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唐宋间选官文书及其裁决机制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书论文,唐宋论文,宋代论文,重心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官权的划分及其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官员的授任文书上。存世的唐宋时期官文书资料中，以官告为中心的选官文书最为集中，而且学界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①本文从敕授官范围的扩大入手，探讨唐宋之际选官文书裁决机制及其体现的政务运行机制的变化。
自从隋文帝废除地方长官自辟僚属之制以来，“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②一切有品级的官员(即所谓“流内官”)都要由朝廷任命。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选官权集中到朝廷后，在君主、宰相和具体掌管选官事务的尚书吏部之间如何分工协作，并形成新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是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政治制度面临的新问题。
隋及唐前期实行三省制，选官事务中的权力划分，在流内官范围内基本分为三个层次，即：五品以上的制授、六品以下的奏授(旨授)以及一些特殊的六品以下职位的敕授。这是以授官文书的类别进行的划分，以制书授官者为制授，以敕书授官者为敕授，以御画奏抄授官者为奏授。《大唐六典》载：“五品已上以名闻，送中书门下，听制授焉。六品已下常参之官，量资注定：其才识颇高，可擢为拾遗、补阙、监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书门下，听敕授焉；其余则各量资注拟。”③《通典》记唐代的选授之法，其注曰：“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④
制授和奏授是唐前期授官的基本形式，按照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的界限划分，包括了全部流内官。而敕授官是一种补充形式，主要是对于六品以下官中一些特殊的官员，其任命权由吏部转移到宰相和君主手中。开元以前，敕授官的范围包括员外郎、监察御史、起居郎、拾遗、补阙等官职。⑤这些官职原本也是由吏部任命的，后来逐渐从吏部铨选中分离出来，转由宰相访择和举荐，由皇帝以敕书任命。⑥这种变化，一方面表明君主进一步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君相之间在政务运行中更加一体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专制主义皇权的强化。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敕授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地方官，包括县令及一些州县佐官。大庭修《唐告身的古文书学的研究》汇集的敕授告身有11件，⑦其中有两件就是任命县令的，一是大历三年(768)任命朱巨川为试大理评事兼豪州钟离县令；二是大历十四年任命张令晓为资州磐石县令。《文苑英华》卷380至卷419“中书制诰”中大量的授官文书，⑧都是对节度、观察使奏请任命僚佐文状的批复文书，虽名为“制”，实际都是敕旨。李商隐《为荥阳公谢除卢副使等官状》：“臣得进奏官某状报，臣所奏卢某等二人，奉某月日敕旨，赐授前件官充职者。臣谬当廉印，合启幕庭，抚夐罩以兴怀，惧羖皮之废礼……不胜感恩荷圣之至。”⑨这是李商隐担任桂管观察使郑亚的判官时为郑亚起草的谢状，知其先有奏请卢某二人为副使等使府僚佐的奏状，得到敕旨的批准，故再上谢状。这是唐后期非常普遍的任官机制。
唐后期，各地奏请自行任命县令、录事参军等地方官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是地方长官尤其是节度、观察使与朝廷之吏部争夺选官权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州县官大都由观察使等地方官自行任命，由朝廷任命的很少。如唐后期的桂管观察使部内，所掌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无虑三百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商才补职”。⑩李商隐《为荥阳公举王克明等充县令主簿状》，(11)就是桂管观察使郑亚自行补任州县官的证明。不过，节度、观察使及州府长官任命的属官，大都是差遣性的摄官，还要等候朝廷的正式任命后才能成为正官。有学者将这个程序概括为“摄官奏正制度”。(12)摄官奏正，有的就是由朝廷进行敕授的。
《通典》卷18《杂议论下》载沈既济《举选议》中提出的“请改革选举事条”，包括由州府长官自行选用长史、司马、县丞、县尉的内容，尤其是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参军、博士，下州判司(原注：录事参军不在此例)，中下县丞以下及关、津、镇戍官等，“请本任刺史补授讫，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给牒，然后成官，并不用闻奏”。(13)尽管沈既济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但他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成为唐后期一项常用的制度。(14)随着地方节度、观察使日渐用辟署幕府僚佐的办法选用州县官，越来越多的州县官进入到敕授官的范围。
