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到交换——评伊恩#183;里德的后殖民叙事交换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里德论文,伊恩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传统结构主义叙事学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和置疑，这种挑战和置疑直接导致了以形式研究为特征的经典叙事学最终走向衰落，从80年代初开始，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进入了马丁·麦奎伦所说的后结构主义“大飞散”（diaspora）时期（McQuillan xii）。马克·卡雷在他的《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指出，与经典叙事学相比，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从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多元化、解构化和政治化的倾向（Currie l-6）。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叙事理论并不只集中于欧美学界，从80年代开始，部分欧美之外的后殖民学者纷纷投入到对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当中，先后推出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他们的思想值得关注。本文讨论的伊恩·里德（Ian Reid）是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文学理论家，早年曾在墨尔本迪肯大学执教文学，后往西澳克尔廷科技大学任教学校长一职至今。里德的文学批评生涯始于短篇小说艺术和理论研究，1963年，他出版专著《短篇小说》（The Short Story），在西方批评界首次将短篇小说引入专业学术研究，1979年，他以《小说与萧条》（Fiction and the Depression）为题出版又一部重要著作，该书结合20世纪30到5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小说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小说创作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90年代之后，里德将研究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到广义的叙事理论研究上，先后于1993年和1994年分别以《叙事交换》（Narrative Exchanges）和《框架设定与阐释》（Framing and Interpretation,合著）为题连续出版两部专著，后两部理论著作积里德数十年学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叙事文学的理解。
二
里德对于叙事学的兴趣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研究中便有所体现，在《短篇小说》一书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一些欧美经典叙事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著作，而从他的论述中，人们也不难发现他反传统形式-结构主义的思想雏形。里德认为，传统的短篇小说理论中沿用已久的一些概念应该予以重新审视。例如，传统短篇小说批评继承19世纪美国批评家爱伦·坡的观点，认为“真正的”短篇小说中都必须要有明确的情节设计，但是，一部短篇小说真的一定要有明确的情节吗？里德对此提出置疑，他说，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必须包含一个严格按照逻辑连贯向前发展的事件序列，譬如，一个文学叙事有时也许会允许事件无拘无束地跳跃不定，有时干脆就是毫无条理的反小说，一个好的定义必须能够涵盖所有这些特例。里德认为，一则叙事，只要长于一个片段或插曲，具有一定的想象力，不单纯借事布道，那它就可以是短篇小说。关于短篇小说的形式特点，爱伦·坡认为，短篇小说应给读者以一个“单独的印象”，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危机时刻”，在一个“被控制的情节”中发展。针对坡的这三种说法，里德列举了大量实例进行了逐一批驳。他指出，我们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要在美学上形成一种令人满意的整体并不一定非要有严格的一致性，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中充斥着奇特的混合，它们大胆地将极不和谐的内容融合在一起，其之所以有魅力似乎恰恰因为它们缺乏任何意义上的‘统一性效果’，例如，果戈理的《外套》，该小说通篇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它时而是随意闲聊般的、亲切的，时而是反讽式的，时而完全是不带个人感情的，时而是感伤的，在这里机智的轶事和令人惊奇的旁白被编织在一起，作品高妙，但很难说它有什么统一的效果。关于短篇小说是否应该总是围绕某个生命中的“危机时刻”，里德认为，尽管这种模式在短篇小说中时常出现，并非都是短篇小说所必要的，因为许多故事令人久久不忘的原因恰恰在于，不少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在经历重要的生活变故之后看待事物的立足点发生了变化，但是，对这种变化的意义他们并不完全领会；此外有些小说初看上去好像是围绕个人的人生转折点而展开，但事实上，它们构筑这一模式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去颠覆它，例如，亨利·詹姆斯的《林中兽》描写了一个男主人公从懵懂中觉醒的过程，但是，从他的一生的经历来看，我们很难假定他此后的生活将会有任何改变。最后，关于短篇小说的情节，里德认为，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不用考虑结构的匀称，从历史上看，过分强调情节设计或者在结局时抛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其效果特别不好，例如，欧·亨利犯了艺术上不诚实的错误；现代短篇小说全然不必有任何意义上的完整情节，它可以没有开始和结局，它所展示的也可以是事情的某种状态而不是事件的延续（里德82-98）。
