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福笔下的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笛福是一位对中国极不友好的英国作家。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自1935年陈受颐在《南开学刊》上发表“Daniel Defoe:China's Severe Critic”(《丹尼尔·笛福：中国的严厉批评者》)一文对笛福的中国观展开研究以来，鲜有学者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①国外的情况大同小异。史景迁将笛福对中国的态度归结为他的“想象与现实脱节”和“英国至上”的心理作用，②而罗伯特·马利认为笛福对中国的态度是英国寻找现代自我中的梦魇，③斯塔尔则将笛福对中国的态度归结于对中国政府、经济和宗教三个方面的不满。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笛福的文本和他的个人经历出发，分析他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宗教和科技的态度，揭示笛福逢华必反的中国观源于他的个人经历和对英国自身政治、社会发展的关怀。
舆论中的中国
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有意开辟中国航线，但都无果而终，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国家则在前往中国传教的事业上捷足先登，并不断地向欧洲传回有关中国的报道。查理二世复辟后，带回了法国的品位，也带回了对最新的旅行文学和地理文学的兴趣。在这种背景之下，早先由于局势动荡而不太为人所关注的中国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的瓷器、丝织品、绘画、茶叶、园艺以及其他具有中国风格的商品成为了上层消费的宠儿，也为寻常百姓所知晓。
欧洲对中国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有多方面的原因：科技上，中国的成就如弹药、枪支和印刷术等领先于欧洲；经济上，中国是亚洲贸易的中心，国家繁荣富庶；文化上，尊重传统，倡导古典文化，推行德政，崇尚儒家思想，人们知书达理；政治上，奉行王权、实行等级制的政治制度，政治稳定。了解中国的渠道也趋于多样化，有耶稣会士的书信集⑤、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外交使节的公报以及旅行者的回忆录⑥等等。笛福对上述文献大多比较熟悉，⑦并在其作品中直接提及了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李明。⑧
时逢英国的古今之争，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笛福和沙夫茨伯里等挺今派认为，英国若要在全球贸易中脱颖而出，融入全球流通，就必须对这个中国加以否定。威廉·坦普尔爵士等挺古派则更看重中国古代美德，认为她为兴起的英国商业社会树立了一个政局稳定的榜样。⑨在《论英雄的美德》一文中，坦普尔花了整整一章篇幅来谈他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他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是世袭专制的，但是，“该国的卓越秩序不胜枚举，仿佛只有达到理性与智慧极致的人才能构想出来，远非我们在世上的其他政府所能企及”。他还指出，孔子的儒家学说“概括起来就是一套伦理学说，或者说是所有美德的精髓，无论是个人层面的，还是经济、民生或者政治层面的，成为了人们生活体制和行为举止、他们的家庭以及政府的行为准则，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最后者［政府］”。他们的政府“是一个绝对王权的政府，除了皇帝的谕令和指示之外，没有其他的法律；而且它也是世袭制的，直接传给下一代”，但这并不是说，皇帝可以按照个人喜好任意行事，他必须通过他的谋臣，而谋臣的选择是根据他们的“能力、学识和道德操守的力量或者表现”。⑩坦普尔对中国的评价在当时并不鲜见。随着中国典籍诸如《论语》、《大学》和《中庸》的翻译和流传，“对中国人智慧的称颂几乎是无处不在”(11)。坦普尔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赞美一部分旨在从其他的文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以供当代人学习借鉴；一部分是因为他为政失意，不满查理二世与议会之间不断的争斗，希望借助于中国的专制制度表明神圣王权的实践是可以取得非凡成就的。(12)
耶稣会士的介绍对于英国人了解中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明是耶稣会士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事报道》中，他对中国的城市建筑、历史、文字、道德、思想、宗教以及政府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中国的万里长城是超越古人的“奇妙的工程”；中国的历史，“甚至拉丁文《圣经》为我们划分的时间，对于验证他们的年表也是不够长”；孔子亲力亲为宣扬他的主张，“所到之处效果斐然”；“航海是表现中国人机敏灵巧的另一例证”；中国的政府是“至善至美的政治经典之作”；中国的宗教是“偶像崇拜”等等。(13)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耶稣会的中国传教活动受到了法国国王的资助，因此传教士们在他们的报道中盛赞了中国的君主专制，“以康熙的荣耀来映衬法国‘太阳王’的光辉，以中国集权君主制的成果来证明法国集权君主制的英明”，以此来讨法王的欢心；另一方面，大多数传教士“是在［中国的］皇恩沐浴下寄身宫廷，他们希望通过获取皇帝本人的好感来迅速劝化中国”(14)。
笛福的中国经济观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说，“通过反复将一只普通的瓦罐置于读者的关注之中，笛福让我们看到了遥远的荒岛和人类灵魂的深处”(15)。在《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在到达荒岛之前就对pot(罐)表现出了特殊的关注。鲁滨孙与佐立一起从奴隶主那里逃跑出来，在海岸边向当地土著人要水的时候，两个女人“抬来了一个由泥土做成的大器皿，我想是在阳光下烧制而成的”(16)。不久，他和佐立被葡萄牙船长救起，船长将属于鲁滨孙的物品列出了一个清单，里面专门提及了“甚至将我的三个瓦罐也列入了清单”(17)。
