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芒福德人文主义技术观
孙 会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芒福德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反对把“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特点作为人类的本质特征，而认为人类是一种能够创造自己大脑、自我操控乃至自我设计的动物。在芒福德看来，技术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蕴含了人性智慧的光芒，正是人类大脑智力的不断开发，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不断演化发展。芒福德批判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社会是人类被机器和技术控制而沦为“巨机器”的奴隶的社会。同时，芒福德预测在未来社会中，技术的发展将会和人类的需求融合得更加紧密，人们将会把注意力从机器和技术的无限发展转移到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文化的创造上来。
关键词 : 技术哲学； 芒福德； 技术； 人性； 人文主义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曾被卡尔·米切姆推崇为“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开山鼻祖”，被弗洛姆称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也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除哲学外还涉及到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城市建筑以及文学批评等诸多方面。芒福德一生都在思考人类的发展问题，关注人类的命运。本文旨在对芒福德在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上的观点进行剖析。
2.4 两组T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治疗前两组CD4+、CD8+及CD4+/CD8+水平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两组CD4+、CD8+及CD4+/CD8+水平均明显高于治疗前(均P<0.05)，且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4。
一、人类起源与技术
要弄清楚技术与人类的关系，芒福德认为首先要弄清楚人的本质问题。在《技术与人的本性》一文中，芒福德这样写到：“如果不能深入洞察人的本质，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1]
首先，对比原文可以发现，译文语序有了很大的调整，原文的一个复杂长句在翻译过后，反而显得很零碎，这样的调整更能够凸显妇女在得知审判结果后觉察不公的气愤之情，其实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我们平时在生气时喊出来的话，都是片段式且较为零碎的，因此很贴合实际语境。而在这种语境烘托下，“无缘无故”和“法律对他只能这样了”中的“只”字增译能够使读者从只言片语中体会妇女对这种审判不公的绝望和愤慨，由词到景，这种增译更能体现反讽的力量，体现马克·吐温通过妇女的言语对法律以及法官的强烈反讽。
那么，究竟何为人的本质呢？长时间以来，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对人的定义，即“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并将这一特点认为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看成是人的本质。事实上，关于“人”的定义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亚里士多德提出并研究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理性和智慧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他因此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西方思想界接纳并认可，人们也习惯性地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富兰克林作为民主主义政治家对人进行了重新定义，把人定义为“a tool-making animal”，即制造工具的动物。而恩格斯则对人的定义重新作了修改，恩格斯看到了富兰克林所说的“制造工具”对人类进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意义，但他更看到了人类对工具的巧妙运用以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重要性，这一点似乎比前者更有意义。因此，恩格斯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诠释，他把“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技能”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此外，芒福德还指出，简单的、孤立的机器已经让位于“巨机器”(Megamachine)，即吞噬一切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依托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结构控制着人类社会。这样一种巨大无形的系统，将会引发可怕的极权主义控制，人不再是作为独立自治的人而积极地发挥作用，而是变成一种被动的、无目的的、由机器控制的动物。芒福德认为，这种“巨机器”最早起源于埃及，埃及专制王朝本身就是一部巨型机器，通过把人当作机器的零部件加以高度组织，于是建立了庞大的金字塔工程。
芒福德的这一观点为我们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文明发展史打开了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由于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把“制造工具”作为人类早期活动的中心，导致人类学家忽略了人类发展史中很多其他重要的因素，例如烧火用的炉膛、盛装物品的筐篮、储藏物品用的地窖、狩猎用的陷阱等等。毋庸置疑，这些因素在人类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所谓的“磨制过的石头手斧”，这些器具也比石器精致的多。再看看我们今天的人类，七八岁的孩童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语言进行对话交流，可以阅读文字书籍、背诵诗文，可以进行数学上的演算推理，但是他们的使用工具的能力却很差，更不用说制造工具了。可见，“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特征并不能用来概括人类的本质特征。如果一定要说制造和使用工具算是构成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也绝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而应该从人类独有的一些因素去思考人的本质。芒福德认为：“在早期技术上人类并没有独特的优势，只有从语言符号、社会组织和审美设计等方面思考，人类的优势才体现出来。”[3]
