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希腊论文,情结论文,帕提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希腊”是帕提亚钱币铭文上常见的国王名号之一，在一些石刻铭文中也有发现。①其希腊语原文是“ΦIΛEΛΛHNOΣ”，系阳性名词
的单数属格，Philhellene为其拉丁化形式，字面意思是“希腊人的朋友”或“爱希腊者”，在古代既可专指爱好希腊文化的非希腊人，也可泛指爱国的希腊人，但主要用来指那些热爱希腊文化的外族统治者，尤其是帕提亚的国王。②综览帕提亚的钱币，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国王米特里达梯一世(Mithridates or Mithradates I，约公元前171—前138年在位)到该王朝之末，“ΦIΛEΛΛHNOΣ”的头衔几乎为历代国王采用。③帕提亚人本来以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的反抗者自居，他们的王国就是在塞琉古王国东部失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这些帕提亚国王何以在大业底定之后认敌为友呢？即便塞琉古王国不复存在之后，他们仍然乐此不疲，继续以“爱希腊者”这一称号为荣。这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他们真的是与希腊人为友，诚心服膺希腊化文化，还是为了便于接受塞琉古王国的遗产，取得境内希腊人的好感，抑或为了与罗马人争夺两河一线希腊人城市的支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呢？
从百年以来的帕提亚史研究来看，④在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两种颇为对立的观点：即乔治·罗林森首倡的“反希腊说”和阿诺德·汤因比提出的“爱希腊说”。罗林森是近代帕提亚史研究的创始人，他在新版《帕提亚》中认为，与同样从塞琉古王国独立出来的巴克特里亚相比，帕提亚是“彻底反希腊的”(thoroughly anti-Hellenic)，帕提亚人正是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和对外族的仇恨，才推翻了希腊人的统治，“亚洲是亚洲人的”就是他们的呼声。⑤然而，罗林森也坦承，就语言、艺术、钱币诸方面而言，帕提亚人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⑥汤因比是希腊文化的推崇者，他在1959年出版的《希腊主义》一书中，将帕提亚视为三大爱希腊帝国之一，称赞它采取了“爱希腊主义”(philhellenism)，“是希腊文化的好心赞助者”。⑦汤因比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理查德·弗莱伊认为，帕提亚王朝不仅对被征服的希腊化民族实行“爱希腊”政策，而且在艺术上也是如此，统治前期主要依赖希腊文化，后期才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他以帕提亚人在钱币上使用“Philhellene”以及尊重塞琉西亚和苏萨城的自治制度为例，论证帕提亚人绝非塞琉古王朝希腊化遗产的破坏者，而像罗马人一样是希腊文化的捍卫者。⑧近年来研究更加深入，焦点已由帕提亚王朝是否“爱希腊”转为对其动机的探讨，即这究竟是一种有目的的政治宣传，抑或确实对希腊人真诚相待？⑨如何评价这些观点，对帕提亚与希腊人的关系如何定性？如何认识“爱希腊”的本质？只能回到双方发生关系的场景——希腊化世界和帕提亚自身历史文化的变迁中去寻找答案。⑩
一、帕提亚人与希腊化世界的接触
帕提亚本土位于里海东南部，曾是波斯帝国23个行省之一。(11)公元前330年后，先后处于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下，公元前3世纪中期独立建国。(12)与同时期其他希腊化王国的明显区别在于，帕提亚王国并非希腊—马其顿人内部重新划分统治范围的结果，而是崛起于希腊化世界内部并不断开拓出自身发展空间的一个新型多民族国家。帕提亚王国之所以能够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亲密接触，地缘政治的变化显然起了关键作用。
早期帕提亚人的成分比较复杂，从时间上有建国前后之分，从身份上有本土和外来之分。随着帕提亚帝国的扩大，境内其他民族尤其是伊朗人，也都成了帕提亚人。对于建国前帕提亚本土的原住民，以及后来迁入的阿尔萨息家族与其他部落的区别和融合，西方古典作家是比较清楚的。(13)据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帕提亚土地狭小，森林密布，山脉纵横，十分贫困。(14)当塞琉古王国出现内乱，东邻巴克特里亚的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发动起义之后，一位名叫阿尔萨息(Arsace，约前247—前211年在位)的斯基泰人，联合达海人(Daae,Dahae)的一支，即活动于奥库斯河(the Ochus)一带的游牧民族阿帕尼亚人(Aparnians,Aparni)或帕尼人(Parni)，侵入帕提亚。(15)斯特拉波还提到另外一种说法：阿尔萨息是巴克特里亚人，因希腊人总督狄奥多托斯(Diodotus)势力扩大而逃亡帕提亚，从而领导了当地的起义。(16)据查士丁的记载，帕提亚人最初是斯基泰人中的逃亡者，“Parthi”在斯基泰语中意为“逃亡者”，但他们何时移居帕提亚，目前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曾是波斯帝国和马其顿人的属民。然而这样“一群一文不名的乌合之众”、原来的“奴隶”，现在却成了统治这些地区的主人。(17)这里没有提到阿尔萨息，说明他与帕提亚人早期的历史无关。只是在塞琉古王朝派驻帕提亚的总督安德拉戈拉斯(Andragoras)宣告独立后，阿尔萨息才带着他的支持者侵入帕提亚。(18)尽管斯特拉波、查士丁对帕提亚人的起源、成分构成的记载有所不同，但提供的线索大体是一致的：最初的帕提亚人很可能是来自黑海、里海一带斯基泰人的一支，建国之前的帕提亚人实际上是这批斯基泰人的后裔，阿尔萨息及其部落是帕提亚的后来者。他们和本地区原有居民构成了帕提亚人的主体。不论原来的本土帕提亚人，还是后来的阿尔萨息部落，在建国之前，事实上都活动于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区域之内，已经开始了与希腊化世界的接触。
建国之初的帕提亚社会仍然具有明显的原始部落制遗风和游牧民族特征。王权已经确立，但受到所谓“人民阶层”(the order of the people)或“议事会成员”(a class of councilors)的制约。(19)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宫廷议事会由王族成员、贤人(the wise men)、祭司(Magi)阶层组成，国王从他们之中产生。(20)估计是王族提供国王人选，由贵族和祭司集团选举确认。这显然是部落民主制的残存。帕提亚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还比较原始，民风粗犷强悍，尚武好战。(21)这些特征无疑与它的游牧民族传统有关。斯特拉波在分析帕提亚帝国建立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中所包含的诸多蛮族和斯基泰人因素。(22)总之，在古典作家的眼里，阿尔萨息一世之时的帕提亚人仍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但他们所面临的和即将统治的，却是一个既有深厚悠久的东方文化传统，又被来自东地中海的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了一至两个世纪的新世界。
从表面上看，这个世界的统治框架似乎与以前的波斯帝国没有太大区别，仍然实行行省制，中央和地方只不过换了主人而已。然而实际上，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除了流行于境内的通用希腊语和希腊式钱币之外，最触目可及的就是散布各地的希腊式城市和移民地。相对于当地广袤的原野和众多的乡村，它们犹如沙漠中的绿洲而已。由于这些新城市的主体居民是希腊—马其顿人，它们自然也就成了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据罗马史家阿庇安记载，仅塞琉古一世就建立了34个分别以他的父母、自己和王后命名的城市，其中有16个安条克(Antioch)、5个劳狄凯亚(Laodicea)、9个塞琉西亚(Seleucia)、3个阿帕米亚(Apamea)、1个斯特拉东尼凯亚(Stratonicea)。(23)另外，他还建立或重建了若干城市，以希腊、马其顿的地名而命名，或为了纪念他的胜利和亚历山大而命名。这种城市共有25个，主要分布在叙利亚、上亚细亚(upper Asia)地区、帕提亚本土，甚至远到印度、斯基泰地区，仅在帕提亚行省就有5个。(24)加上亚历山大时期和塞琉古一世之后其他国王建立的城市，这些城市当有上百个之多。(25)它们大都在后来的帕提亚帝国范围之内，即使一部分城市由于希腊—马其顿人的撤离而消失，但遗留的希腊人城市为数不少，据说至少有70个，(26)其中著名的有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苏萨的塞琉西亚(Seleucia-Eulaeus)、苏西亚那的塞琉西亚(Seleucia-Hedyphon,Susiana)、波西斯的安条克(Antioch-Persis)、马尔基亚那的安条克(Antioch-Margiana，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以东39公里)、拉盖(Rhagae，今伊朗德黑兰附近)、“里海之门”(the Caspian Gate)附近的百门城(Hecatompylos)，等等。