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帖的历史记忆及其在关中、陕南的活态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南论文,关中论文,记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3)01－82－15
中国民间木版图画首先体现着农业文明社会的大众传媒属性，在这一前提下，它对美术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面产生的意义同等重要。传统民间木版“历头画”、“春牛图”，为农耕社会传达自然科学信息，指导民生大计，还促使社会上下沟通、官民谐动。事实上它们自有一个历史久远的名类：“春帖”，它从属于传统“立春”礼仪，在社会机制的“文化布局”之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非遗”保护工作推动，先是在以南郑县为重心的陕南乡村考察中，随后在对全国各地相关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的翻检中，我们进一步观察到了传统“木版年画”生存的社会根系，也进一步触摸到了乡土艺术发展的一些活态规律。从而感到：民间美术学研究相当长时期里囿于“美”术的角度，在同民俗艺术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关系上，还应该继续打通障碍。
一、历史上的春书、春词、春帖
从唐代文人的记述看，北朝时已有妇人于立春时节进“春书”①的风习。这种“春书”的名称传沿至唐代，习俗的应用方式之一是粘贴在窗户上，如张子容诗中所言：“拾樵供岁火，贴牖作春书”。②另李商隐有诗云“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③这里的“春胜”是指顺应春天的吉利话，“书春胜”也就是写春书，应用时间很明确地指向“春日”，即传统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日”。北宋时尝称此物为“春端帖子”，宫廷里的规矩是每年由翰林们写春词，春词多用绝句，体近宫词，尚工丽、颂太平，在立春日由宫女们剪贴在宫中门帐上。《宋名臣言行录》载：仁宗一日见御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辞也。乃悉取宫中诸帖阅之，见其篇篇有意，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南宋的杨万里是个性刚言直、关切人民疾苦的人，他庆幸自己“一生幸免春端帖，可遣渔歌谱大章”④——看来那种由“侍从之臣”们以尚工丽、颂太平的文风写春端帖子的规矩在南宋宫中依然如故。元代人说法里便直接称其为“春帖”了，所谓“春帖分裁阁分多，宫娥争馈缬绡罗”。⑤从这些简短的文字中揣摩，它们系以文辞书写为主要内容，属于上层社会应天时、贺春气的习俗，被文人视为雅事，又被宫廷纳入岁时活动的惯制。
在老百姓那里，据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北朝的风习是：“立春，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字于门。”近几百年来，这种被简化为一句两字标语的春书“宜春”，在许多地方还一直保持着；从不少省县的地方志中都能翻见有关的记录，下面略摘数例为证。如在河北：
“除日”，门外结彩灯、榜宜春及桃符、门神，以祓不祥。⑥(引文下有着重号者为笔者所加，全篇皆准此，不再一一说明。)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立春”日，帖宜春字，啖春饼。⑦
“立春”，贴宜春字，食春饼、生菜，义取迎春。⑧
“立春日”，先期一日，县令率僚属迎春于东郊，祀勾芒，作乐设百戏。民间贴宜春二字于门。⑨
“立春日”，观土牛，帖宜春字，茹春饼。⑩
迎春日，贴宜春字，茹春饼，取迎新也。(11)
先除夕一日，曰“小除夕”。家置洒宴，往来交谒，曰“别岁”……帖宜春字，小儿女写“好”字。(12)
十二月“除日”，门换桃符，写春帖，井硙具封；阖室饮酒围炉至深夜，谓之“守岁”。(13)
“立春”，贴春帖，牛马耳系色布絮。(14)
“元旦”，俗先一日，贴门联或宜春字。(15)
“立春”，观迎春，写贴宜春字，啖春饼。(16)
最生动具体的还数这一条：
“立春”，清晨用朱红点于牛角及小儿额上与门窗户牖等处，曰“打春”，以示祝新春之意。(间有用纸书“立新春鸿禧”或“立新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等字者；乡民如不能写字，则画一“＋”字代之。(17)
从这些材料看，以文字在帛或纸上书写顺应春气的吉利词语贴在门、窗、帐上，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春帖”。陕西凤翔传统木版图画中曾见刊有“宜”、“春”二字合版的老样，应即为方便民间“不能写字”的家户而准备的一种春帖。但不仅不识字的乡民，即使能识字的城里人也不会仅满足于文字书写的春帖。自明代以后记述中可看出春帖图画的端倪，刘若愚《酌中志》有载：冬至后，“室内多挂绵羊引子画贴，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诗图’”；(18)清道光十年(1830)成书的顾禄《清嘉录》记苏州：“新年，……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这两则文献材料中所说的“绵羊引子画贴”、“九九消寒诗图”和“芒神春牛图”等，其实与“春书”、“春端帖子”同样属于那种具有应春迎祥意义的春帖，不过有了些重要的变化：一为表现方式转变成以图像为主，二是它们已是成批量制作的印刷品；更重要者，基于上述前提其传播范围不仅是文士、宫廷之内，而是普及到市集上，成为“乡人争买”之物。就是说，明、清之际，木版图画形式的、以自由贸易为渠道的、作为由城及乡的大众视觉传媒的“春帖子”，已经流行开了。
二、陕西民间春帖画之一：凤翔式
笔者在2008年以前所知道的陕西民间传统木版春帖画，大致是以吉祥瑞兆的纹相组合为主题，与前述文字型春帖中的“春胜”、“春端帖子”意思相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得自关中西府的凤翔县，在那里见到的传统木版春帖画例如：
1.《今日打春·新君登位》(图1979年刷印于凤翔县文化馆“四清”抄家物资库存，王宁宇收藏。参见附图1)，凤翔县未署名画局旧样，二图合刊一块版上，高27.5厘米、合宽18.5厘米。以白象、天官与黄牛、勾芒两组图样相对仗，双重渲染春天之美。右幅上端开扇形窗题“春词”：“今日打了春，年成保十分，庄家［稼］收的［得］好，买卖变黄金，坐［做］官当一品，富贵万万年”；左幅上端开扇形窗题“春词”：“新君登了位，天下太平年，到处五谷丰，白象人人知，谢天唱大戏，拱手念阿弥”。画幅下端，勾芒神面对坐地吃晌午饭的农夫；天官身旁的牛马，展现着牲口一年双驹的繁盛。
