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思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中型企业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企业改革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出重头戏。怎样才能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黑龙江省委书记岳岐峰同志根据黑龙江省经济工作的实际，从“拓宽思路”着眼，对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出了一些看法。这些意见在黑龙江的工作实践中正逐步落实，并已初步见到成效。文章虽然比较长，但思路清楚，意见中肯，对我们开拓搞好国有企业的思路有所裨益。
跳出旧有企业，培植新生长点，反哺国有企业
跳出单一经营，发展多种产业，养育原有主业
跳出国有模式，采取新的措施，解脱企业包袱
跳出“婆婆”角色，寻找“老板”机制，摆正政企关系
跳出认识误区，依法实行破产，走入良性循环
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和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是世界上没有成功先例的开创性事业，从黑龙江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思路、方针和方法上来一个新的转变和突破。
（一）跳出单就国有企业抓国有企业的局限，从加快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上支持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我省国有大中型企业产值、利税分别占全省工业的70%和80%以上，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它当成改革和发展的中心环节来抓，但效果并不明显。从我省经济发展的全局上来分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过小。全国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超过1/2，我省不到1/4。因而国有企业不得不承担80%以上的财税上缴和全部指令性计划任务（1994年大中型企业指令性计划占总产值的1/3），以廉价的基础产品支持全国的加工业和非国有经济发展；还背着沉重的债务、冗员和办社会的包袱，在新旧体制转换中承担着主要的改革成本。因而贡献大、补偿小，出大力、赚小钱，越穷越收，越收越穷，竭泽而渔，陷入恶性循环，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也都是从对国有经济动大手术入手，而且大都采取了急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策略。由于没有其他经济成份来稳定和支持整个经济发展，国有经济又在“急转弯”中“翻车”，致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和滞胀的泥潭，长期不见好转。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改革和发展，总体上恰恰是走了另一条路子，这就是在渐进式、积累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国情出发，绕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旧体制的轨道之外，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份，从而加快了整个经济发展，培植了新的财源，反哺了国有大工业，巩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市场经济因素逐步长入我国经济生活，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实际上今天我国乡镇工业就是这样占据了全国工业的“半壁河山”，我国15年改革发展的路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就在这里，黑龙江改革发展滞后于全国的一条重要差距也正是在这里。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单就国有大中型企业抓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难以搞活。必须开拓思路，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培育新的经济生长点。这些新的经济生长点，机制新，活力足，效率高，不用国家多少投入，就可以迅速地成长出一批新的大中型企业和财税上缴大户。这样，就可以从全局上加快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以从总体上构建多种以济成份并存和竞争的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示范借鉴、竞争压力和市场环境；可以缓解大中型企业的就业压力，为其分流富余人员和“小社会”创造条件；还可以开辟新财源、涵养老财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调整改造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其他经济成份参股联营，优势互补，既可以引导和支持其他经济成份高速健康发展，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实力，又可以使国有大中型企业自身加快机制转换，扩大发展空间，增强主导功能。
（二）突破国有国营的旧体制，推进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探索国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费力不小，收效不大，从企业机制来看，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大锅饭”和无人负责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既坚持了公有制，又较好地解决了责任制和“大锅饭”这个问题。非国有经济谁投资，谁受益，谁承担责任和风险，没有“大锅饭”可吃。借鉴它们的经验，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改革国有国营、官办官管的传统体制，形成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法人实体。
