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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62(2009)05-0068-05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够回应现实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包括重要概念、基本内容、主要结论、时代和历史背景等的基础上，综合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分清哪些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从而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一、在挖掘经典文本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文本的研究与阐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对的课题，时代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不同，人们选择、注重的文本会不同，解读出的内涵必然不同。即便对于同一文本，也会挖掘出之前不曾了解的新的范畴和新的内涵，从而发现马克思思想中契合时代课题的现实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于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回应，国内外学者近些年来对经典著作《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给予了较多的重视。
2007年是《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出版140周年，因此《资本论》成为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思想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其中拜物教问题是关注的焦点。学者们认为，从《资本论》中可以看出拜物教理论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核心，正是这一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批判理论，其原因不仅在于它作为与资本主义财富基本形式的商品有关，更在于拜物教使生产力必须臣服于资本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拜物教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劳动产品的增值运动即财富的商品化或增值运动是一致的。2007年“《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的重要议题就是《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解读主要集中于对这几部著作中有关一般智能、形式吸纳、实际吸纳、非物质劳动等概念的探讨。这些概念早先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们恰恰是解读当代资本主义有关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信息化、虚拟生存及其劳动问题的十分重要的概念。英国学者托斯卡诺提出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应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解读马克思的概念，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概念；二是历史哲学和社会变迁模式的研究；三是确定社会支配的角色(如非物质劳动者、知产阶级)；四是有关知识和智能的哲学人类学定义；五是价值概念的作用及其危机，并对作为生产力的知识进行评估。[1]40-41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是国际上著名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近年来致力于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现实意义。他所阐述的人学的主要内容都源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以对文本的研究作为他的理论依据。他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个人是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恰当的分析所不可缺少出发点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二，个人是社会关系总和和产物的观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三，人是社会现实的创造者的观点。[2]46正是基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深刻把握，他挖掘出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认为马克思的人学观点看似简单但含义深刻，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存在主义者看到这些内容，并公开讲述它们，而他本人则完全得益于这种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时，发现其中同样包含全球化的思想。在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文本当中所蕴涵的全球化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世界交往、世界生产、世界市场的论述是对以世界市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最早论述，虽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世界生产、全球的生产等提法。《共产党宣言》已经具有了关于以世界市场为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系统阐述，也成为国内学者理论共识。
学者们将全球化问题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阐释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并提出可以将全球化放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框架内来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指明了世界历史的客观性质，认为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世界历史是一个民族关系问题，更是一个阶级关系问题；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一个人的解放过程，是人的历史活动内容向完全方面的转变过程。[3]50-57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应该成为指导我们正确理解全球化的科学方法，它告诉我们，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我们只能面对这个过程，并应实际进入这个过程。马克思《资本论》创作计划中包含“世界市场”内容的世界历史观，[4]109-110而这样的写作计划，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多次提到，有的还带有简短的提示，但由于当时工人运动实践的需要，只能将世界市场作为可能的续篇。“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5]126。在马克思看来，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所以研究世界市场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且，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也体现了世界历史的视野，这种广阔的视野使马克思得以全面、透彻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得以把握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历程。由于马克思未能完成《世界市场》的写作，许多学者忽略了他关于世界市场的思想，也忽略了他在这个阶段的世界历史思想。对《资本论》当中世界历史观思想的挖掘，尤其是认识到世界市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对于理解马克思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有重大价值。
重视马克思经典文本中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是回答全球化提出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需要，也是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争论与挑战的需要。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尽管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的确不同于今天的全球化，但实质并未改变，全球化依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进行着，依然是市场扩张和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产物，其所包含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依然具有当代性，其中所蕴涵的方法论和基本精神就仍然具有价值，所以学者们从经典文本当中对马克思这方面思想的探索，就是实实在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二、在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整个世界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历经几百年，这其中有经验、教训，也有发展、创新，认真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开拓创新，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反思的基础上的，许多中西方思想家，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学者对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之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其中的思想可以说既坚持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东欧学者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和变迁的当事人，对本国及该地区社会主义的失败原因进行着自己的解读，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其中沙夫的观点有较大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沙夫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反思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其中既包括东欧社会主义，也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时对未来理想的社会主义进行了独创性的建构。他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首先是由于深藏于制度内部的某些致命弱点，这种社会主义只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而政治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为缺乏民主。他认为，二战后波兰实行社会主义既缺乏客观条件，也缺乏主观条件，当革命不具备必要的主客观条件时，那么就必须建立专制政权，甚至通过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沙夫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并不意味着经典社会主义的崩溃，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在还不具备必须条件的国家里，以唯意志论的方式，通过暴力手段去建设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表明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并不是由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在于完全忽视了自己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事实，在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实际前提的条件下，照搬经典理论的具体设想并顽固地坚持。他提出对未来新社会的称谓也需要进行研究，应该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变到新型社会主义。[6]7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沙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资本主义、中国式封建主义这三种说法，我都表示怀疑。如果要我裁决的话，肯定是个难题。特别是因为我对这三种说法都不能表示同意。”[7]33-34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应当认真考虑“中国式”一词，但不能只是空洞的套用，而必须具有十分确切的内涵，使之成为人们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的依据。所以认识当前中国的制度问题，需要创新社会历史理论。在试图阐明破解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时，他提出了马克思提出而没有阐明、后来也没有搞清楚的亚细亚社会形态的发展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并做出合理的结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评价似乎比不上西方学者的评价更客观、更有说服力，我们这里选择从西方学者看中国的发展，旨在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方面同样得到了世界的认同。2007年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就十分关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学科的分组讨论中，专门设立了中国问题讨论组，在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中国日论坛。中国日论坛的成果和影响可以从法国媒体所发表的与会者的文章反映出来。[8]7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儿·阿明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苏联的模式有很大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正是这些成功的探索为1980年后中国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当中国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险恶环境中实行开放政策时，没有遭遇苏联向西方开放所带来的崩溃，因此，中国发展道路的意义及其重要。对中国现有的经济政治改革，多数学者持有肯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经典。”[1]285