2.《富贵·如意》(此图为1962年王树村先生采集收藏，陕西省群众艺术馆藏有凤翔县文化馆“四清”抄家物资库存1979年刷印件。参见附图2)，凤翔县南肖里村世兴画局旧样，二图合刊一块版上，线版墨印，高29厘米、宽18厘米。二图对仗格式与上件类似，但画面未出现春词，左幅上端为牡丹花、下为穿朝服执珊瑚的武将国公，右幅上端为荷花、下端为穿朝服捧如意的文职天官，表达了国泰民安、富贵如意的新春祝福。
3.《八仙》(此图1979年刷印于凤翔县文化馆“四清”抄家物资库存，王宁宇收藏)凤翔县南肖里村世兴画局旧样。二图合刊一块版上，高28厘米、合宽18厘米，幅中二图作对仗格式，各以云纹作连续斜折线隔分画面为四个角隅，安排八位神仙，左幅自上而下为：吕洞宾、韩湘子、铁拐李、何仙姑，右幅自上而下为：汉钟离、曹国舅、张果老、蓝采和。此帖可能用于老年人住房窗楣，寓祝寿之意。
4.《天仙送子·其林［麒麟］送子》(此图为1962年王树村先生采集收藏，陕西省群众艺术馆藏有1979年于凤翔县文化馆“四清”抄家物资库存刷印件，参见附图3)，凤翔县未署名画局旧样，二图合刊一块版上，高28厘米、宽18.7厘米。本图左右两幅分别刻画新郎、新娘，二人作对拜姿势；两图上端为对仗的天仙骑麟自天而降送来婴孩的画面，表现出新春之际对另一种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种的蕃［繁］衍”)的期待。
另见陕北神木县城关镇薛茂荣家旧制《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此图为1983年陕西省群众艺术馆采集收藏)，高34厘米、宽23厘米的纵长幅，在上端以略近扇面的“开光”描绘十二生肖动物，中部是一头驮着大盆牡丹花的白象，象足下遍地落着银元，象身后有一天官在挥旗促进；在大象右上方角落画秋收场面，一老农张开口袋，另一青年正以簸箕往里装粮食，这是对好年成的愿景；大象身躯下方画着二人正吆牛牵驴忙碌着春耕，这就是为了愿景实现就必须勤劳的“劝农”。
凤翔县把这种长条型的木版图画叫“立春帖子”，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当地艺人邰怡先生告诉我的；据说它的用法是作为贴在门楣或窗楣上的“门旗儿”、“窗户旗儿”(“旗儿”为“笺儿”的音转，参见附图4)。它那立长条的形制应是适应着下半截悬空可以随风飘拂的粘贴方式。那么这跟唐诗中所言用春书“贴牖”的贴法是贯通着的吗？陕北神木县那幅旧制，笔者未能向薛家察问，但从画幅型制与画面内容比较，与凤翔“立春帖子”亦应类同。它的版型早年购自河北。从整体上看以上例作，第一，它们都是属于“立春”节日系列的；第二，其中以《今日打春·新君登位》一对最切近主题核心，其他画幅主题内容有延伸泛化，但却确实是面向乡村农民生活的，作为“属于农民的春帖画”，应该毋庸置疑。
三、陕西民间春帖画之二：南郑式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过程中，汉中市南郑县按照曲艺类申报了一个项目叫做“春倌说春”。2008年了解到，那些“春倌”(19)挨户“说春”时，还要把一种纸上印的“春帖子”送到群众手上，叫做“送春”。这种“春帖子”什么模样？当地人讲从90年代中期就改革成“正规”印刷厂的激光照排制品了(参见附图5)。它以前用木版刻印过吗？笔者被告之之前是用木版刻印的。那这种木版刻印的手艺还有人会吗？老式木版春帖跟我知道的凤翔立春帖子的样式一样吗？它又和30年前王树村先生及很多专家几番寻觅而不复得的汉中木版年画会有关联吗？怀里揣着这样的想法好几年，2010年12月才终于有机会成行前往考察。这次陕南考察是很令人振奋的，它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汉中民间木版图画”的再发现，2011年申报成功，被省政府列入陕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改变了我对“民间木版年画”的一些认识。现在就把那次考察中有关南郑木版“春帖”的见闻摘要报告一下。
由南郑县文化馆王庆和馆长等人带路，我们在县境各村走访了多位年长的春官，辗转打听终于捞出线索。追到了刻制木版春帖的老艺人、汉中市雕版世家“苏文堂”第四代传人、年已68岁的苏明兴。可喜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县上明令废除木版春帖，改由县文化局统一交正规印刷厂激光照排制作之后，苏明兴并没有就此罢手不干，他每年还在私下接受一些外县春官的春帖版订货，所以手边还保存着近十几年一些试版的留样。
南郑县位于汉中市区紧南边，刻版艺人苏明兴的家在南郑县北边，离汉中市区隔一条汉江。苏明兴保留的为洋县春官订制的“公元2000(庚辰)年春帖”印样(参见附图6)，系以墨色刷印在橘黄色的薄纸上，高50公分、宽37公分。版面纵长方形，顶栏版眉正中央是五角星，由两支麦穗环抱构成一圆形徽章，徽章两旁各一组三面红旗斜插外展下垂。情势有些像政协会堂的装扮，颇为“经典”；这个报头图案左边为“全民动员”、右边为“大搞农业”，组成共八个大字的政治标语；顶栏下，右边通底一竖长窄条，刊当年年份、天数，标“阴阳合历节气表”名、署“洋县送春宣传组”；左边一竖长窄条，按一小、一大从上到下划分12组24格，以大格标农历月份、以小格标阳历月份；左边的月份格向版中心的大篇幅贯通成行，各小行从左向右刊阳历日期，对应的各大行从左向右刊阴历日期，凡24个节气日，宽度增加一倍，而且改以墨底阴文表示以使醒目。这幅春帖的底栏最有意思，中央是农夫耕牛(实即芒神春牛)图，看似简拙，但其中人的帽子、地上草叶的片数、人与牛的位置前后都是藏有玄机的细节。图的左右两端共列示出十一条短语，右端内容关乎“太岁”、“入伏”、“中伏”和“进九”的时日，具备生产生活安排提示功用；左端内容则分别是“十二龙治水”、“九牛耕田”、“九日得辛［芯］”、“四人共丙［饼］”、“七屠共猪”、“大历［利］东西”——那是依照古老的推算法得出的当年气象、稼获、市场与运势，向大家作预报性的提示。苏明兴保存的历年春帖印样，大致格式如此。关于此类春帖下部内容安排，见有以下数种(见下列甲例、乙例)。
甲例：
乙例：
汉中流传的春帖还有另一种，印张较小，约为前一种型号的1/4大，仍是以墨色刷印到色纸上，纵长方形的图幅；其内容也要简单许多：首先是省略掉了顶栏版眉和左右两边文字，版心主体内容只出现月份以及二十四节气，但是下端的农夫耕牛图这个重(核)心图像却是必须保留的，图两旁也会更简要地标出几句年成形势预报的短语(参见附图7)。选用这张《兔年大发财》的小春帖作附图，是因为它的采集有很纯粹的随机性，是从汉中市东关街上一家做杆秤的店家屋墙上偶然发现的；店主刘德富老汉说：“不认识那个人，没问是啥地方的，就是挨家串着门送的；我给了人家两块钱。”这张春帖上面春牛图中人与牛的位置关系是错误的，不可能出自苏明兴刻刀下，就是说汉中还有不太在行的别人(“二把刀”)也在刻春帖版。不过且留作后话，这里只要对小春帖的样子有个大概印象就行了。
我的另一桩猜测也得到证实——苏家人不仅世代刻春帖(参见附图8)，还同时刻着门神、灶神等。美术界惯称“木版年画”的画版——原来汉中的“民间木版年画”事实上也一直活着！翻看着过去的刻版和印样，苏明兴告诉我们，因为大印刷厂胶印神像充斥市场，他近四、五年已找不到刻门神、灶神、财神画版的活路了，经济收入靠揽些刻神马、龙票或者符篆版的活儿，儿子苏志军也转往一家印刷公司去刻尼龙版。他跟王馆长两人用土话还叨咕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事后王馆长告诉我，老苏跟他开玩笑说：“还不是你们的好政策敲了我的饭碗子！”
四、历头画——民间春帖画的变式