如何对待这些希腊人城市，成了帕提亚王国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帕提亚不仅没有毁灭这些城市，反而对其加以利用，保留其自治权，而且还曾把其中一些重要城市作为王室的驻跸地或都城，如拉盖、百门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等。这几个城市的建立者或重建命名者都是塞琉古一世(约前312—前281年在位)。拉盖改名为欧罗普斯(Europus)，后来帕提亚人将其重建，命名为阿尔萨西亚(Arsacia)。(27)百门城位于帕提亚本土，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处于交通要道，周围地区的道路交汇于此。(28)塞琉西亚曾作为塞琉古王国的都城，虽然该王国后来在叙利亚另建了新都安条克，但前者仍具有东部首府的地位，是塞琉古王国东部地区行政管理的中心。这些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意味着大量希腊人不仅生活在帕提亚帝国境内，而且依然保留了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可见，塞琉古王国从东部地区的退却，并不表明希腊人的全部离去和希腊化文化影响的衰竭，帕提亚的扩张反而将自己从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带入了它的腹地。面对这个世界，刚刚脱离游牧部落文化阶段的帕提亚人，大概除了接受其政治和文化遗产之外别无选择。这与他们以塞琉古王朝的继承人身份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意图显然是吻合的。
虽然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的真正接触始于亚历山大时期，但两个民族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经彼此知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的大军中，就有帕提亚人参与其中。(29)可能还有一位名为阿尔萨息(Arsaces,captains of the horse)的骑兵统帅在希腊阵亡。(30)此人与后来在帕提亚建国的阿尔萨息同名，不能说仅仅是一种巧合。二者有无族源关系，值得考虑。公元前331年高加米拉战役时，帕提亚人站在波斯一方参战。此后，帕提亚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个行省。亚历山大先后任命帕提亚人阿明那斯皮斯(Amminaspes)、波斯人弗拉塔佛涅斯(Phataphernes)为帕提亚的总督。(31)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多次划分辖地，帕提亚的总督也几易其人，公元前321—前318年总督是一位名为菲利普(Philip)的马其顿人，其后是大将佩松(Peison)的弟弟欧达马斯(Eudamas)。两年后，帕提亚归于巴克特里亚总督管辖，但后来又分而治之。安德拉戈拉斯是塞琉古王国在帕提亚的最后一位总督，大约公元前247—前245年间宣告独立。此时塞琉古二世与其兄弟“强夺者”安条克(Antiochus Hierax,the Grabber)陷入王位之争(约前240—前236)，无力东顾。阿尔萨息乘虚而入，前238年杀死安德拉戈拉斯，并很快夺取西邻赫卡尼亚。他还与巴克特里亚的狄奥多托斯之子结盟，打败了前来征讨的塞琉古二世。(32)虽然此后帕提亚曾遭受过安条克三世的大规模讨伐(前209/208)，也一度表示作为藩属归顺，但它的崛起已成必然之势。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原来塞琉古王国的大部分领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在内，已经归帕提亚所有，其都城先迁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后来又在河对岸建立新都泰西封(Ctesiphon)，表明统治重心的东移。自此，帕提亚帝国的疆域大致确定，东抵巴克特里亚，(33)西达幼发拉底河，北到里海，南濒波斯湾，成为雄踞西亚、中亚的大帝国。(34)以后的辖地虽有所变化，但大致在此范围之内，直到公元224/226年被萨珊波斯取代。这一点从中国的记载也可看出，其中提到的安息，学界公认即帕提亚。
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其西则条枝”。(35)“妫水”即今日之阿姆河，月氏位于妫水北，此时已经占领了原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故地。“条枝”则指塞琉古王国，应是其都城安条克城(位于叙利亚奥伦特河畔)的谐音。(36)公元前126年张骞抵达月氏、大夏，始闻安息，他所描述的应是米特里达梯一世及其继任者之时帕提亚的疆域。《汉书·西域传》反映的是公元25年前中国对安息的了解。(37)由于彼此之间已有使者来往，此时帕提亚(安息)的方位更为明确：东面是大月氏(巴克特里亚)、乌弋山离(阿拉科西亚，Arachocia)、塞斯坦(Seistan)地区，西面是条支，但原来条支的一些“小君长”已经成为帕提亚的藩属，(38)王都“番兜城”(Parthaunisa，今尼萨遗址)。(39)《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大致相同，但提到安息西部有藩属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自此“安息西界极矣”。安息的都城也移至“去洛阳二万五千里”的“和椟城”。(40)该传的资料主要来自公元1世纪至2世纪初经略西域的班超、班勇父子，塞琉古王国早已于公元前64年灭亡，此时与安息对峙于两河一线的是罗马帝国。可见，自西汉张骞之后到东汉班勇之时，安息的版图没有太大变化。(41)这与西方古典作家的记载基本一致，再次证明帕提亚人的统治区域数百年来大致都在以前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的范围之内。帕提亚人脱离塞琉古王国而独立，取其疆土而建国，但却不得不接受其遗产，即希腊人殖民城市的大量存在以及触目可及的希腊化文化。与此前的希腊—马其顿统治者一样，帕提亚人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占绝对多数的伊朗各地的部族和古老的波斯文化传统。在这种民族格局、历史遗产和文化氛围中，帕提亚人要想进行有效统治，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必须首先去蛮族化、文明化，即在一定程度上希腊化或伊朗化，消除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文化隔膜。究竟是回归波斯帝国传统，还是继承希腊化遗产，延续塞琉古王国的统治方式，成为建国之初帕提亚统治者面临的艰难抉择。事实证明，他们在恪守自己游牧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对二者兼容并包，但首先向希腊化文化表达了欣赏仰慕之情。
二、帕提亚帝国对希腊化文化遗产的接受
根据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的记载，帕提亚帝国有18个王国(省区)，分布在里海至红海之间。其中11个属于上王国或上省地区(the Upper kingdoms,the Higher provinces)，从亚美尼亚边界至里海沿岸、斯基泰人之地，其余7个属于下王国或下省(the Lower kingdoms,the Lower provinces)。(42)这些省区在历史上往往是一个地理、人文环境相对独特的民族或部族所在地。与以前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一样，帕提亚实行比较松散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体制。(43)中央政权君临天下，委派总督管理地方。他们需要的是倾心归附，而非形式上的划一。对于希腊人城市，他们采取攻心为上的特殊策略，在对方表示臣服的前提下，允许其保持原来的自治地位，甚至允许个别城市拥有铸币权。(44)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就是一个典型，它不仅可以自行铸币，而且直到塔西佗(公元56—117)时代，都保持着自治传统。城中有依据个人才能或财产选举产生的300人元老院，(45)有享有特权的所谓“人民”，二者合作管理城市。但在元老院与“人民”发生冲突时，国王往往会借机介入。(46)老普林尼记载说：塞琉西亚的人口达60万，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城市，仍然保持着马其顿人的生活方式。(47)