鲁滨孙对陶器的关注与笛福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1689年，笛福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砖瓦厂。他们生产的波形瓦和S形瓦既经济又美观，市场主要瞄准威廉三世治下的不从国教者，很受欢迎。(18)不幸的是，当时也是进口中国瓷器(porcelain)和商品盛行的时期。中国风，如瓷器、茶叶、壁纸、花园、印花布和绘画等，风靡整个欧洲，深受贵族的青睐。笛福对此非常不满，担心王室风尚蔓延到民间，“使民众对我们的行业不满，毁了我们的产业和穷人，所以议会应当在不同的时候制定两部法案，限制直到禁止使用它们”。针对中国的瓷器，笛福接着写道：
女王引进了用陶瓷器(China－ware)来装点房子的习惯或者口味，［这一做法］到了一个奇怪的程度，橱柜上、书桌上和每个壁炉上的陶瓷(China)都堆到了天花板上，甚至在她们需要的地方，还单独有架子来陈列她们的陶瓷器，到最后它都成为了累赘，甚至对她们的家庭和房产都形成了危害。(19)
需要指出的是，在笛福的这段引文和该作品中，一直没有使用瓷器(porcelain)一词。不仅如此，整部《鲁滨孙漂流记》也从未直接提及过porcelain，《鲁滨孙再漂流》中仅提到过两次，《鲁滨孙沉思录》中又提过一次。身处中国瓷器盛行的时代，当时对如何区别和制作不同的陶瓷有许多实证性和想象性的研究，(20)作为砖瓦厂业主，笛福不可能不知道porcelain和earthenware或者chinaware之间的区别。鲁滨孙在荒岛上对earthenware制作的描写一方面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瓷器(porcelain)，另一方面又否认瓷器的存在。就像刘禾所说，中国的瓷器像幽灵一样“萦绕在笛福写作的边缘，与作者的手纠缠不休，试图剥脱它所有的意义”(21)，表明了笛福对中国瓷器的抵制和憎恨的态度。
到了《鲁滨孙再漂流》中，他的憎恨变成了诋毁。鲁滨孙在北京看了令他不快的人和事之后，葡萄牙向导推荐他看看“这个国家最稀罕的物什”(22)：
最后他告诉我那是一位绅士用中国材料建筑的住房。咦，我说，难道他们的建筑材料不是产自本国，并且都是中国材料吗？不不，他说，用你们英国的叫法，我指的是一整幢全部由陶瓷器(China Ware)建造的房子，或者用我国的说法，叫瓷(Porcellain)。……
这么一说，我感到很好奇，的确想去看看，等到它的旁边，发现它不过如此：它就是一个木板房，或者用我们英国的说法，是一个用木板条和泥灰造的房子，不过它的涂层的确是陶器(China Ware)，也就是说，它的表面涂上了制作陶器的土。
……他们告诉我，在花园里有喷泉和鱼池，底部和侧面铺的都是同样的瓦(tile)；几条道路两侧的精美塑像也完全是由瓷器土(Porcellain Earth)整个烧制而成的。
既然这是中国的怪癖之一，那么就应当允许他们在这方面出类拔萃，不过，我深信，他们在对此的描述上是更胜一筹的……(Farther:180－181)
笛福在这里不仅诋毁了中国的瓷器(porcelain)，故意混淆瓦器(tile)、陶器(chinaware和earthenware)和瓷器之间的区别，甚至还生发出对中国的蔑视，将中国在瓷器方面的成就看做是中国的“怪癖”，说中国对瓷器的描述都是夸大其词的，在程度上比瓷器的成就“更胜一筹”。作为商人的笛福，在让鲁滨孙看了这座房子之后，还不忘揶揄说，这次参观害他被领队罚款三个先令，大有很不值得的味道。
值得注意的是，鲁滨孙进入了花园，却没有对花园的造型、布局和风格发表任何评论。这是鲁滨孙第二次提及中国花园，前一次是他在中国乡绅家中看到花园，当时，鲁滨孙也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在笛福生活的年代，中国花园在英国激起的讨论广泛深入，关注度远远超过中国瓷器。出自威廉·坦普尔的sharawadgi一词被用来形容中国花园的人为的不规则自然风景，该词的词源至今仍未确定。笛福曾经是个砖瓦厂的厂主，中国瓷器跟他的个人利益关系密切，他自然会多一些关注，而花园对于笛福而言，更像是无关紧要的风花雪月，不值一提。
到了《鲁滨孙沉思录》，笛福似乎对将中国的瓷器成就说成是“出类拔萃”的“怪癖”心有不甘，于是全盘否定了中国瓷艺：“他们的聪明高度表现在他们的瓷器或者陶瓷制品上，一句话，那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制造陶瓷的出色土质，那是他们独有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制作技艺；如果我们有同样的黏土，我们很快就会像制作其他东西一样超越他们。”(Serious:142)多年之后，笛福还意犹未尽，将这个观点在《发明改进史》中又重复了一遍：“他们的陶瓷也无法模仿，但那是因为缺少这种材料，而不是没有进行操作的技术或知识。”(23)
笛福对中国瓷器的态度只是他对中国经济态度的一个缩影。他将中国在茶叶、丝绸、漆器、棉花、印花布和中草药等方面的领先地位都归功于中国特有的材质，与中国人的生产技艺无关。这些产品在中英贸易中的经济地位与瓷器大致相同，都是中英贸易的重要内容。从笛福的另外两部小说《辛格尔顿船长》和《新环球航行记》中也可窥见一斑。无论是辛格尔顿船长还是“我”，只要到菲律宾南海一带活动，只要是与中国人有关，无论是抢劫还是交易，都离不开陶瓷、丝绸和茶叶等。这些来自中国的产品都不是生活必需品，却挤占了相关产业的国内市场。借助《新环球航行记》的叙述者“我”，笛福阐明了对上述商品的态度：“我们……通过输出金条来进行的，换回来的是……对我们制造业有害的东西。……有陶瓷、咖啡、茶叶、日本工艺品、绘画、扇子和屏风等。”(24)正是因为国民对“印度和中国的那些微不足道、傻里傻气的废物”趋之若鹜，而不使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才令英国的支柱产业遭到毁坏，普通民众的工作机会被剥夺。(25)以笛福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危害的担忧来反观，不难发现笛福对瓷器生产技艺和品质的诋毁只不过是贸易挫败下的情绪宣泄，与瓷器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其实质仍然是经济问题。
