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方式与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体制论文,目标论文,方式论文,大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经济建设是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报告提出：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作兴国之要，当作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报告也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和纲领性的阐述。
一、经济发展目标
十七大报告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从总体上看，就是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包括经济总量增长、经济体制建设、科技进步和经济协调发展等。
在经济总量增长目标方面，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856美元。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那么到时候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每年只需要增长7.5％。实际上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6000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约为2000美元，这样，每年只要增长3.9％就可以达到目标。如果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那么这个增长率还要降低。因此，十七大报告提出这一经济总量增长目标，是可行的，也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当然，这里仅仅是考虑人均指标，即没有考虑因为人口增长因素而引起GDP总量的变化问题。
关于经济总量目标，我们有必要对下列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理解：一是如何理解GDP这一概念。GDP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的指标能够替代它来进行宏观经济活动分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逊说过：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正因为如此，我国才继续将GDP的快速增长作为奋斗的目标。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比较模糊的认识，就是在反对盲目崇拜GDP的同时，不敢正视GDP。其实，GDP不仅要看总量，更要看构成，包括三次产业的构成、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现代服务业的比例、公共服务领域贡献的比例等。如果比例科学合理，GDP肯定是量越大越好。
二是GDP翻两番与人均GDP翻两番的区别。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目标是GDP翻两番，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是人均GDP翻两番。虽然这两种提法从根本上说反映的都是一个总量问题，因为人均GDP乘以人口数就是GDP总量，但这两种提法是有重要区别的。如果按照GDP翻两番的要求，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404亿元，到2020年翻两番就是357616亿元；而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09407亿元，每年只需要增长3.9％，就可以达到目标。如果按照人均GDP翻两番，再来计算GDP总量，结果就不一样。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 (1998)预测，中国到2020年人口为14.54亿。我国人口发展规划认为，到2020年我国人口规模控制在14.5亿以内。①按照2000年人均GDP 7078元推算，2020年人均则是28300元，则到2020年，GDP总量应该是人均数与人口总量的乘积，即411482亿元。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09407亿元，按照翻两番的目标，每年需要增长4.9％，年均增长率要多一个百分点。②
因此，从GDP翻两番变为人均GDP翻两番，一是考虑了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小康；二是在目标前面增加了降低消耗、保护环境这样的要求，是一个实现难度更大的小康。从这个角度看，人均GDP翻两番将会为今后五年的人民生活带来更为显著、更为全面的变化。
十七大报告不仅提出了经济发展总量目标，同时，在经济体制建设目标方面，提出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在科技进步目标方面，提出自主创新能力要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大幅上升，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经济协调发展目标方面，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三大拉动力要相互协调，三次产业发展要相互协调，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发展要相互协调。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未来经济的发展，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总量的增长，还要求制度的完善、结构的优化、科技的进步以及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协调。这样一个系统的经济发展目标，从本质上就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二、经济发展方式
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目标，需要我们彻底放弃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实行集约型的发展方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众所周知，以往我国都是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么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底有什么含义与意义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在传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中，一般是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C.P.)和赫里克(Herrick,B.)在谈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曾说过：“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的变革。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同时还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经济发展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投入分布的改变。”他们还指出：正如人类的身体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与体重，而强调发展则注重于机能——素质协调的改变。③具体来看，经济增长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一般用GDP(GNP)或其人均值来量度；而经济发展除经济增长外，还包含经济结构的优化、社会结构的演进、环境的治理和改善、社会福利的增进和贫富差别的缩小等。因此，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但也可能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甚至正增长而负发展的情况。
20世纪拉美国家就是有增长没有发展，最后导致了“拉美现象”出现。“拉美现象”有以下一些特征：第一，经济增长没有可持续性。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拉美国家保持了较高增长率，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就居于低增长的行列(见表1)。第二，失业率居高不下。20世纪80年代拉美平均失业率为6％左右；到90年代末达到8.7％；进入21世纪失业率平均高达9.6％，而在经济危机严重的阿根廷，2002年的失业率更高达22％。第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发展不起来，贫困人口的比例居高不下，社会动荡不安。“拉美现象”就是一个有增长但无发展的现代化，是一个只有少数人能过上幸福日子而多数人不能过上幸福日子的现代化。④
“拉美现象”是前车之鉴。我国如果不转变发展观念，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有重走“拉美现象”之路的可能。就广东而言，广东主要是靠大力引进外资和大规模发展加工贸易实现经济腾飞的，这是符合广东实际的正确的战略选择。但是，如果在经济腾飞之后，广东不及时实行产业的升级转型，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现代重化工业，而长期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状态，大部分地区主要靠发展加工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就可能仅仅只会富裕起来，但不会实现真正的发展。⑤
