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执政党建设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55周年。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反腐倡廉，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必须正视的两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党内出现的新情况，决定了面向新阶段的新任务，强调必须加强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教育，并就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具体措施，为党顺利走上执政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顾历史，吸取经验，对加强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给执政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第一，社会地位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执政党，其中很多党员会成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者。当“官”、掌权可能产生不良的思想作风并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对此作了科学的预计，并提出了严正的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党执政以后，还有一个为谁掌权、如何执政的问题。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做人民的公仆，还是做官当老爷？这是摆在全体党员面前的严峻考验。同时，由于党的执政与掌权，一些心术不正、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就会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地钻进党内来，追名逐利，捞取好处，把入党变成谋取私利、升官发财的阶梯，这更增加了党性蜕变的危险性。
第二，中心任务的变化。新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新中国建立后，党的任务与中心工作将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由夺取政权转向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指导革命战争相比，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更为艰巨和复杂，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怎样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和困难的任务。毛泽东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领导全国人民改造旧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管理工厂、管理贸易、管理银行、管理铁路、搞农业技术等，是陌生的、复杂的任务。对全党大多数同志来说，过去熟悉的东西，现在很多用不上了，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不能适应新的需要。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努力学习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知识和管理技术，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成为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真才实学的内行和专家。否则，就不能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
第三，工作环境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入城市。由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变成了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白色恐怖条件下，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一天也不能生存，随时有被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在根据地和地下工作中都是如此。到了和平时代，党员干部如果整天坐在办公室内，和群众的关系就会疏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而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就有可能走向为人民服务的反面，不关心群众生活，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第四，生活条件的变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极端艰苦的。在红军初创时期，从军长到伙夫，每人每天一律是五分钱的伙食费；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经常是“野菜充饥”、“炊断粮”；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常常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用“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对阵。所有这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生活条件的变化，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舒适，追求物质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再加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少数革命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便会腐化堕落，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刘少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历代的革命者，一旦他们的事业获得成功，很少有不腐化和不堕落的。1948年12月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讲话时又说：“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道理。”中国革命“胜利后，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
二
中国共产党在近30年的革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为了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的侵蚀，使党能经受上述四方面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特别告诫全党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读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牢记明末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后，李自成及其手下的一些大将、功臣骄傲自满、腐化堕落最后导致失败的教训。为迎接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再次印发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前言中指出：“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白成的覆辙。”同时，毛泽东还向党的高级干部提议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也指出：“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所以，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强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1948年刘少奇再次强调“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的重要性，指出“所以现在采取许多办法，如在党内反对地主富农思想，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进行批评、斗争以至处分、撤职等等，都是为了挽救堕落的干部。”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防止资产阶级的腐蚀，反对突出个人，全会作出了六条规定：(1)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全会闭幕后十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前，与周恩来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又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可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并不是以当“皇上”、“宰相”的心情进京的，而是以一个“考生”的身份，以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心态上任的。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已经显露端倪。他与黄炎培关于“民主”与“周期率”的对话就是证明。“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晶，也是“进京赶考”的思想基础。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入城市，确定了新的总任务和基本政策。全党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在新形势下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怎样解决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合格的执政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党员重新学习，主动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与环境，顺利完成角色转换。
一是通过新政策、新任务的传达学习，教育党员正确认清形势，让同志们了解新条件下党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方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地告诉党内同志，“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扩大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把握形势与政策，是开展具体工作的前提，也是执政的基础。
二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和解决问题。1948年12月16日，中央指出：“经验主义之所以为目前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因为目前在党内大量地普遍地存在着的情况，是有很大数目的干部，有相当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热情，但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发出了学习理论的号召，要求“领导各级干部认真地读书，认真地学习理论，使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在理论的启示下更好地解决实践问题。”为此，“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具体的有效的办法，来组织与领导这种学习。对于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适当文化水准的在职的中级与高级干部，应该以自己学习为主。目前决定的与首要的关键，则是高级干部自己的学习和抓紧学习的领导。”刘少奇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指出：“唯物史观的教育忽视了，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传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缺点”，今后训练班“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全会确定了12种马列主义著作作为干部必读书：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等，毛泽东说：“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三是要求学会从事经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本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因此，“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如果不去注意这些新东西，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执政的共产党就不能维持政权。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重申：“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与经验，也是稳固执政地位和实现奋斗目标的有力武器。在新的条件下，总结历史经验，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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