一要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改革国有制的实现形式。长期以来，我们把公有制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国有制理解为公有制的先进形式，把国营官办的国有制实现形式奉为不可移易的社会主义模式，因而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问题固守旧章，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国有不一定国营。可以采取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公离的公司制形式，也可以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委托经营、租赁经营、承包经营等形式。现在很多“三资”企业的外方老板，把资产委托给一个中国人经营，多数效益不错。我省资不抵债的国有肇东人造毛皮厂，委托给香港中现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经营，受托方确保每年减亏增盈200万元，达不到签约目标以注册资本赔偿。齐齐哈乐一个鞋厂，过去按公有国营的模式，资产负债率高达731%，已停产2年多，去年被乡镇企业租赁，委托给原来的厂长全权经营，盈利按比例分成，亏损个人赔偿。还是这套设备，还是这些职工，还是这个产品，重新开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6倍，去年实现利税150多万元。这样搞委托经营，所有制没有变，但实现形式变了，企业经营的责任、权力和利益、风险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一个人头上，比较好地解决了“大锅饭”和无人负责的问题。
二要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调整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将原来的国有企业改造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产权主体互相渗透和融合的财产所有结构，新上竞争性项目一般不再是单一国有投资，而是将国有资本控股、参股于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样，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可能减少，而国有经济却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得到发展和壮大。哈乐滨三大动力与乡镇企业“杂交”，短期内建成利税均在1000万元左右的4个股份制企业；又在香港发行股票，筹集14亿元港币的资金。
三要在坚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改变少数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资产经营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齐齐哈尔仪表厂净资产被冰刀厂与台商合资的复成有限公司收买后，原来闲置的厂房和部分设备得到利用，连续13个月领不到工资的职工得到了安置，1994年可增加1800万元产值，今年可形成60万双冰刀鞋的生产能力。他们的实践证明，国有资产的实物形态凝固和闲置在亏损企业，价值形态在加速流失；转让后实物形态改“姓”易“主”了，价值形态却得以保持并将投入运营而产生效益。我们要破除卖厂、卖设备败家的旧观念，跳出只经营商品的局限，确立既经营商品、又经营资产的新观念。国有企业不仅可以拍卖闲置的厂房、设备，可以拍卖地处城市中心的厂区土地使用权，也可以由投资主体整体拍卖转制。
总之，改革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调整和改变所有制结构，可以直接地、迅速地理顺产权关系；跨国、跨地区、跨部门的产权融合，可以强制性地实现政企分开；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新体制推动下，可以顺势地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进而彻底解决“大锅饭”和无人负责的问题。这可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抄近道”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的现实选择。
（三）改革传统的经营模式，实行多种经营、开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一是跳出单一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替代产业。我省很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固守几十年一贯制的一个主业、一产品；一些年产数百万立方米木材的林管局，一些年产千万吨煤的矿务局，一些人才、技术、设备力量雄厚的大型“国宝”企业，产值利税不及发达地区的一个乡、一个村。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在军品飞机订货锐减的困境下，大力开发微型汽车和机电系列民品，产值利税超过全厂的90%，现在已经是以副养主、由副变主，回过头来反哺原来的主业，开发了多种新型飞机，打进了国际市场，去年这个厂产值达11亿元、利税超1亿元。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应该像哈飞那样，在多种经营和替代产业上狠下功夫。特别是石油、煤炭、森工和军工企业，更要作为一项紧迫的战备性的任务抓好。二是跳出封闭经营模式，注重市场导向，用市场开发带动产业、产品开发。我省相当一部分企业习惯于封闭经营，往往脱离市场需求。一些产品有销路、有效益的企业也自以为“好酒不怕巷子深”、“皇帝女儿不愁嫁”，忽视市场营销，忽视广告宣传。