在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上，笛福还指出了英国当时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对自由贸易的抵制态度。早期的中国报道者通常将注意力放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以及风土人情上，英国商人则更关注中国的贸易问题，他们普遍有一种信念：自由的贸易是社会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商品和资金的自由流通是贸易的生命线。笛福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
在贸易的起源中有一种神圣性……遵循自然的秩序，贸易不仅在使人的生活更加方便上有必要，而且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互通有无上必不可少……必须向诸君指出的是，如果一个明智的统治者首先没有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话，那只能说这个政府不适合贸易，没有能力展开世界贸易。(26)
这不是笛福在贸易问题上的临时发言。终其一生，笛福都在反复论述自由贸易的重要性。(27)早先报道中的繁荣昌盛让英国商人很自然地认为中国是一个贸易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所见到的却是一个抵制自由贸易的社会，与英国的自由贸易格格不入。英国的优势产业如羊毛等很难出口到中国，这就导致了英国人在与中国交易的时候，只能支付真金白银。对于英国新兴的市场经济来说，中国产品如瓷器和茶叶无疑是“一头吸血鬼”(28)，违反了笛福所主张的贸易普世性和神圣性。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对外贸易视为对外帮蛮夷的“慈善行为”，将“对外贸易限定在广东的一个港口，并且附加了普遍被欧洲人看做是对自由贸易具有强制性、羞辱性和敌对性的规定”(29)。英国商人自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停滞僵化的社会，与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滨孙刚流落到中国的时候，首先出现在他脑海的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回家，但“我们现在站在中国的海岸上；在孟加拉的时候，因为有钱，我还有许多条回家的路可选……如今，我被迫来到了一个离家更隔万水千山的地方，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回家的希望”(Farther:172)。在贸易上，中国是一个不如孟加拉的国家。笛福将贸易视为生命，“贸易在英国是生命的循环，是我们所有国内贸易的存在方式”(30)，贸易受阻对于鲁滨孙而言就相当于自己的生命血液流通不畅。来到南京，鲁滨孙感叹道：“与我们的航海、我们的商船队以及我们强大的海军相比，停靠着几条帆船和舢板的码头算得上什么？我们伦敦一个城市的贸易都比他们庞大帝国的一半还多。”(Farther:173)在笛福看来，中国的贸易条件在国家层面上，与贸易立国的英国相比，相去甚远。
另外，笛福像其他18世纪贸易倡导者一样，认为贸易“是我们称为法律、自由和财产的基础……是世界的真正基石”(31)。如果贸易停滞，“穷人将会吃光富人：土地无法供养大多数人；以贸易发家并正在逐渐渗透的富有邻居就会雇佣并款待你们所有的年轻人……把他们武装起来，回来征服你们”(32)。这表明，在缺乏贸易的情况下，现代人又回到了无知野蛮的状态。鲁滨孙认为中国人“生活悲惨”，连“美洲野人都不如”(Farther:175)，一方面是笛福在宣泄他的憎恨情绪，另一方面也是缺乏贸易的必然结果。而民众的悲惨生活本身也阻碍着贸易的进行。在《英国的商业计划》中，笛福对中国的劳工状况进行了直接的描述，“所有制造这些精美作品的人，生活极度悲惨，他们的劳动毫无价值可言，他们的工资谈起来让我们心寒，他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想起来不寒而栗”，在这种情形之下，笛福提出质问：“谁是消费我们英国产品的驱动力呢？”(33)由于中国的民众缺乏应有的消费能力，与英国的贸易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在北京，他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他描绘北京人“极度傲慢，其程度只有他们的贫穷才能与之相提并论”(Farther:175)。这句貌似对生活德行的描述实际上更多传递的是笛福对中国人的贸易态度的评价。“傲慢往往与极度的无知联手抵制和平贸易，呼吁一个古老的社会”，而“一个国家的贫穷从何而来呢？很显然是由于缺乏贸易，没有别的原因”。在笛福看来，“贸易驱动了进步的轮子；因为从商业出现开始到现在，一个国家的兴衰是与贸易起落同步的”。(34)傲慢、贫穷、贸易和落后彼此相连，互为因果。
当然，笛福在这里所关心不是中国的兴衰与否，而是他自己的祖国。恰恰是因为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贸易的闭塞，导致了英国的商品无法自由进入中国市场，使英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损失惨重。这是他无法接受而要抨击的。大约50年后，亚当·斯密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是重农经济，社会意识抵制对外贸易，觉得商人很可悲，因此，“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35)。同时，与欧洲不同，中国内部幅员辽阔，国内市场比整个欧洲各国的国内市场加起来还要大，中国对外贸的需求没有英国和欧洲那么强烈。笛福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诋毁，并不是因为中国经济本身有什么过错，而是因为英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业国家，要想确立自我身份，就必须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否定。
笛福的中国政治观