为了与境内外的希腊人、希腊化的其他民族沟通，帕提亚人采用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48)宫廷也以说希腊语为荣。帕提亚人的民族语言是帕提亚语(Parthian)，也是官方语言之一，但很少用于书面文件。(49)它用阿拉米亚字母(Aramaic)拼写而成，即后世所称的“帕拉维语”(Pahlavi)。有学者认为，帕拉维语的出现应在帕提亚的势力扩展到伊朗之时，至少不会迟于他们占领美索不达米亚。(50)但在阿尔萨息一世的钱币上，阿拉米亚语铭文与希腊语铭文同时出现，说明帕提亚人此时已经借用阿拉米亚字母来拼写自己的民族语言。不过，直到帕提亚王朝结束，钱币铭文几乎都是纯粹的希腊语，只是到了公元1世纪之后，尤其是帕提亚统治末期，阿拉米亚语铭文才在个别钱币上再现。(51)与塞琉古王朝一样，帕提亚国王给城市的指示或命令也使用希腊语，由信使或国王的代表来传达。据《巴比伦天文日志》记载，公元前141,前125年，曾有来自国王的信件在巴比伦城的剧场向公众宣读。(52)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捷报传来之时，帕提亚国王奥罗德斯二世(Orodes II，又名Hyrodes，前57—前38年)和亚美尼亚的国王阿塔瓦斯德斯(Artavasdes)正在一起欣赏希腊艺人演出的希腊悲剧家幼里披底斯的作品《酒神的伴侣》(The Bacchae)。这二人都熟悉希腊的语言文学，作为帕提亚藩属的亚美尼亚国王居然还用希腊语写过悲剧、演说词和历史。(53)国王瓦尔达尼斯一世(Vardanes I，公元40—47年在位)能用希腊语与来访的希腊哲学家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约公元15—100年)流利交谈，并自诩精通希腊语犹如他的本地语一样。(54)直到公元1世纪初，国王的信件仍用标准希腊语写成。(55)公元151年，帕提亚国王沃洛格塞斯四世(Vologases IV,147—191)在一座赫拉克勒斯的雕像上，用希腊语和阿拉米亚语铭文纪念他对墨塞尼(Mesene，即卡拉凯尼)的征服。(56)在杜拉·欧罗普这样的希腊人城市，希腊语的使用至少一直延续到阿尔萨息王朝统治末年。(57)
帕提亚本土原来处于波斯帝国的边缘，缺乏深厚的琐罗亚斯德教背景和基础。帕提亚人信仰多神，崇尚自然力，与希腊人的宗教观念有所契合。因此，阿尔萨息王朝在面对希腊人的神祇时，能够做到来者不拒、坦诚相待。他们首先表示了对希腊神的好感。钱币上的国王持弓坐像，实际上就是从塞琉古王朝钱币上持弓的阿波罗形象转化而来。或许他们也自比阿波罗再世，认其为保护神，后来的王座也一度改成了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肚脐石”(Omphalos)。(58)他们对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尤其崇拜。他是古代伊朗艺术中唯一认可的裸体人物，其外在特征为木棒、狮子皮，这在帕提亚时期现存的雕塑中或多或少都有保留。贝希斯顿有一座赫拉克勒斯正在侧坐休息的岩刻雕像，虽然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作品，即帕提亚人占领此地之前，但它能完整保存下来，说明随后而来的帕提亚人对其接受和尊重。(59)塔西佗提到，帕提亚国王戈塔尔泽斯二世(Gotarzes II，约公元40—51年在位)曾在亚述地区的萨姆布罗斯山(Sambulos)向赫拉克勒斯献祭。(60)伊朗西南的埃兰(今胡齐斯坦省)是发现赫拉克勒斯雕像比较集中的地区，著名的有“持苹果的赫拉克勒斯”、“斜倚于长榻上的赫拉克勒斯”、“制服狮子的赫拉克勒斯”以及赫拉克勒斯的两个头像。这可能与公元前3世纪驻守于此的希腊—马其顿军队有关。(61)在贝希斯顿的另外一座浮雕上，戈塔尔泽斯二世骑在马上，用长矛刺倒一个敌人，希腊胜利女神尼克(Nike)向他敬献花冠。(62)这说明他们像希腊人一样，把自己的胜利视为该女神护佑的结果。当然，琐罗亚斯德教的神祇也在流行，尤其是在原来波斯帝国的腹地——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帕提亚人在接受这些伊朗神的同时，把他们与希腊神相认同。例如，将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认同为宙斯，将太阳神密特拉(Mithra)认同为阿波罗(Apollo)或赫尔墨斯(Hermes)，将女神阿娜希塔(Anahita)—娜娜(Nanai,Nana)认同为赫拉(Hera)、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或阿特米斯(Artemis)，(63)将战神和胜利之神韦雷特拉格纳(Verethraghna)认同为赫拉克勒斯等。(64)总之，帕提亚帝国没有统一的国教，没有唯一的主神。帕提亚人对于这个新征服的希腊化世界充满好奇，对各地形形色色的神祇和宗教信仰兼容并包，为己所用。佛教流行于安息东部，这在中国的佛教文献也有反映。(65)考古发掘证明，帕提亚境内的梅尔夫古城(Merv,Margiana，另译“谋夫”、“木鹿”)是佛教西传的最后一站，当地的佛教雕塑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66)
帕提亚钱币也是在希腊式钱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帕提亚最初几位国王的钱币，虽然采用了此类钱币的基本式样，圆形，正面为国王无须头像，反面有希腊语铭文，但还保留了帕提亚游牧民族的特征。例如，正面的国王头戴斜顶有护脸的皮风帽(bashlyk)，反面一人身披斗篷，戴同样的风帽，持弓，坐在一个无背座椅上，旁边有开国国王阿尔萨息的名字APΣAKO
。这个弓箭手应是国王无疑。这是对帕提亚人以弓箭为主要武器的反映，也是其尚武好战的象征。从米特里达梯一世开始，帕提亚的钱币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正面的国王开始像希腊化君主一样，头上系上了表示王权的头带，反面弓箭手的座椅也恢复为阿波罗神庙的肚脐石。希腊的神祇如胜利女神尼克、命运女神提刻(Tyche)、骑马并行的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太阳神阿波罗，以及其他的象征性形象，如马、大象、蜜蜂等，都出现在米特里达梯一世的钱币上。公元前141年之后，米特里达梯一世利用塞琉西亚的造币场，发行较为纯粹的希腊式钱币。正面，国王系头带，面右，反面是裸体站立的赫拉克勒斯或王座上的宙斯。国王自我标榜的名号、赞语也开始在钱币上大量出现，“Philhellene”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此后国王的头像有向波斯式王冠(tiara)发展的趋向，反面弓箭手(国王)也有回归王座的现象(始于米特里达梯二世，前123—前91年)，但希腊语铭文的主导地位却没有改变。(67)从米特里达梯一世起，帕提亚人开始将塞琉古王朝的纪年(以公元前312年10月塞琉古一世重返巴比伦为始)用缩写的铭文置于钱币上。这是他们以塞琉古王朝继承者自居的标志。帕提亚的钱币大多为银币，与塞琉古、巴克特里亚王国相似。司马迁记其“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68)反映了帕提亚钱币真实的一面。
帕提亚文化艺术方面的文献记载极为匮乏，对其了解主要依靠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发掘主要是在原来希腊式城市的遗址上进行，如著名的杜拉·欧罗普以及新近发现的费拉卡(Failaka，波斯湾科威特境内)。对于帕提亚人自己建立的城市，目前遗存比较完整、发掘比较系统的是今土库曼斯坦与伊朗交界处的尼萨古城。(69)至于著名的哈特拉(Hatra)遗址(今伊拉克北部)，虽然也曾在帕提亚帝国的范围之内，但它最初可能是阿拉伯人所建。此城在公元1世纪以后才繁荣起来，既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贸中心，也是帕提亚与罗马抗争的前哨。它的文化实际上包含了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阿拉伯的因素。因此，就文化取向而言，尼萨更有资格作为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关系的例证。
从尼萨的发掘结果并结合其他遗址遗物来看，帕提亚艺术对希腊化因素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建筑式样和人物雕塑两个方面。尼萨出土文物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希腊式人物雕塑或形象。如希腊式的女神半裸体雕像，其上身的衣服褪至臀部，腹部以上裸露，两臂抬起，一伸一屈，头微微前倾左转下视，几乎是“断臂的维纳斯”的再现。(70)一泥塑武士头戴马其顿式头盔，两边护脸上有宙斯的霹雳图案。还有一尊当地女神的雕塑，其服饰类似于希腊式的chiton(无袖通体长衣)和pelos(女式外套，上衣，穿在chiton之上)，胸前有希腊蛇发女妖戈耳工(Gorgon，或墨杜萨，Medusa)的正面头像。在大概是祭祀堂或“宝库”的地方，还发现了约40个大型的角形饮器——象牙来通(ivory rhyton)。上面的图像显示了希腊的神话主题和艺术风格，如奥林帕斯山诸神、马人(Centaur，人首马身)、格里芬(Griffin，狮身鹰头)以及其他传说中的野兽等。建筑的希腊化特征也值得注意，如新尼萨的爱奥尼亚柱头，老尼萨的列柱式走廊，仿科林斯式的柱头，模制的仿半柱式爱奥尼亚柱头，墙面陶板(metope tiles)上赫拉克勒斯的木棒、弓、箭筒和塞琉古王朝的象征物——锚的形象，棕榈叶形的饰板等。(71)当然，这些雕塑并非纯粹希腊式样或风格，而是加入了本土因素，尤其是科林斯式柱头，已非石雕，而是将叶形饰板与涡旋体分别模制烧成，然后用灰浆砌在一起，纯粹成了一种装饰。(72)这既与当地的建材有关，也与帕提亚人的模仿不到位有关，说明他们对希腊化建筑、雕刻技术还只是粗略的了解和接受，也可能是他们的有意改造。在尼萨还发现了木胎泥塑，(73)可能是从巴克特里亚传来。(74)此外，尼萨还出土了30多枚希腊式钱币，除了帕提亚自己铸造的之外，还有属于塞琉古王朝、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甚至黑海本都(Pontus)国王阿米索斯(Amisos)的钱币，说明尼萨与当时的希腊化世界有着密切的商贸、文化联系。