我省经委曾组织100家生产名牌产品的企业在省报上搞广告宣传，每厂才要800元，竟然有90家企业不肯拿这笔钱。因而我省有些“名牌”产品出现一流质量、二流包装、三流宣传、四流价格的现象。为此，一定要确立市场开发重于产品开发、经营重于生产的新观念，舍得花大钱搞好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让全国和世界了解我们的优势产品，让我们的优势产品更加迅速、更有气势地占领国内外市场。三是跳出粗放经营的模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进行资源的二次开发和深度开发。现在，大中型企业老化的问题非常突出，全省约有一半左右的产品处于衰退期，不搞赊销就没人要。必须切实贯彻少新建、多改造的方针，把有限的财力更多地用在内涵改造发展上。但我省更新改造投资占国有单位投资的比重只有20%，其中真正用于改造技术、内涵发展的又只占20%。近几年投产的68个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利税率仅有0.07%；而技改项目一般可以达到20%左右。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技改比新建节省投资约40%，缩短工期约50%，投入产出比提高一倍以上。因此必须更换“重基建、轻技改”的旧脑筋，下决心调整原有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加大技改投入，推进企业的科技进步，提高集约化经营程度。
（四）克服转机建制与解决企业现实困难脱节的倾向，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帮助企业卸包袱。我省清产核资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84%。如不采取实际措施卸包袱，再好的经营机制也难以发挥作用。企业的债务、冗员和办社会负担是历史形成的，卸包袱的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绝不是无所作为。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将厂办科研所、医院、托儿所等40多个附属单位剥离出去，走向市场，自负盈亏，去年实现利润达千万元，与产业平分秋色。实践证明，国有大中型企业人才济济，基础雄原，只要转换脑筋，广开门路，就一定能把“包袱”变成财富。一要采取“三分离”的措施，逐步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就是将企业的后勤系统、附属车间和“子弟兵”企业从母体中剥离出去，按照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新机制走向市场，自主经营。二要采取剥离、分立、一厂多制的办法，安置富余人员。大中企业都应该分流出一部分科技、管理人才和职工、设备，或自身“下蛋”，或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外商联合，创办多种所有制形式、进行精深加工的小厂。三是多渠道解决企业债务负担问题。从企业自身来说，要通过增产、增收来逐步偿还债务和增补自有流动资金，也可用清产核资的资产增值部分冲减一部分资本金，卸掉一块包袱；实行股份制可用一部分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还债，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的可将财政返还的利税用于还债，地处市区的可用厂区内富余土地的使用权转让费和土地增值税还债，还可出卖部分资产或股权偿还债务；对银行来说，可从呆帐准备金中冲减一部分企业无法偿还的“死帐”，经批准可进行债权改股权的试点；从企业之间来说，由生产协作关系构成的超过一定年限的经常性债务，经过双方协商可以转为股权，鼓励好企业以承债方式兼并较差的企业；从国家来说，经过批准，可以将拨改贷形成的债务转化为国家投资，可用国家股分红的部分返给股分制企业还债，还可返还所得税的15%，用于还债和增补自有流动资金，等等。
（五）解决有“婆婆”、没“老板”的问题，在机构改革中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探索放开企业，管好资产的新机制。多年来，我们的一些政府机关习惯于当“婆婆”，企业副职聘任权、投资决策权、劳动用工权、工资奖金分配权、人事调配权、外贸自主权、拒绝摊派权等自主权至今仍没有完全落实。而应该由政府部门管的事却没有真正管起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国有资产名义上全民所有，实际上无人负责，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老板”，缺乏追求资产运营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利益激励与风险约束，很多企业以开工资为最终目标，花钱的愿望大于赚钱的欲望，侵蚀国有资产的问题相当严重。我省清产核资的10909户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占49.6%。其中大中型企业占41%。为此，一是要把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和落实企业的法人地位作为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关键来抓。在机构改革中要将省直属企业大部分放下去，但不是把企业由省级的行政“婆婆”放给市（地）一级的行政“婆婆”，而要同步精简撤销直接管企业的机构，暂时存在的也要促使其转变职能。第一步先撤销县（市）一级的企业主管部门，并在一两个市进行撤销企业主管部门的试点，把企业的14项自主权全部放给企业。二是要解决政资不分问题，抓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省政府受国家委托，授权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控股公司、经营公司、大企业、企业集团公司以及剥离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行使投资主体（老板）职能的试点。进行试点的投资主体绝不能同时享有行政管理职能，一定要防止“老板”对企业进行更为糟糕的干预。原来的行政机关转变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要将属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全部放给企业；将价格、资源配置等职能导入市场；将项目咨询论证、资产评估、财务审计等职能交给社会中介机构；将社会管理职能交给市、区政府；将必要的行政管理和监督职能转交给计委、经委等政府综合部门。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只能以股东（出资者）身份进入企业，与企业只存在财产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这样，不当“婆婆”，放开企业；当好“老板”，管好资产，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新机制。