从笛福的贸易理论来看，中国贸易的闭塞不仅违反了上帝的安排，而且也反映了政府的无能。这似乎与笛福早期在《联合机：或，来自月球的杂事回忆录。由〈地道的英国人〉的作者译自月语》(下文缩写为《联合机》)中“盛赞”中国的政治相互抵牾。例如，在政府管理方面，中国有如下原则：“所有的人民都应当知道管理他们的法律条款”(36)，这样一来，尽管皇帝是专制的，享有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但是，因为没有愚民，所以历史上也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君主的暴政和民众的反叛。按照“自然权利高于现世权力”(Consolidator:33)的原则，皇帝天生就具有统治民众的权力，如此绵延，“历经2000多位皇帝，35到36个朝代”(Consolidator:33)。在此笛福的论调与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和坦普尔的中国看法几乎“如出一辙”。
笛福对中国的此番“溢美之词”迷惑了不少读者，其中就包括法国的笛福专家多丁和美国学者史景迁。(37)但是，对于创作过《论君权神授》的笛福而言，世袭专制的政府几乎就是一个梦魇，他更不可能为耶稣会士和坦普尔等人的中国乌托邦摇旗呐喊。笛福对于君权神授和消极服从的态度在其12卷长诗《论君权神授》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38)该诗对于费尔默等人所提倡的父权制和君权神授思想的批驳充满了讽刺，其实是与《联合机》中的态度相一致的。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笛福明显反讽地说：
我们博学的作者们早就驳斥了这种原则，证明国王和皇帝天生就是头戴皇冠，他们的臣民天生就是背负枷锁的。罗伯特·费尔默爵士……等对消极服从和君权神授这些大有裨益的信条都进行过精辟的论述，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阐发这一点，以免他们会感觉自己卓越的论文受到了乌合之众的玷污。(Consolidator:33－34)专制对于笛福而言，无论是英国的还是中国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对于所谓的“历经2000多位皇帝，35到36个朝代”，笛福在《论君权神授》中给出了明确的态度。在论述不存在绵延不断的王权，因此也就不存在君权神授的第九卷中，笛福指出：“中国长期延续的［王朝］既无法核实，也不可信；即便如此，她最近也消亡了，如今，大鞑靼王朝通过征服统治了这个王国。”(Jure:275)
中国的官员制度和官员在英国和传教士的报道中被广为称道，而透过鲁滨孙，笛福呈现的中国官员却是另外一幅景象。在北京与一个地方官员同行时，鲁滨孙发现沿途民众对官员毕恭毕敬，而这些民众“有时是让这帮人搞穷的，因为他们所到之处都要当地的民众来为他们和随从提供补给……这对他［官员］大有好处，因为地方上免费提供所有的补给，他则对我们逐项收费”(Farther:175)。笛福笔下的中国官员与李明和坦普尔所描述的有天壤之别，因此《联合机》中所说的不仅不是笛福的真心话，而且还是针对李明和坦普尔等人的反讽。笛福所说的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是由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他们的政府是由绝对暴政构成，这是世界上统治民众最简单的方式，人们被教唆得言听计从，从不思考……据说统治民众所需采取的原则就是，如果你命令他们上吊，他们也只会哼两声，然后马上就屈从了……官员说什么都是法律……官员在许多案件中自己说了算……他们断案所依据的不过是风俗、口头传统或者当时的想法，而且是当场执行，根本没有时间或者空间细想案件的正义性。(Serious:140－141)在一个官员可以恣意妄为、草菅人命的专制社会中，民众毫无自由可言，贸易也是无从谈起的。贸易兴盛的基础之一是“自由，用以保障和保全财产，没有这一点，商业就没有安全可言”(General:136－137)。笛福对政府的批评也少不了经济的意味。
笛福对中国社会的关注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对中国的社会底层和普通民众给予了较多的笔墨。《联合机》一开始就说中国乃富饶礼仪之邦，俄国的彼得大帝因为与中国展开了全新和长久的贸易，不仅使国家富裕，而且行为举止也得到教化，变得彬彬有礼。(39)但这不过是套话，在《鲁滨孙再漂流》中，鲁滨孙评论俄国和中国的时候说，如果不是因为俄中两国相距遥远，如果不是因为俄国皇帝粗鲁、无能，不善统治那帮奴隶，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俄国进攻瑞典失利，俄国沙皇可以轻而易举地一战拿下中国，成为中国的皇帝，(40)因为中国的军事能力在笛福的心目中是这样的：
一支德国的穿甲骑兵，或者法国骑兵就能打败全中国的骑兵；他们的百万步兵也抵挡不住我们一支久经沙场的步兵……哪怕是20比1的情况下；不是我吹牛，30000德国或者英国步兵，和10000法国骑兵，就可以将中国全军打得一败涂地；……没有一座中国城池能够在欧洲军队的进攻和炮击下支撑一个月。(Farther:173－174)
《联合机》的叙述者告诉我们，俄国之所以可以从与中国的交往中获益，是因为“如今，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中国人是一个古老、睿智、文雅和最聪明的民族”(Consolidator:30)。这里的所有人应该不是虚指，而是指当时对中国赞赏有加的人，如耶稣会士和坦普尔等。与这里暗言讥讽的一句空话不同，《鲁滨孙再漂流》中鲁滨孙以亲身经历告诉了读者中国人的德行：
这些人傲慢无礼，主要是些叫花子和苦力；他们的显摆让人无以言表，主要炫耀他们的衣裳和建筑，还有跟随的大量仆人和奴隶，极其滑稽可笑，他们除了自己之外，目空一切。(Farther:176)这哪里有什么文雅、睿智和聪明可言。在鲁滨孙(笛福)看来，中国人生活悲惨(即使是生活在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们缺乏教养，看上去活像是一群显摆的乞丐。如果说这些只是让鲁滨孙感到讨厌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乡绅的行为就让鲁滨孙感到恶心了：
他［乡绅］骑马的样子完全就是一个堂·吉诃德，既浮夸又穷酸。……他的马又瘦又瘪，一瘸一拐，一副没有吃饱的样子……他带了一二十个仆人跟我们一起。……他让两名女奴端上肉来；还有另外两位，一位用勺子喂这位乡绅，另外一位一只手拿着盘子，另一只手擦拭掉在老爷胡须和丝质围巾上的残渣。……这个大肥猪认为亲手去做类似的事情有损他的体面。(Farther:176－177)中国人的傲慢和无知在这里被描述到了极致，明显带有漫画式的夸张成分。