确认了陕南乡俗木版图画中“春帖子”的样式，返回头就想到：凤翔被人传称作“历头画”的木版年画，其实仍是节气表配上春牛图，那也是一种春帖子。
凤翔的“历头画”，基本式样可看这件《春发生财》——公元1955年农历乙未节气表(参见附图9)。为凤翔县陈镇家记旧作，土纸，朱、桃红、青、墨四色套印，高20.6厘米、宽32.6厘米，1950年代陕西省群众艺术馆采集收藏。此件两侧饰八仙图纹边框，四角为蛱(土音读shán)儿纹；上部安排节气表，中栏以“春发生财”为额题，下部图画部分在前景中位出现一头大牛，牛背驮聚宝盆，鞍子上出“新春大喜”四字吉词，牛蹄所踩之处冒出灵珠与元宝；勾芒神跟在牛后臀前(这个位置本暗示当年立春在年后稍晚)，勾芒神头梳双抓鬏，上穿青底银花织锦料长装，有头光，如披苫肩、下身红裤，右手执鞭以催春，左手提一只升子喻示“生”。背景以六扇围屏式刊出生肖相克图和“流郎诗”，全幅形式十分完整。此件版样为陈镇侯记《公元1957年农历节气表·春发生财图》所全盘承袭，只调整了色版，另在春牛与六扇围屏间白地上增加了红印的一首春词《打春歌》。
线版墨印“历头画”《春发生财》，为凤翔县肖里村忠兴画局旧样，1979年刷印于凤翔县文化馆“四清”抄家物资库藏。皮纸，高30.5厘米、宽20.4厘米。经对照可知，它与前图的形式结构相当一致，节气表处空缺，那是因为每年日期不同，要新刻的活版来套印；可见图样在凤翔各乡是流传的，而春牛图的固定化意味着每年的细节变化被省略了。从墨印本上看勾芒神的上装，明显相似于民国初年的男子大礼服；1912年10月，根据袁世凯命令，经有关部门会商，“中华民国”政府以157号公报颁布男女礼服制式的《服制案》，其中规定男子大礼服仿西方礼服，昼用式样为：长与膝齐、前身对襟，袖长齐手脉，后裾开衩，衣料用黑色，配穿高过踝的黑色靴。其针对的固然是官员的服装，但却打破了传统礼服制度的等级差别，在农民心目中当然是一件开辟新纪元的大事。由木版图画上春天之神改穿带有肩章颇类总统装的“国服”这一变化，不禁使我们追想当年淳朴的底层百姓对社会变革曾抱有的兴奋与期望。由其“时髦”性也可推知，该画版创稿年代正当民国改元之后。
放眼看国内，不少木版画产地保存下来既有春牛图，也有以“历头”与春牛图、春耕图之类相配的画样，同样属于“春帖子”之列。试看几个画例：
1，山东潍县杨家埠《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历头》(参见附图10)，全幅横长方形，历表只占右上方不大一块，分3横格，顶上题历表名，中、下行纵向分为12行，中行为月份，下行为各月的节气及日期。主要篇幅是画：左半幅有一官员端坐，旁有牵白象、举“万象更新”旗和举伞的二役；右半幅一报春者面向官员下跪，一手指向身后(泥塑或纸糊)的春牛和勾芒童子，他们与节气表之间是迎春社火队伍的远影；图左上处刊春词：“冬去春来暖气多，万象更新百事和，士农工商百吉庆，五谷丰登太平歌。”
2，苏州《民国三年发财春牛图》，横幅，文武财神并坐堂上，利市仙官、送宝回回陪坐于下；殿前正中为芒神、春牛，牛背驮聚宝盆，芒童前牵，春官后推；两侧有部众击鼓鸣锣奏乐迎春，两隅分别为招财童子、戏蟾刘海仙。图上边两角画对联：庚年丰照景福，子岁德裕民财。因为众财神挤占画面，芒神、春牛的个头都大大压缩了。
3，河北武强《民国二十一年历头》(参见附图11)，图纵长方形，等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中心置历表，顶部有骑马神人，左右边各饰一龙纹；中段安置灶君夫妇半身像；下段是由春牛图演变成的牛郎织女故事图。
那么这就又回到了前引顾禄《清嘉录》记苏州“新年，……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的故事——“芒神春牛”，它是中国传统“迎春礼仪”的核心角色，也是中国农民的春帖的核心形象。
五、陕南风俗中的春牛与春官
20世纪70年代在凤翔，我没想到向老艺人追问春帖子、历头画与“打春”民俗的关系；对于外省许多木版年画产地、那些历头画的背景也缺少了解。在汉中南郑，可算是补上了一堂课。
在汉中，兼有年历、节气表(过去还注有黄道吉日)、年成物价等经济形势预报和适应政治时事的宣传口号的春帖，保持着每年的历法推算及气候、经济形势预测；每年《春牛图》的绘稿与版式设计要靠掌握核心知识和传统技能的老春官来运作，刻版匠人雕版，由春官们自己动手刷印。每年农历9月初印制完毕，9月13日全县春官集中召开年会，春官头分发春帖给各位春官，由众春官们分头送往各家各户，张贴壁间。农历十月里先送那种小张、用黄色纸印的简单春帖，至腊月和开年后正月里正式“送春”时才送那种大开幅红色纸印的春帖。前面援引的图例是刻版匠人给订户交活时当面试验的印样，交活时由刻版匠当面演示以证实雕版的可用性，这在汉中是行中的老规矩。雕版被订货方认可，货款两清，刻版匠人不对其印刷生产中的技术质量负责，故未拘纸色。
“送春”的春官，肩上背着内装春帖的褡裢，一只手捧着小型的木雕彩妆春牛，一手里提着根扎有彩布绺的“蒙古棒”(即“春鞭”，因形象接近被后人谑称“哭丧棒”)；他们或单行或两人结伴，爬山涉水走乡串户。每到一家，进堂门，说开场词，多是祝福、吉祥、喜庆用语；之后转向主题唱词，主题因人因事而异，如说各行各业，说婚丧嫁娶，逢啥场面说啥话，不受场地限制，不用乐谱，说唱兼备。演唱的“春词”多为五言、七言句式，内容大多为祝贺吉祥、说唱节气时令、农事，宣扬礼仪及孝道等。比较常用的唱段有《说二十四节气》、《说孝道》、《说鲁班》、《说药王》等。唱词随时随境更换，老练的春官们时常即景编词，遇啥人说啥话，语言风趣诙谐，演唱合辙押韵，让听者欢喜。告别还要唱道谢词。
演唱“存词”(即“报春”)后是最核心的环节，将一份春帖当面送交到主家手上——这就是“送春”，旧时官家所谓的“颁历”、“告朔”、“授岁时”，以便利民众安排农事生产、家居生活和防疫保健。照陕南的风习，“接春”的人家要为春官“封礼”，往往是“冒冒地挖上一碗稻米，放在升子里(大户人家也会用斗)恭恭敬敬地端出来”，倒进春官背着的褡裢里，以表谢忱。“送春”礼俗中也有些规矩。如：a.春官每到一户，先将蒙古棒立于堂门外侧，不能乱放更不能倒；b.春官到任何一家，堂门可进，但绝不能走过堂屋脊檩或进入内室，否则主人要找春官的麻烦，且不给春官封礼；c.为禳症祛疫，有的人家会拿出一些苎麻的丝或线，缠在春官捧着的春牛身上，以示让春牛带走小儿麻疹、天花、水痘等病灾，由此产生一句地方性歇后语：“春官的木牛——麻缠”；d.春官走时应顺手拿走门外立着的蒙古棒，据说这表示带走主人家的晦气厄运，让主家平安。
为“授岁时”、“戒春(农)事”以木版刻印并向基层发送这种“春帖”的做法，起始年代史无记载。如今南郑县春官世家中姓名确凿有记载的家族中，资历最老的是红庙镇杨国正，1952年生，其传承谱系可上溯5代，时间至19世纪初期。还有一家有四代师徒传承的记录，起头的师傅叫杨佐春，生卒年代已不详，原是四川那边的春官，约民国二十年(1931)间从四川省南江县为避祸流落来南郑，先寓居南郑县焦山乡麻柳堰，后移居汉台区金华乡。“春官说春”这码事在汉中、四川，在整个秦巴山区都曾存在。
