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农业保护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我国农业又夺得大丰收。这为改善宏观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也为深化农业改革，理顺工农产品关系，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从而推进农业的“两个根本转变”创造了机会。可以说，处在世纪之交的我国农业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于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为此，需要吸取国际上农业保护的经验教训，深化对农业保护的认识。
一般认为农业保护是由农业的弱质性和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实际上它还是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保护就是国家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一定阶段，为协调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政策行为。这种政策行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逐步朝着制度化、法律化方向完善。按国际上的经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一般要经历三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发展阶段，即农业哺育工业起步、工业扩张和农业波动、工业反哺农业。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以牺牲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为代价，为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作出了包括资金、劳动力、产品和市场在内的四大贡献。发展经济学把它们归结为农业供给剩余贡献。农业的这些贡献一方面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使得工业发展更深更广地依赖于农业；另一方面由于投入非农化倾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扩大和农业比较利益的下降，又使得农业基础日愈脆弱。“依赖”与“脆弱”是一对矛盾，解决这对矛盾就要调整工业化战略，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实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经济起飞往往发生于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政府的政策调整不到位或出现重大失误，那么势必拉大城乡差别，损害农业生产者利益，挫伤其劳动积极性，加之传统农业技术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农业波动难以避免。不少发展中国家在50、60年代推行工业化战略中，就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以致后来不得不转向支持保护农业。“绿色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再从日本、韩国等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看，这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向工业国的转变。日本经济起飞于60年代，韩国大约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在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期也都出现了工业迅速扩张与农业衰退的矛盾。为缓解矛盾，日、韩两国都先后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力求将工业化为农业带来的负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实现由掠夺农业向支持保护农业转变。除日本、韩国外，美国、欧共体等早就有一套详细的农业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有健全的制度和运作规范，工业反哺农业的量度大，农产品保护水平都较高。
以上事实说明，农业保护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没有农业供给剩余就不可能有工业发展和经济起飞，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现代化。同样，工业化的实现最终必然成就于农业，因为工业化过程本身就内涵着工业和农业这两大基础产业。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人均占有农业资源的状况各异，在工业化一定阶段农业保护的程度、保护的重点和具体政策手段也会有差别。日本、韩国都属于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这与土地丰饶而劳动力稀缺的美国的资源条件刚好相反。这种资源约束的不同类型，制约着农业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对农业支持保护的政策导向。我们知道，美国农业发展走的是以节约劳动力为特征的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农业保护重点先在生产领域，后转向流通领域。日本、韩国的农业发展走的是以节约土地为主的生物技术进步的途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使它们在土地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生产率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综观工业化国家的农业保护有如下一些特点：1、在兼顾粮食消费者利益的同时，确保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保护公平竞争。2、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即着眼于工农业生产的协调和社会稳定以及改善自然环境。3、农业政策是以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为核心，采取财政扶持、信贷支持和农业保险等政策措施，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4、既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生产和分配，又有较强的政府干预，注重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配合。5、有较完善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和现代化的期货市场，还有独立的代表农民利益的中介组织，形成了官民结合的管理体制。6、随着工业化发展，农业保护率逐渐增大量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不同资源约束类型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实施是有成效的。它在促进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在保持市场平稳，缩小城乡差别，在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美国农业政策受到最大批评的是向农民支付的补贴太多。日本属发达国家中除大米自给外其他农产品自给率最低的国家，过去大米市场不开放，而目前按关贸总协定农业协议规定部分开放大米市场，由此引发农民对政府的逆反情绪，农村劳动力外流，农田抛荒和耕地复种指数下降日愈突出。看来过高的补贴或过高的保护不是件好事。