在形容中国人的傲慢的时候，笛福使用了“beggarly pride”(乞丐般的傲慢，Farther:176)一词，这种搭配结构很容易让人想起他在《论君权神授》中所使用的“kingly slave or slavish king”(“皇帝般的奴隶”或“奴隶般的皇帝”，Jure:75)。在诗中，笛福指出，如果一个人有暴君的倾向，那么，在他没有成为国王的时候，他就很傲慢，一旦成为了国王，他也会像奴隶一样生活。两者异质同构。同样，乡绅的beggarly pride和proud beggar(傲慢的乞丐)也是一样的。正是这种消极懒惰和毫无基础的傲慢让他们只能忍受政府的专制，做消极的奴隶。这样的民众只配有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只配“统治这样的民众”(Farther:174)。两者互为因果。
笛福在《论君权神授》中指出，人如果受到了压迫，就应该起来反抗：
人若受压迫，只要有时机，
自然而然地就该抵制；
不必说三道四，这是正义，
是必须，是强烈要求所致；
否则，他们就违抗了理智，
就是对天条律令的叛逆；
那些服从者必定受保佑，
这就是上天的最高要求……(Jure:266－267)这种反抗是受到上帝保佑的，并非是不正义的。如果民众一味忍气吞声，只能是民众消极懒惰，受到了专制思想所宣扬的消极服从和不抵抗思想的影响，其实质仍然是君权神授。笛福本人在面对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时候，不愿意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发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因为这篇文章，笛福在新门监狱中被关押了五个月，连续三天被戴上枷锁示众。这次经历让他创作出了著名的诗歌《枷锁颂》。中国民众的忍气吞声，消极懒惰，甚至不如英国的暴民。笛福的另一首诗歌《暴民颂》指出暴民可能会做出一些非理智的行为，造成一些无政府的状态，但是，他们会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和被压迫的时候，选择反抗；而中国的民众不敢反抗，只是唯唯诺诺，只会消极忍受。对待这样的民众，笛福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民众既是专制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专制政府产生的原因。他看不起这样的民众与他抨击专制政府是一致的。
笛福不是在为中国操心，而是有他自己的考虑。中国的专制除了使英国无法自由贸易，造成贸易逆差之外，李明等耶稣会士和坦普尔等人盛赞中国政治也令笛福担忧。他要剥离笼罩在中国上面的政治光环，捍卫他本人来之不易的自由。他深深明白，在崇尚中国的外衣下面，隐藏着他所憎恨的政治意图：为法国君主专制张目和为英国的王权专制招魂。
笛福的中国宗教观
在笛福的那个年代，政治和宗教密不可分。1671年坦普尔发表了《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主张政府起源于“父权”，“在性质上却与儒家学说十分接近”(41)。对于这样一种形成绝对王权的儒家思想，笛福进行抨击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种指导思想不过是些道德结论的胡言乱语；是由一些既没有连贯性、也少有理性可言的词汇拼凑在一起的胡言乱语，构成了政体、道德和迷信的基础，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元素。它还算不上一个像样的异教，因为在我看来，那些美洲的印第安异教徒的仪式也比中国的更有章可循。(Serious:138)(42)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唱赞歌，无非就是想让英国重新回到君权神授的绝对王权体制中去。这是为自由贸易和反对专制王权奋斗一生的笛福绝不愿意看到的。
笛福在对中国宗教进行批评的时候，混淆了儒家思想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区别，认为儒家思想也是偶像崇拜，并且将对后者的批评也转移到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上来。在抨击儒家思想为胡言乱语之后，笛福接着说，“他们屈膝在偶像崇拜的泥坑和污物中；他们的偶像是些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物，不是任何生物的形象，更不是德行、贞洁或者文献记载的形象，而是他们的神父们自己发明的恐怖的形状”(Serious:138)。
在偶像崇拜的问题上，鲁滨孙或者说笛福的抨击运用了一连串形容词最高级(43)，这种情绪宣泄与笛福个人经历紧密相关。偶像崇拜很容易联想到天主教，让他想到曾经遭受的宗教迫害。身为一名不从国教者，笛福经历了一系列针对不从国教者的法案。这些法案使不从国教者成为了“一帮濒临绝望的人群。他们受到严酷法律的困扰，屈服于那些恃强凌弱和告密者的淫威，听任所有对他们有个人恩怨的人的摆布”(44)。笛福回顾当年的宗教迫害与歧视时说：
唯恐有朝一日天主教徒来了，就不让使用这本《圣经》，诚实却又胆小怕事的人拼命抄写《圣经》，这样还可以在小范围内保留。这样的人有多少啊？我当时还小，不过是个孩子，却像匹马一样抄完全部《摩西五经》，那时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但是我还是愿意不辞风险，干完余下的工作。(45)
知道笛福的个人经历也就不难理解笛福不仅憎恨在中国的偶像崇拜，而且也对中国之外的偶像崇拜恨之入骨。鲁滨孙在他的俄国行程中，看到当地人的偶像崇拜，也是火冒三丈，并想方设法地采用强盗的方式半夜偷袭，捆绑了当地人，当着他们的面，将这些偶像付之一炬而后快。(46)
笛福将中国的偶像崇拜定义为魔鬼崇拜，并把这一点称为“魔鬼制造者”(Serious:241)。在中国传教之所以难以取得成功，是因为魔鬼在耶稣来到中国之前已经征服了中国。中国是撒旦最大的“杰作”(47)，中国人因此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基督教。
笛福对传教士的艰辛给予了认可，但是，却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认为耶稣会士的做法是将“耶稣基督与孔子融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与罗马的偶像崇拜能够结成同盟，携手并进，并最终成为好朋友”。在这一点上，耶稣会士的智慧“让在中国的魔鬼相形见绌”，这个杰作“让撒旦吓得目瞪口呆”：