据春官世代口传，每年“说春”并发送春帖这事起于隋、兴于唐，迄今已经千余年。这个起源传说中包含了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悲剧故事：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无道，白天清醒，晚上就魔症了，一夜要幸遍三十六宫院。皇太后听闻很生气又不大相信，一天就亲自来第三十六宫院坐等；结果犯昏病的隋炀帝在黎明前天最黑的时分果真来到，还把自己的母亲也奸污了。天亮后隋炀帝清醒过来发觉自己做下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他的妹妹提着棍子追打他，他在前头跑，跑得实在没路躲，就一头钻进牛肚子里去了——至今陕南春官手里捧的春牛(参见附图12)，形制为木质圆雕，牛背上骑一位仕女，通高约175毫米、牛身长约155毫米，漆黑地、画彩；牛蹄踩于木板之上，木板长约120毫米、宽约85毫米、厚约12毫米；据说这春牛就是杨广变的，而骑在牛背上的女性春神，就是杨广的妹妹杨丑丑——这就是后世为什么要“打春牛”的原因。到了唐朝，为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新的历法节令，按季节耕种，收获更多的粮食，唐王考虑得让专人报信，到各地劝说百姓，就差丞相王怀恩率手下宫廷艺人去民间送春报喜，并将天象历法、季节气候刻版印制成“春帖”，一并赐给民间百姓以示恩典。王丞相一行所到之处深受百姓欢迎爱戴，人们设坛，焚香点蜡，跪拜接受春帖，如迎皇帝圣旨一般。见这般美差既能造福百姓，还比在宫廷自在逍遥，于是王丞相一行人都不想再回朝廷了，便串通一气，隐匿民间，收徒传艺，这便是春官散布在民间的开始，所以至今南郑老乡仍把学当春官的人称作“走相路(王丞相之路)去了”。
六、典籍中的立春、春牛与迎春礼仪
对关中民俗有了解的人一定会联想到长安县侯官寨村正月里的“牛老爷”社火，也会想起凤翔县六道营村彩画泥偶中黑地红花绿叶的小牛。有了以上的乡俗见闻，才觉得有必要全面追察一下它在正史和地方文献中的文字载述及发展脉络。结果也很有意思，限于篇幅，这里只综述一个大轮廓即止。
1.作为农业古国，中国古人“对于时间概念的认识和划分，往往以农作物的生长成熟期为标准，《说文》说：‘年，熟谷也。’这意味着‘年’是指一般禾谷成熟的周期，大致相当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即现代所谓太阳年。”但在1911年之前，中国人一直同时观察日相、月相和其他星相，“所使用的是阴阳历，因其便于农事，又叫农历，至今仍在农村使用。”(20)农历中每月初一的月相称为“朔”，意为月亮复苏了，确定朔日即初一这天的意义十分重大；特别因为正月的初一为“元旦”，“一元复始”的开头，能确断和发布这个信息的人自然会是人间最有权威的大首领。所以在先秦时，什么时候是一年的开始(所谓“正”)，什么时候是一个月的开始(所谓“朔”)，如何向天下颁布，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是只有天子才能担负的神圣使命。据《周礼》卷之6《春官宗伯·下》“大史”：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春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21)
贾公彦对这段文字有几条疏：
大史，日官也者，以其掌历数，故云日官。……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服氏注云：日官日御，典历数者也，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正岁年者谓造历，正岁年以闰，则四时有次序。依历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云颁之于官高及都鄙者，官府据在朝都，鄙据三地采地，先近及远，故先言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国。
何谓“正岁年以闰”？如今我们知道：古人原称的“岁”谓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约365又1/4天；所称的“年”则谓12个月，即月亮绕地球12圈，约合354天。这两个概念之间参差相差约11日，所以需要每年造历来“正岁年”、设闰月，好让阴阳两种历法能协调整合。至于“颁告朔”于天下，如果再结合郑玄所作注文，便可以进一步明白其大致步骤：
天子(于季冬在大祖庙)颁(来岁12月之)朔(政)于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每月)至朔朝，于庙(以特牲)告而受行之。郑司农云：颁读为班，班布也，以十二(个)月朔(日)布告天下诸侯(此即“告朔”、“听朔”、“视朔”)。(22)
依此，各诸侯国君每月初一都要到宗庙里设祭“告朔”，据天子所授之正、朔而确定历日，这便是中国历史典籍上常说的“奉正朔”；而边远荒蛮之地因不能奉华夏之正朔而属化外四夷了，这可是华夷有别的大事体。
2.正月的初一，古称“元旦”，作为新一年的开始；而春天的开始则是以“立春”之日作为标志。立春居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首。二十四节气是依据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位置划定的。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古代中国在唐尧时代奉行十月历，已懂得观测验定冬至(太阳到达黄经270°，阳光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一年里白昼最短的一天)、夏至(北半球一年里白日最长的一天)、春分(短日渐长达到昼夜相等的一天)、秋分(长日渐短达到昼夜相等的一天)等20个节气。后来采用十二月农历，至迟到战国时增加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留下了“四时八节”的古语。到汉初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中，立春后面的雨水、惊蛰，春分后面的清明、谷雨、芒种，立夏后面的小满、小暑、大暑，立秋后面的处暑、白露，秋分后面的寒露、霜降，立冬后面的小雪、大雪，冬至后面的小寒、大寒等16个节气都已被载述，二十四节气在文献中名目齐备了。“24节气的确立划分是十分科学的，至今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气候依据。它是中国历法的独特发明，外国至今只有二分、二至。”(23)——就是说相当于中国唐尧(距今约四千年前)时候的程度。
3.“立春”这个节气作为春天开始的标志之日，各朝各代官家都极为重视。据文献传载，从周代起到清末民初这3,000年里，年年要为此举行隆重的迎春礼仪。《礼记·月令》记：“天子率公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在《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中，迎春成为举国一致的制度：“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汉明帝永平年间，还遵照西汉元始中做法，于立春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