正因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含义上以及在相应的政策意义上有重大区别，所以，十七大报告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要的问题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国家实力的关键。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最为重要：一是要有创新的文化氛围，即要在全社会倡导创新精神，形成创新理念；二是要有创新的制度保证，也就是要给创新活动提供法律保障、政策支持、激励机制和市场环境；三是要有创新的人才基础；四是要有必要的创新资金投入。将自主创新提高到这样的战略高度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包括人力在内的大量生产要素的投入。从国际产业分工的角度看，我国的产业总体水平是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产业利润高的核心技术研发和国际市场营销等环节，基本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而我们则处于产业利润低的一般加工环节，所以，国际上有人称我们的经济是“打工经济”。倘若长此以往，必然受制于人，我们的经济安全，甚至其他方面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第二，能源供应趋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的能源需求总量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是国际性能源供应趋紧，油价不断攀高。因此，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要依靠自主创新来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从而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来降低单位产出中能源消耗比例。第三，环境容量压力方面的原因。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使我国许多区域的环境容量趋于极限。如果任其延续下去，经济发展就会走向反面，给人民带来灾难，因此，我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我们既要发达的经济水平，又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是必然的选择。第四，资源(土地、水资源、矿藏资源)紧张方面的原因。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绝不是一个资源大国。我国的可耕地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有些地区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土地。矿藏资源也比较贫乏，许多矿产品(如铁矿石)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开展自主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来化解资源紧张的经济发展制约瓶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我们的工业经济。世界各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各不相同，如美国是突出发展信息与通讯(IT)产业，日本主要是终端消费品产业，德国主要是装备制造业，英国主要是金融服务业发展最为突出，他们的突出产业都具有本国特色。中国走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主要特征是“三高两低”：“三高”是指高科技、高效益、高就业；“两低”是指低能耗、低污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充分就业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某种意义上看，人力资源丰富是我们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也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在。可问题在于，高科技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与高就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为高科技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的资金技术密集特征，意味着资本在排挤劳动力资源。一方面高科技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又是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的前提，所以我们必须走高科技之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经济发展又必须以人为本，必须走高就业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要探索高科技、高就业相结合的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不是要求全国各地不依据自身发展情况，一律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再者，通过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也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拉动力的三个转变。
第一是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超速增长。2006年，我国的投资率已经达到42.6％，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已经达到34％，应该说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增长的合理途径。持续的大规模投资极大加速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落后的基础设施，同时由于出口，又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竞争优势(见表2)。
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经济增长的途径就需要实行战略性转变，要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的扩张来拉动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这种增长，才不会因为国际贸易的摩擦而使增长受国际市场的制约，才不会引起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也只有这种增长才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也只有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如何扩张国内需求，关键的问题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需求能力和普通劳动大众的收入水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大国，只有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了，才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才能使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以及有效的需求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增长还是落后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特别是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加之就业促进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的需求能力明显不足，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明显不足，经济发展中呈现高投资率、高出口依存度、低消费率的现象。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改善民生”的社会发展战略，包括扩大就业、改革分配制度以增加居民收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加强社会管理等。扩大消费需求与改善民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改善民生就是扩大消费需求，一是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如改革分配制度、促进就业等；二是扩大公共投资，增加公共服务，这等同于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负担，改善了居民的消费预期，间接提升了居民的有效需求能力。
第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过去的近30年中，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其中主要是工业。应该说这种增长格局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根据产业演进的规律，现代国家的经济起飞都必须经历工业大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大国更是必须如此。建国以后的前30年中，我们的工业虽然有基础，但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技术状态与发达国家差距都很大，而且各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我们的工业化总体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近30年来，我国的工业发展突飞猛进，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带动力量，从表3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年份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50％，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是，如果长期不重视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继续主要依靠工业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会带来许多发展的瓶颈。例如农业基础不稳固，“三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不稳固；同时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如果长期落后于工业的发展，最终也会制约工业产业水平的升级。服务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对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是一条必然要选择的途径。此外，农业与服务业相对工业而言，是单位产出耗能较低的产业，这对于我国发展节能性产业而言，也是一种必然性选择。