耶稣会士们和魔鬼形成了一个宗教的大杂烩，由天主教会和异教组成，使后者比刚被发现的时候更糟糕，将基督的信仰与孔夫子的哲学或者道德学说捆绑在一起，并正儿八经地用宗教这个名字来给它们洗礼；……因此，这种传教本身就是魔鬼的行径，魔鬼有兴趣将这种基督教植根于中国。(48)
耶稣会士在传教中屈就了中国专制政府的利益，放弃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其实质是为专制政府唱赞歌。由于耶稣会士将儒家学说植入了所谓的基督教，也就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造成英国人相信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是一脉相承的，从而导致儒家思想在英国的传播。
在坦普尔等人和耶稣会士对儒家思想的赞歌中，笛福看到了专制的影子；中国的偶像崇拜又让他回想起年幼时对天主教的痛苦回忆。对他来说，儒家思想和天主教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为专制政府服务的。
笛福的中国科技观
中国的科技也是当时有关中国的报道和古今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与那些的溢美之词针锋相对的是，笛福逢华必反。在《鲁滨孙再漂流》中，他借鲁滨孙之口说：
与同样的欧洲事物相比，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宏大以及他们的航海、商业和农牧业都是不足的，有待提高的；同样，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才学，和科学方面的技能也是一样的；他们有地球仪和天体运行图以及一点点数学知识；但是，你如果去把他们的知识了解个究竟的话，你会发现，即使是他们最明智的学生也是多么的鼠目寸光！他们对天体的运行一无所知；他们的无知简直到了一个荒诞的地步：每当日食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是一条巨大的龙攻击了它，把它咬走了；他们在全国各地疯狂地敲锣打鼓，希望将这个怪兽吓走，就像我们把蜜蜂赶回蜂箱一样。(Farther:174)笛福将迷信与科技混为一谈，认为中国所谓的科技与小丑的技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中国的万里长城是备受传教士和挺古派关注的中国科技成就，笛福的鲁滨孙却对此嗤之以鼻，称这只能用来抵挡鞑靼人，对英国人和英国部队没有太大的作用。他认为，英国的工程师带上两个连的工程兵，可以在十天之内要么将它炸垮，让大队人马进入，要么把它连地基一起，全部炸得灰飞烟灭。万里长城不过是“庞大的无用之物”(Farther:183)而已。
这个论调与他在《联合机》中对中国的“赞不绝口”有天壤之别。坦普尔说，如果没有指南针，现代人在航海方面的成就是难以取得的，而指南针是“早就存在的”(Miscellanea:48)。笛福在《联合机》中对此回应说：“在弹药、印刷术以及磁铁和指南针的使用上，这些我们认为是现代发明的东西，不仅不是什么发明，而是早就离他们所取得的完美技艺相差十万八千里，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Consolidator:30)这些发明的确让西方人难以置信，笛福本人在其早期的《计划论》中就否定了弹药是中国人的发明这一说法，他认为弹药的发明，“全世界要完全归功于那些特定的年代［创世记］”(49)。到了《鲁滨孙沉思录》，论调改成了中国人“极有可能是在欧洲人的指导下，才学会制作弹药枪支的”(Serious:141)。至于将印刷术归功于中国人的名下，他在1726年写的《发明改进史》和《论文字》中分别进行了驳斥，指出“我根本就不相信”(General:170)，那“是虚构的，实在是荒谬至极”(General:237)。笛福之所以要在《联合机》中那么说，无非就是想借中国讽刺一下坦普尔等挺古派罢了。
《论文字》不仅否认了印刷术源自中国的说法，而且还从根本上否认了文字起源于中国的可能性。由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不少传教士和学者认为中国文字是最早的文字，在传教中具有优越性。(50)约翰·韦伯在《论中国语言为人类原始语言》中指出，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没有变化，也没有参与巴比伦塔的建筑，所以中国文字是最早的文字，坦普尔也接受这一说法。(51)笛福对此的回应不无讽刺：
在书写技艺上，我看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在我们能力所及的地方，没有哪个地方会如此嚣张，他们声称不仅对文字的知识拥有发明权，而且还对印刷术拥有发明权。他们声称自己的王权延续了7000年，而世界是在11000年前才被创造出来的。
这些人妄称早就知晓字母，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书面文字；……我们有十足的把握说……他们对那种古老性的妄称不过是无稽之谈，荒谬至极，同样，他们对于文字的妄称也是如此。(General:236－237)《论文字》流露出了笛福对上帝的敬畏。在他看来，文字是一件庄严神圣的东西，不可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只能是出自上帝之手，“是上帝的作为，他是唯一的源泉”(General:238)，并且给出了上帝造字的具体年号，即，在公元前2415年，“上帝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写作者”(General:270)。笛福在创作《论文字》的时候，或许并不是针对中国，但是，在当时有关中国文字的起源以及探讨中国文字在传教上的优越性的背景下，笛福的这番话也不能说是无的放矢。
《联合机》的叙述者对中国人的航行技术只能用难以置信来加以表述，并表示要向欧洲人说明这一点，没有365卷的篇幅是不行的。他说，在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来临之前，中国的皇帝已经自掏腰包建造了100000艘船，配备了120天的生活用品，在600英尺深的水里丝毫无损。待到洪水退去，他们只需打开舱门，恢复原来的生活。为此，他们的历史没有因为大洪水而中断。(52)这又“暗合”了坦普尔的观点。坦普尔之所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是因为她的文明没有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因为受到革命、战争、灾难以及大洪水的破坏而中断，不像其他国家在遭受灾害之后又重新开始。(53)但《联合机》论述的夸张反讽清晰可见。笛福对于中国航海技术的真实看法表现在《鲁滨孙沉思录》中，其中虽承认中国航海技术与邻国相比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却与英国无法同日而语：
