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齐鹏飞著《日出日落——香港问题一百五十六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十六年论文,日出论文,鹏飞论文,一百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已经过去的历史岁月中，中国人永远不会忘却这样两个日子：1841年1月25日，香港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占；1997年7月1日，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隔156年的这两个时刻， 浓缩了一部中华民族经过漫长岁月的屈辱和抗争，重新崛起和再显辉煌的历史。读一读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齐鹏飞著《日出日落——香港问题一百五十六年》，将会使我们通过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从蒙尘到回归的曲折变迁，从一个历史的侧面了解中国和世界在昨天的风雨、当代的格局和未来的走向。
一
在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大约300多部关于香港问题的著述中， 《日出日落》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部。作者以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国内的政治关系、中英外交关系以及更广阔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变动为背景，集中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交涉史的全过程作了系统的叙述与分析。
香港从被占到回归的复杂历程，展示了一部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在一个半世纪中，相继同中国的三种国家形态、社会制度和政治对手的尖锐对峙、反复较量的历史。
英国殖民主义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作者用相当的篇幅，叙述了19世纪中叶，英国两次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又于1898年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而一步步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的详细史实。正如该书中的所显示的那样，当英国发动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时，清朝统治者所作出的匆促回应，依然是传统的兵机和“驭夷”经验的反映。即使是像林则徐这样伟大的爱国者，固然充分关注了如何有效抗击外敌的海防部署，强调了香港地区的军事价值，但时代的局限，使他们不可能超越维护封建帝国利益的思路，也无法感悟出西方挑战的严重性和世界大势的变化。
中国开始索回香港地区的交涉始于20世纪初元。英国在这里遇到的是它的第二轮政治对手——历届中华民国政府。该书客观地评价了民国政府在多次外交较量中的功过得失。该书对于民国政府早在1919年巴黎和会和稍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提出收回“新界”要求并付诸外交努力的史实，记述得比较详尽。这次对英国的交涉取决于当时一些爱国的政治家的努力，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人民反帝情绪高涨的反映。本书也较详细地记述了抗日战争以来，国民政府和英国进行“平等新约”的谈判以及两国争夺对日本占领军的“香港受降权”的过程和经验。作者如实指出，在事关国家主权的香港问题上，国民政府的外交家及蒋介石本人，均有过相当强硬的外交态度，做出了种种外交努力。然而，在英国政府更强硬的“寸步不让”政策和美国政府实用主义外交的夹击下，懊丧的国民政府接连坐失两次收回香港的历史良机。这就是本书所概括的“穷国、弱国无外交”的必然结局。
本书的最后两章，使读者从沉重的民族屈辱感中解脱出来，体认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和经验。作者在这里披露了许多在建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而鲜为人知的中英交涉的史实，以及新中国导出如上史实的战略部署，使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解读出许多隐藏在复杂的政治现象背后的动因和依据。比如，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有足够的力量进驻香港的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要作出“暂时不动香港”，而实施“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决策？这项决策怎样使中国以稳重灵活的外交艺术在中英交涉百年史上第一次占据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新中国的政治家们怎样依据这一政策，稳妥地处理香港有关问题，包括1967年周恩来在最后一分钟成功地阻止了“四人帮”派军队进入香港，从而在最严峻的岁月里保护了香港的稳定？最后，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把握住了历史契机，通过“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经由艰苦卓绝的外交谈判，实现了既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又保持并促进了香港稳定与繁荣这一前人的“未竟之业，未圆之梦”。
“日出日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香港得以重回祖国怀抱，并非由于英国对外战略的本质性改变，而是由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半世纪以来，虽然大英帝国逐渐趋于衰落，但英国执政者的治港政策却基本上没有改变。不可否认，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中的一些政治家，曾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付出过极大的努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努力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为解决香港问题画上圆满的句号。在这个意义上讲，香港的命运，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走向和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影。
二
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应力求达到史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而这一切都应当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及其过程的完整、准确把握之上的。本书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网罗钩稽、爬梳整理，校雠同异，辨伪存真——这也是某些热衷于“议论史学”、“文摘史学”的作者所不屑于做的——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从而使本书的立论获得了比较严谨扎实的基础。
所谓“穿鼻草约”是否存在，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 该书从8种中外历史记载中整理出近30条立论各异的材料，在进行了认真比较、层层辩析之后认为，所谓“穿鼻草约”实际上是中英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各持己见、口径不一的四种外交文稿，由于双方对这些文稿没有实施任何立约程序，因此这一“草约”是并不存在的东西。历史的真实是：英军武装占据香港，是于《南京条约》签订的一年又七个月之前，在“没有任何协议和‘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实施的”。现在，由作者提出的英国占领香港为156年时间界定，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
