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产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深层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15)03-0111-05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15.03.019 思想政治教育从哪产生、为何产生、如何产生？这些问题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源性问题。[1]而要追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深层根源，必须将其置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基本框架中进行考察。作为人类改造精神世界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说源自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需要，物质生产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终极根源。 一、唯物史观对于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根源的方法论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探索物质生产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对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赖以存在、发展的深层根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524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我们揭示社会意识的来源以及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的社会基础，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深层根源，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根源只能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去寻找。脱离了物质生产实践和物质交往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产生的根基。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分析路径，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奠定在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上。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功绩是在社会思想史上第一次彻底地批判了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区分出物质生产领域，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把生产关系作为基本的、头等重要的决定性关系，强调“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592斯大林也指出：“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4]这些论述都表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思想的现实性及其历史发展。思想并不是某种高悬于历史和社会之上的神秘的本源性东西，它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中具体的物质条件，它由这种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并反映这种物质生活条件。 马克思主义还把这一认识具体运用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591这一论断对我们探讨社会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观念的产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在主体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观念的指导和推动下自觉产生的，是主体的思想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观念又根源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深层需要，根源于社会存在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就告诉我们，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根源，必须紧紧围绕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来进行深度挖掘。 一定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都是建立在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物质生产实践或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207。“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519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不在于他们的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2]519。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物质生产实践既是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终极根源。 二、物质生产实践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深层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是从物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物质生产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重要源泉。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发展的内在需要，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深层需求。 第一，协调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社会关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性，必然要求建立起不同实践主体之间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具体地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6]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根源，同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协调和发展生产关系的内在需要有着密切联系。生产关系虽然建立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基础上，但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实践主体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初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原始人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通过群体内部的交流活动来实现的。群体内部的交流活动是社会性劳动得以进行和拓展的前提，群体在劳动过程中的自然分工产生了进行内部思想交流的需要。为了协调和沟通劳动过程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活动，强化劳动过程的协同一致性，原始人产生了对思想交流的需要。思想交流活动是伴随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一同产生的，它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的思想交流活动最初是自发的，以维系原始社群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为核心，具有十分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反映着原始社会公有制条件下社会成员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关系。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拉大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差距，产生了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被赋予了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的内容。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和发展自身经济利益的重要活动和重要方面，并被纳入其政治活动的范畴中。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以及意识形态诉求渗透在社会的生产关系中，使得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主体之间的思想交流活动，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状态，维护和促进有利于统治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而为实现其生产目的和根本经济利益服务。当代西方管理学中流行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及企业文化理论，看到了人的因素、人际关系因素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对生产和管理过程的重要作用，注重通过激发人的积极性、改善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的精神氛围等手段提升、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呼唤。 第二，实现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目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在自然界物质运动中只有人的实践活动才具有目的性。人作为实践主体，他的活动无疑受特定目的的支配，这种目的作为意志力贯穿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始终，并实现于自然的物质运动之中，使自然的物质运动的结果符合人的意愿。人类活动不是无意识的、盲目的活动，而是有意识、有目的、在一定动机支配下的实践活动。这就决定了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是自觉能动性。马克思指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162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劳动者“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161，“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5]208因此，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活动，也是在社会中进行和展开的，因此目的也是一种社会意识。为了达到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目的，实践主体必然要把分散的、个体的目的与要求整合成社会的目的与要求，从而形成思想共识；将个体的实践意识加以凝聚和整合，提升为社会的实践意识，然后用社会的实践意识统一、协调社会成员的行动。进入阶级社会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目的性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的目的性，用以动员和协调社会成员进行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意识，就转化为统治阶级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7]为了实现一定的生产目的，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对社会成员实施意识形态的影响，就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和实现自身阶级利益的必然方式和重要手段。 第三，凝聚物质生产实践主体的社会力量需要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物质生产实践在范围和人数上的拓展，如何增强实践主体的社会凝聚力，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中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8]列宁也指出：“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9]于是，人类创造了不同于动物的、独有的社会沟通和协调机制，那就是通过思想观念、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等作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对实践主体施加思想观念、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影响的实践活动，正是根源于人类实践活动规模拓展而带来的社会整合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实践主体、用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塑造实践主体，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实践主体，从而达到动员、规范和激励实践主体，增强实践主体的社会凝聚力，有效地实现社会沟通和社会整合的目的。