在帕提亚人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同时，那些先前由希腊人建立或改造的城市也开始对帕提亚人的艺术创新作出回应。在这些城市遗址中，既可以看到爱奥尼亚式(哈特拉、廓尔赫)、科林斯式柱头(尼尼微)，赫拉克勒斯(尼尼微)、赫尔墨斯(尼尼微)、命运女神提刻(杜拉·欧罗普)的雕像，也可以看到帕提亚式的正面人物形象，拱形建筑及穹顶式厅堂“iwan”(eyvan)，特别是嵌置于墙体上的灰泥塑像。(75)这些都显示了帕提亚艺术的多元因素特征。(76)
根据帕提亚艺术自身的演变，学术界通常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希腊化或者至少是受希腊化深刻影响的阶段；其二是有自己强烈个性、独特风格的阶段。也有学者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进口的”希腊艺术时期，即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其次是“希腊—伊朗”艺术时期，这是希腊化王国衰落之后当地人的王朝不断取得权力的时期；最后是完美的“帕提亚艺术”时期，即公元1世纪以后，这一时期相当于上文所说的第二阶段。(77)两种分期虽然稍有不同，但都强调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帕提亚人对它的接受和创新。从现有资料看，希腊化文化对帕提亚艺术的影响贯穿始终，只是因时、因地而程度不同而已，实际上经历了由“希腊—伊朗”艺术向“伊朗—希腊(罗马)”艺术的转变，大致可将公元前后视为转折点。
三、帕提亚王朝“爱希腊”情结的由来与实质
从以上考察可见，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确实有着不解之缘。正如罗马诗人贺拉西所感叹的，他们可以在军事上征服希腊人，最终却被希腊文化所俘虏。(78)阿尔萨息部落与希腊化世界在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反差，使得他们在取代希腊—马其顿人政治统治的同时，不得不向先进的希腊化文化遗产甘拜下风。“爱希腊”正是帕提亚王朝在面对这一政治、文化困境时欲拒还迎、爱恨交集心态的反映。
从帕提亚的发展轨迹和统治基础来看，该王朝的“爱希腊情结”并非一日形成，也非一成不变，其变化的动力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说出于政治动机的“爱希腊”始于帝国形成之后，文化上的“爱希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启动。
建国之初，面对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帕提亚王朝别无选择。武力固然可以很快夺得天下，但要在东、西、北三面强敌压境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内部稳定就极为重要。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其中包括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和包容。从钱币图案、建筑结构和服饰来看，帕提亚人确实在竭力维护自己民族的特色。初期的钱币虽然采用了希腊化的式样，但努力加入了本民族的元素。例如，正面国王的斜顶皮帽、反面弓箭手的服饰和所持的弓，都体现了帕提亚作为游牧民族的特征。老尼萨的整体建筑布局、宫殿房屋的构造，显然也是当地的风格。即便那些具有希腊造型艺术特征的柱头、雕塑，也都融入了一定的东方因素。这些所谓的科林斯式、爱奥尼亚式柱头只是一种改造后的模仿，一些塑像的外观包括面孔、身材、衣饰清晰地显示出帕提亚人的特征。形似而非神似，有选择地吸收、改造、利用希腊化文化的因素，是这一时期帕提亚艺术的基本特点。只是到了米特里达梯一世时期，帕提亚钱币上的国王图像才与希腊式钱币大体一致，铭文上首次出现了“philhellene”的字样。这样的变化其实并不突然。在前一阶段，帕提亚人的目标是推翻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扩大自己的地盘，这就必然引起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这两个近邻的巨大反弹。塞琉古二世(约前246—前225年在位)、安条克三世(约前222—前187年在位)都先后进兵帕提亚，试图夺回失地，恢复他们对帕提亚的统治。(79)巴克特里亚的狄奥多托斯一世也是帕提亚的对手，只是在其子狄奥多托斯二世在位时(约前239—前223)，才与帕提亚签订了和平条约。(80)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帕提亚人是不可能“爱希腊”的。当安条克三世攻陷赫卡尼亚的首府西林克斯(Sirynx)时，帕提亚守军在撤退前杀掉了城内的希腊人。(81)帕提亚与希腊—马其顿人战争之惨烈由此可见。而且，这时帕提亚的领土主要包括本土和赫卡尼亚地区，这些都是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地带。此时的帕提亚人对希腊化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建国之初的帕提亚人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但苦于自身的落后，只好将接触到的希腊化文化改头换面并加以利用。
到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中亚、西亚的政治格局已经大为改观。东面的希腊人巴克特里亚王国受到大月氏人的进逼，不得不退缩到最东面的山区和兴都库什山之南。西面的塞琉古王国内有犹太人的起义，外有罗马东进的威胁，此时也无暇东顾，事实上放弃了对伊朗高原的宗主权。米特里达梯一世及其后继者的扩张，使帕提亚由地区性的王国变成了堪与罗马、贵霜和汉朝并列的大帝国。其统治区域基本上都是塞琉古王国的故地，与塞琉古时代相比，境内尚存的希腊人城市并没有成批减少。与以前一样，这些城市继续发挥着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中心的作用，成为帕提亚人接受希腊化文化影响的辐射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接触，帕提亚统治阶层的希腊化程度大为提高，尤其在夺得塞琉古王国的腹地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帕提亚人对希腊人、希腊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入。米特里达梯一世选择在塞琉西亚铸币，并创制新型的希腊式钱币，既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也说明他对希腊化文化的向往。作为一种政治口号，“爱希腊”实际上是对希腊人、希腊化文化在帕提亚帝国影响的承认。(82)此后，“爱希腊”成为帕提亚国王钱币铭文的一种定式，虽然这些钱币上的赞语或名号渐渐变得形式大于实际，与该国王的功绩德政已无多大关联，但在帕提亚钱币的国王形象越来越伊朗化(如戴波斯式王冠，长须髯)的背景下，这一称号能够保留下来，说明在塞琉古王国灭亡、希腊化时代也已结束之后，帕提亚王朝仍然要把“爱希腊”这张牌打下去。这与境内希腊化城市、希腊人的存在有关，而且在与罗马人的斗争中，帕提亚也需要取得希腊人或希腊化当地人的支持。
罗马与帕提亚人的对立是二者相向扩张的结果。从时间上看，帕提亚人大约先于罗马人一个世纪抵达两河地区。双方的大规模直接冲突始于公元前64年罗马大将庞培占领小亚细亚并灭亡塞琉古王国之后。公元前53年卡莱(Carrhae)一役，帕提亚人挫败罗马人的东进锋芒，约公元前40—前38年又挺进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迫使安条克和阿帕米亚二城投诚。虽然帕提亚人旋即退出，但从此与罗马结为世仇，双方相持于两河一线，对亚美尼亚的宗主权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从奥古斯都时代(前27—公元14年)起，幼发拉底河成为双方认可的天然界河，但只具有象征意义，并非不可逾越的天堑。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时好时坏，总的形势是罗马处于攻势，帕提亚处于守势。罗马人还插手帕提亚的宫廷斗争，帕提亚王子有时被派往罗马做人质，接受罗马教育。(83)公元前后在帕提亚篡位的女王穆萨(Musa或Thesmusa)，即为奥古斯都赠给帕提亚国王的一位意大利女奴。(84)双方在两河一线的拉锯战一直延续到帕提亚王国的灭亡，罗马皇帝图拉真一度占领了直到波斯湾的整个两河地区(公元114年)。帕提亚人也曾在沃洛格塞斯四世(Vologases IV，约公元147—191)统治时期攻进叙利亚(公元161年)，占领了除安条克之外的东地中海沿岸地区。(85)但对于交战双方，这些都是短暂的胜利，难以改变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的相持格局。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中，这些地区希腊人城市的向背成为双方决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帕提亚王朝在占领两河地区之初对当地希腊人城市采取了宽容的自治政策，但由于它们与罗马控制下的希腊人以及接受了希腊文化的罗马人之间存在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一旦有机会就想脱离帕提亚的控制。塞琉古国王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前146—前139/前129—前126)和其弟安条克七世(Antiochus VII，前138—前129)，曾分别于公元前139前138年、前130年两次进入两河地区，试图收复失地，起初受到希腊人城市的支持和欢迎，并获大胜。