第三是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过去近30年中，我国经济实现了当今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的快速发展，但在快速发展中，我们也付出了物质资源大量消耗的代价。有几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一是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二是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投资率)，1980年为34.8％，1995年为40.3％，2000年为35.3％，2005年高达42.6％，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从“六五”到“十五”，每增加1亿元GDP，我国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高投入支撑的。三是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韩国的1/7。⑥这种资源高消耗型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难以为继的。造成这种方式有多种原因，包括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低，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低，生产经营管理方法陈旧等，因此，必须通过提高产业科技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推进管理创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一套完善的保障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根本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包括多个方面的建设，如基本经济制度、宏观调控体系，也包括分配制度，甚至包括政治体制等。我们这里仅就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调控体系进行一些基本的论述。
体制机制的首要问题是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所有制的性质来判断的。历史和实践基本证明，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前在我国，衡量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各种所有制经济是否存在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制度环境。
为了完善保障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我们需要探索和推进下面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这一基本理论观点，关键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公有制经济？在实践中，我们接触过的有国家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那么，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股份制经济、国有控股制经济是不是公有制经济？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坚持认为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其意义并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认为公有制经济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是对立的。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国家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还是股份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只要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就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公有制经济的本质之一就是企业财产的使用已经社会化了，在一个股份制经济体内，资产可以从财产所有权的意义上归许多人拥有，但企业资产已经形成一个社会化的整体，任何成员都无法单独去处理这些财产，个人可以从财产关系上退出企业，但无法停止企业资产的社会化运行。⑦
其次是要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从宏观上看，要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与结构。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还是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越位”和“缺位”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才需要国有经济的介入，这也意味着市场能够自发解决的问题，国有经济就不要介入。目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许多非公共性、非战略性的领域，还有国有资产在经营；相反在许多战略性领域和公共性领域，却缺乏国有资金的开拓和引导，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对国有资产的布局和结构实行战略调整。从微观上看，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垄断性企业中引进竞争机制(如新设竞争主体、原公司整体拆分、不同环节分离等)，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等，使国有企业能够成为在市场经济中与其他企业进行平等竞争的主体。
体制机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完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包括规划、计划、产业政策等，但最核心的、最常用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配合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我国财政政策近年来也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从1998年为解决国内总需求不足转向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3年为预防出现通胀又逐步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近年来，我国通过调整出口退税、出口关税等一系列财税政策配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与此同时，2003年以来为配合财政政策，我国也进一步加强了货币信贷总量调控，今后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综合运用支出、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以及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推行的前提，是要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并与国际接轨的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金融体系。
公共财政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它是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从市场上取得收入，并将这些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充分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其涵盖的范围主要有：(1)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司法、监察等；(2)公共事业发展，包括教育、科技、农业、文化、体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救灾救济、扶贫等；(3)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交通、能源、市政建设、环保、生态等；(4)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战略产业发展、价格调节等。公共财政最大的特点是阳光财政，公共财政的收入和支出都是经过公开的预算，然后经过权力机构批准后执行，所以公共财政具有法律效应。也正因为如此，公共财政不仅具有经济社会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公共财政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效率政府、阳光政府的形成，还可以减少官僚主义，制约公共权力的腐败。为了具有参照性和对比性，我们不妨简单了解一下美国现代公共财政预算制度的建立过程。20世纪初，美国的所谓预算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后报账单：对政府某部门的拨款只是一个总数，没有开支分类；每一个政府部门自己掌控开支；一级政府并没有一份详尽而统一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和议会都无法对政府及其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结果腐败现象屡禁不绝，人们对腐败的厌恶和愤怒成为了改革的动力。预算改革者指出，预算问题是关系到民主制度的大问题，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没有预算的“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那么，什么样的预算才算是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呢？第一，政府支出事先有计划，而不是事后的报账。第二，计划的全面性，包括政府所有部门的开支。第三，计划的详尽性，要列举所有项目的开支，并对它们进行分类。第四，计划开支的理由性，以便对开支的轻重缓急加以区别。第五，计划的约束性，没有列支项目不能开销，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第六，计划的权威性，计划必须得到权力机构(议会)的批准，并接受其监督。第七，计划的透明性，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必须透明，以便民众的监督。在预算改革者的努力下，国会终于在1921年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该法决定成立直接向国会负责的审计署，以加强对公共资金的收入、支出和使用的监督审查，约束和减少行政官员滥用职权、贪污挥霍的行为。⑧
