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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5；C9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4-0013-07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在公共行政学还是政策科学领域，政策工具理论都以其强大的解释力和广泛的应用性获得了普遍关注，甚至与“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公共组织理论”一道，被学者列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亟待研究的四个重点领域①。
那么，这一理论的总体研究状况如何，其研究内容和理论价值究竟怎样，能够在哪些方面适用，它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的前景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将有利于在行政体制改革和我国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背景下提高我国公共管理水平，改善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
一、国外政策工具研究的总体状况
政策工具研究在经济学领域曾经长期盛行，诸如工资和价格政策以及社会保险福利水平均被看做是一些取得某些宏观经济效果的政策工具，货币、财政、税收也是经常使用的工具。然而，在公共管理学界，政策工具研究受到重视却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前期公共行政时期处于政党分赃和庇护人制度之下，政治与行政没有明显的界限，行政手段从无受到重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主张政治－行政二分并建立和发展了官僚制，则为行政手段的探索提供了可能的制度环境；新公共行政时期除了更加注重民主、参与、公平和响应等价值理念外，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公共政策科学的生发，从而为政策工具的研究提供了学科基础。此后，政府组织对于实践知识需求的日益增长、政策实施问题的日益复杂以及人们对政策失灵很大程度上与政策工具相关的认识，催生了人们对政策工具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对福利国家失败和政府工作低效的检讨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政策工具日益受到关注②，与此前的“新公共行政”思潮注重民主和公共理念相比，“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管理主义”倾向于注重对市场机制、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的应用，从而更加注重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手段与工具③。
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看，作为达成政策目标的一种手段④，政策工具是随着政策执行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增加，对政策执行方法和手段要求提高而逐渐受到关注⑤；是作为对“各种政策失灵是由于对政策工具的知识不足造成的”⑥ 这种判断和责难的一种响应。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在注重公共决策过程和公共政策本身的科学性的同时，也更加注重执行政策的过程，更加注重在执行政策的不同方式和工具之间进行权衡、评价与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工具研究在西方世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成果主要有胡德的《政府工具》、盖伊·彼得斯和冯·尼斯潘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戴维·奥斯本和彼得·普拉斯特里克主编的《政府改革手册：战略与工具》、E·S·萨瓦斯著的《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莱斯特·M· 萨拉蒙等人主编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托马斯·思德纳著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胡德等人编的《数字时代的政府工具》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著的《环境政策的工具组合》，等等。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工具越来越与行政体制改革和具体领域的公共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其主题是如何通过政策工具的创新和选择优化来改善公共管理实践。除了上述列举的著作外，在财政金融领域还有大量关于财政金融工具的著作。这与经济学向来注重政策工具研究，并对公共管理具有强大的渗透力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在体制改革和改善公共管理效能的背景下，政策工具及其理论研究已经显示出其重要性，但是从文献的角度看，政策工具的理论研究状况还与其重要性很不相称。“Wiley- Blackwell”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从1952年第一篇相关文献开始至今，总共有181篇以“政策工具（政府工具）”为题名的文献以及30篇以其为关键词的文献。即使两种文献不重复，文献总量也只有211篇。虽然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的主要议题，但是公共政策工具的论题仍然相对少地被学界所探讨。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对政策工具的关注在逐渐增加。如果按阶段考察，我们发现从1981到1995年的15年间，对“政策工具”的关注没有明显变化；但是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入，1996年后的两个5年间对“政策工具”的研究明显增多，即使在2006－2009年以来的3年内，也有51篇相关文献（表1）。
同时，政策工具在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中仍然没有进入主流。公共管理领域的三种权威期刊，《治理》（Governance）、《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以及《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⑦ 的载文显示，政策工具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才出现，而且1996－2000年间仅1篇文献，2001－2005年间有6篇，2006年以后的3年内是5篇（表2）。
另一个特征是，这些文献并没有形成集聚效应，而只是分散在许多不同的期刊中。从期刊与文献所属的种类来看，除了在公共管理领域一般性的理论研究之外，政策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财政与金融、环境地理以及医疗卫生等领域。