里德的《短篇小说》问世之时，欧美关于短篇小说的系统研究刚刚开始，在此之前，人们关于短篇小说的许多认识大多从爱伦·坡那里延续下来，经由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发展成了一系列具有明确规定性的理论主张。里德在他的书中对那些规定性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认为，传统的短篇小说批评一方面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这一样式的多样性发展，导致简单化和公式化，另一方面它们在一些现代和后现代小说的形式革新面前不断暴露出自己的苍白无力，因为现代小说多种多样，某些创作手法或者扩展了、或者收缩了、或者改变了我们原先关于这一体裁特性的种种观念，过去被当成真理的一些观念需要加以修正以适应文学演进的方向。
80年代初期，里德把他的批评目光投向更广泛的叙事理论之上，以他的特殊研究经历，里德敏锐地觉察到，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叙事学研究与传统的短篇小说理论一样，由于长期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类文本而局限了它们的视野。在《叙事交换》一书中，里德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反对和试图超越传统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立场和决心。在该书的第一章中，他开宗明义地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传统的西方叙事研究中，人们很久以来始终默守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叙事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它叙述“一系列的事件”（a sequence of events），这一观念到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中得到了全面地认可，并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理论基石，虽然这种认识在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手中玩得颇有新意，但它实在是一个相当陈旧的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Reid 19-20）。
伊恩·里德对于经典叙事学的批评具有明显的解构色彩，这种价值取向除了他身处后殖民语境这一因素之外显然受到了来自美国解构批评等思潮的影响。1980年，美国解构主义理论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连续撰文对经典叙事学家施·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就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地毯图案》所作的分析提出置疑。米勒认为，里蒙-凯南关于一部叙事作品因其结构而必然有其统一、完整而明确意义的观点是一种臆测，一个叙事文本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上或许具有一种完整性，但是语言同时具有社会性，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文本自身同时具有自我解构的因子，这些因子使文本意义变得无法确定，过分地强调文本结构的完整性无异于人为地将文本的社会性、历史性与文化性排斥在外，在科学的名义下面沉湎于一厢情愿的学术幻想（转引自王丽亚400-401）。1981年，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芭芭拉·赫恩斯坦恩·斯密司（Barbara Herrnstein Smith）撰文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赛墨·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故事/话语二分法提出批评，她提出，结构主义叙事学关于故事/话语的二分法细细想来相当幼稚，因为世上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情节故事，任何一个所谓的纯粹情节不过是另一个叙事话语，那种在叙事中寻找纯粹情节故事的努力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Smith 213-14）。
1984年，美国批评家罗斯·钱伯斯（Ross Chambers）出版研究专著《故事与情境》，该书的出版虽然仅在里蒙-凯南的《叙事小说：当代诗学》问世一年之后，但它所表现的解构主义倾向却清楚无疑。钱伯斯认为，结构主义叙事学有一个潜在的主体意识形态特征，这种叙事研究方法不仅不考虑叙事作品的语境，也没有认识到叙事是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影响人际关系并且由此获取意义的行为；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依赖于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叙事作品与社会之间具有一种交换性质，而交换就意味着存在于社会的欲望、目的和各种制约力量之间的综合关系。
