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精神宜于支撑经济的长期增长么？——基于增长理论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浙商论文,理论论文,精神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以民营经济和内源融资为主，且发展势头极为迅猛的浙江经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众多的学者试图探求“浙江奇迹”产生的内在机理。为此，许多研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浙商精神”。在这些研究当中，浙商精神在浙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深入地揭示。毋庸讳言，这些研究对于分析浙江经济的缘起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些研究当中，很少有人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浙商精神对浙江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在主流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在解释浙江经济增长现象面前似乎失去了其原有的光辉，但事实果真如此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不管初始的诸如社会制度环境、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的条件如何，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通过这样的机制实现的：这些因素首先影响的是技术、资本与劳动，然后再通过技术、资本与劳动影响最终产出。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只将研究视角局限于浙商精神在浙江经济腾飞阶段的作用，那么实际上我们研究的还只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初始条件。由此，考察一种因素对产出的长期影响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分析由这种因素所造成的技术、资本与劳动的长期动态特征，进而分析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正是本文的一个基本思路。
一、浙商精神的含义
浙商精神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商人基于当地的区域文化背景、自身经营实践和彼此交流、渐趋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区域共性的一些经营管理精神理念。关于浙商精神的具体含义，不同的学者和浙商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认为，（注：资料来自2004年6月6日在杭州举办的首届浙商论坛上的讲话。） 浙商精神可以总结如下：“四千”精神、“两板”作风和“饥渴”理论。所谓“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山万水；“两板”作风是指，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而所谓“饥渴”理论的含义则是，因为浙江人多地少，自有的土地资源难以养活或不能使他们致富，这逼得许多浙江人不得不到外地寻找发展的机会。正大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则认为，（注：资料来自2004年6月6日在杭州举办的首届浙商论坛上的讲话。）诚信是浙商精神的灵魂。梁小民(2005)则将浙商精神总结为：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
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浙商的行为规则与经营管理方式会发生变化，因而从这一角度总结出的浙商精神也会随之变化。但我们认为，一个地区商人的精神区别于其他地区商人的特殊之处最主要的缘起植根于当地的特殊社会文化特征，其他的一些因素则往往是成熟市场条件下商人的共有特征，因此我们认为，结合浙江的文化传统特征，浙商精神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一是强烈的市场意识；二是具有强大的发现新市场、经营新市场的能力；三是灵活多便的投资能力。这三个特征将是我们进行下面分析的基础。
二、从增长理论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
按照增长理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含义就是即使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经济也会收敛到一个满足各微观经济主体理性行为假定的一个均衡点。所谓的均衡点，就是各主要变量的增长率不再变化的点，这也意味着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像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作用一样，已达到了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这里要注意的是，均衡点满足各经济主体的经济理性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如果不考虑利他行为，有时尽管经济自身会自动收敛至一个均衡点，但如果这个点意味着个人在生命周期结束时仍存在没有消耗的资产，那么这就违反了个人消费行为最大化的理性假定。因为，个人如果将剩下的资产消费掉，则会增加其一生的效用。
从增长理论的视角来看，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基本条件如下：一是作为投资者的厂商与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均是理性的，即厂商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配置生产要素，个人在效用最大化条件下配置个人收入；二是初始的消费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三是全社会资本存量不能太高；四是在增长的过程中，投资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持续增长的，且不能出现永久性地影响消费与社会资本存量的大的外来波动。
三、浙商精神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
从第一部分关于浙商精神的总结来看，浙商精神的第一条，即强烈的市场意识符合第二部分增长模型当中关于厂商行为的假设。而由于家庭的产权是明晰的，因此，一般认为作为消费者的个人的行为是符合理性的。可见，在由消费者与厂商构成的两部门经济中，浙商精神使得浙江经济增长基本符合理性，这是浙江经济区别于一些省份的基本之处。因此，不考虑消费的因素，我们只要能够证明在浙商精神的作用下，浙江的投资不会过度、投资能在市场的作用下持续增长以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投资波动，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浙商精神将带动浙江经济的长期增长，这需要我们从浙商精神的其他特征中寻求支持。
浙商精神的其他两条是浙商具有强大的市场发现和经营新市场的能力以及灵活多变的投资决策能力，应当说，这两条特征符合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要求。由于投资决策灵活，因此浙商会随着经济波动的方向不断调整自己的资金投向与规模，这就避免了经济对平衡增长路径的偏离。同时，由于投资是市场导向的，因此一般来说，系统性的投资过度一般也不会发生。
四、分析视角的拓展——政府的引入与金融资源的非市场化
应当承认，尽管政府对于交通运输、公共品等方面的投资有助于弥补市场在某些方面投资的不足，但出于在短期内最大化地方经济总量与地方政府收入的考虑，地方政府对于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投资需求就格外看重，其往往倾向于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对经济的投资。但这些政策有一部分只是表现了地方政府的短期经济行为，而不利于长期经济的平稳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浙商精神的精髓之一就是强大的发现与挖掘市场的能力，因此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最大化相结合，其开拓市场的行为有时会对投资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从而使原本已经过度的投资增幅更大。这种情况的产生就容易使经济偏离原来的平衡增长路径。
有可能造成过度投资的另一个方面是金融市场的非竞争性。在浙商精神的支配下，浙商善于发现市场、经营市场和灵活的投资能力使得其更容易去寻求这方面的机会，从而有可能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
五、结论
总结一下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浙商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所具有的如下关系：
第一，从总体上看，浙商精神符合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没有大的外生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在浙商精神的支配下，浙商的投资行为可以使经济自动运行于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并收敛至一个长期均衡点。从本质上来说，浙商精神具有这种经济效应的原因在于浙商精神中的强大的开拓市场意识与灵活多变的投资能力，这些因素保证了浙商投资的平稳性与可持续增长性，而这正符合经济长期增长的要求。
第二，在现阶段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对过度投资的偏好与浙商的市场开拓能力相结合，有可能加剧经济中的投资波动，从而可能使经济偏离原来的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进程有可能被打断。
第三，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是有可能影响浙商精神发挥作用的另一因素。具体而言，由于国家对利率的控制使得实际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水平，因而无形中降低了厂商的投资成本，而具有强烈市场开发意识与投资能力的浙商更善于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从而有可能造成浙商的过度投资行为。
最后，我们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是，要想充分发挥浙商在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一个重要的举措应是逐步调整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并不断完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