总的来说，政策工具的研究随着政策科学的发展、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深入以及公共政策的复杂化和专业化而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应用范围涉及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主要领域，但其研究仍然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二、政策工具的研究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政策工具研究的核心就是“如何将政策意图转变为管理行为，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⑧。国内学界将“policy instrumentation”、“policy instrument”以及“government tools”都作为政策工具理解。也有人对政策工具的含义作了三个层次的区分：工具（the instrument），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类型；技术（the technique），是一种运作制度的具体装置；手段（the tool），是一种技术内的微观装置⑨。基于政策工具层次的宽泛性，政策工具有时候与政策本身难以泾渭分明：特定的政策工具从某一层面上看它是一项政策，但从更高层面看又只是上层政策的一个工具。从另一角度看，政策（政府）工具既指政府用于改善内部流程和管理方式的机制，又包括政府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政策工具的研究形成了工具主义、过程主义、权变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研究路径⑩。工具主义强调，政策工具本身的属性对于政策过程和政策效果的决定作用，侧重于工具属性的研究。过程主义认为，政策工具的好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研究重心放在工具发展的重复性过程而不是工具属性上。权变主义认为，工具的作用不仅受工具的属性影响，而且由工具的环境和背景决定，因而注重在特定的政策目标和环境背景下选择特定的政策工具。建构主义则认为，政府工具在政策系统及其运行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它只是决定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的众多因素之一，所以主张在整体的政策系统、政策网络、决策系统和执行过程中定位政策工具的应用。
当前，政策工具理论的研究内容包括政策工具的概念、分类和特征研究，政策工具的选择、组合与绩效评价，并以此建立了较为系统和规范的理论体系(11)。基于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可替代性，国外研究重点集中在政策工具的选择、组合及其实施效果的评价上。政策工具的分类标准既有根据政府行政干涉强度(12)、政府引导方式(13)来区分，也有按照强制性程度对政策工具进行的光谱式划分(14)，此外，按照政策工具的不同主体进行的划分也较为常见(15)。在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学者们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考察不同政策工具的基本特征，区分政策工具在不同条件下的优缺点，积累了关于多个领域政策工具选择、组合与优化的知识(16)，并由此建立了政策工具的选择标准。如，彼得斯提出了包括观念、制度、利益、个人与国际环境等在内的“5I框架”(17)，萨拉蒙则采用了强制性程度、直接性程度、自治性程度和可见性程度四个分析维度(18)。
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政策工具理论的引入一方面使政府内部体制改革的理念和战略能够落实到操作层面，另一方面使得公共管理与服务的多元化机制得以实现。政策工具的理论资源使政府改革从“市场主义和管理主义”、“划桨、掌舵还是服务”、“摒弃官僚制和再造政府”等理念争论层面，深入到具体如何落实政府改革的政策措施层面。同时，政策工具的拓展将管理方式从“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绩效评估”等方式扩展到了“资产出售”、“标杆管理”、“雇员授权”与“合同外包”等方面。在公共管理与服务机制方面，从原先简单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三分，到根据是否涉及政府规则、是否需要政府支出分类，按照使用的资源类别、政策目的以及强制性程度和国家干预程度等多元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并且制定了逻辑一致的工具图谱。使公共管理与服务机制扩展到“直接供给”、“公共事业”、“管制”、“税收和使用费”、“产权拍卖”、“补贴”、“信息和劝诫”、“私人市场”、“资源性组织”以及“家庭和社区”等多种与当代公共管理与服务环境相适应的政策工具上来(19)。
对于公共政策学而言，政策工具理论丰富了政策执行阶段的理论资源，胡德甚至将政策执行看作政策工具选择的管理过程(20)。在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通过具体政策的出台来落实，政府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创新和执行层面；同时，大量政策执行正在面临政策问题的特征、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政策环境以及政策主体等方面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挑战。政策工具的一般理论结合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网络和政策过程等多种因素，为政策执行提供了多种政策工具选择和评价的模型，从而为政策目标的实现提供可靠保障。
三、政策工具理论的应用
政策工具理论强大的解释力和广泛的应用性使得它在财政金融、环境保护、废物处理、土地资源管理、农业政策、基础设施治理、就业服务、教育、科技、药品安全监管以及艾滋病防治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财政金融领域，人们常常关注财政、金融（货币）政策对于调整经济周期、创造就业以及调整消费等的作用。其中，财政政策工具包括收入政策工具和支出政策工具。收入政策工具主要是税收，包括增税、减税和调整税率等(21)。支出政策工具包括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其中购买支出包括公共工程支出和政府消耗性支付等，转移支出包括对居民的补助，对企业的投资补助、限价补助和进出口补助等。金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与公开市场业务等一般性控制工具和有证券保证金率、消费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和优惠利率等选择性控制工具。不同的财政金融工具具有不同的特征，发挥不同的作用，其适合应用的经济社会环境也不一样，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组合不同的工具，才能较好地实现调整经济的目标(22)。
在环境保护、废物处理和土地资源管理领域，研究者一般以环境领域的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及其所产生的问题作为起点，讨论应对环境领域的非竞争市场、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情形的政策工具，如利用市场、创建市场、环境管制和公众参与等。其中每一类工具都包括若干种更为具体的政策工具。例如利用市场的政策工具包括补贴削减、环境税费、使用者收费、执行债券、押金—退款制度和有指标的补贴以及排污费和信贷津贴等；创建市场的政策工具包括产权与地方分权、可交易许可证和权利以及国际补偿机制；环境管制工具包括标准、禁令和许可证与限额；公众参与工具包括公共参与和信息发布等(23)。也有人将工业污染公共处理作为新的政策工具(24)。研究者经常在描述了每一种政策工具的运用之后，列出选择政策工具的标准，如效率、效果、公平、激励相容以及政治上的可行性等，并在考虑市场类型和社会政治因素的基础上，建立政策工具选择的矩阵，对政策工具进行选择与组合(25)。