上述理论家的解构思想给里德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支持。里德在《叙事交换》一书提出，一种超越经典叙事学的叙事理论应该对作为叙事研究核心范畴的叙事进行重新审视，其所要迫切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叙事等于“叙述事件”吗？对于这个问题，里德的答案很明确。在批评茨威坦·托多罗夫的（Tzvetan Todorov）《十日谈之语法》时，他嘲笑后者将那么多活生生的叙事文本归结三种功能模式，可托多罗夫这样做不就是为了化繁为简吗？果真这样的话，他还不如再把三种功能进一步简化从而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十日谈》故事都叙述了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某某情形变成了另一种情形”，然而，事实并不是那样地简单，因为叙事的最小单位并不是事件。里德指出，很久以来结构主义理论家们把一个通过使用语言建构起来的叙事文本直接等同于一组事件，这种做法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忘却了叙事的符号建构性质。同芭芭拉·赫恩斯坦恩·斯密司一样，里德认为构成叙事的终极最小单位是语言，结构主义所谓的“事件序列”不过是叙事修辞层面上的诸多变故的沉淀，而事件的发展不过是叙事话语制造的幻觉，认识到这一点，叙事理论的研究就不会像某些结构主义叙事学家那样一味地关注叙事语法，而把目光转向叙事文本的语言修辞。
三
里德在《叙事交换》的前言中说，叙事既由语言建构而成，那它就跟语言一样是一种社会行为，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从反思人类叙事行为的根本特征出发来探讨叙事在文本结构之外的意义建构过程；一个叙事文本不是一种封闭的意义结构，而是一种表意过程，它自始至终连接着文本的写作者与阅读者，在写作者缺场的情况下，叙事文本与阅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了它意义生成的关键。那么，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发生在文本与阅读者之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里德提出，叙事的出发点就是运用语言编织故事，一个故事一定是讲给某个听故事的人的，讲故事的人为得到某种好处给听故事的人叙述一段故事，后者为了获得一种叙事的快乐而付出时间、金钱和注意力，所以叙事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种交换。里德赞成钱伯斯的观点，他主张：叙事既是一种交换，我们就可以从交换的角度对它进行全新的考察。
里德坦承，将叙事界定为一种社会性的交换不是超越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后的唯一选择，在这个问题上，除了罗斯·钱伯斯的启发之外，当代语言学对于语言社会性质的说明给他提供了直接的灵感，例如，澳大利亚著名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里德（M.A.K.Halliday）在他《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一书中明确地提出，语言使用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篇意义如同一种礼物在不同的主体之间交换；俄国批评家巴赫金也提出，所有的语言互动关系都以一种话语交换的形式出现，这种话语交换可以是两者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多边的对话。带着这样的认识，里德在重新审视叙事时感到，将叙事与交换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范畴联系起来将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理论探索，这种研究无疑将为叙事理论拓展出一个全新的空间。
里德认为，叙事交换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物物交换，因为交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总是以对等作为其运作原则的，从很大意义上说，交换是有关方面不断调和彼此权利和欲望的过程，由于交换双方通常是以获取主动为目的的，在以语言为媒介的叙事交换中，鉴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冲突性，任何叙事交换都必然包含着一种潜在的挑衅和还击关系，不同主体间的语言交换与其说是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倒不如说更像网球赛中比赛双方的击球，对于比赛选手来说，每击出一个球都有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陷对方于不利。里德援引皮埃尔·布尔丢（Pierre Bourdieu）的话说，叙事交换对于有关双方来讲事关彼此间的力量平衡，所以它是一种具有很强意识形态特征的人类交际行为。