与我们的航行技术相比，他们算得上什么？他们去过哪些地方？又是如何操作他们的那些又小又笨拙的三栀船和舢板的？他们如何能够穿越宽阔的印度洋、美洲洋、或者大西洋？在海上的都是些什么船只、什么水手、又是些什么可怜、可笑和愚蠢的操作！……
至于造船，他们又算得上什么？在建造雄伟战舰的光辉技艺方面，他们又能做什么？我深信，一百年之内，中国人不可能造出一艘像“皇权”(英国历史上的名船——作者注)那样的船来；不可能，即使她停泊在他们面前，让他们依葫芦画瓢他们也做不到。(Serious:142)
前文提到，笛福笔下的鲁滨孙认为中国是一个贸易闭塞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笛福将他的主人公换成辛格尔顿船长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使南中国海成为了海盗船长的乐园，中国商人成为了他们喜爱的猎物，“我们雇佣了一些该国的船只，都是快艇，去打探马尼拉的情况和中国小舢板什么时候起航，并给我们回话。得到情报后，我们把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出发三天后，我们就追上了不下11艘……”(54)笛福这里并没有直接论及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但是，从中国船只给辛格尔顿留下的印象以及中国船只被快速追赶上的结果来看，中国在作为外贸基础设施的航海技术上是难以让笛福看上眼的。
按照笛福在《英国的商业计划》中的贸易逻辑，一个贫穷的国家必定是一个缺乏贸易的国家，一个缺乏贸易的国家必定是一个航海落后的国家，一个航海落后的国家必定也是一个造船不发达的国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科技与经济紧密相连，笛福的中国科技观和中国经济观是一致的。
到了18世纪，整个英国已经开始剥离17世纪笼罩在中国周围的光环，对儒家思想的赞誉也开始在形而上学和神学思想的评判中成为了幻影。中国文明的古老性反而成为了中国缺乏进步的口实。(55)在笛福之前，塞缪尔·帕切斯、罗伯特·伯顿和威廉·沃顿等都对中国持不同程度的批评态度，但是这些批评都没有像笛福这样激烈，更没有“谩骂”。(56)
笛福在经济、政治和宗教上的个人经历使他产生了全面诋毁中国的态度，并将诋毁情绪延伸到了中国的科技领域。在笛福对中国的整个描述中，事实并不重要，中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幌子，通过对中国的诋毁，笛福驳斥了坦普尔和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报道，宣泄了他的个人情绪，表达了他对专制政府和宗教迫害的恐惧和憎恶、对经济自由被剥夺的担忧，同时也达到了帮助确立英国自我身份的目的。
注释：
①See Ch'en Shou-Yi,"Daniel Defoe:China's Severe Critic",in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vol.8.3(October 1935),pp.513-550；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范存忠《中国文化在房启时期的英国》，译林出版社，2010年；Qian Zhongshu,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
②详见史景迁《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阮叔梅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8、103页。
③See Robert Markley,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1600-17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80.
④See G.A.Starr,"Defoe and China",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vol.43,Summer(2010),pp.435-454.
⑤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8)、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1625)、卫匡国的《鞑靼战记》(1654)、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55)、安文思的《中国新史》(1689)、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1697)和多明我·闵明我的《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1704)等等(汉译名采用国内中译本的名字，括号中所附注的是该书在英国面市的时间)。
⑥如理查德·海鲁特(Richard Hakluyt)的《英国主要航海、旅行、游记和发现志》(1600)、塞缪尔·帕切斯(Samuel Purchas)的《帕切斯游记》(1613)、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编撰的《旅行游记集》(1704)等。
⑦See G.A.Start,ed.,"Explanatory Notes",in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by Daniel Defoe,London,Picketing & Chatto,2008,p.346; Takau Shimada,"Possible Sources for 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i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vol.37,no.146(May,1986),pp.211-216.