中国自80年代已进入经济起飞期，工业迅速发展与农业基础脆弱的矛盾已显露。1985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出现的几次大波动，几乎都与农业生产的振荡有联系。因此，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已写进“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显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进入经济起飞期后解决农业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不能照搬别国经验，但我们可以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加深对农业保护的认识，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农业保护路子。
中国从50年代至80年代初，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是在人口多、底子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启动的。我们基本上是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办法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低，虽经几次调整仍未扼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的趋势。这使得城乡差别扩大，农业和农村面貌没有根本改观。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产品保护以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为突破口而展开。1985年，国家以粮食定购合同制取代了粮食统购制。这为调整长期不合理的工农产品比价，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向粮食商品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从1985年至1989年，由于农村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迅速上涨，造成工农产品“比价复归”。进入90年代，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出台了一系列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政策，建立了粮食收购保护价制度以及农业风险基金和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实行了“米袋子”的省长负责制。国家还把扶持粮食生产发展的支农资金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对重点粮区给予低息贷款实施重点扶持。今年国家又加大粮价改革力度，从新粮上 市起定购价提高了42%，并按稳定定购数量，理顺购销价格，粮食销售实行重点保障的办法，对现行粮食购销政策进行调整，以便建立国家调控下的粮食市场化价格机制。上述政策措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上了新台阶，在1995年丰收后去年又创造了总产量4800多亿公斤的历史最高纪录。“九五”开局之年农业形势令人欣喜。可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农业连续两年丰收不等于人口多耕地少、粮食供应长期偏紧的基本国情有了根本改变，不等于实现了从粮食产品到商品的转化，也不等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保护问题解决了。
从80年代初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着“丰收——徘徊——跌落——丰收”的现象，有人称之为“丰收——跌落”怪圈。这虽不是必然现象，但至少可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业丰收后有的领导干部容易产生麻痹思想，放松对农业政策的落实，对某些坑农害农事件掉以轻心，以致挫伤了农民生产投资的积极性；二是从深层原因上讲，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较完善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支农保护体系。农业还没有走上自我积累的产业化稳步发展道路。尽管我国的农业保护率已从80年代初的—300%提高到近两年的—18.5%，显示出负值缩小，进而演变成正保护的趋势，但是负保护的事实表明，农业至今仍处在为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强制积累的阶段。据统计，从1979—1994年为支援其他部门的建设，通过剪刀差形式农民付出了大约1.5万亿元的资金，而对农业的投入相对不足，又导致农业的科技含量偏低，抗灾能力减弱，生态环境恶化。因此，转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是改变农业基础脆弱，使其稳步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首先是工农业关系的协调。有研究表明，农业与工业增长的较合理比例是1∶2～2.5左右，而我国工农业的发展一般都在4∶1左右。我们应该采取适度快速，平稳发展，注重质量等措施，把工农业发展速度调整到合理比例，把工农产品剪刀差降下来，给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
过份强调依赖农业积累作用，是计划经济思想的产物。过去受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约束，农业只能是狭隘的粮棉结构的种植业，长期处于封闭的低效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此，在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今天，我国农业还面临着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能否实现这种转变关系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而且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化，而产业化的前提是建立市场化农业。国家宏观调控和保护下的市场化农业，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拓展自身的产业内涵，改变自身的弱质性。市场化农业就要按价值规律原则，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公平交换与分配。所以为农业创造一个自我积累发展的条件是农业产业化的起码要求。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保护成本代价高，政治上有风险，操作上也不易。因此，不一定就非要使农业从被征税阶段转入保护阶段。诚然，过高的保护成本会增加财政赤字压力，但是在工业化中期仍依靠弱质产业来支持非弱质的其他经济部门，理论上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支持保护农业问题，实质上是农民利益问题。中国本世纪末要实现“小康”的目标，试想没有生活在农村的大多数人的“小康”，怎谈得上全国人民的“小康”。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也不可能建立在农业脆弱的基础上，何况食物安全在今天也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要说风险这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风险。
农业保护是一篇大文章，做好这篇大文章既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也有认识方面的问题。这篇大文章完成之时，将是中国农业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走上产业化稳步健康发展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