芒福德认为，科学家在解释人的本质时犯了两个错误。第一，考古学家在考古过程中只要发现了头盖骨的碎片旁边有略微磨制过的石头，就认为这种动物必然是古人类，而不去从解剖学角度分析早期猿猴与智人的区别，更不去观察石器在经历了上百万年后并没有明显改变，他们甚至也没有考虑打磨石器这种简单粗糙的活动并不需要明显的大脑发育和智力；第二，人们总是习惯用“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人类的史前阶段，这里主要指的是对工具和技术的过分关注，而忽略了其他灵长目动物也拥有早期人类的工具和武器这一事实，例如，它们也具有锋利的牙齿、强健的四肢和灵活的手臂这些工具。科学家们总是对原始人类使用的工具非常重视，但是技术对人类文化更广泛的影响却无人涉足，例如，技术的产生是否来源于人的心灵和大脑能量，技术对于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产生的影响等等。
芒福德认为，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技术只是人类发展的辅助性工具，但绝不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力量，更不是内在驱动力。恰恰相反，是由于人类大脑智力的不断开发，才促使技术的出现和持续演变。考古学家发现的各类石器物品可以表明一个事实：工具是人类技术装备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生命技术的冰山一角。尽管早期人类的生活条件十分有限，外界环境比较恶劣，但这些困难却没有磨灭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热情，也没有消除人类追求更高意义的欲望，比如人类生活中陆续出现了宗教、祭祀活动、音乐等，甚至后来在人类生活中出现的语言和文字，所有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技术范畴，而且这些技术都在人类生活中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卡尔·米切姆也这样认为：“技术大体上是以生活发展为方向,而不是以工作或权力为中心的。”[10]
芒福德指出：“一切健康的经济活动的核心任务就是制造一种环境，使得创造成为一切活动的共同特征……如果我们不能让创造社会化，不能使生产服务于教育，那么，一个机械化的生产体系无论其效率多高，都会沦为奴性的、拜占庭式的僵化形式，唯一的调剂只有饮食和廉价的娱乐。”[4]这一点与马克思“生产劳动是人类首要的、基本的活动”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有质的区别。然而，芒福德对于人的观点却与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王国维看来，人与动物相区别、并使人优越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在于形成和使用概念，他曾在《静庵文集》中这样定义：“概念者，乃一种普遍而不可直观之观念，而以言语为之记号，此所以使人异于禽兽而使于圆球上占最优之位置者也。”[5]王国维在这里所说的“概念”指的是康德哲学中的“纯粹理性概念”，是一种对现实对象、实物的认识。然而，如果按照王国维的这个说法，使用概念就成了人的根本属性或本质属性了，这会在理论上有导致违心主义的危险。
芒福德认为，人类的大脑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而大脑的发育则是基于身体全部器官的使用，而不仅仅是用来磨制石头的双手。芒福德进一步阐述道：“古代制造工具过程中一些标准化的动作模式本身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一些礼制、歌唱、舞蹈的严格重复动作中衍生出来的呢？因为，在原始人类族群当中，这类祭祀活动已经非常成熟，娴熟完美几乎达到极致。比起他们制作的工具，简直要完美得多。”[6]
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老先生提出教育就是生活的观念。他反对脱离生活没有活力僵硬的传统教育。他指出要建立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提倡“用生活来教育”“生活决定教育”。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小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较强，所以我们应该努力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使数学教学在生活的沃土中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把人看成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那无疑是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也必然会导致对人类发展史研究的疏漏。芒福德非常反对这种关于人类本质毫无生气、以偏概全的工具论观点，他认为：“人类首先是一种创造自己大脑(mind-making)的动物，能够自我操控(self-mastering)的动物，以及能够进行自我设计(self-designing)的动物。而且，人类全部活动的轨迹都留在他自身的生物学构造中，更留在了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中。”[7]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对于人的本质的看法，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富兰克林，还是恩格斯的观点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人的一些诸多特征进行归纳和概括，但这些都不能完全说明人的本质。而芒福德的思路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发，让我们抛开时代的枷锁，重拾历史的碎片，去找回那些专属于人类而又被忽略的因素。
二、技术发展与人性