然而，后来均告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城市不堪重负转而反目。米特里达梯一世甚至将被俘的德米特里二世在各城市中巡游示众，以做效尤。令人奇怪的是，他对德米特里进行一番羞辱后，反而将其视为座上宾，待之以君王礼遇，将女儿嫁给他，但将他安置到遥远的赫卡尼亚，防止他逃回。(86)这似乎也可视为安抚境内希腊人之举。此外，这些城市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依然享受着特殊的地位和尊荣。在罗马将军克拉苏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时，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当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时，希腊人城市纷纷向他投降。他在卡莱之役(公元前53年)兵败被杀后，帕提亚将军苏雷那(Surenas)专门在塞琉西亚这座美索不达米亚最大的希腊人城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嘲弄罗马人和克拉苏。这实际上是向希腊人城市宣示帕提亚王朝的强大，恩威并重，迫使他们就范。(87)可见，这些城市的归属对于帕提亚王朝在两河地区的统治何等重要。虽然塞琉西亚一直受到帕提亚王朝的尊重，但也不甘心接受其统治。1世纪中期，帕提亚王国内部起义频发，内战不断，显露出分裂瓦解的迹象。塞琉西亚城的希腊人乘机宣布独立，在孤立无援、力量悬殊的困境下，仍然坚持约7年之久(公元40—46年)。(88)起义虽被镇压，境内其他希腊人城市也没有群起反抗，但如何安抚和拉拢这些希腊人城市，确实关系到帕提亚帝国的生死存亡。(89)
帕提亚王朝坚持“爱希腊”的名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表明其统治的正统，自己是塞琉古王国的合法继承人。在当时各地独立性、离心力较强的大背景之下，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相对于原来的波斯人或伊朗人而言，帕提亚人是外来民族。波斯帝国的统治腹地是以巴比伦为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朗西南部的波西斯和埃兰地区。当塞琉古王国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被帕提亚人取代之后，这些波斯帝国发祥地的王公们就以波斯帝国的继承人自居，伺机恢复他们昔日的荣光。从钱币资料可以看出，在埃兰、波西斯，当地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君主都自己发行钱币。埃兰钱币的发展变化基本与帕提亚王朝同步，初期较多地保留了希腊式钱币的特征(正面的国王系头带，反面有阿波罗、宙斯、阿特米斯等形象，有“伟大的国王”、“救世主”等希腊语铭文)，后来则逐渐伊朗化。但大部分钱币上都有锚、新月、星的图案，表明他们不仅与塞琉古王朝，同时也与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有关。(90)波西斯是波斯帝国的发源地，波斯的传统文化(宗教、语言)根深蒂固，影响深刻。从亚历山大帝国开始，此地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帕提亚时期，当地钱币虽然也属于仿希腊化式样，但仍然保留了阿拉米亚语铭文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形象。(91)最终推翻帕提亚王朝的王公，就是来自波西斯地区的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公元224—242年在位)。他们采用这种形式作为国家钱币的固定模式，旨在宣示波斯王朝的延续和波斯文化的复兴，以证明自己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帕提亚王朝既然无法与阿黑门尼德王朝在政治上、血统上拉近关系，就只好借助于塞琉古王朝。脱胎于塞琉古王国的帕提亚不仅取得了塞琉古王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也接受了其统治机制和宗教文化，因此，帕提亚统治者有可能自认为是塞琉古王国的继承者。在夺取塞琉古王国的故都塞琉西亚，占领希腊人和希腊城市比较集中的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帕提亚人对这种合法性的需求就显得尤为迫切，“爱希腊”的口号于是应时而生。很显然，这一口号的提出，绝非米特里达梯一世的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帕提亚王朝安抚希腊人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政治宣言，意在表明自己是塞琉古王国的当然继承人。(92)
诚然，帕提亚王朝对希腊化文化的接受只是特殊统治环境下的一种顺势而为，它对希腊化文化的遗产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事实证明，从希腊化到伊朗化，是帕提亚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帕提亚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毕竟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波斯帝国在此地的统治也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之久，帕提亚地区在亚述帝国、米底王国时期就已经处在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之下。因此，帕提亚文化无论吸收多少希腊文化的因素，其主体和基础仍然是以东方文化为主，更明确地说，以波斯—伊朗文化为主。他们的希腊化或所标榜的“爱希腊”，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而且随着公元前1世纪各希腊化王国的相继覆灭(希腊本土甚至先于东方的希腊化王国成为罗马的行省)，帕提亚境内的希腊人城市和希腊化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希腊化世界的衰落、希腊化文化的悄然消退，为帕提亚人的伊朗化创造了有利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林森以来的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帕提亚统治者在政治上、情感上是反希腊的，唯恐受到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影响，乃是因为这些学者还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即帕提亚人从建国之日起，就愿意自己建立都城，而不愿利用现有的希腊人城市为都，即使予以利用，也仅仅是暂时的。帝国的主要中心城市和都城，如达拉(Dara)、阿尔萨克(Arsak，即前述的阿尔萨西亚)、百门城、泰西封、尼萨、沃罗噶西亚斯(Vologasias)，都是帕提亚人自己新建或在原来希腊人城市基础上重建的，其中，泰西封就是为使帕提亚人免受塞琉西亚影响而出现的产物。(93)从现有资料看，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但这种政治上的分离政策显然是失败的。在自治的希腊人城市仍然长期存在，其向背有可能决定帕提亚帝国安危的特殊环境下，在帕提亚的社会上层以会说希腊语为荣，对希腊化的艺术品和戏剧诗歌倾心爱慕的文化氛围中，要想减少或消除希腊人和希腊化文化的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帕提亚人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的整体关系而言，不论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还是宫廷生活的附庸风雅，帕提亚帝国的那些国王确实曾是希腊化文化的爱好者、模仿者、改造者或保留者，公元以前尤其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称“爱希腊”、“希腊人之友”，这并非矫情和自诩。汤因比称帕提亚是“爱希腊帝国”，也非空穴来风，尽管这样的定性确有片面武断之嫌。罗林森说帕提亚是“彻底反希腊的”，只是就其推翻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而言。而且他也承认，帕提亚人对希腊人城市自治权的尊重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但他们在钱币上自称的“Philhellene”确实并非虚言。(94)
总之，帕提亚王朝与希腊人、希腊化文化、希腊化世界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状态。在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时期，帕提亚本土一度处于希腊—马其顿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帕提亚人对希腊人及其文化特征当已有所了解。尽管阿尔萨息部落的来源尚不确定，但其活动过的巴克特里亚和里海东南地区，当时也在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的范围之内。帕提亚人建国后对希腊化文化的接受、利用，表明他们熟悉并认可这一文化。