敕授官成立的过程，与由吏部注拟的奏授官的成立有很大的不同。敕授官成立的一个前提，是大臣举荐某人为某官，或地方节度、观察使已经任命了某人为使府僚佐或州县官而向朝廷“奏正”。所以，敕授官成立的一种情况是，首先有举荐的表状，然后皇帝下敕批准。另外一种情况是，大臣的举荐只是泛泛地建议要给某人授官，并未推荐明确的职位，这不同于节度、观察使已经任命某人为某官而向朝廷“奏正”。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批复表状的敕旨，只能是原则上的意见，具体落实为某官并加以任命，还要另外的文书来实现，或者是中书门下所发的敕牒，或者是节度、观察使发的使牒。据北宋元丰五年(1082)详定官制所的说法，“唐制，内外职事有品者给告身，其州、镇辟置僚佐止给使牒”。(15)其说可供参考。前引李商隐《为荥阳公谢除卢副使等官状》中所说的“臣得进奏官某状报，臣所奏卢某等二人，奉某月日敕旨，赐授前件官充职者”，卢某由皇帝用敕旨赐授为观察副使，不能确定卢某是否有敕授告身。但是，地方辟置僚佐，还要向朝廷奏请授予律令规定的官衔，朝廷批复后应当发给告身。
唐代前期官员的授任中，制敕授官的告身及其所依托的制敕文书之外，无需另外的文书。但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举荐制的普遍化及敕授官范围的扩大，制敕授官逐渐增加了一个环节，即在任命某人为某官的制敕文书之外，再下发一道敕牒。至晚唐五代时，这种情况已经很普遍。《新五代史》卷55《刘岳传》载，“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输朱胶纸轴钱然后给，其品高者则赐之，贫者不能输钱，往往但得敕牒而无告身”。(16)这种情况似不能理解为敕牒就是告身所依托的“王言”，单独用敕牒授官的情况缺乏资料的支持，但制书和敕旨、发日敕授官的情况，在史料中多有记载。敕牒作为选官程序中配合其他制敕文书行用的一个环节，是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宰相参与裁决政务职能的强化而出现的。
北宋元丰以前，官员的任命文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告身，另一部分是敕牒。
告身视任官性质与级别的不同，分为内制和外制。亲王妃主、宰相、枢密使、节度使等的任命，用内制，由翰林学士起草制词，相当于唐代的制授(包括册授)，其程序是“凡制词既授
门宣读，学士院受而书之，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17)告身的书写程序完成后，再下发给所受之人。内制告身的文书体式，元丰以前的情况，因尚未发现实物史料，不得具知。但据元丰以后的几通告身看来，其制词部分以“门下”开头，“主者施行”结尾，其后是中书省三官的宣奉行、门下省三官的署名，并书有“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的覆奏文，接着是尚书仆射和吏部官员的署名，并书“告某官，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因此，所谓“送中书结三省衔”，完全按照唐代制授告身的程式。(18)
亲王妃主、宰相、枢密使、节度使等以外的官员任命，则用外制，由知制诰官起草命词，相当于唐代的敕授和奏授。外制官授任的文书运行程式，当与内制官大致相同，命词起草后，一样要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19)外制告身的文书体式，基本等同于唐代的发日敕和敕旨，以“敕”开头，中书三官宣奉行后，书“奉敕如右，牒到奉行”，门下三官直接“署而颁之”，无覆奏文，尚书仆射及吏部官员签署后，书“告某官，奉敕如右，符到奉行”。(20)实际上，奏抄在元丰以前用于授官的例子并未见到。在唐代前期属于奏授官范围的官员任命，在北宋时期都纳入到敕授官之中。这是北宋敕授官范围扩大的主要表现。
无论是内制还是外制的告身，三省官员的结衔一依唐代制度。尽管三省制在北宋的实际政务运作中已不复存在，三省官员大都是阙职，但三省的官衔已经成为官告文书上完全程式化的内容。
宋代官员的任命中，敕牒与告身并行。(21)敕牒是所有官员的任命都要行用的一个文书环节。
元丰官制改革以后，授官文书恢复了唐代的制授、敕授和奏授告身式。按照《长编》所载，其官告及奏抄体式，乃参照房玄龄官告改定。(22)这是宋代选官文书的又一变化。宋代选官文书体式变化及其体现的政务裁决机制的变化，是关系到宋代政务运行机制变化的重大问题，需待研究宋史的专家进一步探明。
综括言之，唐中后期至北宋，敕授官范围扩大，宰相的任官权得到了加强，选官文书形态及其裁决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背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律令制下的官僚体制向使职行政体制的演变。吏部所掌为六品以下官员的授任权，一些临时性的差遣，吏部也可以遣使，但是，越来越多的固定使职，其任命却在吏部职掌之外，是要以皇帝的命令文书来差遣的。随着唐代中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使职系统各种差遣性职务，包括节度、观察使下属的所谓使府僚佐，都逐渐脱离了吏部选任的范围，而纳入到敕授官的行列。二是随着地方分权趋势的发展，荐举制重新抬头。唐代中后期荐举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宰相可以举荐，各种使职和地方长官也可以举荐。地方的节度、观察使和州县长官向朝廷举荐官员，是直接面向宰相和皇帝的，而不是向吏部举荐。君、相接受举荐后加以任命，授官文书就是皇帝的命令文书，其中六品以下官用敕类文书，敕授官的范围因此扩大。
这个变化的背后，还体现了选官事务中地方与中央的新型关系。随着地方政务范围的扩大和越来越朝着事务性的方向发展，全国的地方官都由吏部来统一选任，势必出现吏部选任的官员不适应地方工作、尤其是具体岗位的矛盾。地方长官根据工作需要和官员特点，自行选任官员，是地方治理实际需要的结果。而且，在安史之乱以后地方独立性加强的背景下，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但是，中央又不可能向地方完全放权。对于地方官的选任，既要让地方长官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又要维护中央对选官权的控制。自中唐以后，地方长官享有一定程度上的选官权，可以自行提名和安排职务，但是必须在获得出身的人中进行选任。出身即任官资格的获得，是由中央确认的。地方长官选任地方的佐官，其选拔的范围就是全国性的、获得朝廷认可的出身者。也就是说，地方的一些职位尽管由地方长官来安排，但是已经不可能由一些本地的家族来控制了。另一方面，地方长官选任地方官，也并不具有完整的任官权，至少在形式上还要申报中央，由朝廷用皇帝敕书的名义加以批准。这是敕授官范围扩大的一个重要背景。
