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及其内在矛盾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文,重视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S-1569（2003）06-0029-04
（一）
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经济运行的主体，以及财产分配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应当是公有资本。因为，如同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8页。）公有资本，作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公有制经济的载体，表明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成长的实际进程来看，公有资本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对于这种作用，江泽民同志早在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就用给予明确的肯定，他说：“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另，引文中的黑体字为引者所加，特此说明。）
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伟大创新一样，社会主义公有资本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伟大创新。然而，从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兴起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战略任务的角度来看，正确地认识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既需要伟大的实践创新，也需要伟大的理论创新。这是因为，公有资本所内含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主体与其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
（二）
探索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内含的矛盾，创新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既要正视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的理论高度，同时也要正视公有资本所内含的资本与公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
首先，《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资本作为私有制经济的产物，它不是单纯的“物”，也不是单纯的货币价值，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经济制度，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具体地说，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资本作为一种剥夺社会劳动和社会财富的大私有制，它“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页。）；从市场关系与资本关系结合的实际情况来看，以贯彻“自由、平等、所有权”（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原则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活动，一旦与资本发生联系，其内在因素的辩证发展，就会不可避免地使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于是，“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4页。）从资本发育过程来看，资本的成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不管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现代积累，都是以资本积聚或集中的形式占有社会财富，资本已经积累起来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673页。）从历史形态来看，资本积累的前提，是在社会范围上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而资本积累的实质，则是把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作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惟一条件；（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页。）资本积累的社会后果，必定是一边是财富一边是贫困的两极积累；（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3-744页。）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则时是资本集中的内在规律必定导致资本外壳的自我爆炸或资本关系的自我扬弃。（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4页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5页。）
第二，从人类经济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公有制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私有经济产生的温床，（注：这里的公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归氏族公社公共占有、劳动成果按氏族公社的生产和生活实际需要分配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人类的社会生产力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私有经济则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不仅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还是相互联系的。）但是，无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还是在理论分析体系中，它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二十世纪发展的对立物。不管今天如何评价，但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东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把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独有的特征，而把资本看作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本质。在国际社会中，公有制表征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体系，代表的是曾经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抗衡了近一个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公有制代表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这面旗帜，代表历史上走过的路：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血战到底、争取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历史表明只有这条道路能够救中国：这面旗帜，代表今天和明天中国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才能使中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总之，在中国，公有制经济所代表的既是支撑劳动者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是支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制度根基。于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解决一对彼此之间似乎并不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兼容的可能性的矛盾，即资本与公有经济这一对范畴。（注：对于资本与公有制之间矛盾的不可兼容性，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表达得更为直白。这可以从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途方面所作出的评价得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改革最终只能有两种前途：或者走彻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回头路；而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只是一种幻想。作者在《论资本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北京：经济科学社，2002年版）一书中，已经实际上已经彻底批判了这种理论判断的在认识论以及在实践中的重大缺陷；同时在作者在较为详尽地指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构在一起、进而同资本结构在一起，为什么既需要实践创新，也需要理论创新，更需要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的创新，以及如何进行这些创新。）
第三，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角度考察公有资本，如何解决资本与现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也是个大问题。我国的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困境实质是公有制经济的困境。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组织方式、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的实现形式，从1998年起，它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当时，国企改革的目标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一通过资本运营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注：实践证明，这种资本运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资本的经营，而主要是通过企业产权资本的重组或兼并而进行的资本运营，因此，这种资本运营所带来经济效益并不十分显著。）二是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实，这样两个目标本身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我国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所经受的磨难。其实，实践已经证明，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解决公有资本产权人格化的归属问题，如何按照资本经营的规则解决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管理者的作用及其经济利益问题，如何解决公有资本在融资、投资、管理、运营和获取收益的全过程中、所遇到的效率低下、效益低下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要集结到公有制经济与资本之间的所谓不可兼容性上。而我们应当承认，如果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很难说我们实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现了“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起忧”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7页。）