从古代欧亚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文明整体关系上看，游牧民族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文化环境的变迁，从而引起本身文化的本质性变化，最后融入农耕文明之中，历史上并不乏其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然而，由于每个游牧民族自身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别是所进入的新文化环境不同，这种民族融合、文化认同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太相同。游牧部落起家的帕提亚王朝就是一个特例。它不是希腊化世界的外来者、闯入者，而是在这个世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祥地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身份和文化特征，它才能够在推翻希腊人统治的同时，顺便接受了他们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但是，帕提亚人面临的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他们接受的遗产也并非成分单一，而是既有包含东方文化因素的希腊化文化，也有原来的波斯文化传统。随着希腊化王国灭亡、希腊化世界不复存在、希腊化文化影响式微，帕提亚人的文化取向逐渐转向波斯传统，这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一个游牧民族而言，地缘政治的变化与自身的文化更新甚至民族的融合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不过是这种联系的一种特殊彰显而已。
责任编审：姚玉民
注释：
①G.R.F.Assar,"Parthian Calendars at Babylon and Seleucia on the Tigris," Iran,vol.41,2003,p.177.
②Henry George Liddell et al.,A Greek-English Lexic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1932.
③只有极个别国王没有采用这一头衔，如米特里达梯一世的继任者弗拉特斯(Phraates II，约前138—前127年在位)，这显然与此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人城市两度支持塞琉古王朝的反攻有关(见下文)。另有一些国王的钱币铭文漫漶不清，难以确定是否有此名号。详见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inscriptions.htm#Vologases6.
④目前所知最早关于帕提亚的通史著作，是乔治·罗林森1873年出版的《古代东方世界的七大君主国》卷六《帕提亚》(The Seven Great Monarchies of the Ancient Eastern World,vol.6:Parthia)。1893年出版了《帕提亚》单行本，1903年再版，内容大致相同。
⑤George Rawlinson,Parthia,New York:G.P.Putnam's Sons,1903,p.47.
⑥George Rawlinson,Parthia,pp.112,393,400,407-408,415,418.
⑦汤因比之所以持此观点，是因为帕提亚尊重塞琉古王国遗留下来的希腊殖民城市的自治，成功遏制了来自中亚腹地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例如萨迦人(Sakas)、吐火罗人(Tocharians)的冲击。他虽然将帕提亚与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并列为“爱希腊帝国”(philhellene empires)，但在对于希腊文化的关系上，三者仍有区别。在他看来，罗马人是希腊生活方式的倾心接受者，贵霜人是希腊人的继承者，帕提亚人“是希腊文化的好心赞助者”。详见Arnold J.Toynbee,Hellenism: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179,182-183.
⑧Richard N.Frye,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Munchen:Beck,1984,pp.244-246.
⑨Edward Dabrowa,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1,p.83.
⑩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关帕提亚的文献资料严重缺乏，本文主要依靠近代以来在城市遗址、钱币、碑铭、建筑、雕塑艺术等方面的考古研究成果展开论证。
(11)H.C.Tolman,Ancient Persian Lexicon and Texts,New York,Cincinnati and Chicago:America Book Company,1908,pp.2,5,10-11,16-17.
(12)关于帕提亚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的起始时间，学术界有上限和下限两种说法。上限在安条克二世之时(前261—前246)，下限在塞琉古二世之时(前246—前226/225)。根据帕提亚纪年，应在公元前247年。但这个过程可能历时数年，在安条克二世末年与塞琉古二世、安条克·希尔拉克斯(Antiochus Hierax)战争之间，即约公元前250—前237年。参见F.W.Walbank,A.E.Astin,M.W.Frederiksen and R.M.Ogilvie,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VII,part I:The Htellenistic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19-220,Chronological Table.
(13)关于早期帕提亚人的历史，主要有两种资料。一是斯特拉波的《地理志》(Strabo,Ge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XI.9.1-3)，二是查士丁的《庞培乌斯·特洛古斯〈菲利普史〉摘要》(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 41,trans.Rev.J.S.Watson,London:Henry G.Bohn,1853)。但更早的资料应该是生活于帕提亚帝国境内的希腊人阿波罗多罗斯的著作《帕提亚史》(Apollodorus of Artemita,Parthika)。此书已亡佚。斯特拉波的《地理志》有对该书的大量摘引，庞培乌斯·特洛古斯也可能引用此书(见查士丁《摘要》的另一英译本：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trans.J.C.Yardley,Atlanta GA:Scholar's Press,1994,p.253,Note 1.此译本与J.S.Watson译本的个别地方不尽一致，系所据拉丁文版本不同所致)。
(14)(15)Strabo,Geography,XI.9.1,9.2.
(16)Strabo,Geography,XI.9.3.斯特拉波留下一个疑团，即阿尔萨息到底是在欧泰德姆斯还是在狄奥多托斯之时进入帕提亚。钱币学研究证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伊始，应该有两个狄奥多托斯先后称王，两王大约公元前250—前230年在位(也有始于前256年之说)。欧泰德姆斯约公元前230—前200年在位(也有始于前223/221年之说)。按照帕提亚纪年，阿尔萨息一世应在约公元前247年即位。因此他只能在狄奥多托斯一世称王之后才进入帕提亚。出现不同说法的原因可能是，欧泰德姆斯原来是索格底亚那地区的官员，当时与狄奥多托斯一道脱离塞琉古王国。他先是以行省总督，或一国之主的身份统治索格底亚那，后来杀死狄奥多托斯二世，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王位。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身份，后来的古典作家就把他与狄奥多托斯一世、阿尔萨息视为或混为同代人了。参见O.Bopearachchi,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Catalogue Raisonné,Paris:Bibliothàque Nationale,1991,p.453,pl.1-2; Jeffrey D.Lerner,The Impact of Seleucid Decline on the Eastern Iranian Plateau,Stuttgart:Steiner,1999,p.84.
(17)(18)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 41.1.1-6,41.4.6-7.
(19)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 41.2.1; 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p.254.
(20)Strabo,Geography,XI.9.3 & n.2-3.
