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虑而一致 殊途而同归——论儒道文化与中西哲学之对峙而互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中西论文,文化与论文,哲学论文,殊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长期的文化流变中，形成了对峙而互补的态势。这一文化流变的态势不仅揭示了儒道文化“中国特色”的文化个性，而且蕴含着中西哲学会通而交流的契机。
一
儒道对峙在人生理想的关切上存在义理内涵的原则分歧。总体而论，在包括理想追求在内的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儒道均是各持一端，又缺一不可的。换言之，儒道对峙是儒道互补的前提。当儒家文化理想以“合礼”为追求的最高目标时，道家文化理想则以“达道”与其对应，最终以“层递式认同系统”与“向心式返真系统”的逆向追求，建构了正相反对的“儒化教育的层次效应”与“道化教育的层次效应”。具体来说，儒道文化在人生理想问题上的对峙可概括为，“在朝”与“在野”、“贤人作风”与“智者气象”、“入世”与“出世”、“克己”与“自然”之四个方面。这种对峙的客观存在，为其从对立进入统一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契机”。这种契机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与实现中表现尤为突出。
纵观人的一生，一般都会经历“幼稚——成熟——深刻”的思想发展过程，与“童年——青年——中老年”的生命进程相吻合。注重伦理教化的儒家文化可看作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学问，强调返朴归真的道家文化则应是从成熟走向深刻的哲学，二者在人的生命进程与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正好发挥了虽相反却相成的作用，共同为生命个体顺利完成生命的全程而勾画了一个完满的“圆圈”。正是在这个“圆圈”中，儒道理想实现了互补，并由此而充分展示了对立统一的辩证风采。在“士”阶层，这种“一元而二极”的性格，表现尤其明显。他们往往先儒后道，或外儒内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而在个性与共性、有为与无为，内心需求与外在表现等矛盾的两端之间“左右摇摆”，以使生命呈现出多姿多彩、曲折回旋的样态——人幼稚时渴望成熟，于是去努力学习规则，用社会理知“武装”自己；人成熟时渴望深刻，于是尽量想超越规则，清除社会理知的异己影响，而寻求个性或思想的独立；人深刻时渴望保持本然的纯真，于是进行深刻的修炼，企盼返朴归真，本心重现光明。而“道化”的教育正在于使人深刻，“儒化”的教育正在于使人成熟。因此，“儒化理想”注重社会的泛化效应，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有序的“大一统”图景；“道化理想”则注重个体的精化效应，为个性的自由自在的发展指明了超越而后回复的前景。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其互渗，正根源于它们是正相对立的，从而在共同为传统的中国人提供了双向的人生理想的选择的同时，一起又展示了“张力效应”的奥秘。所谓“人生理想的张力效应”，即指统一于人生理想之中的人性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全面和谐之两极对峙且联系的“张力”所产生的制约、互补、兼容、均衡的效应，这一效应，是通过儒道文化双向的人生理想之“两极”的作用而体现出来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儒道文化因对峙而互补。
二
儒道文化因对峙而互补还体现在其体证方法上。儒道二家的体证方法既有独到之处，也有共同之点，这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共性”与“个性”。儒道二家的共同点就在于二者都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合礼”或“达道”）而建构其体证方法的，而且，“合礼”与“达道”均不是离开主体的境界而外放的。笔者将此描述为“金字塔层次效应”。但二者文化理想的对峙又决定了儒道二家的体证方法、途径必然是大相径庭的，笔者将其概述为由面向点的“向心式”与由点到面的“离心式”两个不同的层次效应。