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思想共识和情感归属，才能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创造力、执行力，才能使社会实践活动成为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集体力量的创造性历史活动。就一个团队而言，团队精神是团队竞争力的核心，就一个民族而言，民族精神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不管是团队精神还是民族精神的形成都离不开用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目标、行为规范来凝聚、激发、塑造个体的实践活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增强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自觉性、主动性、协同性和创造性的重要社会实践活动，是推动个体实践汇聚为群体实践，增强人类实践活动的凝聚力和社会合力，推动实践活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中介。 第四，提高物质生产实践主体的素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人类实践发展的深层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在生产力的要素中，劳动者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又发挥着主导和关键性的作用。在原始社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受到客观条件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制约，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主要依靠劳动者的体力，社会的生产力非常落后。随着劳动工具的改善，劳动者的智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劳动者的技能得到了提高，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尽管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劳动者的知识、能力等素质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贯穿于整个劳动过程，直接关系到劳动成果的大小和劳动效率的高低，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劳动者又“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0]人在劳动过程中“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5]208换言之，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劳动者的纪律、合作等社会意识，劳动者的精神境界、精神动力这些情感和意志要素也渗透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过程起着重要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劳动者的素质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的，必须经过后天的学习和培养。劳动者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可以靠教育和训练获得，而其非智力因素，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则需要经过系统的、有计划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才能获得。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且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思想政治教育恰好满足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内在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实践发展的动力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动力。 由是观之，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蕴含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从个体走向社会、从自发走向自觉，增强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性、目的性，实现从思想向行动顺利转化，提高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效益的重要杠杆。 三、物质生产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提供物质基础 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不仅有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需要，而且还孕育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赖以形成的基本要素。 首先，物质生产实践生产和再生产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的一般属性来看，他们作为具有肉体组织的人类主体，其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方式是物质生产实践。为了维持自身的肉体存续，人类必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的特殊属性来看，其精神属性、主体意识是由物质生产实践赋予的。物质生产不仅生产和再生产着他们的肉体组织，而且还生产着他们的精神属性。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不仅形成了其特定的进化论意义上的生理特征，而且还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生物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特征。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发展出思维——这一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在此基础上人类的社会意识得以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在社会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意识的指导下实施和展开的。而社会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社会意识，最终又是从一定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都是在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和物质交往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而来的。离开了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离开了物质交往，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就失去了客观的物质前提。因此，物质生产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物质生产实践生产着精神生产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物质外壳——语言。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物质的交流手段是生产工具，精神的交流手段是语言以及信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载体——口头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来的。在人类实践中，特别是生产劳动中，不仅形成了人们进行意识活动的大脑，而且形成了人的意识活动能力，即人的思维能力，它是把原始信息加工成观念化信息，以及以已有观念为材料创造新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就是人的智力。人的智力是意识主体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也是人的主体性活动之源。人的智力是从何而来呢？恩格斯说：“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11]483人的智力和意识主要是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对外部事物的反映，或者说是对外来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这种过程是要借助一定的符号系统才能进行的。语言是人类借以传递、存储和加工信息的主要手段，是一种与人类思维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的符号系统。人类是怎样获得语言这种符号的呢？说到底是通过劳动获得的。劳动的好处，不仅在于共同劳动的物质成果大大超过个人劳动所得，而且还在于在一个劳动集体中，使个别成员所掌握的信息变成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而信息要成为全体成员的财富，只能用人人都懂得的手段来传递。简单的信息可以用手势作为符号来传递，而复杂的信息靠手势已经无法传递和表达了。这时候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清晰的音节”。[11]553这就是语言符号产生的过程。语言伴随着实践的发生而发生，同时又给予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和社会联系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语言的产生使人改变了祖先的学习过程，通过使用语言的学习有利于改造实践的行为模式，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伸展开来。[12]93通过语言本身的社会性质，又极大地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凝聚力，使人有可能超越动物种群之间的社会性关系，成为一切物种中最社会化的生物。[12]95总之，语言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联系强化的表征和纽带。正是在语言产生的前提下，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思想成果才得以借助强大的物质载体在社会中传递，人类所特有的文化积淀和传承活动才能获得现实的表达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也才能在人类智力活动的基础上逐渐产生。 再次，物质生产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提供着现实的社会平台。“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724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关系，是一切其他社会关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产生的基础和平台。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物质交往，是一切其他社会交往包括思想交往的现实舞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的思想关系。任何社会关系的形成，归根结底都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作为活动者关系的双方，其相互对立存在的最终依据是物质生产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由物质生产实践派生的，并且服务于物质生产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建立在物质生产关系基础上，并且间接地作用于后者。从进程上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反映。没有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没有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也就没有思想政治关系的产生，更加没有这种关系在主体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内化和外化，从而也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 综上所述，只有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基本框架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产生、发展的必然性和深层根源。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需要，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提供着客观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体现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法。 收稿日期：2014-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