(21)根据查士丁的记载，帕提亚人以马为生，出征、赴宴、履行公私职责、出国、会客、交易、会谈，无不乘马而行。他们迷信，信仰多神，尤其敬畏河流(J.C.Yardley译本称“所有帕提亚人都非常虔信宗教，崇拜多神”)。这个民族自尊心强，争雄好斗，傲慢骄横，视行为粗鲁者为男人，温文尔雅者为女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难以安分守己，喜欢惹是生非。他们沉默寡言，行动敏于言辞，不论成功失败，皆漠然处之。他们服从国王，但非出于谦恭而是恐惧。他们好色，但饮食简朴。他们向来言而无信，除非符合他们的利益。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 41.3.
(22)Strabo,Geography,XI.9.2.
(23)Appian,Roman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XI.57.有学者认为此数有所夸大，把塞琉古一世的后继者建立的同名城市也都归于他的名下了。见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From Samarkhand to Sardi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0.
(24)这25个城市是：Berrhoea,Edessa,Perinthus,Maronea,Callipolis,Achaia,Pella,Orophus,Amphipolis,Arethusa,Astacus,Tegea,Chalcis,Larissa,Her
a,Apollonia(in Syria and upper Asia),Sotera,Calliope,Charis,Hecatompylos,Achaia(in Parthia),Alexandropolis(in India),Alexandreschata(in Scythia),Nicephorium(in Mesopotamia),and Nicopolis(in Armenia).Appian,Roman History,XI.57.
(25)关于塞琉古王国建城(或殖民地)的规模、数目和分布，参见M.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London:Methuen & Co.Ltd.,1959,pp.244-245; 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From Samarkhand to Sardis,pp.20-21; Getzel M.Cohen,The Seleucid Colonies:Studies in Founding,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Wiesbaden:Steiner,1978,pp.2,14-19,"Map of Hellenistic Asia."
(26)George Rawlinson,Parthia,p.82.
(27)Strabo,Geography,XI.9.1,13.6.
(28)Polybius,The Histo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X.28.
(29)Herodotus,The Histo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998,III.93,VII.66.
(30)Herodotus,The Histories,VII.66; Aeschylus,Persia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995.
(31)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III.11,22-25,V.20.
(32)参见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41.4.1-10,41.5.1; Strabo,Geography,XI.9.2.
(33)根据狄奥多洛斯(Diodorus)记载，米特里达梯一世曾经东扩至印度，未经一战就占领了原来由印度国王波鲁斯(Porus)统治的地盘。Diodorus,Bibliotheca Historic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XXXIII,18.但这是孤证，不足为据。帕提亚人进入印度西北部应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所谓印度—帕提亚人王国的建立者是贡达法勒斯一世(Gondophares I)。
(34)具体包括：帕提亚本土、赫卡尼亚(Hyrcania)、米底(Media)、巴比伦尼亚(Babylonia)、亚述(Assyria)、埃兰(Elymais)、波西斯(Persis，波斯本土，今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塔普利亚(Tapuria，里海南部，今伊朗厄尔布尔士山脉南北麓)和特拉克西亚纳(Traxiana)地区。Neilson 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p.27.
(35)《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62页。
(36)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页。详见其《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4—192页。有学者认为“条枝”在波斯湾(J.E.Hill,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1[st] to 2[nd] Centuries CE,Lexington,KY,2010,pp.216-220)，但实际上此时波斯湾已在安息—帕提亚的控制之下。
(37)《后汉书·西域传》云：“班固所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后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2—2913页)可见《汉书·西域传》所记安息之疆界，属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以前。
(38)此处反映的应是卡莱战役之后帕提亚对叙利亚、巴勒斯坦沿东地中海一带的占领。参见George Rawlinson,Parthia,pp.191-196.
(39)关于“番兜”的对音，有学者认为可能来自贝希斯敦铭文帕提亚的波斯语名称Parθava。但最为可能是伊西多尔在《帕提亚旅行志》中提到的王城Parthaunisa。希腊人将此城称为Nisaea，遗址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现代考古证明，Nisa(尼萨)确是早期帕提亚的一座王城。米特里达梯一世时曾改名为Mithradatkirt，但旧名应该还在使用。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安息与汉王朝已有使者来往，“番兜”之名应由此传来。参见H.C.Tolman,Ancient Persian Lexicon and Texts,pp.2,5,10,16; Isidore of Charax,Parthian Stations,The Greek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Wilfred H.Schoff,London edition,1914,p.12；《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9—3890页；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115页。
(40)《后汉书·西域传》，第2918页。一般认为，“和椟”是帕提亚都城之一Hecatompylos(百门城)的对音，遗址在今伊朗塞姆南省(Semnan Province)。有关讨论详见J.E.Hill,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1[st] to 2[nd] Centuries CE,pp.233-238.
(41)在米特里达梯二世时期(前123—前91年)，帕提亚版图最大，从幼发拉底河到阿姆河。他是第一个与罗马接触并自称“王中王”(BAΣIΛEΩΣ BAΣIΛFΩN)的帕提亚国王。
(42)参见普林尼《自然史》的两种英译本：Pliny,Natural History,VI,xxix,trans.H.Rackha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liny,Natural History,VI.xxix,trans.John Bostock and H.T.Riley,London:George Bell & Sons,1856.
(43)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在satrapy(总督区或大省区)或eparchy(可译为省或州，地位在satrapy之下)设置名为hyparcheia(hyparchy)的县或下一级政权。帕提亚是否也采取这种制度，现有证据并不充分。据出自杜拉·欧罗普(Dura-Europos)的一份羊皮纸希腊语文件显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hyparcheia的设立。Richard Tada,Apollodorus of Artemita and the Ri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p.51.
(44)Neilson 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pp.xl-xli.
(45)普鲁塔克也提到塞琉西亚的元老院。见Plutarch,Liv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Crassus," 33.
(46)Tacitus,Annal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VI.42.
(47)这里的“马其顿人”实则是希腊人的统称。Pliny,Natural History,VI.XXX.
(48)Edward Dabrowa,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pp.153-163.
(49)在萨珊王朝之前，没有任何帕提亚语文献流传下来。现在仅有的文字证据是在尼萨遗址发现的陶片以及个别契约和商业文件的残部。据考古发掘资料，在尼萨和其他地方出土的约3000块陶片上的文字都是帕提亚语，其中大部分陶器制作的时间在公元前2—前1世纪。Edward Dabrowa,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p.159.
(50)Neilson 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pp.27-28.
(51)除了阿尔萨息一世之外，钱币上有阿拉米亚语铭文的国王有：Mithradates IV(c.A.D.129-140),Vologases IV(c.A.D.147-191),Osroes II(c.A.D.190),Vologases V(c.A.D.191-208),Vologases VI(c.A.D.208-228)，Artabanus IV(c.A.D.216-224).详见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inscriptions.htm.
(52)A.Sachs and H.Hunger,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III:Diaries from 164 B.C.to 61 B.C.,no.-140A,"Rev.5-6"; no.-124A,"Obv.6-7"; no.-124B,"Rev.17," Wien:Verlag der 
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96.该日志原文并没有直接说这些信件是用希腊语写成。从其发信的对象——该城的首脑(governor)、公民(citizens)和信件宣读的地点——剧场(the house of observation)来看，这些信件肯定是写给巴比伦的希腊人社区或新建城市的。此外，希腊语国王信件铭文的残片已经在巴比伦发现。其中一个刻于塞琉古纪年(SEM，以前312年10月为始)191年，即公元前122/121年；另一个是帕提亚纪年(以前247年4月为始)137年，塞琉古纪年202年，即公元前111/110年。(G.R.F.Assar,"Parthian Calendars at Bahylon and Seleucia on the Tigris," pp.171-191)因此，有理由推断日志中的国王信件是用希腊语写成。
(53)Plutarch,Lives,"Crassus," 33.
(54)Philostratus,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I.31-32.
(55)Richard Tada,Apollodorus of Artemita and the Ri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pp.43-45.该信件写于公元21年，铭文的希腊语原文和译文详见C.Bradford 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pp.299-301.
