、561页。）他还深信，中国的民族文化可以复活，可以对世界文明再次作出贡献。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文化领域，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文化。可见，此时李大钊的文化观已表现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科学性，这对澄清人们思想的模糊认识显然有重要意义。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与李大钊思想的一致性看，他在这一方面对前人思想的超越，无疑受到了李大钊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
其次，毛泽东早期文化观迅速走向科学，李大钊功不可没。这里有几个因素是必须考虑的，一是李大钊先于陈独秀和其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接受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三是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文化观才开始走向科学。学术界一般认为，1920年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里宣布接受社会主义文化的模式，标志毛泽东早期文化观走向科学。毛泽东此时思想的转变，应该说与李大钊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很快认识到这一革命的伟大意义，热情歌颂和宣传十月革命。1919年他第一个向中国人全面系统正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革命宣传活动，对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李维汉回忆，1918年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10页。）。毛泽东也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32页。）1920年春，毛泽东因领导驱张请愿团停留在北京的几个月内，又和李大钊、邓中夏诸同志有了密切的联系，并且用心阅读了他们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至此，毛泽东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上述情况足以反映出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迅速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推动和影响作用。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后，不断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来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始终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以及为创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吸收、承继和实践李大钊思想文化遗产的结果。
研究李大钊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文化观的理论来源及其思想体系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继承性。也可使我们认识到，作为一种伟大的理论，宝贵的思想遗产，必然凝结着几代人的智慧，有其丰富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