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之释义的补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文《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在第一部分中， 对于乐府诗中“行”之一体的本义作了一点简单的推测。主要是根据“行”的字义，以及汉乐府“行”诗的结构特点，认为“行”为步趋，有急促频数，一再反复之意。“行”诗在萌生时也初步具备了语意复叠、节奏分明的基本特征。由于所见不广，这一解释尚有含糊不清之处，有待进一步补正和阐发。
最近读到日本学界老前辈清水茂先生在1984年《日本中国学会报》上发表的《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很受启发。这里拟联系清水先生的观点对“行”的本义再作一些探索，期待同行专家教正。
清水先生在论文中指出，萧统《文选》卷二十七乐府上、古辞《饮马长城窟行》李善注说：“音义曰：行，曲也。”所谓“音义”，当指《汉书音义》。《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中“为鼓一再行”句，颜师古注曰：“行，谓曲引也。古乐府之长歌行，短歌行，此其义也。”这一句写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宴上应临邛令王吉的要求为之鼓琴。按颜注，“一再行”就是“一二曲”。清水先生认为：“但是，‘再’为表示二度的副词，而不是名词前的数词，如果这里用作数词，就应该说‘两’，即作‘一两行’才对……司马贞《史记索引》对此却有别解：乐府长歌行，短歌行，行者曲也。此言‘鼓一再行’，谓一两曲。司马贞为唐开元时人，从时代来看，应是承袭初唐颜师古的注。但释‘一再行’为‘一两曲’，说明他意识到在‘曲’这一名词前，不能用副词‘再’，这样，‘一再行’的‘行’，就势必要作动词解……可是，‘为鼓一再行’一语，前面有‘鼓’这一动词，已有演奏音乐的意思，‘行’就成了多余的表现。在语言现象中，多余的表现是常有的，这并无大碍。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确证‘行’一定是音乐用语。就是说，也可以把它作为普通的进行、行动之类动词来看。于是这个‘一再行’的‘行’，是否相当于后来的‘长歌行’、‘短歌行’的‘行’，也就留下了疑问。”这一质疑是很有见地的。清水先生联系中国，1955年发现的“行钟”与“歌钟”，根据李纯一《关于歌钟、行钟及蔡侯编钟》一文中对“行钟”的说明，提出：“按歌钟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完整的音阶，就被题名作歌，或者不作特别命名。与之相对，用于旅行的音乐，即依行钟简单的大音程跳跃的音阶演奏的乐曲，因而具有旅行音乐的意味。而被题名作‘行’，或即使乐曲并非用于旅行，但‘行’的名称照样保留了下来。”他还推测这种三音阶的乐曲虽然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在乐府产生的初期，三音阶旋律就有可能以某种形式保存下来。”以上看法是很有启发性的。“歌”和“行”作为曲来解，其本义应溯源到公元前5世纪的“歌钟”和“行钟”， 这一推测有相当大的可信性（注：原文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10月。后收入作者《中国诗文论薮》创文社1989年2月。本文引文据蔡毅先生译文。）。
“行”和“歌”在汉乐府中的区别，也可以由以上观点得到解释，即可能是音阶不同的乐曲的差别。不过，“行”一定收入乐府，“歌”不一定收入乐府。此外汉魏乐府中的“行”不少是分解分章的曲辞。“歌”则没有这个特点，均为抒情短歌。行诗又绝大多数是在相和歌辞的平、清、瑟三调中。这样看来，“行”原为三音程音阶的进行乐曲的意义到汉代可能已有所变化。《司马相如传》中“为鼓一再行”的“行”，如按琴曲解，三音程音阶的琴曲就未免太单调。如按“进行”解，又确如清水先生所说，是多余的动词。但是如果联系汉魏乐府中不少行诗分章分解的特点来看，“行”按颜师古注释为长歌行、短歌行的“行”，是可以讲通的。“再”是表现二度的副词，解为一两支固然不妥，但如释为一两遍，就合乎“再”字的本义，重复一遍，可称为“再”。行诗分解，通常为四解。四解应是乐曲奏四遍。因此如果释为相如鼓琴演奏了“行”曲中的一两遍，与上下文义也切合。“行”曲的重叠反复不仅从歌辞的分解分章可以见出，还可以联系魏晋大曲的特点来考察。沈约《宋书·乐志》在清商三调（即平、清、瑟调）下列大曲十六，除二曲外，其余全部是“行”：1.东门行；2.折杨柳行；3.艳歌罗敷行；4.西门行；5.折杨柳行；6.煌煌京洛行；7.艳歌阿尝（一曰飞鹘行）；8.步出夏门行；9.艳歌何尝行；10.野田黄雀行；11.满歌行；12.步出夏门行（一曰陇西行）；13.櫂歌行；14.雁门太守行；15.白头吟；16.明月。这些大曲除了艳、趋、乱以外，又各有数解。 如“艳歌罗敷行”注曰“三解”；“艳歌阿尝”四解；“艳歌何尝行”五解等等。“大曲”一名，始见于蔡邕《女训》：“琴曲，小曲五终则止，大曲三终则止。”（注：原文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10月。后收入作者《中国诗文论薮》创文社1989年2月。 本文引文据蔡毅先生译文。）所谓“终”就是一遍终了，小曲五终，指琴弹五遍；大曲三终，指琴弹三遍。现存唐代曲谱中仍有“重头”、“重尾”等字样，也是指重复遍数。司马相如所奏之“行”是否大曲，无法判断，但此曲有一两遍，又称为“行”，那么可能在西汉时，已有反复数遍的“行”曲。春秋时的“行钟”既是三音阶的简单音阶，不可能只奏一遍，必定要为配合行进而多遍重复。这种重复正如“行”字之本义原为“趋走”，即步伐反复交替一样，与三音程的大音阶跳跃节奏是合拍的。所以“行钟”之曲，应已具有多遍重复的特点。由魏晋大曲和行诗的密切关系可以窥见，“行”诗的基本特征即重叠反复，因而适合于大曲的多遍演奏。那么“行钟”所奏之行曲又如何变成汉代的行曲？因没有资料根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行”之名称从春秋之“行钟”保留到汉乐府，很可能与这种形式的重复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