(56)D.S.Potter,"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Herakles from Mesene:Vologeses IV's War with Rome and the Date of Tacitus' 'Annales'," Zeitschriftfiir 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Bd.88,1991,pp.277-279.
(57)Richard Tada,Apollodorus of Artemita and the Ri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pp.48-56.
(58)参见Ehsan Yar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2: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686,1030; Trudy S.Kawami,Monumental Art of the Parthian Period in Iran,Leiden:E.J.Brill,1987,p.3.
(59)参见Richard N.Frye,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pp.210,230.
(60)Tacitus,Annals,XII.13.
(61)详见Trudy S.Kawami,Monumental Art of the Parthian Period in Iran,pp.73-74,111-117; Cat.no.44-48; pl.52-56; Figs.21-24.
(62)Ehsan Yar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2: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p.691.
(63)关于娜娜与伊什塔尔的对应，以及与阿娜希塔、阿特米斯的认同，参见杨巨平：《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第103—115页。
(64)Ehsan Yar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1: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p.xxvi.
(65)据中国佛教史料记载，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王子安世高曾来洛阳译经。“有菩萨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进，遂处京师。”见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第二》，关于其生平，详见梁建初寺沙门释僧祐撰：《安世高传第一》(《大正新脩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5册，no.2145《出三藏记集》之《出三藏记集序卷第六》、《出三藏记集传上卷第十三》)
(66)Jonathan Tucker,The Silk Road:Art and History,London:Philip Wilson Publishers,2003,p.230.
(67)有关钱币图像、铭文详见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coins.htm; 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inscriptions.htm; http://www.grifterrec.com/coins/parthia/parthian4.html.
(68)《史记·大宛列传》，第3162、3174页。
(69)尼萨遗址分为新尼萨(Novaia Nisa)和老尼萨(Straia Nisa)两处。其实二者都是约公元前2世纪建立的。前者是城市，一直存在到17世纪；后者是王家城堡(the royal fortress)，公元3世纪随着帕提亚王国的灭亡被遗弃。
(70)据说这是米特里达梯一世的女儿罗多古娜(Rodoguna)的雕像。根据传奇故事，她正在沐浴化妆，忽闻敌人来袭，遂弃妆披甲，率军上阵。雕像可能表现她浴后整理头发的瞬间。还有一尊希腊古典式的全身雕像，被称为“尼萨女神”，据说表现的也是罗多古娜。当地还出土了一个阿芙洛狄特的头像，是对希腊古典雕塑大师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约前400—前330)作品“克尼多斯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 of Knidos)的模仿。(Jonathan Tucker,The Silk Road:Art and History,fig.296,297; p.234)事实上，这尊裸体雕像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同类雕像“卡普亚的阿芙洛狄特”。“断臂的维纳斯”外形上也与它极为接近，但因二者时间相近(公元前2世纪下半期)，地理上相距遥远，后者模仿前者的可能性不大。但二者无疑都从以前同类主题的作品那里获得了灵感。或许这尊雕像的制作者就是一位来自希腊本土的艺术家。参见苏珊·伍德福德著：《剑桥艺术史：古希腊罗马艺术》，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60—63、66—69页，图74、79。
(71)关于尼萨遗址，详见Ehsan Yar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2: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pp.1037-1041,pl.63; V.N.Pilipko,"Excavations of Staraia Nisa," http://www.cais-soas.com/CAIS/Archaeology/Ashkanian/excavation_staraia_nisa.htm.
(72)Richard Tada,Apollodorus of Artemita and the Ri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p.36.
(73)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Hellenism in the East: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s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London:Duckworth,1987,pl.VIII.
(74)参见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75)A.D.H.Bivar,Review:[untitled],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vol.35,no.1,1972,pp.170-171.
(76)关于这些希腊式建筑和雕塑，除网络上的图片外，还可参见：J.E.Reade,"Greeo-Parthian Nineveh," Iraq,vol.60,1998,pp.65-83; 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Hellenism in the East: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s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pp.132-162,Plate II; Amélie Kuhrt and Susan Sherwin-White,From Samarkhand to Sardis,pp.171-180; Henri Seyrig,"Palmyra and East,"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40,part 1 and 2,1950,pp.1-7; Malcolm A.R.Colledge,The Parthian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67,pl.20,28-31,39,54,57,59-60,62,64,66-68,72.
(77)A.D.H.Bivar,Review:[untitled],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pp.170-171.类似分期也可见Trudy S.Kawami,Monumental Art of the Parthian Period in Iran,p.143.
(78)原文见Horace,Satires,Epistles and Ars Poetica,"To Augustus," in Epistles,II.1.15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9)这两次所谓的远征(Anabasis)分别发生于约公元前230—前227年和约公元前209年。第一次，塞琉古二世无果而还，帕提亚人大获全胜。第二次，安条克三世进入帕提亚的腹地，占领了百门城和赫卡尼亚，帕提亚国王阿尔萨息二世被迫与之结盟。
(80)关于这一时期帕提亚与塞琉古王朝和巴克特里亚之间的关系，见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 41.4.8-5.7; Polybius,The Histories,X.28-31.
(81)Polybius,The Histories,X.31.
(82)有学者就如此推测，认为米特里达梯一世可能是在帝国的这一特殊地区需要希腊人的支持，才提出了这样的口号。Vesta Sarkhosh Curtis and Sarah Stewart,eds.,The Age of the Parthians,New York:I.B.Tauris & Co.Ltd.,2007,p.11.
(83)帕提亚的弗拉特斯四世(Phraates IV)就将其四个儿子交给奥古斯都做人质，以确保与罗马的友谊和免于宫廷内乱。Strabo,Geography,XVI.I.28; VI.4.2.
(84)这位特斯穆萨就是弗拉特斯四世将儿子送往罗马的幕后推手。关于其人其事，详见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XVIII.39-44.
(85)参见George Rawlinson,Parthia,pp.321-324.罗林森认为这位沃洛格塞斯是三世，在位时间是公元148/149—190/191，与现今通行的帕提亚王位纪年稍有不同。
(86)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XIII.184-186,249-253; Marcus Junianus Justinus,Epitome of Pompeius Trogus' "Philippic Histories," 36.1.3-5,38.10.参见Edward Dabrowa,Studia Graeco-Parthica: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Greeks and Parthians,p.154.
(87)Plutarch,Lives,"Crassus," 17,32.
(88)Tacitus,Annals,XI.8-9.
(89)参见George Rawlinson,Parthia,pp.258-259.
(90)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coins_elymais.htm.
(91)关于这些地方钱币式样，可参见李铁生编著：《古波斯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135—148页；http://www.wildwinds.com/coins/greece/persis/t.html.
(92)这种继承人心态在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II，约公元10—38年在位)那里表现得极为自然，也极为强烈。他在与罗马人争夺亚美尼亚时，不仅坚持原来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应指塞琉古王国——笔者注)的界线，而且威胁要夺回先后属于居鲁士和亚历山大的疆土。Tacitus,Annals,VI.42.
(93)参见George Rawlinson,Parthia,pp.57-58; R.James Ferguson,"Rome and Parthia:Pow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cross Cultural Frontiers," Center for East-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CEWCES Research Paper No.12,December 2005,Gold Coast,Australia:Bond University,2005,p.8,n.66.据斯特拉波记载，泰西封既是国王的冬宫，也是军队的营地，这就使塞琉西亚人避免了驻军的骚扰。(Strabo,Geography,XVI.1.16)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帕提亚国王建立泰西封旨在吸引塞琉西亚人迁居新城，就像塞琉西亚曾吸引了巴比伦城居民大批迁来一样。但计划落空。国王沃罗噶苏斯(Vologesus)不甘心，在泰西封附近又建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新城。(Pliny,Natural History,VI.xxx)不管这些国王最初的动机如何，宁愿在塞琉西亚附近另建新都，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希腊人城市心存戒备。
(94)George Rawlinson,Parthia,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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