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继续革命者——评中国“新左派”对毛泽东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者论文,左派论文,理想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0）22－0067－03
2000年，一部由“新左派”策划的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引起轰动，具有左派符号意义的格瓦拉被推上文艺舞台，标志着“新左派”们已不满足于在理论界的言说与争论，正身体力行地将学说向民间推广，争取更多支持。同样，“新左派”也利用既有学术范式对毛泽东进行了解读，本文选取其主要代表性言论给予介绍和评论，在鼓励和支持毛泽东研究多角度深入的同时，期待对历史事件后果的评价仍然能够站稳立场，坚守原则。
一、中国“新左派”的由来和主要观点
在中国，“新左派”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它一登场就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矛盾直指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潮，它直接针对的是自由主义思潮所主张的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这两大反思反映了新左派作为世界主流思潮的一种批评性话语的特质，反映出新左派的两个基本的思考维度：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意味着“新”；批评资本主义与西化潮流，体现了“左”。
中国的“新左派”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他们大都有留学背景，以西方左翼社会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公平与平等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1]“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拷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
“新左派”思潮的特点之一是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现成理论，舶来的理论观点比比皆是；特点之二是民间性，与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多有出入；特点之三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很少有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位学者有些看法是“新左派”的，另一些看法又和自由主义接近，同属“新左派”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时会大相径庭。
二、中国“新左派”对毛泽东的解读
（一）对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解读
汪晖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他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进步，并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以消灭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这一平等目标为主要目的的。通过公有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毛泽东使自己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把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中。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从政治后果方面来看，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实践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范畴存在的可能性。
汪晖进而认为，在中国的历史情境中，现代化的努力与对“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历史矛盾。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坏；他一方面用公社制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制度方面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从而剥夺了个人的政治自主权，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汪晖分析了毛泽东的现代化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实践中的不可兼顾性，在肯定毛泽东探索勇气的同时，也看到了拒绝理性的迷离，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处于两难之中的毛泽东。
旷新年也认同毛泽东对现代化目标的锁定。他认为，虽然毛泽东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一直并没有放弃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直是国家的目标。并且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经济建设的成果不是为一部分所垄断，而是相对公平地为全社会所分享。[3]旷新年很欣赏毛泽东的现代化成果为全社会共享的做法。
可见，“新左派”肯定了毛泽东是现代化的积极追求者，并且走出了一条特殊的、可敬的道路，批判性是其典型特征。
（二）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解读
“新左派”热衷于民主，特别诉诸于人民民主和制约社会主义政权官僚化趋势。在这一点上，“新左派”高度认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的尝试。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思想理论的失败。
旷新年指出[3]：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转变成为一个简单的执政党和利益集团，用“不断革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企图仍然使它保持“革命党”的活力；毛泽东要摧毁僵化的官僚机器，然而他本身又是这架巨大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毛泽东发动了“百花”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同时毛泽东又是这两场运动的直接的镇压者。毛泽东是在与自己的宿命进行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左倾政治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悲剧。然而，在另一方面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单纯的左倾激进化政治，还不如说是一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内战也发生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官僚主义；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使官僚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从根本上对官僚制度有任何革新。旷新年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积极的，赋予阶级斗争以打击官僚主义的炫目色彩，同时也对严重后果进行了否定，无疑充满对不良效果的惋惜和良好效果的期待。
黄纪苏从联系苏东现实角度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做了辩护，“私有化这样的历史大倒退之所以能够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人民看明白了社会主义不仅要在实践中制造新阶级，而且还不打算在观念上承认新阶级；自己被剥夺不算，还要被愚弄”，所以，“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妨一谈，不在于它们提供了正确的答案，而在于它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4]显然，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既然对特权阶级和新资产阶级的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将长期面临的问题，毛泽东防患于未然的举措现在正当其时。黄纪苏的“文革不妨再来一次”的冲动恐怕只能是其一厢情愿，从对现实的极端不满走向杀鸡取卵的另一个极端也许是诸多左派人士的宿命。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革”在“新左派”眼中实现了惊天大逆转，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变成了他的超前谋划，以想象中的“文革”的积极效果掩盖了现实中的灾难，带有文艺批评的痕迹，但不符合理论研究的常规。
（三）对毛泽东遗产的解读
韩德强在《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一文中集中展示了毛泽东身后被抹煞的惊人遗产。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前三十年（1949－1979）所积累的巨大势能在后二十年（1979－1999）终于转化为强劲动能。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在1949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5]
旷新年认为，我们通常低估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或者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场灾难。这是与我们通常的观察角度有关的。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医疗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单纯汲取的政策，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的试验为20世纪80年代粮食产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20年来农村的发展仍然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们都知道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基础教育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毛泽东时代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邓小平时代的物质繁荣正是毛主席时代所积累的巨大潜力突然释放的结果。[3]
甘阳解释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做法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6]
甘阳引用美国学者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解构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6]
“新左派”学者众口一词地赞扬了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留下的珍贵遗产，有一定说服力，恰恰凸显出学术界对毛泽东晚年研究的薄弱之处和视而不见。
（四）对毛泽东历史作用和价值的解读
甘阳认为，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日益强劲，今天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6]
平等在“新左派”眼中具有无尚的价值，在现实中不幸被量化以绝对平均主义为指针，把人平等地对待确实具有革命意义，而革命胜利后，用绝对平均主义的方式解决民众的平等诉求则有悖公平。为甘阳所推崇的平等传统同时也是“仇富”“杀富济贫”心态的渊薮。
旷新年称“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扭转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人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作为“新左派”，旷新年为毛泽东在今日中国的影响正日渐消失而忧心忡忡：中国的沉默的工人和农民以他们的方式怀念着毛泽东——这位人民共和国的缔结者。当中同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极力丑诋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把毛泽东神化了，他们把毛泽东当成他们的保护神。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表征着今天中国官僚、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之间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严重的分裂和思想的巨大的鸿沟。[3]
他进而认为，毛泽东时代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的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3]思想改造等措施不仅是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的目标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毛泽东激励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愿望的一部分。[3]
“新左派”对毛泽东把官僚和知识分子拉下神坛，大加鞭笞的“革命行为”十分倾慕，他们认为自己所站的工农立场与上述人等有天然鸿沟，问题是，在毛泽东时代是否已形成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还需进一步证明，把今天的感知移植到当时似有杜撰前提之嫌。
三、解读的得与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左派”以其独特视角观察毛泽东，得出了一些新鲜结论，引导人们去重新审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枉顾事实、脱离实际的弊端。他们站在“历史纵向的高度上”所体认的“文革样本”恰恰脱离了其时其地的中国历史，仅凭懵懂的对“文革”的儿时印象就以亲历者的自信消释其灾难性后果，很容易使人有不能深刻反省错误必然会再犯错误的担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视，它的根子很深”，[7]“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8]
毛泽东的悲剧就是固化的思维模式的悲剧，没有实现从革命到建设转型的悲剧。正如胡绳指出的：当毛泽东“自以为是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9]中国“新左派”们不仅没有从悲剧中清醒过来，反而变本加厉地挖掘革命真谛，与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完全背道而驰了。
中国“新左派”对过去极“左”路线和政策的同情和肯定态度，以及脱离当今中国现实的思考表现出的是一种激进加空想的乌托邦。时代呼唤我们用更加渐进、稳健、务实、和谐与宽容的精神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标签：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文革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