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解中国文明起源迷宫的钥匙——评陈剩勇著《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王朝论文,迷宫论文,起源论文,钥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华文明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五大原生文明之一，又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续续未绝的古代文明。对这一古老而独特的文明的起源问题所作的研究，无疑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理论意义。当然，探索和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演化程序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从研究心理的角度看，研究中国文明及其起源的中国学者，不少是出于两种情结：一是自豪情结，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域，几千年来创造的灿烂文化，无一不使生为这古老而博大的国家之一员的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引发了最初的研究冲动；一是洗辱情结，清代中叶以来，中国积弱不振，百余年间，历遭列强蹂躏；中国的土地任人践踏肆虐，中国的美物任人巧取豪夺，中国的人民任人欺凌污辱。甚至有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支那猪”，他们预言，中国终将会被从世界的版图中抹去，这一切又无一不使生为这个古老而博大的国家之一员的中国人倍感耻辱，强烈的洗辱激动引发了现代学者们的研究冲动。无论哪一种情结，归结到一点，即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希望祖国更加繁荣富强。这不仅是有良心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明问题的起点，也是其研究的目的。从青年历史学家陈剩勇最近推出的重作《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学术“良心”。
早在1990年8月，浙江省社科院曾召开一次大型的国际百越文化学术研讨会。当时，陈剩勇先生向大会递交了一篇题为《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的论文，初步讨论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提出了夏文化萌生于东南的论点。这篇论文在会议上引起轰动，并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现在推出的专著是在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但论点更为鲜明，资料更为详尽，内容更为充实，论证更为严密。可以预言，该书的出版，在夏文化史乃至中国文明史的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综观学术界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并产生一定影响的解释有：中国文明发韧于黄帝时代说，中国文明开始于大汶口文化说，中国文明起源于红山文化说，中国文明诞生于龙山文化说，中国文明形成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即早商时期说。这些假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因袭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摩尔根等人的理论模式，即把“文明”界定为文字、城市、金属器和复杂的礼仪中心等一项或数项经济、文化之要素的组合，探讨文明的起源，就是从典籍或考古资料中查考上述文明因素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由此推定文明最终形成的时间，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种种假说和解释。陈剩勇先生的文明起源研究，摒弃旧法，以独特的视角，把中华文明的生成过程视为一个多元的、历史合力交互作用的整合体，把生态环境、人口压力、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进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文化、宗教以及中华文明独具的礼与礼制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审视，对文明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层的、动态的、全方位的探讨和研究。
作者在该书的上篇（第一至第七章）通过对先秦两汉历史文献中全部有关夏代历史和文化的内容进行的汇篇、整理、鉴定，从中综合归纳出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作为探寻夏族和夏文化发祥地的标准尺度。这些标准尺度是：作为夏朝立国重器的鼎及其饕餮纹、作为军事统率权之象征的玉铖、宗教礼仪用器的“夏后氏之璜”、反映夏代律历制度的夏时夏历、“夏后氏社祀”之祭坛、“夏后氏堲周”的理葬习俗、玉圭、鼎、豆、壶、鸡彝等礼祭器，以及稻作农业、蚕桑丝织、习水便舟等等。在依据这些标准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文化圈进行了综合、全面的考察之后，作者得出以下结论：夏文化萌生崛起于中国的东南史前文化圈，夏民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
该书的下篇（第八至第十三章），作者借用了历史地理学、古生态学、古气候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分析列国并存发展竞争的历史大背景和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史前各文化圈之间的交互作用入手，详细讨论了夏王朝的崛起、夏朝前期政治中心所在地、夏王朝北迁的契机和过程、国家诞生前夕的母系继嗣制、“禹传子”的历史意义、夏朝国家组织形态、夏礼的诞生等问题，从而揭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奥秘。
三
一个见解独到、立论新奇的观点常常得益于不同凡响的研究方法。将陈著通读一过，立刻就会感到作者的研究方法颇有值得称道之处。除了上边提到的作者在方法论上迥异于同道之外，其研究方法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善于对历史进行动态研究。关于夏族的原居地问题，历史学家傅斯年根据文献记载，认定夏后皋的陵墓就在豫陕之间，因而认定夏族的原居地就在山西一带，而历史学家杨向奎根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就得出夏族的原居地在山东一带的结论。这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依据大致相同的文献资料，运用相同的传统的考据方法，考证同一个夏族原居地问题，却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主要是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陷入了误区，均以静止的、停滞的静态研究方法来考察和审视历史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历史是一条处于流动状态的长河。而陈剩勇先生长于对历史进行动态的考察，他把夏王朝的崛起置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转型期，一个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历史新时期的广阔历史背景之上加以考察，不仅探清了夏民族的原居地以及夏民族如何在民族大迁徙、大冲突和文化大传播中日渐崛起等问题，而且还匡正了傅、杨的误说。
其二，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的交相运用。陈剩勇先生在书中提出的论点显然是有震动性的，但细细读来，丝毫没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陈剩勇先生能以科学的态度、渊博的知识储量，交相运用了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粗粗统计即可发现，书中所涉及的学科有：文化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生态学、古气候学、历史地理学、类型学、器物类型学、语言学、古文字学、语汇学、古代天文历法学、科技史学等等。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的交相运用，不仅为其研究打开了广阔的视野，而且以其相互印证、相互参照的独特功能为其论点提供了缜密的论证，使其论点立于不可摇撼之地。
其三，大胆设疑、多方求证、敢出新说。作者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在东南地区，而不是人们常说的黄河流域。这个论点是对传统观念的根本突破。但是，传统观念之所以能多少年来在学术界处于支配地位，显然是有一个理论系统作为支撑的。作者要作观念上的突破，就必须对整个系统予以突破，而要进行这种推倒性的突破，没有崭新的方法是不可能的。陈剩勇先生的方法就是大胆设疑、多方求证、敢出新说。在读书过程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作者怀疑的目光高悬，无论司马迁、许慎、还是顾颉刚、范文澜、郭沫若、傅斯年、吕振羽、杨向奎这些大学问家、大历史学家，无一不受到作者怀疑的目光的审视。当然，怀疑仅仅是研究的开始，求证才是研究的发展，而高潮却在新说的产生。求证可以印证怀疑，可以诱发新说，但在求证的基础上能不能提出新说，却还要解决个“敢”字问题。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没有周密的逻辑推理方法，没有敢于创新的开放性头脑，是不敢轻言“敢”字的。而陈剩勇先生恰恰拥有这种胆量。例如，作者在讨论中国有无母权制时代时，首先对郭沫若等权威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存在过母权制时代提出了质疑，然后通过对大量新时器文化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综合考察，作者认为，学术界流行的妇女在原始锄耕农业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她们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母权制时代说。是缺乏文献学和考古学依据的，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一个错误的假说。作者最后大胆提出新说：中国古代虽然有过母系制社会，但却不存在“母权制”。显然，作者的研究方法具有扎实、开放、创新等特点，这对于新说的生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