里德叙事交换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框架设定”（Framing）。人类的叙事行为是一种广义的表意行为，把叙事看作一种交换过程，就是要以全新的视角去认识它的意义生成方式。我们知道，凡有交换就会涉及交换对象的价值评估问题，那么，在叙事交换中交换对象的价值（文本的意义）是如何确定的呢？里德提出，叙事交换对象的价值确定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如何对它进行阅读和框架设定，如果交换对象是一幅画，那么它的意义随着看画人对于这幅画的框架设定变化而变化。同样，在叙事交换中，由于叙事文本与读者是交换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因此要判断一部叙事作品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自然首先要考察读者为这一作品设定了一个怎样的意义框架。
里德指出，叙事文本通过阅读者为它设定的阅读框架确定它的语义场，有了语义场，文本阐释才成为可能。但是，叙事文本在阅读过程中的框架设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在任何一个叙事交换过程中影响意义框架设定的因素很多，而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叙事文本的存在方式。那么，决定一个叙事文本存在方式的因素有哪些呢？里德认为，根据这些因素的不同性质，我们可以将它们大致分成四种。首先，一个叙事文本必须以某种物理形式存在，譬如一幅待价而沽的画，它必须装帧在一个画框之中，这种物理形式的画框又与其它一些东西一起被陈列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的某一个位置（画的周围可能还附有说明性的文字），一部叙事作品的所有这些物理环境构成了它的“外部框架”（extra-textual framing）；其次，一个叙事作品有着它自身的内部状态，譬如一幅画中图案位置的分布，线条的连接或者文字插入，在叙事文本中，这些情形构成了作品的“文本内框架”（intra-textual framing）；第三，一个叙事作品以种种方式与其它的叙事文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我们看到一幅画时有时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其它画来一样，一个叙事作品与其它作品之间的这种横向联系构成了它的“互文框架”（inter-textual framing）；第四，一个叙事文本被阅读的过程同时也是阅读者所持的个人爱好、趣味和知识结构与所读作品之间的碰撞过程，正如参观画展者带着自己的好恶去欣赏一幅画并据此对其做出判断，叙事阅读者先入为主的思想感情构成了作品的“超文本框架”（circum-textual framing）。
里德认为，叙事文本的阅读者通过上述四种意义框架的设定来确定其价值，但是，这种意义框架设定只代表了作为交换一方的阅读者的工作，在叙事交换过程中，文本并不总是被动的。里德指出，如果我们将叙事看作一种交换过程，那我们除了要了解读者对文本进行怎样的框架设定，还要认识文本作为交换另一方对阅读框架设定过程产生影响的因素。既是交换，读者与文本的接触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把握过程，在叙事交换中，文本会对读者的解读进行限制甚至颠覆。一方面，一个叙事文本所叙述的事件既是语言和修辞运用的结果，那么，叙事作品在篇幅上的展开可能不是一个事件按照逻辑的发展自然地向前延伸的结果，而是不同文字符号之间的交替取代和重组的结果，里德把叙事文本在结构上的这种特征称为叙事的“替换”（substitution）特征，文本因为具有这样的替换特征，读者依据传统叙事观念对它进行的框架设定有时会变得毫无意义；里德同时指出，人们常常把叙事者理解成一种讲故事的人：他/她的任务是为读者提供故事、澄清事实、阐明事理，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所有的叙事者在讲故事的同时都表现出一种急于为所讲述故事确定一个意义、并且占有这一意义的倾向，有时，当叙事文本中出现不同叙事人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甚至会为争夺意义阐释权而明争暗斗，里德把这种情形称为叙事文本的“剥夺”（dispossession）特征。里德认为，叙事文本的“替换”和“剥夺”特征共同构成了阅读者设定意义框架过程中的颠覆性力量。
与传统叙事学相比，里德的动态叙事交换图为我们展示的不再是一种封闭和僵化的文本结构，而是一个活泼泼的文本开放世界；在这里，传统叙事学所描写的那种文本“完整性”和效果“单一性”不复存在，有的是一种极为丰富的动态流散性。的确，里德叙事交换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完整性”的否定。里德反对用“统一”或“完整”这样的词语来描写一部叙事作品，他认为，结构主义者眼中的“完整性”或者“统一性”往往是与权威联系在一起的，依靠“事件顺序”、“叙事声音”和“暗含的作者”等范畴建构起来的单一权威往往是不可靠的，一个表面上完整连贯的叙事文本置于不同的阅读框架中常常会暴露出自我解构的倾向，叙事文本的这种自我解构倾向让我们看到叙事文本压制不同声音以维持权威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叙事文本中的所谓事件都不过是一种语言修辞建构起来的虚拟姿态，一个叙事文本由一系列不同的文本比喻组成，不同修辞能指符号之间本不存在前后的逻辑衔接关系，而只存在一种彼此替代的关系，每一个叙事文本都努力掩盖叙事文本中的这种非衔接关系，以便造成一种故事发展的幻象，但是，潜在的不确定性随时都会严重动摇由“事件顺序”以及由这种顺序建构起来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此外，里德认为，从表面上看，叙事进行的前提条件是独白，但是叙事中的独白者很少能够真正完全地平息异己的声音，因为独白者的每一句话中都有意无意地携带着一个语言环境给它留下的印记，它无法躲避他者可能发出的回应对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叙事文本注定是一种众声共存的复调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不同的叙事人随时都有可能从主叙事人手中夺过文本的意义阐释权，主叙事人如果成功地控制局面，那么叙事文本就由他决定叙事交换条件，反之，他的阐释权就会被“剥夺”。