概言之，儒家文化及其理想以解决世俗日用为其核心内容，教导人如何做人、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实现个人价值，以及“人上人”与“人下人”如何各守其分，维持稳定的等极秩序，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由此就决定了儒家文化理想必然建构起一个将儒家经典“合礼”之意识自上而下逐层传播、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的“逆金字塔层次效应”。也就是说，“合礼”之儒家文化理想浓缩在儒家经典之中，只有经过若干“转译”环节，“合礼”才可望成为一般民众的共识，并指导民众的日用常行。笔者认为，儒家经典传播、影响于民间的基本模式在于：儒家经典的基本原则，首先经过蒙学教材的文字通俗化处理后，变成了日用常行的道理；再经由戏曲的艺术形象化处理后，使日用常行的道理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表现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然后通过故事这一形式的民间口头化处理，把“寓教于乐”从舞台搬回到现实，达到家喻户晓；最后经过祠堂、私塾、（贞节）牌坊等乡土建筑的无言的渲染与强化，使儒化教育最终实现其深入人心的社会效应，社会成员自觉地以“合礼”为其人生理想。道家文化以其“达道合真”、“得道成仙”为其理想。所谓“达道合真”、“得道成仙”，即指失落的人性最终寻找到了原初的本位。为此，道家文化便构造了从形而下之修炼到形而上之修悟的递进与升华的层次效应，以实现其理想。由于这一层次效应在结构上呈现出底宽顶尖，即从下至上的金字塔形，故又称“顺金字塔层次效应”，从而与儒家注重经典意识转化为世俗意识的自上而下的“逆金字塔层次效应”相区别。具体而论，“达道”是一个层层挣脱假我、展示真我、最终实现道我合一的过程。为了“达道”，道家大师首先顺应俗世众生追求幸福、自由、永生、至乐的心理俗愿而建立了“神仙”意象，展示了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前景。其次又建立了“人间仙境化”、“仙境人间化”之洞天福地与宫观殿堂的“建筑效应”，使人们借宫观之地，对神仙世界产生深深的景仰的同时，更引发入道、信道的渴求，于是，再顺势建立起斋醮诵吟的“氛围效应”，令受教者如闻仙乐，如临仙境，心无杂念，沉浸其中，一心向道，进入最佳的受道状态，从“旁观者”变成“修道人”。经过虔诚信奉的“参与效应”、口传心授的“暗示效应”、修炼身心的“体悟效应”，直至得道成仙的“神仙效应”。至此，现实世界与“道”才实现了沟通，而俗人在与“道”沟通的修炼中，才成为了超凡脱俗而又长生的“圣人”、“真人”或“神人”，生命个体终于回到了逻辑的起点，“本然”的“真我”实现了返朴归真的终极理想追求。
三
儒道文化对峙而互补的流变态势，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难道不也是对峙而互补的吗？为此，笔者将从个案分析与宏观立论相结合的视角，作进一步的探索。
首先选取老庄思想与海德格尔思想为例，进行个案分析。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一种大智慧，这种大智慧可以看作是东方文化的典范，但它与海德格尔思想又是相通的。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概念对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道家天道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终极”。何谓“终极”？海德格尔认为，“终极”不是任何一种什么，而是呈现在人的世间生存之中的人、人与世界相互构成的“缘发境域”或“理解视域”。终极境域意味着一切现成者终结处的透亮或透悟，也就是人的最原本的领悟境地。由于世间境域与世间存在者之间没有彼此、高低之分，但“生存于世间之中”与“生存于对此世间的领会之中”又毕竟不能完全相等，所以，欲领会世间之所以为世间的底蕴，即了解“存在本身”，就只能是在一切什么都被穷尽的真正切身、又豁然贯通的明了。也就是说，“存在者的穷尽”是一个收敛到自身而非散发到无穷的自悟自显的过程。海德格尔这种对“终极”的理解，以及这种关于“实际的生活体验”和“形式指引”的领会终极的思维方式，一方面表明对传统的西方哲学进行批判而后超越的卓识远见，从而开创了西方哲学深化、发展的全新视角；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异曲同工的对话境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东方哲学中的道家思想特别亲睐的原因所在。