第四，从公有资本在全球化经济和一体化市场运行中将要遇到的问题来看，公有制经济与资本的内在矛盾不解决，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与狼共舞”中战胜对手。因为加入WTO后，公有资本运作的环境不仅是国内市场而且是国际市场。在国内国际逐渐统一的市场环境中遇到的竞争对手，不仅是国内的各种非公有经济性质的资本，而且是成熟老道的国际资本。这些国际资本每一次增殖、每一次成长，都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些国际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带给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也都是附带着极为苛刻的条件。虽然这些国际资本，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日益强大，另一方面也由于国际社会的制约，它们也有趋于文明的倾向；但是从结果的角度来看，这种文明发展比暴力剥夺所造成的两极积累更为迅速也更为严重。我们必须看到，所谓一体化的市场模式，其实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安排为中枢的配置全球资源的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之间相互降低关税、取消管制，开放包括电讯、金融、证券、保险等在内的市场。这种市场环境绝不是公有制经济与资本简单相加就可以对付的。
第五，从我国公有资本自身的产业基础来看，它与国际资本相比，除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一定的优势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例如在劳动力素质、生产技术的装备、拥有的资源、特别在资本运作的经验和管理上都处于整体劣势。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我国公有资本与国际资本按同一市场规则竞争，其艰难险阻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市场竞争的规则，就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资本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市场不相信眼泪，它要消灭的就是弱者！市场更不在意旗帜，它臣服的只是资本！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公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对于发展中的我国社会主义来说，首先是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而后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六，从解决公有资本内在矛盾的角度上来看，在实践上，国有企业的公有财产转化为公有资本这一步并不太难；难的是对公有资本的性质、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判断和实践后果上。例如，我国公有资本的性质到底是由公有经济决定的还是由资本决定的？如何判定及其量化我国工人阶级在公有资本原始积累和现实积累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占有形式？如何阐释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公有资本最终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成为与国际资本竞争的“金箍棒”进而成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定海神针”吗？如果能，那么这种效能是由资本带来的还是由公有经济带来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不能，公有资本发展的前景是什么？是公有经济的流失或瓦解、还是沦落为国际资本大亨的“小跟班”？
（三）
揭示上述我国社会主义公有资本所内含的这些深刻矛盾，探索公有资本的内在结构及其本质，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任务。因为在既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下，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的实际运行不能以物质形态的国有资产为主体，而只能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况且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经济运行中，我国的公有资本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形式已经或正在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在理论上还没有科学地揭示出公有资本区别于股份资本、合作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以及把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形式——国有资产——彻底全部转化为公有资本的政策依据。对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中的矛盾，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一样早就有所忧虑。
江泽民同志早在1999年就语重心长地说：“要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积极探索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允许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国外有些人就以为中国要搞私有化了。而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正确地认识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注：参见江泽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9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第1版。）今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去做。比如，……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等。”（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26页-27页。）
如何解决解决这些矛盾？胡锦涛同志已经为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总的途径。他说：“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1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26页-27页。）
笔者作为一个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和他所探索我国公有资本本质的理论工作者，深切地感到胡锦涛同志的意见实在中肯之极致。在笔者看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新之后，亟待创新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换句话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全面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目标，就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上有所突破。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标志性著作是《资本论》。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公开发表至今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只要我们变化一种认识问题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资本论》所论的资本以及生产方式，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中，依然是世界商品经济大潮的主宰、一体化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主体、全球交换经济中普照一切的光，发达国家的资本增殖依然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发达为条件。不仅如此，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然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评价大相径庭，但是《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科学分析，至今仍然是耸立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理论界的“珠穆朗玛峰”；而且应当承认，即使是在今天，任何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人，或者说任何一个打算理论资本的人，都不能无视或忽视《资本论》的海拔高度。还应当特别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把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把一个特殊形态的社会结构作为承载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载体的著作，惟有《资本论》；因此，《资本论》真正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那能够穿透时空的与时俱进性。实际上，资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结构中，既是一个剖析和描述社会生产方式性质、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经济学理论，又是一个揭示和阐述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或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还是一个展示和再现认识主体——马克思是如何去认识以及如何去参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理论。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直接可以借助的理论平台。笔者呼吁理论界同仁一定要重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研究，一定要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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