向下直到清代，按照《清会典事例·礼部·授时》和《燕京岁时记·打春》所载仪程，立春前一日，由顺天府官员到东直门外的春场去迎春，官员们迎拜如仪，然后将“春山宝座”和土牛运往礼部暂驻。立春日，满朝官员着朝服、生员们着公服前往礼部，由天文生引导、由生员抬着“春山宝座”和土牛，从长安左门经天安门、端门进至午门前。礼部与顺天府上下官员到齐，钦天监候时官宣布立春时刻。礼部官作前导，生员们抬起案桌，礼部堂官和顺天府尹暨府丞随后，经午门中门进昭德门，到后左门外停下；内监迎出接过桌案抬杠，继续由礼部官前引、礼部堂官与顺天府尹后随，行至乾清门。至此，所有一应官员皆止步不得入，由内监将宝座抬入乾清宫，顺天府同时呈上推测当年年成的《春牛图》。礼毕，回署，顺天府举行打春仪式。全国各地府县，都在立春前一天设立春牛座于官署前，立春之日以红绿鞭抽打或用杖击打春牛，打春牛者也会装扮成如牧童的春官模样。此朝各地地方志多有记述，唯详略不等。较详者如《畿辅通志》：
《通礼》：“省直迎春之日，先立春日，各府、州、县于东郊造芒神、土牛。立春在十二月望后，芒神执鞭当牛肩；在正月朔后，当牛腹；在正月望后，当牛膝。示民农事早晚。届立春日，吏设案于芒神、土牛前，陈香烛果酒之属，前布拜席，通赞、执事者于席左右立。府、州、县正官率在城文官丞史以下，朝服毕，诣东郊。立春时至，通赞赞行礼，正官一人在前，余以序列行，就拜位；赞跪、叩、兴，众行一跪三叩礼。执事者举壶爵，跪于正官之左，正官受爵酌酒，酬酒三，授爵于执事者，复行三叩礼，众随行礼，兴。乃舁芒神、土牛，鼓乐前导，各官后从，迎入城，置于公所。各官执彩杖环立，乐工击鼓，击土牛三，乃各退。”(24)
这是清代官方迎春礼仪的制度性规范。
七、旧地方志中埋藏的迎春消息
国内现存各地方志中能搜检出的有关立春、迎春活动细节的记载，虽然有嫌凌乱或多有重复，但也算比较丰富；按照我们所关心思考的几个问题把它们撮要展示，可从蛛丝马迹中理出一些风俗演变的线索来。
1.关于报春、送春、演春
“立春”前一日，用纸糊芒神、土牛，鼓乐随之，文武官出东郊迎春。一人自东方驰骑至，报春到并吉语数句，官放赏。明日，文武官于县堂打春、领春、宴报春者；又以小土牛、芒神置纸楼内，鼓乐分送诸乡达，谓之“送春”。(25)
“立春”先一日，官长迎春东郊。届日，鞭土牛，具五辛盘，啖春饼，颁芒神、土牛小像，曰“送春”。(26)
正月：迎春，塑春牛、芒神。“立春”前一日，土人扮故事，乡民携田具，唱农歌，为兴东作之状，名曰“演春”。至民国改历，迎春礼废。(27)
正月“立春日”：以缯缝作鸡形，著于小儿头上，曰“春鸡”；又携小儿过牛腹下，以祝长大……“元宵”，……是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阳歌”。(28)
由上可见，立春活动中的“报春”、“送春”、“演春”(唱农歌、唱春词：唱阳歌、扮杂剧等)等，形式大同、内容流传广远，原非陕南一域独擅。
2.关于春牛与小春牛
(立春)先一日迎芒神，按岁建干支之色作土牛，名曰“迎春”。(29)
“立春”，以土牛首红白等色，占水旱；以勾芒神鞋，占睛雨。(30)
正月“鞭春礼”，《通礼》：“立春日”，县于东郊造芒神、土牛(春在十二月望后，芒神执策当牛肩；在正月朔后，当牛腹；在正月望后，当牛膝)，示民农事早晚。(31)
城固县：正月“立春”前一日，有司迎芒神与土牛于东郊；里市各扮故事，表曰“庆丰年”。是日，民之男妇携儿女看春，俟土牛过，各以豆、麦撒之，谓之“散疹、消疹”。“立春日”，有司祀芒神、鞭土牛毕，民争取土块，归置牲圈，取畜养繁息意也。(32)
正月“立春日”，署中鞭春毕，小民争抢春牛，得撮土即调水涂灶，或剥得牛身席片，用纸糊为器，谓岁收必丰，年运必达。(33)
正月……“立春”前一日，有司迎句芒神于东郊；域内及三山居民争扮杂技，观春士女以麻豆撒土牛，谓之“散疹”。“立春日”，人争裂土牛皮以涂槽，曰祛蚍蜉，祈牲畜肥腯也。又以线贯豆挂牛角，用禳儿疹。(34)
“立春”先一日，……届期，合城官员往迎，鼓乐交作，前列队戏，殿以春牛，老稚趋观，谓之“迎春”。回次于衙厅，至时鞭春牛而碎之，乃分献别塑小芒神、土牛于各绅士家，谓之“送春”。(35)
颁芒神、土牛小像，曰“送春”。(36)
正月“立春”之日……儿童买鬼脸及小春牛以为嬉戏。(37)
由上可知，以泥土塑为外形的春牛对农民有农时气象的通告意义，也延伸出传统意识上的福运、避疫保健等意义(参见附图13)。由“送春”专用而转为供小儿嬉戏的小春牛，至迟在18世纪中后期已出现了；陕西的洛南与凤翔，至今还有这种泥塑画彩的小牛，很像是由“送春”用品而转为供小儿嬉戏的。它们与当地春官有何关系？待考。
3.关于春官
“立春”，故事腊月十五以后，乐户中，择黠辩者，假官束带，从以束役，名曰“春官”、“春吏”。遇官府豪门、铺面酒肆，辄有赞扬致语，冲口便道，索酒食，讨喜赏，谓之“报春”。(38)
迎春之仪与他处略同。“立春”前一日，泥塑勾芒、土牛，随文武各官出东郊，设宴坐饮。农家戴笠衣蓑，执农器耕牛，及各色行户俱结彩楼，扮演故事，春官于阶下口唱韵语，数刻而罢。次日，以纸画芒牛之形，令鼓乐春官遍送乡迭。谓之“送春”。(39)
“立春”前期一日，令唤乐户二名，假以冠带，一曰“春官”，一曰“春吏”；凡官长、荐绅之家，皆叩谒之，曰“报春”。……至期先一日，令拘集里甲社稚，并优人小妓，谓之“毛女”，演之署中。明发，率僚属，盛冠带，侈仪从，迓之东郊，谓之“迎春”。归则鼓吹导前，土牛、勾芒居后，舁之公堂而宴之。至五更礼毕，鞭牛使碎，谓之“打春”。……国朝雍正元年，奉旨令乐户、娼妇归良，“春官”、“春吏”、“毛女”俱无矣。(40)
“立春”先期一日，用乐户假以冠带，曰春官、春吏，又装春婆一人，叩谒于官长及合邑荐绅之门，诵吉语四句报春。至期，先一日集优人、妓女及幼童扮故事，谓之“演春”；次日，率僚属，朝服、朝冠，侈仪从，迎春于东郊。归则鼓吹导前，土牛、芒神居后，升公堂而宴之；至五更礼毕，鞭牛使碎，名曰“打春”。是日人家取春牛土写吉利字于门；并啖萝卜数片，名曰“咬春”，取荐辛也。雍正元年，令乐户、娼妇归良，春官、春吏、春婆仍旧焉。民国成立，此俗遂除。(41)
“立春”……至日，官率僚属，往迎东郊，前列社伙，殿以春牛。士女纵观，填途塞巷，竞以麦豆打土牛。娼优之长假以冠带，隶卒围从叫呼跳跃，名曰“街道士”，过官府豪门，致颂扬语，谓之“说春”；途遇蓝缕中其仪仗，则围而诟之，或致谑浪判词，观者哄笑。(42)
“立春”先一日，官僚迎春于东郊，闾里老幼出集通衢观春。至期，祭芒神，啖春饼、生菜，饮酒，巫祝绕(唱？)，谓之“鸣春”。(43)
山西省的县志中对春官与乐户关系记载最集中而具体。其他县志或称“街道士”、“巫祝”者，显见与“春官”职能相通，是“报春”、“送春”、“鸣春”、“说春”、唱“春词”的人(参见附图14)。
八、时代转捩与旧礼制的解散
曾经风光了三千年的迎春礼仪和立春风俗怎么会在中国落到衰败消失的境地？这个问题还是先借用各地旧方志中的一些叙述来作注释比较好。
“立春”前一日，官司具春花，杂彩张乐，率农夫执犁具，迎芒神、土牛于东郊……所以鞭土膏使之动，送寒气而迎岁时，劝农之始也。旧有公费，裁在经制。其日，设宴于公堂，邀绅士同观，拨演徘优乐籍，男女杂陈。自公费裁，而乐籍亦凋凌无人，宴遂废不举，但于次日送春牛、芒神而已。(44)
“立春”先期一日，用乐户假以冠带，曰春官、春吏，又装春婆一人，叩谒于官长及合邑荐绅之门，诵吉语四句报春……雍正元年，令乐户、娼妇归良，春官、春吏、春婆仍旧焉。民国成立，此俗遂除。(45)
旧俗“立春”先一日……谓之“迎春”……“挞春”。其时，乡民纷集，争夺牛纸，以为吉利。不然，成称春气不发，则地方春苗不畅，全年时令不和。民国改革，此例不行。(46)