（六）走出破产影响稳定、造成损失的认识误区，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优胜劣汰机制。据估计，我省大约15%左右的国有企业很难救活。但依法破产的难度很大。近几年全省银行积累近10亿元的呆帐准备金，基本没有动用。主要是政府怕破产影响稳定，银行怕破产造成损失，主管部门怕破产失去“地盘”，厂长经理怕破产丢掉“位子”，职工怕破产打掉“饭碗”。实际上这些担心似是而非。齐齐哈尔农机厂负债1.2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51%。多年来“死马当活马治”，但因债过重，就是一分为八，也没活起来；几次想出租、拍卖、兼并，但哪个好企业出不敢问津；企业陷于停产，银行近7年平均每年多压死1000多万元，财政资金也压死2000多万元。依法破产后，银行债务保全了4691；进而以承债方式出售给优势企业，企业有望“置于死地而后生”。近年来齐齐哈尔市已依法破产17户。实践证明，对那些严重资不抵债、拯救无望的企业，资产损失己经造成。越维持损失越大，不安定的因素越积累越严重，各方面付出的代价也将越来越大，依法破产后，企业可以卸掉债务包袱，银行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职工可以得到重新安置。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全社会增强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紧迫感，所有经营者和劳动者都有竞争致富的动力和破产淘汰的压力，从而实现全社会效益和效率的提高。可见，破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承受能力问题，不是造成新的损失和新的不安定的问题，而是认识问题，是用钱填“无底洞”还是搞社会保障的问题。说到底是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解决矛盾，还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积累矛盾的问题。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加快建立优胜劣汰机制。但是，破产也要先试点，分期分批进行。要“先修渠，后放水”，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在社会保险体系暂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破产的同时要搞好过渡性的社会保障，财产清算时优先安排职工生活，解决人员安置问题。把破产与资产重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
（七）从建立企业家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激励和约束机制入手，搞活企业经营者，解决管理粗放问题。我省国有企业亏损，起码有1/3是管理不善造成的。企业管理的许多措施，诸如加强核算、精简机构、重奖重罚等，所有的企业都是可以办到的。但真正从严管理的是少数。对经营者来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什么能而不为？根源就在企业可以吃国家的“大锅饭”，经营者不得罪人、不从严管理，不但可以混得下去，而且可以趁管理混乱之机，安置亲信，权钱交换，获取相当的“灰色”收入。因此，企业管理的问题在经营者，经营者的问题在机制。解决企业管理粗放的问题，一是要建立企业家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激励和约束机制，选好和搞活企业经营者。我省确有一些厂长、经理选任不当而又长期得不到纠正。甚至有的“财家子”厂长中饱私囊，虚盈实亏，各方面反映强烈，但有关领导机关却奉送“优秀企业家”桂冠。还有些亏损企业，厂长频繁更换，有的捞了一把就易位做官，企业窟窿越来越大。出现这些问题，从体制来说，是产权主体不明，财产责任不清，管事与管人脱节，用人的权力与责任脱节，经营者的权力也与利益、责任、风险脱节；从作风来说，与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有关。为此，要建立经营权和经营者市场，逐步实现经营权市场出让、竞争委托，企业家人才职业化、市场化。当前可采取委任、聘任、选举、招标竞争、委托经营等多种方式，不拘一格选人才。建立用人责任制。对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用人不当的，要追究有关考核人员和决策者的责任。对于所有的经营者，都要制定考核体系和审计制度，支持和鼓励他们通过扭亏增盈先富起来，同时建立严格的经营失误赔偿责任制，防止“富了和尚穷了庙”。二是创造把经营者“逼上梁山”抓管理的环境和条件。管理是企业自己的事，是经营者的事。过去把管理作为政府行为，用行政指令、检查评比、达标升级的办法去抓，往往流于形式。为此，党委和政府应从理顺政企、资企关系入手，彻底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创造责、权、利、险统一，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形成促使企业强化管理的动力和压力，把企业营者逼上练内功、抓管理的路子。三是从企业来说，要用改革的精神抓管理。当前最主要的就是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搬掉干部“铁椅子”，做到内部聘任，能上能下；打掉工人“铁饭碗”，做到能进能出双向选择；打破分配“大锅饭”，做到工资奖金能高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