到了18世纪中叶，一场转变人们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工业革命完成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芒福德把这一时期称为“煤的文明”，这与当时出现的大量煤矿图景相符合。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煤与铁几乎统治了整个社会发展，煤矿大量出现，大批工人成为矿工。然而，煤炭、钢铁、工厂带来的后果则是空气污染、水流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工人的生活状况也不断恶化，平均寿命直线下降。工人们长期在机器操作的生产流水线上从事简单重复的动作，枯燥而单调，毫无乐趣可言，人的本质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异化，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的劳动也发生了异化，不再是根据大脑能量和灵感创造性地劳动，而是被迫完成生产性工作，这就势必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芒福德曾经这样描述矿工们的生活状况：“几乎任何景象都要比矿井好得多，几乎任何声音都要比矿井里的铁锤敲打声好听得多，几乎任何不漏水的小屋都要比矿井下的黑暗矿道好得多。矿工就像刚刚走出战壕的士兵，迫切希望立刻摆脱日常工作，往往投身于杂乱肮脏的矿区小镇中盛行的酗酒和赌博之中，这似乎是筋疲力尽的劳动的必要补偿。”[13]
然而，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却被按照金属工具的标准而简单概括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这显得十分单调而荒谬，也非常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真实状况。吴国盛写到：“带着这种时代的无意识，我们对史前时期的人类进化做了非常不恰当的叙述，漏掉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东西，反而把不太重要的东西作为进化史的主角。”[11]现代人总是习惯用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知识基础去考察过去的历史，对工具和机器地位的过分高估已经模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脉络，甚至出现主次不分、本末倒置的情况。
由此可见，在人类发展的初期，人类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依赖于自己灵活的生命体。在人类生活的原始阶段，还没有统一的符号和语言来供人类进行表达，更没有制造出方便实用的工具。于是，人类就在大脑智能的驱使下利用自身那灵活可塑的身体，来表达头脑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总是一种个性的投射……最初的现代机器表达的是一种礼仪的意志、秩序的意志和权力的意志。时钟在作为计时之用之前表达的是一种控制时间的欲望。”[9]
2013年，新兴铸管公司在南水北调工程河南段、河北段连续中标，尤其是10月16日，公司一举中标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水厂以上输水管道工程，管道总长735km，中标金额13.65亿元，进一步扩大了公司在水利行业的影响力。
这起案件从公诉到开庭再到结案，时间跨度大约有四个多月，在这四个多月里，李凌除去完成其他的日常工作，节省下来的所有时间，基本上全部花在了这起案件的调解工作上。在常人的印象中，法官往往只需要高坐在审判席上，宣布审判结果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这么劳心劳力。但是李凌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她觉得，法院的判决一方面是为了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要让犯法的人得到应有的处罚。但另一方面，法律不外乎人情，在法律之外，我们还要为当事双方谋求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非人性化的技术大环境下，其结果是导致了人格的变化，人们抛弃了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美味的食物、强健的身体、广泛的兴趣爱好、与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对艺术的审美……而是不顾一切地追求金钱，心中所想只有尽可能多的财富，这种扭曲的人格和令人窒息的生活方式在今天很多地方还能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时常会发生工厂的工人因无法忍受长期的机械化流水线工作而跳楼，学生因无法忍受高强度、枯燥无味的学习、缺乏家庭温暖而自杀，城市上班族无法忍受强烈的社会生活压力而抑郁、萎靡不振等现象。人们在社会这台大机器的驱使下一味地追求一些原本不属于人类基本生活的东西而越来越偏离生活的最初轨道，偏离人性的本源，而最终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芒福德所关注的是技术对世界的构造，以及不同技术发展阶段人们生活方式和社会图景的差异。“技术”一词，最初用的是technics，而不是 technology。按照英文的原意, technology更多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机器生产技术，而technics则包括人类所有的工具、手工技艺，甚至后来出现的艺术。从古人类最初编织竹筐、结网打鱼、制造狩猎的陷阱、烧制瓦罐，到后来的绘画、音乐、舞蹈、雕刻以及符号、语言的出现以及机器的出现和发展等等，都是人类的技术表现。芒福德认为：“机器强调功能的专门化，而工具则强调灵活性。一台机器，目的就是完成一个操作；而一把刀可以用来削、雕木材，或将其劈开，或用来将锁撬开，甚至作拧螺丝之用，不一而足。”[12]相对而言，较之机器，芒福德更关注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使用的各种工具, 他认为历史上的每一种技术的出现归根结底都起源于人类的内心世界和大脑智能，是人类自身丰富心灵的外在表现。如果人类内心没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或灵感，人类就不可能被大脑支配利用身体机能去进行实际的技术创作。
芒福德认为，如果要追溯现代技术的源头，应该挖掘到始生代技术时期(the eotechnic phase，公元1000-1750年)。在这一时期，人类体内的巨大潜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激发出来，大脑的内在潜能通过人体本身丰富而广泛地表现出来。人们在这一时期广泛吸收古希腊、古罗马等地区古老而优秀的文化，开始逐渐开发人类之前未曾涉足的原始荒地，开始设计并建造各种建筑物，开始规划并建立村落、小镇和城市，后来还创造了绘画、雕刻等艺术……人体感官的各种感知能力被逐渐开发，人类对外界的刺激更加敏锐，对自然界的表现痕迹愈来愈强。可见，在始生代技术时期，人类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然界进行无限索取，也没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欲望，而是不断激发人体内部的能量，开发人的大脑智力，使人类这株生命之花尽情绽放，为整个世界增添光彩。
