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我国建立新生育习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习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育习俗对人们并不陌生，它是围绕生育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抽象的与生育相关的观念和具体的与生育相关的社会行为。生育习俗在思想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在行为上左右着人们的生育结果。所以说，生育习俗与生育观念形成和强化的社会化过程密切相关。我们应该从感性上和理性上搞清和理解生育习俗，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传统的生育习俗进行扬弃。本文将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探讨我国一些具体生育习俗的外部表现和内在联系，目的在于让我们认识和理解生育习俗。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打算从生育习俗和计生工作的联系上谈一下作者自己的看法，为我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走一条新路作一次新尝试。
一、我国生育习俗的一些具体形式和本质
在生育习俗中，利用“生”的东西来象征生殖和生育，是民间的惯用手法。在哈尼族的婚礼中，新娘拜见公婆之后，新郎端来一碗落花生饭，让新娘在众位宾朋的祝贺声和新娘自己的叫“生”中吃下。河北，新婚夫妇的被子中要填塞许多红枣、花生和栗子，意味“早”“生”“子”。这种生育习俗的流行，对当地早生早育的观念有很大影响。在浙江南部的汉民族中，存在着一种更为直接的打“生”的求子形式。妇女婚后未孕便和女伴到城隍庙打生。打生者袒肩敬跑神前，女伴以细笔鞭打，以示薄惩，打生者多遍祈求诸如：“愿神赐我孩”等。在一些地区，婆婆用树枝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和场合去鞭打打生者，并边打边问“会生吗？”挨打的打生者回答：“会生；会生，马上会生”。可以说，催“生”和“打生”，除了含有家人对生育的祝福和期望之外，还或多或少地含有对生育机理的非科学的认识。由于生产发展和科学进步的限制。在我国数千年文明中，我们对生育的传统认识，停留在男人是“种子”女人是“土地”的生育农耕化以及“借瓮酿酒”的生育观上。只是在本世纪上半叶，科学才发现，对于新生命的诞生，不但男人提供“种子”——精子，女人也提供“种子”——卵子。所以说女人不能简单地按传统生育观被归类为“贫脊”或“富饶”，加以不育的责备。
有一定规模和组织的宗教活动更是求子习俗的便利形式。“抱泥孩”是旧时我们汉民族的一个主要习俗，广泛流行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求子者为赐子娘娘观音菩萨烧香叩头，献上赐子钱，取小泥胎娃娃回家，供在家里。得子后家里为泥孩披红挂绿，敲锣打鼓地把其送回庙内进行“还子”，并加倍焚香，施舍钱财。在人们缺乏对生育机理的科学认识，在人们缺乏（或不许可）孕前基因工程和孕期胎儿性别鉴定的有效的医学手段的情况下，求神拜佛也许是人们实现自己生育愿望的唯一出路和唯一可行的心理安慰。这一方面说明妇女遭受社会压力后走投无路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生育文化中求子旧习俗的严重迷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育与不育妇女的孕前漠视。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不仅要注意人们的生育结果，更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重视人们的生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抱泥孩”的这种封建迷信，在我国现今经济落后教育不发达地区，仍有生存余地。这种对生育的过分强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多生多育传统生育观念的持续追求。生育原本是一种生物过程，是生育文化通过社会结构的重复作用，才使人的生殖受到干涉，才使生育成为一种社会过程。生育习俗对传统生育观的存在和影响不容忽视。
妇女受孕是全家的一大喜事，我们至今还时常把妇女受孕叫做有喜，受孕后全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保住胎儿，怎样顺利分娩。汉族怀孕习俗有“男左女右”之说，流行全国。也就是说看孕妇起步，特别是过门槛，以何脚为先。人们传统地认为，动左脚为男胎，动右脚为女胎。在我国北方等地还有“酸碱儿，辣甜女”的生育俗谚。认为妇女怀孕时爱吃山楂、酸梅、醋、碱菜等酸碱食物的孕妇将生男孩子；吃椒、芥茉、葱蒜等辣甜食物的孕妇将生女孩子。这种说法流传已久，虽然没有科学根据，至今信者仍众。更有甚者，一些家庭强迫孕妇吃酸食和咸食，以冀生出儿子。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控制生男生女的胎儿染色体（男xy女xx）在妇女受孕时决定，不受怀孕后吃什么东西的影响。孕妇所喜欢吃的东西，是孕妇对怀孕这一生理变化的生理反映和生理机能的个体要求。这种反映和要求因人而异，差别极大，不会是俗谚式的雷同和简单化。
信奉胎神是汉族的习俗。人们认为有胎神存在。故孕妇的住房和房内部器物不可随便被人挪动。禁修门窗、房顶和墙壁及室内装饰，忌钉钉子，禁动针线，否则被认为会触犯胎神，使婴儿畸形、残废乃至胎儿流产。孕妇身体不适或不慎摔倒，也要请人写安胎符，烧给胎神，以求保住胎儿。胎教之说，早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主要在汉族内部，流行全国，传统的胎儿教育认为妇女在怀孕后的情绪、言行、视听必须遵守礼仪，给胎儿良好影响，为子女成长打下生物基础。这种学说在解放后已被否定，但近年来又老调重唱。虽然复杂胎教含有较多不科学的成份，但简单的柔和音乐对胎儿有好处的说法现已获得各界认可。许多孕期传统生育习俗，其主观愿望是好的，大多是盼望胎儿和孕妇安全健康。不过在客观行为上，很多就是封建迷信，有些还会严重影响孕妇和胎儿的健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还会或多或少地通过对胎儿及婴儿不良的生存环境和较高的婴儿死亡率的畏惧中，产生了继续生育的要求。