虽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看法存有分歧，多数西方学者还是将中国的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中国目前还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处于市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从政治体制来说，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目前，中国政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村民直选及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政治制度以及儒家伦理价值及其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等，都在国外得到肯定性的探讨。如果按西方国家的民主指数来看，中国从不被当作民主国家来看待，然而2001年在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一书中，大部分作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有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后社会主义，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而带有各国的特色。这种社会主义即须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既要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相结合，又要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有的学者提出，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是“一种新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体现了其宏大的全球化视野，所以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三、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无论是早期还是现在晚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他们一个恒久的主题。在综合地运用马克思遗产的过程中，他们善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资源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罗姆、马尔库塞的弗洛依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加上哈贝马斯、德里达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都属于创造性地转化马克思主义学理资源的成功例子。过去，我们把这类成果统统斥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歪曲。不可否认，这些理论中的确包含着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然而，今天看来，恰好是它们才使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因子得以在人类的当代思想中不断延续、历久不衰。
从最近几十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来看，特别是基于苏东剧变后的新形势，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批判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一大特点。后现代代表人物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激进的批判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作为“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与卢卡其开创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相吻合。他指出，面对咄咄逼人的全球化的喧嚷，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才能识破其面目，并对其展开批判，他说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且永远都是必要的。他认为对马克思的遗产也必须进行分析，需要鉴别和梳理其中内在的异质性，不断地突破自身，发展自身。因为马克思不会安逸地满足于自己的学说停留在原有的多样性的统一上，而总渴望突破这种包含着矛盾与对立的多样性，以使自己的学说在消除矛盾和对立中获得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会焕发出生命力，才能够征服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从而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的功能。
晚期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反映资本主义社会新进展的一种“左派”学术思潮，同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有效性，试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到适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论题的范围上看，它研究了马克思时代没有出现的消费社会、技术资本主义、全球化、后现代等现象，扩展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域，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解释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补充。他们提出了重建批判社会理论的整理计划，以反映20世纪80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特别是新技术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一种辩证的技术批判以用于批判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以便更有效地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民主社会的建立。
晚期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凯尔纳细致地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他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等级，首先是方法(如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辩证法等)，它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级别最高，也最重要；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如物质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它们也是必须坚持的，地位仅次于方法；最后是一些比较具体的理论和概念(如革命主体理论、无产阶级和革命概念等)，它们通常要随着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凯尔纳认为当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陷入危机，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却仍然充满活力。他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修正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9]295虽然凯尔纳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革命理论和阶级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值得商榷，但他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我们必须细心琢磨的方法，而不是拿来就直接用的“用户指南”，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实践中不能拘泥于它的一些具体论断，而要灵活领会其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位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詹姆逊，同样试图借助于马克思主义重建批判的社会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独到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所以不存在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他看来，苏东剧变留给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院化，当今要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生命力，最重要的是必须使其面向现实。他说：“我觉得苏联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最可悲之处就在于它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可以绘出一幅世界整体的无所不包的画面。这幅画的名字便是辩证唯物主义。”[10]18詹姆逊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既然有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就必然有与之相对立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他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期论对西方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现实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资本全球扩张，最终达到目前形式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形态。他明确表示：“我认为这些是资本主义进化的不同阶段，对这些阶段的思考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10]17他不仅强调必须坚持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坚持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且说他对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具体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经济决定论。阶级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受西方学者批判和否定的部分，然而他不仅承认并且运用了这一理论，尽管他一再提出目前的阶级斗争的存在较以前远为复杂的局面，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已模糊不清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领域，强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义务正视更多的问题，还得要与其他的思想意识形态交锋，不要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看成是一经写成就可以束之高阁的东西，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理论。
在宽泛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批判理论出场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哲学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文化特权。在这一时代中，哲学除了服务于理论家规范立场的自我澄清和理论的合理性潜能及其限度的自我反思意识外，无法真正地介入到人类自身解放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并没有改变，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仍然是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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