“立春”前，府县官吏迎春东郊，观者甚众……此风已久，至民国废。(47)
正月迎春，塑春牛、芒神。“立春”前一日，土人扮故事，乡民携田具，唱农歌，为兴东作之状，名曰“演春”。至民国改历，迎春礼废。(48)
立春：旧制迎春典礼，入民国即废，故打春之俗亦不复行。(49)
民国纪元正朔，已改颁行阳历。官司公之用之，惟农民耕种收获，仍以阴历计时，兼以伏腊；岁时新旧兼行，几成两度春光。盖习惯既久，猝致为难也。(50)
乐户制度的汰除是一种社会进步，民国将帝制推翻更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最重大的社会革命，对旧时代的旧礼制实行改革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百年激荡之后我们应当允许今人对往事的匆匆抱有遗憾。以历法而言，与“世界”接轨、吸取现代科学成就是必须的，但是当时恐怕还是对“中国历法的独特发明”认识不足，或者更本质一些说是对中国农业社会长期性的问题，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抱有轻漠、蔑视乃至急于割弃的态度。
说到这里，不妨再从“春牛图”变化上看看意识形态的转换：东南沿海的上海，《大清光绪三十年春牛图》，画上部为历表，榜字如题，但以下画面为一群财神围看中间一枚巨钱，勾芒童子不再持春鞭赶牛，而是坐在钱顶上拿着一柄如意在戏耍，钱眼里钻出一丑官，钱面上大书“一本万利”四字。由此可知商业经济、资本气息在江南之弥漫。辛亥革命的性质本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是由幼稚脆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设计的“现代化”戏剧。于是，“岁时新旧兼行，几成两度春光”的局面就这么在中国延继了一百年。在这个局面下，“习惯既久，猝致为难”的中国农民在颓势下顽强维持自己的精神文化遗产，就不能不显示出特别曲折而变动的灵活相态来。
九、春帖映照的阴阳互参与官民谐动
说到百年前的“民国纪元正朔”，须要注意一个细节，即它的“改颁行阳历”不是阳历与阴历的斗争问题，而是西(“公历”)制单一化的阳历与阴阳互参的传统中国农历的斗争问题。重复一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在1911年之前，中国人一直同时观察日相、月相和其他星相，所使用的是“阴阳历”，因其便于农事，又叫农历。而且比较吊诡的事是，中国传统农历中的月份及每月的朔望之分，是观察月相的结果，可以归入阴历的范围，而二十四节气之分则完全是观测日相所得，也就是说“立春”节气其实是“属”太阳的。把古人立足阴历成份而定的“元旦”(一年的第一个朔日)移栽到西历的新年上，又抹煞掉“春节”立足阳历成份、以“立春日”前后举国上下“迎春”、“演春”、“打春”、“送春”、“接春”、“咬春”等礼仪和庆典风俗为中心内容的本质，成为一个过年的代名词，这就打开了“中国年”内涵空洞化的滑梯。可以说民国改历，官方丢弃的首先是一种系统论、综合性的科学观察与思辨方法。
民国改历还使官方失去了一种以发展农业经济为核心动力，使中央京畿与地方边鄙保持一致，使官民之间层层谐动保持心意情义沟通的一条重要纽带或曰渠道。从与农民、农村的血肉联系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和八路军，就比当时中央政府和“国军”做得好许多。无论什么政权下，农业都需要自然科学知识的指导，农民都需要政府提供这种指导(参见附图15)。《周礼·春官》中有记：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城皆有分星，以视妖样，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今人注译：“保章氏掌占天上的恒星……以五种云气的颜色辨别吉凶与有水旱灾的荒年、风调雨顺的丰年等各种日旁云气的兆象。以十二风观察天地之气的和顺或乖戾，测知妖祥。根据对上述天星、星土、十二岁、五云、十二风这五种迹象观察所得，诏告王者采行补救措施或计划适时推行所适的事物。”(51)对一年自然、社会经济运势的知情权，民众有需求，王者要充分尊重和尽量满足这种心理要求，农业收获的“年成”，是社会稳定的第一大基础；无论手段“科学”还是“迷信”，对于年成基于当时最高知识水平的尽可能预测，以及对预测信息的坦诚发布，都是治民者必须担负的责任，是权位合法合理的基础。历代的贤君这么做，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相较之下，借口所谓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而实行信息封锁箝制民声，倒是民国治国者未能尽善的。
小小一纸春帖见证了远超过它体貌之外的大文化史长河。民间木版图画中的春帖是中国上古以来“春官”礼制及“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社会机制在最末端的实证，“正岁年”就是协调阴阳关系，颁历授岁时就是贯通上下步调，春帖的人文历史意义及民俗文化价值的根在这里。因此，中国传统木版图画中的“春帖”系乎民生大计，事体庄重严肃。可惜由于历史大动荡中的种种缘故，全国各地民间的木版“春帖”和“岁历图”，包括凤翔县在内，都先后终结了它的活态生命。陕南则因自然地理条件及传统“春官”礼制意味的文脉整体保持得比较完好，“春帖”与“送春”民俗至今仍以活态的文化而生存。从它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古以来“春官”礼制在社会结构终端的有机组成，验证了中华民族天文气象科学智慧与官民互动、社会沟通的政治机制的有效融合。由此可知中国所谓“天人合一”，根本宏旨在于整个社会组织及文化活动与大自然运行规律的适应协调，是天道与人道的合拍。
十、活态传承——文化的布局与站位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为契机，以文化人类学的昌兴为底盘，今天我们才能发现和认识中国民间春帖本质意义及价值。现在重新挖掘出来加以审视的陕南春帖，当然也是发生了不少近当代变形的东西，但至关重要的是它还活着，为农民报岁时的传统主旨保存得完整、充分，这是第一条。每年不厌其烦地新编、新画、新刻，版面设计面向俗众，写版和刻制工艺难度都很大，但因为有一个生产风俗还在，一批春官队伍还在，周围“文化迫力”还在，所以春帖作为信息载体整版文字力求字字准确、工整、洁净，图画幅面虽不大而内容含义丰富，细节交待明确而清晰，显示着本色的美，这是二。与市场化了的“木版年画”不同，汉中“春帖”至今沿用的传播渠道依然是靠“春官”走村串户，实物与人情同时相互交换，是农耕社会礼仪制度与山区城乡风土相结合的一种大众传播形态，这是三。陕南的各级政府与文化行政部门对传统春官风俗，对春官人员队伍一直是善待保护的，农民春官们与官方的关系是和谐亲密的，这是四。这四条是乡土艺术能活态发展的法宝，就凭这四条，陕南春帖就能在全国的传统木版年画急剧转向、退市、变质的大逆势下显示出清新的生命气象。