虽然财政金融和环境保护是政策工具应用最多、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入的领域，但政策工具的应用并不局限于此。如，在农业政策领域的政策工具包括投入支持、市场价格支持、产出价格支持、收入支付、面积支付和历史权利（脱钩支付）等。有人从收入转移效率、贸易扭曲和竞争力指标等三个方面对上述工具的绩效进行了评价，认为没有一个措施带给农户长期的收益，而且所有这些都增加了资源使用的扭曲程度；并认为临时的收入支持，培训和技术升级，再就业援助等，比当前制定的政策更有效和低成本(26)。此外，还有些研究把农业政策工具分为生产者支持措施、一般服务和消费者支持措施。其中的生产者支持措施又包括国内政策措施和贸易政策措施。从具体政策工具层面来看，国内政策措施包括：国家定价、信贷补贴、直接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农业税等，贸易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关税配额、国营贸易、出口补贴，一般服务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研发、农业学校、检测服务、公共储备等。而消费者支持措施主要是指食品价格补贴(27)。在基础设施治理领域，有人认为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可以选择强制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和自愿性政策工具，因为农村基础设施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为此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基础设施类型的多元化则构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28)。在就业管理与服务领域，政策工具日益多样化，在继续保留工资指导价和职业中介服务的同时，还出现了包括信息服务网络化建设、劳动力和就业市场建设、转移劳动力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服务等多种类型。其中强调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共同参与就业管理与服务的政策工具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如劳动力培训中的市场机制作用(29) 以及政府培训与企业需求相匹配的“订单式培训”(30) 等。
四、政策工具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应用前景
有研究认为，无论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新公共管理”以及“重塑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还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六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反思和当前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抑或中共十六大以来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方略，都强化了我国学界对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政策工具选择的关注(31)，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由此而来的公共管理与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化，则为我国公共管理中的多元政策工具选择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有研究认为，社会异质性显著增加、社会能力获得较大提升以及政府能力相对下降，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开展创造了契机和可能性。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实质是政策工具的重新选择，是以强制性程度较低和直接性程度较低的政策工具逐渐取代强制性程度较高和直接性程度较高的政策工具(32)。其实，与其说在社会异质性增强的背景下，社会能力提升的同时政府能力相对下降，不如说在此背景下社会能力的提升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了政府能力。政府只有充分注意到社会异质性和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充分利用各社会主体的能力，选择恰当的工具，才能更好地提升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由此，政策工具在西方的研究随着“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理论的引入，被逐步介绍到我国学术界，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学者有张璋(33)、毛寿龙(34)、张成福(35)、陈振明(36) 和顾建光(37) 等人。其中陈振明等人不仅对政策工具的研究脉络与主题做了系统梳理和综述(38)，并出版了名为《政府工具导论》的著作，还发表了一系列基于理论梳理和个案研究的文章与学位论文(39)。上述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着力于梳理和引入政策工具理论，但也有一些不再局限于此，而且包涵了对其理论体系的整体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范例研究逐步实现政策工具理论的本土化。
在内容和应用领域方面，国内政策工具研究没有突破国外理论的框架，仍然以政策工具的概念、背景，政策工具的列举、分类以及政策工具的评价与选择为主(40)，陈振明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关于政策工具选择与评价的标准、因素、过程和程序的阐述可以看作是对政策工具进行实证研究和本土化改造的一个前期准备。政策工具理论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的本土化改造也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财政金融学界较早就自觉地使用了“政策工具”这一概念，但在其他领域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到了具体领域政策工具的范例研究，如环境保护、电信民营化、教育、房地产和集体林地等管理，其中以环境保护领域的政策工具研究最为系统与深入。笔者对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化的研究，可说是目前政策工具应用于统筹城乡就业的最为系统和深入的实证研究(41)。
政策工具理论在我国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的背景下，无论是经济调控、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政策工具理论都有用武之地。如果说在经济调控中主要用到财政金融工具，在市场监管中主要使用强制性工具，那么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所使用的政策工具的种类应当更加多元。无论是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与人口管理，还是在基础设施、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方面，都能广泛应用和发展政策工具理论。当然，在这些领域的政策执行中，政策目标越明确、社会主体越多元化、同一政策目标待选的政策工具越多，政策工具理论越能得到充分的应用。
