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化：一种新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略论文,都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9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06)04-0007-06
当今世界，城市化无疑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教授把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城市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1]。为了迎接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好准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历程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世界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又是如何？面对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脆弱的独特国情，我们怎样借鉴别人成功的城市化经验，寻找一条现实可行的城市化道路？严肃地回答这些问题，将对我们推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解决各种困扰我们的矛盾，最终顺利地渡过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
1 城市化模式和战略之辩
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争论，重点是围绕着我国城市的发展方针展开的，而城市发展方针之争又主要在城市规模上，由此形成的“小城镇论”或“大城市论”的观点交锋，长期以来前者占据上风。近年来情况稍有改变，并派生出“中等城市论”甚至“大中小城市论”等[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城市采取严格控制，甚至“下放”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的办法来维持城乡“二元结构”，以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受此惯性的影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城市的发展还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如1978年全国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便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作为国家的城市建设方针。此后，关于小城镇的研究掀起了热潮，其中以费孝通先生的“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论”最为著名[3]。199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规划法》确定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大城市论”者直指发展小城镇规模效益差、污染环境，大城市具有远大于小城镇的规模效益[4]。一些理性的学者则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市组成并提出“多元化”的城市化方针[5]。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软着陆，使得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品过剩的“买方市场”时代。中国政府的对策是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同时中国的城市化政策也面临大变局，即由“控制”转向“发展”。这以后，虽然“小城镇论”仍有市场，但对大城市的发展控制开始出现松动。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将城镇化提升为与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同的国家战略，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
也就是说，直到21世纪到来的时候，我国对城市的发展方针和战略中开始不见“控制”二字了。在城市化方针和战略上，也从发展小城镇转向各种规模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对中国艰难而曲折的城市化进程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2 都市圈化：由来及其界定
在各种城市化模式的论争中，主张发展都市圈的观点独树一帜。1990年，高汝熹最早提出了中国的圈域经济概念，数年以后，高汝熹等系统地论述了城市圈域经济发展理论[6]。辜胜阻在其“二元城镇化战略”中，结合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分析，提出“城镇圈带”思想[7]。周一星提出了“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简称MIR)[8]。姚士谋等用“城市群”来表述类似于“都市圈”或“大都市带”的概念[9]。顾朝林通过对中国城镇体系的研究，提出了以城市为中心的九大城市经济区域的设想[10]。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以王建为组长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产生很大影响的九大都市圈构想[11]。周干峙用系统工程学的观点来认识城市及其区域，他用“高城市化和高密度的城市地区”概念来表述都市圈[12]。石忆邵提出，从多核心城市发展到以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必然趋势[13]。周牧之认为，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真正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上是大城市、大城市圈、大城市群，中国需要选择以大城市圈、大城市群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14]。吴良镛认为，从城镇密集程度、人地规模和发展速度看，中国三大城市密集地区可能都超过了世界上的一些先期发展的高城市化地区，中国沿海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化实践日益显现其世界魅力[15]。
都市圈的概念最早要追溯到法国地理学家戈德曼(Jean Gottmann)。1957年戈德曼根据对美国东北海岸地区的考察，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都市圈理论”[16]。戈德曼指出，在美国东北海岸这一巨大的城市化区域内，支配空间经济形式的已不再是单一的大城市，而是聚集了若干个大城市，并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巨大整体：他将其称为Megalopolis，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计划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巨大城市的名字，汉语多译成都市圈、大都市带、城市群，也有译成都市连绵带、大城市网络区、特大城市、城市集群等等。戈德曼认为，都市圈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其一，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都市；其二，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的县有着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其三，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这些核心城市连接起来，使各个都市区首尾相连没有间隔；其四，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其五，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1976年，戈德曼提出世界上有6个都市圈：①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都市圈；②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圈；③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都市圈；④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都市圈；⑤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都市圈；⑥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地区[17]。
本文提出都市圈化(Megalopolitanization)乃类比城市化(Urbanization)而来，类似于日本学者今野修平提出的“特大城市群化”概念[18]。本文采用都市圈化概念是因为在我国城市化的实践中，都市圈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