分娩前，家里关心的是孕妇能否顺利生育。江南一带的有些地区，在产期不到一个月时，娘家要送鸡蛋、生姜等给女儿，称为催产。不过婆家也有表示，旧时四川川西一带的汉族，视生育为不洁，在临产前买一种长方形的白纸符，贴在房门口驱鬼，以期顺利产下婴儿，称为催生符。旧时乃至现今，流行东北地区的还有“开缝”的生育习俗。临产时，接生婆把箱、柜、门窗等凡能打开的家具都开一条缝，以求胎儿顺利产出。在生育和封建迷信紧密结合的社会环境中，新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将会受制于这不易生长发育的原有社会胚胎。改变生育社会环境，有利于人们接受现代生育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
胎儿的胎衣被认为象征着生殖能力。胎衣的感染力被认为可以作用于人类。可能是接受我国传统营养观念“吃什么补什么”的影响，我们的有些地区产生了吃胎衣的习惯，也许人们期望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殖生育机能。另一方面，胎衣的感染力被认为可以作用于自然事物，补自然界的生殖力，在临沂农村中，男孩的胎衣要埋在磨房的磨盘下面，让胎衣为农作物的增殖发挥影响力；女孩的胎衣则埋在牲口栏圈中，让胎衣为家畜的兴旺发挥影响力，希望农业丰收，六畜兴旺是农业社会的最根本追求。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有些地区农民具有强烈的生殖生育崇拜，其根源也许可能是人们祖祖辈辈对农业增产和人口增长的狭隘理解。从社会整体发展上看，人口增长并不意味着农业会增产。在有限的资源可再分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已过剩的状况下，人均意识告诉我们，人口增长意味着人均所得分配的降低，这间接意味着农业会减产。
分娩后，各地的习俗最多，“坐月子”是我们汉民族生育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至今仍广泛流行于全国各地。也就是“坐月子”让产妇在分娩后调养身子，要待满月后才允许产妇出屋走动，而且在这期间产妇还忌吃冷食，忌干体力活。不过，按现代的医学和生理科学的观点，产妇生产后数小时就可喝水甚至冰水，几天后就可下床干适量的体力活。“坐月子”的期望是对妇女健康有利的，但是也含有对妇女过分限制或多重保险以期望将来可多生孩子的旧思想。
在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人，还有孕妇生产后，喝家酿黄酒的习俗，这种习俗至今仍盛，去年我们走访了几个客家地区，客家人大都在妇女怀孕时，准备了大量的这种黄酒，让产妇生育后大喝特喝。因为客家人认为这种酿酒能补身体，能补妇女生育所失胎气。虽然，我们也有幸在一些孕妇家里喝了不少这种酒，但并没有感到这种酒和普通的酒有什么不同之处。这种产后饮酒的做法也是一种生育习俗。在没有科学鉴定的情况下，我们从营养学上相信，这种让产妇大量饮酒的做法，不可能比让产妇进食适量鸡蛋、鲜鱼等高蛋白更对产妇身体有利。所以说，传统生育习俗许多是生产力低下和科学不发达时遗留下来的非科学的产物。
中国传统生育习俗是中国人种繁衍的民间信仰和民间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其中虽然有浓重的迷信色彩和愚昧落后的思维形式、思想观念，但确属民间笃信或仍然遵循着的东西。有一部分还带有真正的“经验”的性质，只不过，多数这类‘经验’的正确性并不确定。”（任骋， 206页）。这种观点直接地说明了传统生育习俗的迷信加经验的性质， 也或多或少间接地暗示了生育习俗的另一重要属性——历史变迁性，进一步说，也就是生育习俗的可塑性。
二、建立新形式的生育习俗服务计划生育国策
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被认为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在一定程度，计生工作的难就在于对传统生育观念的文化生成条件、环境和惯性的低估，难在一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过分强调对生育目的直接控制，以及对生育环境的间接影响重视不够。
生育习俗不能说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决定传统文化的是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意识。不过，把生育习俗认为是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生育观念的养育环境是不过分的。因为通过众多生育习俗构成的养育环境的社会化，人们加深了对传统生育观的留恋，人们甚至为此而加剧了对传统生育观念的追求。所以说，在计划生育不易展开的农村，改变一些陈旧的生育习俗对我国计划生育国策是有很大帮助的。
从策略上讲，以建立新的生育习俗来代替原有的旧的不适应计划生育国策的旧生育习俗，会比单纯的“砸四旧”，“破迷信”，销毁旧势力的方式更有效。在现阶段，我们有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不易展开。虽然这和农民如养儿防老一些具体问题的没有妥善解决有很大关系。但我们在认清客观现实并在大力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我们应该在主观上找我们宣传工作的差距，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进行曲线式计划生育工作。
人的生育意识，在个人意义上，是伴随个人生命而出现和消失的，但是作为社会生育意识却不然。它不仅内容广泛而且世代相传，延续发展。传统生育习俗是人们转交和传递社会生育意识的一根纽带，它为传统生育观的持续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这种社会学意义上讲，改变和建立新的生育习俗及生育环境，同抓好计生工作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的计生工作者，应该开阔自己的视野，不但要注意和改变传统生育观念，也要注意和改变传递这种生育观念的生育习俗和社会生育环境。