参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践，为了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我们要着重做好下列工作：一是强化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与监督。要改变目前预算的软约束性，增强预算的刚性。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审计部门、民众以及公共舆论对公共财政预算的监督，对财政支出进行绩效评估。二是努力使财权与事权相匹配。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前，中央的财权小，宏观调控能力弱，1994年后又出现了基层政府的事权大，财权小的矛盾，因此要加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三是建立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加大其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激励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结合产业政策、资源政策、环保政策、出口政策，建立起完善的产业激励机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环保补偿机制、出口激励机制等。
现代金融体制体系就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以及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多样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多样灵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现代经济的灵魂、核心和制高点。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不可能没有一个强大的现代化金融体系，而实践证明，现代金融体系也是一个比较脆弱的、风险很大的体系。今年美国次贷危机使人们看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隐藏的金融风险。一个始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区域问题，竟然迅速扩散并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债券市场遭恐慌性抛售，流动性收紧预期造成大宗商品市场商品期货价格纷纷下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因投资于美国次级债及相关衍生产品而发生了流动性问题，同时也连带拖累了这些国家的股市，日、韩、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在次级债投资方面涉足不深，但在全球投资者成“惊弓之鸟”的状态下，资本市场也出现了大幅振荡。凡此种种，都说明世界金融子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局部市场的危机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危机极容易在各国之间相互传染。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机制不完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等风险因素，都迫切需要我国金融业积极应对。因此，十七大报告要求我们建立起“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第一，要形成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的金融体系。金融领域是我国控制比较严格的领域，以往民间资本要进入金融领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民营经济服务、为中小企业服务、为农村经济服务的金融业的发展。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意味着我国今后金融体系更加开放，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民间资本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入金融市场。
第二，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直接融资是相对于间接融资而言的，直接融资是指拥有暂时闲置资金的单位(包括企业、机构和个人)与资金短缺需要补充资金的单位，相互之间直接进行协议，或者在金融市场上前者购买后者发行的有价证券，将货币资金提供给所需要补充资金的单位使用，从而完成资金融通的过程。直接融资的基本特点是，拥有暂时闲置资金的单位和需要资金的单位直接进行资金融通，不经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融资的种类有商业信用(商品赊销、分期付款、预付定金、预付货款、商业票据等)、国家信用(国库券、公债等)、消费信用(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助学贷款)、民间个人信用(民间个人之间的资金融通)。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意味着今后企业融资更加灵活多样，资本市场前景看好，个人信用可能有所发展，可以探求民间资本市场的发展问题。
第三，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是指资本的输出输入，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与资本项目相联系的是经常项目，即本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而经常发生的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项目，包括对外贸易收支、非贸易往来和无偿转让三个项目。经常项目在我国是可兑换的，而资本项目是不可以自由兑换的。中国努力控制资本项目开放的节奏，是因为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是把双刃剑。从积极意义上讲，实现资本项目不但可增加国内资本市场活力、优化配置，还可降低监管的高昂成本，但是在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健全、监管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一旦操之过急，将影响国内市场的波动，轻则加快通货膨胀，重则引发金融危机。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方向明确，要“实现”。这表示我国的金融体系将更加开放，更加与国际接轨，中国市场将可以更加灵活地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本。二是在策略上是“逐步”，不是一步到位。因为资本项目开放，事实上存在风险，所以要根据我们的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监管水平的发展程度来决定开放的程度。
第四，要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我国最终是要建立自由和开放的金融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金融体系才能与国际接轨，才能是高效的，但同时又必须保证我国的金融体系是安全的。以往发生的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危害性告诉人们，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是我国必须予以十分重视的事情。这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加快金融监管配套法规建设，全面实施依法监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颁布，标志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但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配套，许多法律条款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二是要更新监管理念，全面推行风险监管。实践证明，合规的银行仍然有风险，风险监管才是监管的根本。三是要实行有效的风险识别系统，改进风险识别手段，尽快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四是要严格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从客观上造就更多的监管者。五是要增强监管政策的透明度。监管政策从制订到颁布实施，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求政策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六是要注重将监管政策和手段与国际接轨，广泛吸收国际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经验为我所用。
注释：
①《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国办发(2006)107号]。
②本节关于GDP的计算都是按当年价。
③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④姚颂恩：《“拉美现象”的特点、成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5年第12期。
⑤1966年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克劳尔的论著《没有发展的增长》，该文论述了利比里亚为外国种植园所拥有的出口初级产品的迅速增长后指出，折中增长既没有结构上的变革(其他产业部门没有相应的增长)，也没有制度上的变革(没有将实际获得的收入合理地分配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增长的利益只为少数人所有。参见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布鲁斯.赫里克著：《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⑥翟青：《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学习时报》2004年8月2日。
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⑧高新军：《美国地方政府预算中的权力制衡》，http://www.crif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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