对政策工具理论资源的引入和发展，需要结合国内经济社会基础、体制环境和政策背景等因素对其进行本土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大都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并演进到新自由主义阶段，政策工具经历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到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再到重新注重市场机制并充分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而我国公共管理则是先在市场机制严重不足的基础上实行国家全能主义，然后在原有体制上先后进行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发展出市场机制和社会自组织机制。所以，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公共管理中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发育都不够成熟，政府相对缺乏在成熟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条件下选择和运用多元政策工具的经验和条件。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的现实环境去具体研究政策工具，并创立能指导本国公共政策实践的政策工具理论。
在政策工具研究中，还要自觉区分政府内部管理工具和外部政策工具，并使两者相互匹配。现有研究一般都没有自觉区分，更没有深入研究两者在公共管理与政策执行中的联系。政府内部管理工具包括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标杆管理等，主要用于对政府内部机构和人员的管理、激励与评价。政府外部政策工具包括规制、信息和劝诫、补贴、直接供给与合同外包等，主要用于对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在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使两者相协调，必要的时候对政府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组织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与外部政策工具的匹配运用。例如，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化改革、将部分职能委托或授权给社会组织的过程中，需要将原先政府机构的部分直接监管职能转变为间接监管和业务指导职能，同时减少监管人员、内部经费，增加对社会组织的人力、经费扶持。同样，在某些原先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合同外包给企业或社会组织的同时，需要增强政府内部人员的合同管理与监督的知识与能力。
总之，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背景下，政策工具研究对于保障公共政策的落实、达致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各领域的政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建立适用于中国行政体制且能适应中国政府、市场与社会发展程度的、本土化的政策工具理论，将为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的改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生长点和切入点。
评审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工具的研究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开始流行。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工具特质和类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标准和影响因素、政策工具对政策运作和政策成效的影响、政策工具绩效评估等相关主题。这一研究在本世纪初才逐步被国内学者所重视，并将国外关于政策工具研究的成果逐步介绍到国内来。当前研究大多局限于对西方公共政策工具的梳理，并根据我国实际进行改进上，实证化与系统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本文在评介政策工具总体研究状况、研究内容与理论价值的基础上，阐释了政策工具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与发展方向。文章主要有以下三点值得肯定之处：一是利用电子期刊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把握总体研究状况；二是在对文献挖掘的基础上阐释研究主题与应用领域以超越文献列举的缺陷；三是国内外文献兼顾、理论评介与发展方向兼论以增强对推进国内研究的借鉴意义。
评审专家：朱春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收稿日期：2010-01-07
① 参见陈振明、薛澜《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② 参见陈振明《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的改进》，《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
③ 参见陈振明、薛澜《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④ 参见陈振明等《政府工具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⑤ 参见［加］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7－269页。
⑥ ［荷］H·A·德·布鲁金、H·A·M·霍芬：《研究政策工具的传统方法》，载［美］盖伊·彼得斯、冯·尼斯潘主编《公共政策工具》，顾建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⑦ Governance的影响因子为1.349，在“ISI Journal Citation:Reports(2005)”选定的25种公共管理类期刊中排名第二；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的影响因子为1.321，在“Thomson Reuters 2007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选定的27种公共管理类期刊中排名第三；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影响因子为0.92，在“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2007)”选定的27种公共管理类期刊中排名第七。
⑧ 陈振明、薛澜《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⑨ 参见Pierre Lascoumes and Patrick Le Gales,“Introduction: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through Its Instruments:From the Nature of Instruments to the Sociology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ation”,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Administration,and Institutions,Vol.20,No.1,January 2007,pp.1－21。