在探寻人类本质的同时，芒福德详细考察了技术的起源以及技术与人性的关系，希望通过研究这二者的关系重新找回人类的本性。技术，这一词汇的古希腊文是“tekhne”，它的含义包括了手工生产与精细艺术在内的各种技术，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两方面也一直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和不可分割的。人类大脑独特的智能和思维能力形成以后，人类便开始使用和控制自己的大脑，并用大脑支配自己身体的各部件，随之产生的各种技术手段都是大脑思维通过身体塑造的外在表现，而这些表现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又反过来促进和提高人类的表达能力。这样看来，技术即是人类大脑智能发展的外在产物，并表现在人们生活的周围。芒福德因此写到：“技术，从其起源时刻开始，就与人类本质属性互相联系。并且，人类的根本属性体现在其生产活动的每一方面。可见，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life-centered)，而不是以劳动生产为中心的(work-centered)，更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power-centered)。”[8]
（6）健全群团组织，发挥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农村群团工作必须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维护稳定、发展生产，摒除陋习、倡树新风，扶贫帮困、带头致富中发挥积极作用。
20世纪是一个与之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突变时期，但同时又与之前的历史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事实变得很清晰：第一，人类的生命有机体和人类生存的社会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第二，科学知识普遍应用在技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上。在这一时期，手工操作被机器取代，工人不再进行流水线上的简单重复的枯燥劳动，而成为机器运行的监督员和调整者。此外，新技术的进步并未止步于机械的发明，还伴随着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换句话说，人类的生命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怀，生命的意义重新被诠释和重视，人类的语言、文化和艺术也得到了应有的待遇。“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生命健康”“世界和平”等等这些主题内容越来越被人们关注，人类社会正在向工作、艺术与生活的全面融合迈进。
芒福德认为，通过追溯不同时期社会和技术的演变，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从工具到机器，再到现代科技，机器越来越趋向于代替人类活动，并把它的模式强加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以至于人们忽视了很多其他重要的发明，正如芒福德所说的：“我们当今一股脑追求活力、工业化、快速交通，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生活若丧失了稳定的容器会跌得粉碎。”[14]芒福德在这里所说的容器指的是城市以及城市中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发明创造，例如玻璃的发明，“让光线透过玻璃板照亮房间如白昼……当时许多室内工种，例如书写、办公、工厂作坊，都急需改善光照条件。”[15]正是这些发明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更加美好，而绝不是机器。
关于这样一种对人的定义，芒福德表示并不同意。芒福德认为，如果仅仅看到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特点，那就太片面了，因为许多昆虫、鸟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在这方面的技能都远远超越人类。例如，蜘蛛结的网、蜜蜂建造的蜂巢以及蚂蚁建造的蚁丘等，其复杂程度都是人类至今无法超越的。就连大猩猩也会把零散的树枝草叶堆积在一起制作成一个可以安身的小窝，用石头或者泥土把低洼的坑填平，或者推倒树干在小溪上搭建小桥方便自己通过。针对这样一些情况，芒福德认为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是一种漫长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转化过程：“在这种自我发现和自我转化的过程中，狭义上的技术是人类的辅助性工具，但不是人类发展的主要驱动者；因为技术至今也没有脱离更大的文化整体，技术也没有主导所有其他的制度。”[2]
芒福德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十分反对这种集权主义的社会现象，认为这是统治者为了管理和统治的需要而对人性的一种扭曲和束缚。这样的社会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基本规律，势必会造成一些极端现象的发生。无独有偶，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也非常反对这样一种把人作为统治工具的社会，他曾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不错，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16]
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芒福德认为，在新生代技术之后将会是生物技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在技术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机器体系和人类的需求和渴望将会融合得更加紧密。机器体系的核心功能也将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芒福德预测，在未来社会中，人们会更加注重人类文化的创造，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
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写道：“机器体系为人类的运动和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机器就是要变得越来越大，马力越来越强悍，速度越来越快。大规模生产就是要无限扩大，人口就是要无限增长，直到食品供应不上，或者土壤里最后一丝养分也被耗尽，这就是19世纪的神话。”[17]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无限增长是在某一时期的狭隘观点，正常社会的特征应该是平衡稳定。首先是环境平衡：森林植被将会被覆盖，水土被保持不流失，动植物得到保护，使用可再生的能源；其次是工业和农业平衡：机械产业在世界各地均衡分布，农业生产追求生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第三是人口平衡：出生率和死亡率保持平衡，技术和文化的水平都较高，人类有序地生活在适宜的地方。芒福德写到：“效率不再是由机器体系的某一部分的绝对速度来体现；重要的是为了达到维护和发展人类生活的最终目标，重要的是整个机器体系各个部分的相对速度是否合适。即便单单从技术层面看，机器体系的各个部分也应当协调一致，以便能够提供人们所需要的动力、产品、服务和设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有必要降低节奏，而不是加快这个或那个部门的发展。”[18]