根据诺瑟姆的城市化进程S型曲线理论[19]，当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20％～30％以后，将会出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以后才能减缓。我国从整体上已进入城市化的中期加速阶段，此时将出现“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20]。都市圈化与大城市化或大都市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既有后者的特征即大城市规模和数量的增长、地域空间的扩大，又有后者没有的内容即①大都市(Metropolis)人口的向外扩散，城市的郊区化、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②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与大都市区之间首尾相连、分界日益模糊，复数的大都市区形成有机的都市圈(带)空间；③与都市圈相联系的或其周边的中小城市、小城镇、都市农业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在已正式提出建设都市圈的城市和地区有近20个，计有：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或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哈大齐、成渝、长株潭、关中(西咸)、中原(郑洛汴)、闽东南(福厦)、鄂东(大武汉)、台湾西海岸、合肥(合肥—芜湖)、昌九(南昌—九江)等。至于大都市圈内的二、三级都市圈，就更加难以胜数，如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内的江苏省就规划了三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在全国性的“都市圈热”中，我们应该要保持冷静的思考。笔者以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尚不能说已经像发达国家那样从整体上进入了都市圈时代，但沿海地区可以说已经或正在进入都市圈时代了。因此，准确地说，本文提出的都市圈化，应该对应于中国沿海地区。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还是要提倡城市化，少数地区如四川盆地、华中地区等可能是大城市化。
3 都市圈化的可行性
在一个长期以来推行遏制城市化政策或在外部的压力下被迫实行“小城镇”战略的国度，要推行都市圈化战略必然会引发巨大的争议。因此，我们首先必须面对来自各个方面对这一战略的质疑。归纳起来，在中国沿海地区实行都市圈化战略的可行性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3.1 都市圈化是世界城市化趋势在中国合乎逻辑的结果
世界城市化趋势可以概括为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增长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快于发达国家、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非常明显。其中，发展中国家主要出现大城市化现象，而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主要产生都市圈现象。1920年，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仅为5％，1960年上升为12％，1980年达到17％。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表明，1975年以来，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75年的54.8％下降到2000年的50.0％，预计到2015年还会下降到47.6％。而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在世界城市的各规模等级系列中，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增长率，都是最快的，即从1975年的5个、6838万人、占世界城市人口的4.4％，持续增长到2000年的19个、26265万人、占世界城市人口的9.2％，预计到2015年达到23个、37474万人、占世界城市人口的9.8％[21]。
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实际上是城市密集区，在很多情况下将其称为都市圈更为恰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大城市尚未完成“极化”过程，人口仍继续膨胀，在空间上表现为向市区中心聚集或像“摊大饼”似的向外扩展，则可称其为“巨城市”。1930年，世界上出现第一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密集区—纽约都市圈。当今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中，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城市化的高级阶段—都市圈化的时代。
在世界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的背景面前，我们作为泱泱大国，不应再抱残守缺，死抱着过时的“小城镇战略”不放，仍然梦想过“小国寡民”的日子。正确的思维是，以国际眼光和积极的心态去拥抱这一大时代，在世界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的新型城市化浪潮中建设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世界的大城市和都市圈。
3.2 都市圈化契合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国情
在中国这样的“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人口、资源背景下，我们要选择的未来发展道路只能走资源集约型之路。具体到中国城市化战略上，在沿海地区，我们应该走都市圈化之路。在这一方面，日本可以说走在我们的前面。日本作为太平洋西端的一个岛国，全境崎岖多山，河谷交错，地形破碎，平原面积狭小且海岸曲折多港湾。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促使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实行人口和经济的高度聚集，主要集中在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名古屋附近的浓尾平原和京都、大阪附近的畿内平原。此外，重化工业化、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造就的临港工业地带，人口的高速增长、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等，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的城市化模式。
据统计，占日本国土面积27.66％的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一级都市圈)，包括首都圈、中部圈、近畿圈3个二级都市圈，聚集着日本62.37％的人口(人口密度为757人/km[2]，是全国人口密度336人/km[2]的2.25倍)，而其核心区域东京圈、名古屋圈、关西圈(三级都市圈)，则以10.33％的面积聚集日本46.73％的人口(人口密度1519人/km[2]，是全国人口密度的4.52倍)，也就是说以1/10的国土容纳了近一半的国民[22]。
中国最主要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见表1)，以占全国3.25％即31余万km[2]的土地，容纳了全国15.08％即19198.62万人口(人口密度达616人/km[2]，是全国人口密度135人/km[2]的4.63倍)，提供了全国41.49％的经济产出(GDP)。都市圈化对土地集约程度的作用很明显，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以珠江三角洲最为密集，人口密度达1123人/km[2]，是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的1.37倍和3.07倍。如果说，京津唐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和水资源的极度缺乏，人口过于密集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长江三角洲的人口聚集过程显然没有完成。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从珠江三角洲规划区来看，应该说基本完成了人口聚集过程，但在规划区之外的都市圈的外围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因此，有人预言，中国未来有可能形成超过1亿人口的都市圈，其候选者非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莫属[23]。如果这种预言成为真实，加上辽中南都市圈、京津唐都市圈、山东半岛都市圈、闽东南都市圈等，在未来的中国沿海地带，将形成一条规模达到4～5亿人口的巨大的都市圈(这时叫城市连绵带也许更为恰当)，犹如一条巨龙，引领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腾飞。
表1 2000年我国三大都市圈人口经济情况
资料来源：(1)人口采用2000年“五普”资料，为常住人口数。(2)GDP采用2002年数据，港澳仍用2000年数据，这样并不会影响相对比例，正好部分抵消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影响。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3)其他数据参考景体华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注释：①②香港、澳门的GDP数字为2000年的美元数，按1美元=8.2元折算成人民币。③按广东政府规划部门认定，珠江三角洲区划中的惠州市不包括其所辖的龙门县；肇庆市不包括其所辖的德庆、封开、广宁、怀集4县。④河北7市土地面积数据从各市政府网站获得。