里德认为，只有在阅读者为之设定一种特定的意义框架之后，叙事文本才显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是说，有了阅读者的框架设定，一部叙事作品就成为一个完整体了。他注意到，当代社会语言学反复强调文本固有一种整一性，但他认为，在对待文本的完整性问题上，许多语言学家都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那就是，在语言学中，“完整性”一词有时被简单地等同于文本的“黏着性”（cohesion,即文本细节间的衔接）或“连贯性”（coherence,即文本细节与总体文本间的和谐）。里德提醒人们，叙事文本的“完整性”常常不仅仅决定于它的细节是否彼此“黏着”，也不取决于细节是否与总体文本相“连贯”，一个叙事文本是否具有相对完整性必须置于读者与文本的交换互动中去考察、去讨论。
四
里德的《叙事交换》从批判传统叙事语法开始，在对文本“完整性”的批评解构中结束，书中洋溢着里德努力在超越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新理论的学术热情。当然，里德的理论建构不仅具有热情，更有一种对于叙事艺术更广泛更深刻的思索。里德认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曾经试图建构一个普适性的叙事科学，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叙事学研究将自己的理论建筑在对于一些非常有限的叙事文本分析之上，早期结构主义叙事学热衷于对一些短篇小说和民间故事的叙事语法研究，后来一度将注意力转向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文本的研究，但所有这些研究普遍地倾向于模仿性的传统叙事，其理论的背后也掩藏着一种艺术上的模仿主义审美观。里德认为，在分析传统模仿性叙事文本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经典叙事学在遇到现实主义经典之外的作品时往往束手无策。里德认为，西方叙事传统历史悠久，古老的中世纪传奇和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可谓种类繁多，它们与现实主义叙事在旨趣和手段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别，一个真正具有普适意义的叙事理论必须认真地去对待这些非现实主义叙事文学。
澳大利亚批评家戴维·马修斯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里德的叙事交换理论与钱伯斯一起属于激进的反传统叙事学的“动态主义”（dynamists）一族：他以开放的叙事交换理论批判封闭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他反对避开读者孤立地谈论文本的结构和意义，他认为研究叙事必须具体地研究读者与文本的互动过程，在读者对一个叙事文本进行意义框架设定之前，任何理论都空洞无益。马修斯指出，如果我们把里德与他许多同时代的理论家相比，里德的叙事交换理论显然在超越传统叙事理论的道路上走得更远（Matthews 469）。
里德的叙事交换理论在后殖民语境中形成，因而也体现了显著的后殖民特征。一方面，叙事交换理论以一种颠覆者的话语面目出现，对欧美传统理论中的某些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理论家将传统的静态叙事看作“交换”，以近乎经济学的逻辑将叙事文本的意义生成理解成一种充满张力与互动的过程，在强调话语阐释开放性的同时，巧妙地表达了自己作为后殖民学者对于传统话语霸权的不屑与反抗，在叙事交换理论的背后，人们清晰地听到一个后殖民理论家对于平等、互动和对话的渴望。同其他解构主义理论家一样，里德希望超越结构主义，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超越呢？作为一个后殖民学者，里德在他谋求超越的过程中更表现出了后殖民理论家所特有的一种跨越性和包容性。与欧美一些后结构主义者相比，他并不急于与传统理论彻底划清界线，对新兴的其它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也敢于认真地消化吸收。在《叙事交换》一书中，他把对于传统的批评继承和对新思潮的鉴别吸纳结合在一起，在这种结合中，表现出了一种兼容并蓄、广纳真知的气度，作为一个后殖民理论家，里德视野开阔又不乏敏锐的鉴别能力：他不认为传统叙事学一无是处，同样，在他眼里，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中也并非个个高明。里德不盲目接受任何一种外来思想，同时充分利用后殖民身份赋予他的开放性视角。在研究对象上，他立足后殖民语境放眼世界，将包括本国文学在内的西方多国古今文本统统地纳入自己的阅读视野，以人类的一切叙事作为底线，以世界文学作为自己的阅读和举证对象。在当今世界跨文化学术关系中，作为后殖民理论家的里德站在低处，但他在自己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总能举目四望，对各国不同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在甄别众家理论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表现了一个后殖民理论家独有的开阔胸襟。
注解：
①里德注意到，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他的《故事语法》一书中提出，一个故事至少应有三个事件组成，法国人克劳德·布雷蒙（Claude Bremond）也认为一个故事中必须有三个以上的事件组成一个整体。在他看来，上述看法存在明显局限。关于里德早期对于结构主义叙事观的批评质疑可参见伊恩·里德：《短篇小说》，肖遥 陈依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年）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