本文反复使用到一个词叫“文化布局”，这是费孝通先生早年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时使用的。(52)这个词是着重从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结构上来解释一种文化细节被自然形成的定位，原句如：“若我们随意取一器物，而想加以分析，就是说想设法去规定它的文化同一性，我们只有把它放在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去说明它所处的地位。换言之，就是它如何发生文化的功能。”(53)在讨论当今的热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态传承”时，我想把这个用词“反转”一下，着重从一种文化活体的能动性角度，提出一个在社会制度文化生境整体变动中的“文化站位”问题。一项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文化布局”——“文化站位”协调合理的关系处理上，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使遗产在新体制中继续保有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在体制中找不到站位、失去了社会功能的文化遗产，大概就只好进博物馆做“文化标本”去“死态保存”了。
20世纪50年代，汉中成立陕南送春宣传委员会，春词和春帖中从此增添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内容(参见附图16，附图17)。1979年起，南郑县文化馆每年召开春官会议，“审阅”所编唱词，“提高”春帖排印质量；春词和春帖中先后加入了宣传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宣传婚姻法、宣传计划生育、宣传勤劳致富和科学种田等内容；1983年起，成立了南郑县说春宣传管理委员会，1986年全县春官交由新建文化站管理，每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定期举办春官培训会，统一颁发由管委会审核印制的春帖，确保内容健康。此时哪个人要想做一名春官已非易事，需经本人书面申请，经村委会、乡政府同意盖章，再由县文化馆审批后发给《宣传证》，这才能够按划分地域说春。当时全县发给《宣传证》的民间春官艺人有62名。这些做法从客观上也是继承了历史上官民互动、互惠的好传统，对春官、春帖在当代社会体制中的文化站位应当说起到了支持作用。当然，春帖工艺材料技术曾一度抛弃传统追“时髦”，新编春词的民间趣味仍嫌不足，这些瑕疵也应当及时改进。
80年代初即被误以为灭绝了的汉中木版年画，至今仍顽强地存活在民间，这给我们多方面的感触：第一，考察揭明，陕南传统民间木版图画业早已以工艺流程而细分为创稿、雕版和印刷销售这几个上下游行当。诸行当中，创稿环节的艺术创造含量最高，这一环节往往聘请专职画匠及春官中掌握核心知识的头领来做，但其中年画稿一经应用上市后，常被各家广为翻刻沿用。工艺技术上最具难度而且工作量也最大的环节实属木版雕作，该环节要上下兼通，能把纸上的文字与画稿转化为单色或分色的印刷用版，以之供应许多刷印生产点，故雕版行当应是传统木版图画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参见附图18)。以往调查中视为汉中木版年画“产地”的，其实均为城镇里买来画版雇工刷印并就地行销的“纸货店”。汉中市区此类店铺据王树村先生1962年记录有8家，周克难先生1961年记录为9家，同建在汉中县东关街上的雕刻作坊“苏文堂”(经营业务为牌匾、印章、画版、果模等雕刻)当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民间文化也有一种达则进城、穷则退乡的活便性，这些店铺作坊“文革”中均已不存，但汉中木版年画关键技术环节在南郑县乡村还活着。
问题的另一层面是，中国传统民间木版图画首先体现着农业文明社会大众传媒的属性，为农业经济社会的上下沟通、官民谐动而服务，在这一“文化布局”的前提下，它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价值意义是复合、交叉与多重性的，从而才产生了它不可替代的审美意义。20世纪美术学曾有很风光的领先优势，但也埋伏下一个难以调头的毛病，特别在民族民间艺术领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新潮流中，唯“美”的学术观念往往会成为一种负担。就传统木版图画言，它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方面产生的意义可能更有根本性。由于民间美术学研究相当长时期里是处在“夹缝”里艰难成长的，前贤们为了争取民间木版图画学术生存的合法性，总的做法是一方面强调它的艺术审美性能，另一方面则竭力撇清它们与所谓“封建迷信”之间的瓜葛牵连，其用心真是良苦。前辈们已经完成的辉煌业绩足以令我们崇仰赞叹，然而置身全球学术环境思索，我们的民间美术学研究在相当长时期里囿于“美”术的角度，未能从学理性层面上进行充分地讨论，不少学术研究内容难以真正展开。在同民俗艺术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关系上打通这种障碍，今天尤其需要后学者继续努力。
附图1 凤翔县南肖里村民利用从自己被查抄走的老版上刷回的画样重新刻版刷印的“春帖子”之一。
附图2 1979年11月刷印自凤翔县“四清”抄家收缴木版库存。当时蒙冤还没平反的老艺人邰恰告知，这类细长条形的木版图画，在当地叫“春帖子”。
附图3 天仙送子·麒麟送子
附图4 纸龛旗：版印细长条形春帖子的贴法，应与今见的剪纸门笺(门旗儿)相同，只粘贴上端，下部可随风摇曳；或者，剪纸的门笺、窗笺、龛笺，原本就是春帖子的一种。
附图5 南郑新帖：90年代“改革”为激光照排印刷的南郑县“正规化”春帖样例。
附图6 偶见帖：2010年12月2日，往汉中市东关住户偶然见到贴在屋墙上的当年小春帖。
附图7 南郑春帖“改革”后，苏明兴在半地下状态刻、售春帖木版的存留印样。
附图8 遗版：陕南春帖有大，小两种样式，图为1987年所刻小春帖幸存版。
附图9 凤历头：春牛图加“历头”(二十四节气表)，这种格式的木版图画在关中凤翔有很多样例，但历头的文字量比南郑少许多，春牛图大而漂亮，但不再每年刻版，故失去逐年报春时，占年成的意义。
附图10 近历：1905年山东潍县木版图画中的春牛图，描绘了传统迎春礼仪中春官向县宰禀报的一幕。图右下角为勾芒与春牛(泥或纸糊)像，像后为迎春社火队伍。县官座后的白象系意象虚构。
附图11 近历：民国改历抽换了传统“春节”即立春日迎春的真正内涵。1932年的双灶神历头，下端的春牛图衍变成了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
附图12 老式春牛：这尊春牛像是前辈老春官的遗物。祖辈传说，荒淫无道的隋炀帝走投无路之下一头钻进牛肚子去了，骑在牛背上的女子是追打他的妹妹杨丑丑，因此留下后世打春牛的讲究。
附图13 春牛去灾：木雕彩画的小春牛是春官身份的标志。接受报春的乡民，可以把苎麻丝缠在春牛上，让春牛带走一年的灾病麻烦。
附图14 春官：“报春”，“送春”的南郑春官，手捧春帖，上置春牛，沿门串户，口唱春词、分送春帖。
附图15 新历：1949年华北解放区发行的石印“春牛”历头图，突显出工农大众方向的朴素现实主义的美术观念。