3.3 都市圈化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逐渐摈弃那种主要依靠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说，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之路无疑是正确的。笔者以为，在生态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推行都市圈化，是一种可持续的人类聚居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对城市化充满偏见，他们只看到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环境污染、交通阻塞、社会管理成本上升等问题，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城市化不仅具有经济社会进步意义，而且对一个人口密集、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城市化具有重要的生态效益。“从宏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城市不仅是‘生产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居住方式，这突出表现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资源大大低于农村，城市的发展，只会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对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规模效应，也使得环境的治理更加有效”[24]。
作为城市化的高级形式，都市圈化不仅具有上述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宏观生态效益，为那些生态敏感地区腾出恢复植被和环境容量的空间，而且与大城市相比，都市圈本身就是一个以大城市为核心、大中城市有机结合、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的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模式，也就是说在都市圈这一中观地域里也是“生态有效率”的。因此，人口都市圈化既具有人口大城市化的优势，即在城市聚集经济的作用下，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容纳大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经济剩余(地均产出和人均产出同时实现高效率)，同时又可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现，实现人口—经济—生态三者之间的平衡，最终实现整个国家以及都市圈内外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4 实施都市圈化战略的意义
都市圈化这一新型的国家城市化战略的提出，必将彻底改变中国城市化的面貌，其作为我国的核心战略之一(其它还包括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等)，必将对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都市圈化是我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是一个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巨大的国家。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为核心，包括辽中南都市圈、闽东南都市圈等的长达数千里的人口高度聚集的中国沿海城市密集地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年代，以其良好的地理区位条件，如拥有优良的国际海港(大连港、天津港、上海港、宁波港、广州港以及香港)和空港(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以及香港机场)，再加上近代以来相对较好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人文优势，成为中国沟通国内外市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轴心。其中，以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位于我国两大国土轴即沿海国土轴和长江国土轴的交汇处，面朝东海，背靠人文荟萃、富饶的江浙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早就被称为世界六大都市圈(或都市连绵带)之一，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重化工业和机器装备工业制造基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对外贸易、物流、金融等多功能的、我国最大的外向型经济综合体；以亚洲的国际城市香港为核心，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其高度的外向型产业结构以及与东南亚的广泛的人缘地缘联系，使之成为极具潜力的我国轻型加工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区，可以打造成拉动珠江流域并辐射整个南中国的多功能的外向型经济综合体；以京津为双核心的京津唐都市圈，将培育成全国最重要的以矿产资源加工、重型装备制造为主导的综合型工业基地，并建设成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全国最大的科教文卫体等综合发展区。
都市圈化是新时期我国国家竞争战略的支撑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电子通讯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了信息经济的时代。信息社会极大地缩短了人们在空间上的距离，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与此相适应，跨国公司、全球金融网络和跨国贸易集团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从组织结构上确保资本、技术、信息等更加畅通无阻地向全球流动、扩散。在这种经济活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跨国经济组织所在的城市即全球信息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或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如纽约、东京、伦敦等，它们越来越控制和主宰着全球的经济命脉，往往超越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使国家权利空心化。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取决于该城市与全球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特别是取决于该城市与那些居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顶端的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同作用程度。也就是说，真正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城市无疑是以都市圈的形式存在的，如公认的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分别位于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圈、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英格兰大都市圈。中国要真正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城市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都市圈，使之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类各级城市融合到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去。
都市圈化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体制鸿沟和贫富鸿沟。都市圈在本质上要求打破行政区的束缚，在一个巨大的城乡交融的区域内实现经济社会的整合。因此，困扰我国多年的城乡差别和“三农”问题，将在一体化的都市圈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此外，在沿海地区实行都市圈化的“主战略”，即除了使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率先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思想和文化高地，成为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世界工厂”以及容纳大量人口的洼地之外，还必须在内地(中西部)实行都市圈化的“辅助战略”，即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向沿海地区转移、建立中央财政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制度、加快由沿海向内地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当然并不排除在有条件的地区如成渝地区、关中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等推行都市圈化)。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制度机制，才能在沿海地区快速国际化和世界工厂化的同时，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和财富的逆向流动，减轻内地的生态压力和经济发展的压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国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