史料翔实是本书的优点之一。作者审视所及，包括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反映香港问题和中英关系的大批中外档案、官私文稿、电报、书信、笔记、日记、报刊、回忆录和倾向各异的专著。据粗略统计，仅分析《南京条约》的一章， 该书就利用了30多种历史文献中的近200条史料。 对于这些史实，作者细心考察了其有无原始的根据，进行了文献原件的对比查核，分析了史料提供者的心态和立场，进而判断各该史料对同一史实的反映是否全面。这体现了作者治学严谨、论从史出的精神。
政治史、外交史很容易写得枯燥冗长。为了将严肃的历史课题和刻板的外交文件表现得通俗生动，并进而使分析层层深入，作者在一些章节中作了将历史学和政治心理学的表述方法交织运用的有益尝试。将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作为阶级分析的组成和补充，有助于揭示各该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并进而对他们的政治行为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作者的这一努力为表述历史进程增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论及旧中国一批政治家、外交家时，分析了他们的“半殖民地心理”。这些人的软弱的、畸形的政治心理的基本特征，一是对列强握有的所谓“国际规则”的卑怯感；二是迷信西方外交的所谓“信义原则”和“绅士风度”；三是一厢情愿的强国依赖。这种心态的根源，除了来自资本主义文化的浸染外，也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当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时，对比旧中国的外交形象，人们不难理解，当今的中国在世界上具有何等的力量和自信。
三
在研究近现代香港史和中英关系史时，有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怎样看待和评价香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多年以来，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人刻意宣传“香港历史的实际开端是在1841年英国人到来的时候”，是殖民统治营造了一个繁荣发达的香港。中国的少数人中也出现过所谓鸦片战争早来一千年才好，中国“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一类的言论。《日出日落》一书则按历史的原貌澄清了这些奇谈怪论。
香港在19世纪后半期由一个几千人的渔村小岛发展为英国在远东的转口港，是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西方殖民者努力在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在它们侵占的地域内推行高压统治，实行民族歧视，进行经济掠夺，摧残民族文化。在它们占据的地域内，由于这些政策的推行，社会成分日益复杂和畸形化。支配着广大劳动者的，是极少数的外国政界、军界和商界巨头，并孳生出买办、传教士、冒险家以及黑社会帮派等特殊阶层。香港正是这样成为英国在东亚的军事基地和经济侵略基地的。
一方面，香港（还有列强在中国内陆的通商口岸和租借地）作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中介，超过一种西方制度的展示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不止一代的思想者提供了学习外来先进事物的文化资源和经验背景；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这一切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活动，又无不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需要而展开的，它极大地加速了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化转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本书突出地分析了港英当局如何步步为营，得寸进尺，从港岛向中国内地扩张渗透的史实，从而揭示出英国治下的香港在攫取九龙、“新界”，拓深从沿海到中国内陆的侵略通道上，起到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历史证明，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被侵略、压迫和奴役的国家和地区，单纯的物质文明或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能作为判断其现代化的标准。任何程度的生产力总是以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依据的。19世纪后期香港出现的新的生产力及其体现物——工商业、船坞、码头、交通干线和其他市政设施等等，基本上是同英国殖民主义的生产关系、贸易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殖民统治的政治构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不属于振兴中国的民族生产力的范畴，更不反映中国人民的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联系的现代化道路，而属于仅以适应英国殖民利益为标尺的现代化现象。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9世纪中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百余年间，香港经济生活并不若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发达，它一直处于经济走向相对单一化的转口港地位，亦即本书所指出的，不仅不能同西方大都会相比，即使在中国也低于上海和广州的地位。英国经济战略的偏狭性及其海外贸易的衰落，不仅使香港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座标，而且也遏制了这一良港自身的潜力。当时的香港相对繁荣，只是在大陆的动荡和萧条的反衬下，才较引人注目。
被本书称为特殊的“香港现象”，即迅速成为国际大都会，并在经济上持续、高速发展的现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该书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取决于战后的英国经营，而是多种历史脉络交汇互动的结果。这其中，新中国对香港的特殊政策及其稳定实施，起了明显的主导作用。正是这一套出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香港人民利益的政策，为香港提供了仅仅靠英国不可能形成的历史机遇，营造了一种得以强化工业体系、完善经济结构，进而在国际市场上展示竞争能力的区域优势。只要读一读本书关于新中国对香港各项特殊政策的分析，以及书中列举的一系列史实和数据，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会同意本书所引用的一家香港出版物的观点：“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安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资本主义香港‘稳定与繁荣’的坚强后盾”这一史实，不仅有助于澄清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的一些偏颇观点，而且也预示了香港与祖国息息相通的前途。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在按照“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有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管理和建设好香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如果说该书还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恐怕主要是表现在某些理论概括的深度方面，比如引言和结尾，都还可以写出更凝重的历史感。在全书的结构上，也有些内容显得偏轻偏重，不大平衡。欣悉作者正在撰写该书的姊妹篇《日落日出》，旨在重点表现新中国年代香港回归的历史和经验。在此祝愿这位很有潜力的作者，把他的新著写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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