⑧See Daniel Defoe,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p.143.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⑨See Robert Batchelor,"Concealing the Bounds:Imagining the British Nation through China",in Felicity A.Nussbaum,ed.,The Global Eighteenth Centur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pp.80-81.
⑩See William Temple,Miscellanea(The Second Part),The Third Edition,London:Printed for Ri.Simpson,at the Three Trouts,and Ra.Simpson at the Harp in St.Paul's-Church-Tard,1692,pp.180-193.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Fan Cunzhong,"The Beginning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in Waiguoyu,6(1982),p.7.
(12)See Eun Kyung Min,"China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ms",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vol.45.2(2004),p.120.
(13)详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郭强、龙云、李伟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
(14)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第185页。
(15)Qtd.in Lydia H.Liu,"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in Critical Inquiry,vol.25,Summer(1999),p.728.
(16)Daniel Defoe,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8,p.80.
(17)Daniel Defoe,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p.81.
(18)See Paula R.Backscheider,Daniel Defoe:His Lif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64.
(19)Daniel Defoe,A 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Volume I,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1,p.200.
(20)See Lydia H.Liu,"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p.733.
(21)Lydia H.Liu,"Robinson Crusoe's Earthenware Pot",p.733.
(22)Daniel Defoe,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8,p.180.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3)Daniel Defoe,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and An Essay upon Literature,London:Picketing & Chatto,2001,p.170.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4)Daniel Defoe,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London:Picketing & Chatto,2009,pp.130-131.
(25)See Daniel Defoe,A Brief Deduction of the Original,Prowess,and Immense Greatness of the British Woollen Manufacture,London:Printed.1727.p.51.
(26)Daniel Defoe,Review,vol.9,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11,p.211.
(27)参见笛福的An Essay on the South-Sea Trade(1712),A Brief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African Trade(1713),The Trade to India Critically and Calmly Consider'd(1720),Brief Observations on Trade and Manufactures(1721),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1728)以及笛福在他办的杂志《评论》(Review)上发表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收录在Pickering & Chatto出版公司近十年来出版的笛福作品集中。
(28)David Porter,"A Peculiar but Uninteresting Nation:China and the Discourse of Commerc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33(2000),p.184.
(29)See David Porter,"A Peculiar but Uninteresting Nation",pp.184-188.
(30)Daniel Defoe,Review,vol.6,p.221.
(31)Daniel Defoe,Review,vol.4,p.548.
(32)Daniel Defoe,Review,vol.8,p.89.
(33)See Daniel Defoe,"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nce",in John McVeagh,ed.,Trade,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0,p.159.
(34)See Daniel Defoe,"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nce",pp.129-136.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46页。
(36)Daniel Defoe,The Consolidator(1705) Memoirs of Count Tariff,&c.(1713) The Quarrel of the School-Boys at Athens(1717),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3,p.33.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7)See Paul Dottin,Danial De Foe et ses romans,Paris and London: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24,p.341；史景迁《大汗之国》，第86页。
(38)See Daniel Defoe,Jure Divino,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3.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9)See Daniel Defoe,The Consolidator(1705) Memoirs of Count Tariff,&c.(1713) The Quarrel of the School-Boys at Athens(1717),p.30.
(40)See Daniel Defoe,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p.174.
(41)转引自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5页。
(42)据陈受颐和Takau Shimada的考证，笛福这种评论是参照了William Wotton的Reflections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London,1694,p.145(See Ch'en Shou-Yi,"Daniel Defoe:China's Severe Critic"; Takau Shimada,"Possible Sources for 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Starr则把笛福的思想渊源追溯到"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in John Churchill,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4 vols,London,1704,vol.1和St.Evremond,Oeuvres Meslees,2 vols,London,1705(See C.A.Starr,"Explanatory Notes",pp.346-347)。
(43)如“他们的崇拜是最粗鲁的，他们的崇拜对象是最粗鄙的、最没有人性的”(Serious:138)。
(44)James Sutherland,Daniel Defoe:A Critical Stud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1.
(45)Daniel Defoe,Review,vol.2,p.814.
(46)See Daniel Defoe,The Farther Adventure of Robinson Crusoe,pp.190-197.
(47)Daniel Defoe,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London:Pickring & Chatto,2005,p.39.
(48)See Daniel Defoe,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pp.39-40.
(49)Daniel Defoe,"An Essay upon Projects",in W.R.Owens,ed.,Social Reform,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0,p.41.
(50)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安文思《中国新史》，何高济译，大象出版社，2004年；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第112－180页；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华书局，2009年；Chen Shouyi,"John Webb:A Forgotten Pag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Sinology in Europe",i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1935-1936),pp.295-330。
(51)See William Temple,Miscellanea,p.178.
(52)See Daniel Defoe,The Consolidator(1705) Memoirs of Count Tariff,&c.(1713) The Quarrel of the School-Boys at Athens(1717),p.31.
(53)See William Temple,Miscellanea,pp.34-35.
(54)See Daniel Defoe,The Life,Adventures,and Pyracies of the Famous Captain Singleton,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8,p.165.
(55)See Qian Zhongshu,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p.130.
(56)详见史景迁《大汗之国》，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