如前所述，道家道教的“道化效应”以“达道”为其终极理想，这里的“道”即为“自然”。这个“自然”既是“道”的本质体现，也是指个性发展的本然状态与返朴归真的终点。因此，个性“自然”既是人性的原发境域，也是人性的终极追求，因为人性的异化使“自然”的本性逐渐地丧失，这种异化的“已然”的客观存在，便使得“自然”之道，或“本然”之性，只能以“未然”的形式而有待挖掘与开发，这种挖掘与开发离不开个体生命的亲身体验。也就是说，“得道”或“合真”不仅不能靠“已然”的知识体系的学习、累积去完成，反之，还必须是在彻底消除了“已然”的知识体系所编织的“显意识”的一切影响之后才具有可能。这是因为，世俗的“已然”淹没了人性的“本然”，从而引导人们作与“道化”的理想恰恰相反的追求，并由此而形成了牢固而明确的世俗意识，这种世俗意识日积月累逐渐占据了人们的心灵而成为显意识，反过来又用以指导人们的世俗实践。于是，元意识被显意识埋没得无影无踪，达道合真的可能日趋渺茫。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状况，只能调动潜意识的巨大能量，即挖掘人内在的、被暂时淹没了的认识的潜能，去排除显意识的干扰与影响，最终使元意识得以开发，而达到与道合一的理想境界。所谓与道合一，其实不过是指人的“自然”或“本然”的本性重新被开启、大放光明的状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海德格尔思想与道家哲学有相通之处。
进而言之，从宏观上论，中西哲学的会通，东西文化的交流，也是文化流变的必然趋势。
文化是动态发展的，遵循着流变的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不仅适合于任何一种学派、学说的自我完善，而且也适合不同学派、学说，如东西文化、中外哲学之间的交会与贯通。这是因为，人类文化是有其共同的理想追求的，即人类文化理想以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其追求目标，只是，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才使得实现人类文化理想的方式或途径而有所区别。具体来说，人类文化理想最终以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其目标，由于这种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在全人类且全方位的意义上而言的人的潜能的全面发掘与不断实现，因此，它可被视作整个人类的一种文化的“类追求”、“类特质”或“类本性”，也就自然具有最普遍、最一般的特征，即共同本质的意义，从而能成为人类应共同遵循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或人类价值的内在基础。至于说如何去掌握真理，以及如何选择达致理想目标的途径，则存在着特殊而具体的不同追求方式。也就是说，在尊重人类普遍性价值标准的限度之内，还必须根据限定人的处境的总的条件的类型，根据自己的独到领悟去选择、建构和履行这些普遍、一般或共同的价值标准运用于各民族文化方面所形成的具体规范。惟此，才能使适合具体社会的思想与目的的实际的具体价值规范，既能始终围绕人类普遍性价值标准而波动，同时又以其独到的民族文化的特色和特定的掌握真理的方式，去选择自我实现的特殊方式。这种包含了共同本质却不可能穷尽真理的特性，就决定了任何民族文化或文化理想，或特殊价值，都能够也必须相互联系、借鉴，从而以其共生互渗的文化效应，在不断挖掘和展示人类底蕴的理智与潜能，达到自我的全面实现的终极追求中，作出独到的贡献。因此，整个人类文化“应然”理想的全面实现，必然要经历始于“一本而万殊”，终于“万川归于一海”的漫长而曲折的文化流变。至于说不同文化在流变中是如何完善自我，又借鉴、融合它说的，即，在实现自我的同时，又不断实现对它说的会通的，笔者认为，“完形规律”似可揭示其中的奥秘。笔者在拙著《从混沌到和谐》中，借用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大弧”说，建构了“完形规律”说，认为，文化是由人类行为的无穷可能性所组成的一个巨大的弧，处于一定社会，一定民族之中的文化主体，都会出于一定的目的、意图或需要而对这一“大弧”的某些片断进行选择，从而形成多元的文化盛况；其中，任何一元的文化都将为形成其独特内涵的理想或价值追求以及与之和谐一致的文化体系之外形的日趋完善而不断进行文化的整合。一经“完形”后的文化，既意味着体系自身的完美无缺，也因其是在对文化“大弧”的其它更多片段的舍弃而后形成的客观现实，引发出新的矛盾，即，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学派或学说，都只可能选择真理的某一特性，即“文化大弧”上的一个片断，作为其主攻的研究方向，在各自思想体系臻于完善的不断流动中，必然引发其形变，从而与相邻学派发生碰撞与交流，产生学派之间的融通，这种融通随着各自体系的日渐完成也在不断地扩大与深化，使学派之间互相吸收、互相制约的因素随之日益加强，呈现出兼容和谐的态势。这一态势又因学派间力量的悬殊而呈“弧”形，从而，“文化大弧”的“完形”便得以形成。中西文化会通与综合的内涵底蕴，大概就深藏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