前年和去年作者在宁夏、河北和广东的农村考察中发现，一些地区（如广东大浦百侯）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一些地区则搞得差。工作成绩的好坏和这些地区宣传工作的形式与内容有很大关系。在计划生育搞得好的地区，计生宣传是以喜闻乐见、生动活泼，容易被农民接受的广播故事，板报插图，印发画片广告，散发婚育通俗读物等形式出现的。往往那种旧的宣传形式诸如单纯的人口政策灌输和讲科学大道理不易被群众接受。特别是在新旧经济体制更替之时，粗线条强制性的宣传形式更难让群众接受。举例说，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很容易被当地农民接受。这是因为杨柳青年画画出了有当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线条和色泽。如果在杨柳青年画中插入一些计划生育宣传（诸如一对夫妇伴一个女孩），那么这种计划生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会给人们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能期望有较明显的计划生育宣传效果。这对解决天津一些地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反常生育现象会有帮助。总之，现行的计生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的结合，是值得在今后研究和探讨的一个大课题。
一些地区，在群众没有理解计生政策的情况下，让群众不自愿地接受了生育指标，这将会造成党群关系的紧张。改造旧宣传形式，进行细致的接近现实生活的计生宣传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国家应设专奖，奖励类似优秀文艺文学作品，奖励那些优秀宣传计划生育的表演家和文化艺术乡村活动团体。总之，现行的计生政策和现实生活的完善结合，也是值得在今后研究和探讨的一大课题。
新的生育习俗应成为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新形式。进行新形势下的生育习俗的思想革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可能的。这场生育习俗革命的物质前提就是我国社会经济在近年的高速发展，是我国在城市化、教育发展和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多方位探讨和实践中已取得的宝贵经验。虽然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的转变是人口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已被众多的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所证实，不过，生育观念转变的快慢和我们所能接受的人口规模的大小有紧密联系。按我国现有国情，我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有耐心去等待生育观念的自然社会进化，我们必须用新的宣传形式去加速生育观念的变化。所以说生育习俗思想革命除了是一个可行的尝试之外，还是人口发展的必须。
我国的许多生育习俗不仅关系到传统生育观念，还关系到妇女和胎儿的健康。一些国家计划生育发展状况告诉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在时间上将会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控制目标的完成，而从对出生数目的关注转到对出生婴儿质量和母子健康的关注，从对国家集体利益的关注到对个人生殖健康的关注。为了计划生育工作今后的发展，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完善，从现在起认清生育习俗对生育健康的影响不仅符合现有的计生政策，而且还会为未来计生工作的方向和计生队伍的未来转向安置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不仅应是维护国家民众集体利益的公仆，还应逐步成为保护个人在社会中生殖健康和福利民主权益的公仆。从发展的角度讲。我国生育习俗的改变应和计划生育公仆意识的变迁相结合。
生育习俗是人们行为的一种传统规范，它产生于旧的社会背景之中，生存于特有的社会环境之下，而它的变化却滞后于社会背景的变化。这种“时间的滞后性”和“空间特异性”的时空交叉定位，构成了中国生育习俗的基本形态。生育习俗一方面较多地保留了各民族的传统特色，使民族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保留了旧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生育习俗已在数千年历史的洗刷下已成为国民巨大的情感渴望和精神寄托。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约束和传统观念有悖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适合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纵观我国生育习俗，可以说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在继承祖国传统生育文化精华的同时，对诸如封建迷信和男尊女卑的观念应大力剔除。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妇女在生育习俗和观念上，没有得到公正平等的对待，新生育习俗应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努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从提高妇女地位的角度讲，我们要移风易俗，讲科学民主破封建迷信，认清国情，合理地批判和继承我国的生育习俗。同时也要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文化思想）和计生育宣传结合起来，把计生宣传融于现实生活之中，建立新的生育习俗，这符合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也符合计生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建立新的生育习俗应是近期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尝试，也是本文对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值得关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