在谈到未来社会图景以及人性的远景时, 绝大部分的人本主义技术哲学家者都表现出悲观的态度，“以单一技术为特征的现代技术, 已经转变为一种无孔不入的机械化世界观, 深入到人的心灵 ,变成了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19]然而，芒福德却没有走同样的路子，他的观点是：从人类的本性出发，按照人类大脑的丰富性以及内心世界的文化需求，对未来社会进行合理预测。芒福德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他相信人文的力量将会渗透到未来的技术发展中，技术的发展方向也会更加符合人性发展规律。
很多学者都对未来社会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描绘与构建，其中以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共产主义社会最深入人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将被消灭，在那时的社会中，工作已不再是生存的必须手段，而是变成一种惬意的爱好。芒福德借鉴了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爱好”一词，并构建了“基本共产主义社会”。在他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中，人们在基本的生活生产需求之外，还存在一些原始的大脑精神需求，或许这些需求和当时的社会图景不太一致，但却是人类出现最初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需求可以通过个人的直接努力而得到满足：“用手工织布、做一件有用的家具、实验性地造一架飞机、在还没有通过官方批准的航线上飞行等等。这些可以由正式的社会生产部门来做，也可以由个人、家庭和小组来完成。”[20]芒福德这样描述着他构造的未来社会图景，他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是符合人类内心真正需求的，这里，他所描述的“基本共产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也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四、结束语
芒福德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梳理，进而对技术以及人性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试图通过他的人文主义技术观去破解长期以来被“巨机器”扭曲的人类社会现象，让社会沿着人文主义的轨道发展。此外，芒福德还试图用文化与艺术来整合技术的发展，这让我们想起了海德格尔“用艺术克服技术”的思想，两位哲人的思想都发人深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探索研究。概言之，芒福德的人文主义技术观从人性这一角度出发，看到了过去和当今社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以一种难能可贵的乐观积极的态度去挖掘问题所在，进而剖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努力构造人类社会未来的美好蓝图，这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哲学思考，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借鉴。
知识产权的基本理念与反不正当竞争扩展保护之限度——兼评“金庸诉江南”案 .....................................王太平 10.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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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Thinking based on the View of Moundford ’s humanistic technology
SUN H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 Mumford is a great humanistic philosopher of techn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he opposed the idea that the features of “tool-making and using” were human nature, and think of humankind as an animal that can create its own brain, self-control and even self-design. Mumford believes that every stag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ontains the wisdom ray of human nature. It is exactl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brain intelligence that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Mumford criticized the fact that mankind was controlled by machine and technology as slaves of “Megamachines”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is phenomenon has continued even today. Mumford forecas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will be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human needs in the future society. People will shift their attention from the infinite development of machinery and technology to the enrichment of human spiritual life and the creation of culture.
Key words :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Mumford; Technology; Humanity; Humanism
收稿日期 ：2019-01-30
作者简介 ：孙会(1988-)，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9)01-0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