注释：
①参见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書学的研究》，西域文化研究所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東京：法蔵館，1960年。中村裕一：《唐代制勅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年；《唐代官文書研究》，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唐代公文書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毛汉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1年。李锦绣：《唐代“王言之制”初探》，《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隋书》卷75《刘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21页。
③《大唐六典》卷2“吏部尚書侍郎”，広池千九郎訓点本，東京：横山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第25頁。
④《通典》卷15《选举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4页。
⑤中村裕一认为，敕授告身是用于本品六品以下担任职事官五品以下者的临时性告身《唐代官文書研究》，第271頁)。这是基于对《通典·选举典》所谓“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的理解，对唐代敕授官性质的判断不确。
⑥参见宁欣：《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⑦大庭脩：《唐告身の古文書学的研究》，西域文化研究所編：《西域文化研究》(第三)，第312—349頁。
⑧《文苑英华》卷380—419“中书制诰”，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937—2123页。
⑨《全唐文》卷77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51页。
⑩《新唐书》卷118《韩思复附韩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74页。
(11)《全唐文》卷772，第8051—8052页。
(12)参见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7—90页。
(13)沈既济的职衔，《资治通鉴》作“太常寺协律郎”(《资治通鉴》卷22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68页)，《新唐书》作“试太常寺协律郎”(《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1178页)，《通典》作“礼部员外郎”(《通典》卷18《选举六》，第101页)。
(14)参见陈志坚：《唐代州郡制度研究》，第88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25，元丰五年四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826页。
(16)《新五代史》卷55《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1—632页。
(17)《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月庚寅，第3971页。
(18)如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图版载《故宫文物月刊》(台北)第284期(2006年11月)，第14—15页；元祐三年范纯仁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告身，参见近藤一成：《〈長編〉に収録された蘇東坡の一逸話をめぐって》，長澤和俊編：《アヅアにおける年代記の研究》，昭和六十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総合的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1986年，第73—81頁。如近藤一成指出，范纯仁告身中缺中书三官的宣奉行，有待进一步研究。此两通告身的照片及近藤一成文，蒙邓小南先生见示，特此致谢。
(19)参见《金石补正》卷104《灵泉院顺德夫人敕》，《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40—341页。
(20)对宋代外制文书体式的概括，参见张祎：《宋代的官告》(未刊稿)。
(21)参见罗祎楠：《评刘后滨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中国学术》总第2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9—297页。
(22)《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癸亥，第7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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