⑩ 参见陈振明《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的改进》，《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在［美］B.盖伊·彼得斯和S.H.林德尔发表于《政策趋势》（Policy Current）1992年第2期上的《政策工具研究：四个思想学派》一文中，将其研究路径分为：工具论、过程论、备用论和构造论，与此具有相似之处。
(11) 参见L.M.Salamon,The Tools of Government:A Guide,to the New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2) 参见S.Linder,and B.Guy Peters,“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Policy Current,1992,Vol.2,No.2。
(13) 参见Anne L.Schneider and Helen Ingram,“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Journal of Politics,Vol.52,No.2(May,1990),pp.513－522。
(14) 参见［加］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7－269页。
(15) 参见E.S.Savas,Privatization and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16) 参见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7－269页。
(17) 参见B.Guy Peters,“The Politics of Tool Choice”,in Lester M.Salamon(ed.),The Tools of Government: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553－559。
(18) 参见Lester M.Salamon(ed.),The Tools of Government: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9) 参见陈振明《政府工具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 转引自吕志奎《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5期。
(21) 参见赫蕊莉《财政政策工具特性分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2) 参见王继权、汤斌《论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和制度体系》，《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3期。
(23)(25) 参见［瑞典］托马斯·思德纳《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1、102－104、331－333页。
(24) 参见劳可夫、刘思华《工业污染公共处理作为新环境政策工具的初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7年第1期。
(26) 参见Joe Dewbre and Cameron Short,“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 for Agriculture Support:Consequences for Trade,Fam Income and Competitiveness”,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50,2002(50),pp.443－464。
(27) 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农业政策回顾与评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28) 参见王春福《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学术交流》2008年第2期。
(29) 参见许昆鹏、黄祖辉、贾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市场机制分析及政策启示》，《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
(30) 参见锦秀文《‘就业订单式培训’解困两头》，《中国社会保障》2003年第8期；黄红华：《统筹城乡就业中的政策工具》，《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2期。
(31) 参见陈振明《加强对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的研究》，《东南学术》2007年第2期。
(32) 参见曾军荣《政策工具选择与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3期。
(33) 参见张璋《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与创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张及启示》，《新视野》2001年第5期。
(34) 参见毛寿龙、李文钊《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研究》，[EB/OL]:http://unpan1.un.org/intradoc/group s/public/documents/APCITY/UNPAN017701.pdf From http://cpp.dufe.edu.cn/upfile/14_2003-11-19-10-41-34.doc.
(35) 参见张成福《论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选择》，[EB/OL]:http://www.grchina.com/p rivacy/rucmpa/zcf- 1.htm.
(36) 参见陈振明《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改进：论作为公共管理学新分支的政府工具研究的兴起、主题和意义》，《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
(37) 参见顾建光《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意义、基础与层面》，《公共管理学报》2006年第4期。
(38) 参见陈振明、和经纬《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
(39) 参见如刘洪《政策工具的评价与选择》，厦门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吕志奎《政策执行中的工具选择》，厦门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徐程《政府工具与政府：从工具视角看当代政府改革》，2006年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0) 参见顾建光《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意义、基础与层面》，《公共管理学报》2006年第4期；陈振明《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改进：论作为公共管理学新分支的政府工具研究的兴起、主题和意义》，《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陈振明、薛澜《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和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41) 参见黄红华《统筹城乡就业中的政策工具：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