附图16 新历：1957年河北武强县木版印图，突出新口号、保存传统春牛图一些形式元素。但对来年气象，经济形势的预报全然去掉，中景属相相尅图应配之流郎诗也只字无存了。
附图17 新历：响应毛主席“猪为六畜之首”之说，由美术家设计、国家出版社胶印发行的1960年《新春牛图》以猪代牛，传统春牛图遭遇了釜底抽薪式的革命。
附图18 刻版：与“春官”风俗同存的木版春帖雕印，在“文革”浩劫中成为汉中木版图画最后一块技术“保留地”。关键技术存活是“非遗”的生命之根，一当时机合宜，“命根子”会顺理成章地拉动木版图画的整体复苏。
注释：
①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1《礼异》。
②《全唐诗》卷116《除日》。
③(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骄儿》。
④(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41《端午独酌》。
⑤(元)袁桷：《清客居士集》卷16《翰林故事莫盛于唐宋聊述旧闻拟宫词》之4。
⑥顺治《真定县志》，顺治三年(1646)刻本。
⑦乾隆《沧州志》，乾隆八年(1743)刻本。
⑧道光《定州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⑨光绪《榆社县志》，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⑩光绪《祁县志》，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11)民国《平谷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12)光绪《顺天府志》引《北京岁华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印本。
(13)乾隆《洛南县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14)咸丰《澄城县志》，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15)道光《清涧县志》，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
(16)道光《神木县志》，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17)民国《宜川县志》，民国三十三年(1944)新中国印书馆铅印本。
(18)转引自王树村：《中国年画史叙要》，据《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5月版。
(19)南郑县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采取“春倌”之称，是出于当地春官都是普通农民的考虑；从春官礼仪的历史文化角度看有所不妥。
(20)谭家健：《中国文化史概要》第十一章“古代岁时历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增订版，第122页。
(21)《周礼》卷之6《春官宗伯·下》。
(22)《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272页。括号里的文字是笔者补入的。
(23)谭家健：《中国文化史概要》第十一章“古代岁时历法”，第128页。
(24)民国《交河县志》(据民国五年(1916)刻本)卷4《经改志·札仪》中转引《畿辅通志》。
(25)光绪《怀来县志》，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
(26)同治《盐山县志》，清同治七年(1868)京都文采斋刻本。
(27)民国《阳武县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28)民国《葭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石印本。
(29)乾隆《天津县志》，清乾隆四年(1739)刻本。
(30)光绪《清河县志》，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31)光绪《高陵县续志》，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32)嘉庆《汉南续修府志》，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33)光绪《靖边志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34)民国《同官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
(35)嘉庆《滦州志》，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
(36)同治《盐山县志》，清同治七年(1868)京都文采斋刻本。
(37)乾隆《雒南县志》，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
(38)康熙《临晋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39)乾隆《延庆州志》，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
(40)光绪《翼城县志》，清光绪七年(1878)刻本。
(41)民国《浮山新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
(42)民国《郑县志》，民国五年(1916)刻本。
(43)民国《陵川县志》，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
(44)民国《马邑县志》，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
(45)民国《浮山新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
(46)民国《重修灵台县志》，民国二十四年南京东华印书馆铅印本。
(47)民国《获嘉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48)民国《阳武县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49)民国《同官县志》，民国三十三年(1944)新编撰铅印本。
(50)民国《安泽县志》，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
(51)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52)［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9、20页。
(53)同前，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