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认同的中国特性与执政党认同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政党论文,中国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1-0006-05
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最早由美国学者坎贝尔在《美国的选民》中提出，其表述为“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就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1](P121)。这一概念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选民为何要参与投票，认为选民的政党认同是一种长期的心理倾向，即选民选举行为的稳定程度。但此后，政党认同适用领域不断扩大，逐渐成为“40年来研究大众政治行为的中心理论”[2](P37)，无论在探讨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还是研究政党的组织形态时，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
一、政党认同的含义
从政党认同的本义而言，坎贝尔等人实际上认为它是选民的一种稳定的非理性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认同已成为用社会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以反对理性选择方法的典范。”[3](P566)然而，就是政党认同者的坚定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对比主要是语词上或者说理论上的。在实践中，无论是政党认同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还是解释选举行为的其他理论，都列出了两种影响投票决定的因素：对某一政党的长远发展倾向预测或依附和短期刺激（比如执政绩效、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和重点议题）。实质问题在于，如何区分上述两者，以及如何排除相互影响和投票影响而对其加以观测。实际上，透过政党认同在投票时的“非理性”看政党认同的形成与变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蕴涵了某种理性的因素。
再后来，政党认同应用的范围、含义越来越宽，理性的因素也越来越得以凸显。达尔德尔(H.Daalder)曾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党认同危机”作了如下概括：(1)从原则上否定政党，即一贯否认政党的合法地位，把政党看成是对于良善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威胁；(2)不是从原则上否定政党，而是有选择地否定一些在他们看来运作不良、作为“良善的政党的变异”的政党；(3)不是否定政党，也不是否定某些政党体制，而是有选择性地否定某些“变异”的政党体制；(4)从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看，不否定政党对于民主政治发展曾经起到的某些重大作用，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其他的政治行为主体和政治制度已经取代了政党和政党制度以前的大多数功能，政党终将衰败[4](P269-270)。从这个角度反观之，其实西方学者对于政党认同的概念界定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依附了。
综合西方学者的政党认同观念，可以把政党认同概括为：政党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心理反应和行为表达①。政党认同是在政党政治生态下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从更为宏阔的历史看，政党认同的产生、发展与衰亡，反映了政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身与环境的互动与沟通，折射出政党的兴盛与衰亡。从广义上而言，政党认同的客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认同政党政治、认同某一政党制度和认同某一政党②。
二、政党认同的中国特性
由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中国的政党认同也体现出一定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政党认同分为执政党认同和参政党认同两种。既然中国政党分为执政党和参政党，那么其政党认同势必要分为两种。从理论上而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是对两种不同的政党的认同。
参政党作为政党组织的一种，是特殊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和沟通桥梁，是特殊阶层和社会群体进行利益整合的组织基础和保障，也是特殊社会群体表达、实现自身利益的渠道和方式。因此，他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其成员和公众的认同，当然在中国更要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认同”，并要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之间存在着耦合，也就是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和认同范围，并且参政党必须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参政党认同的一大特点。
但是，参政党认同和执政党认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某些方面存在着矛盾。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参政党主要反映和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这两种利益的差别及其矛盾的存在构成了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之间差别的依据。承认不同阶层利益的存在，承认根本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必须承认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之间的差别。特殊利益与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参政党认同和执政党认同既对立又统一，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
在政治实践中，社会公众和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忽视参政党认同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前社会利益相对简单时，特殊利益往往被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所淹没，特殊群体的利益要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参政党认同和执政党认同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多样性的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结构促进了参政党功能的复位和逐步强大，参政党的政党认同——包括党派成员、社会公众对于参政党的态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政党在实现自身利益、充分发挥政党功能中的作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强调执政党认同，无视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差别以及参政党认同的重要性，这样会导致参政党认同更加削弱，参政党的社会基础更加薄弱、功能更加难以发挥，多党合作制度也就名存实亡；二是片面强调参政党认同，夸大其与执政党认同之间的差别，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这样会在实质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与多党制混为一谈。
其次，由于中国政党起源不同于西方和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中国政党认同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它紧密地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认同、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中国普通的公众心中，中国共产党同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党政府）、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政治名词紧紧联系乃至捆绑在一起，当政府执行了某种行政职能，人民通常是“感谢党，感谢政府”；当某政府官员上任时，总是忘不了“感谢党的培养”；当某政府官员取得一定成绩时，总要提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领导”，凡此种种，都凸显出政党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治名词的统一化。如此造成的后果当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可以塑造一种较为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广大民众的凝聚力较强；另一方面，公众却无法形成一种理性的、层次性的政治观念，不知如何做到“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恺撒”，政党与国家不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样的政治状态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时期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经济发展出现停滞、政治出现不稳定时，由一种认同危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将带动对整个政治系统的认同危机，其后果将非常严重。
三、中国执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及建构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出现了各式各样、林林总总的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在历史舞台上都试图确立自己的群众认同，以便为上台执政打下一定基础。然而，他们的资源基础和阶级支持主要是面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资产阶级或者所谓的“乡绅阶层”，而把广大民众排斥在政治动员之外，因而无法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威和足够的认同资源。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其合适的政治理念和大众支持在中国确立了广泛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的确立首先依靠其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和政党领袖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用一种新的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解决了儒家思想破产后的价值危机窘境。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解释现实社会和政治形态及其历史走向。这样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体系还通过把其意识形态同民族主义的理念相结合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认同，他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其获得了“组织中的政党”的认同，他的统一战线策略更使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资源。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还建立在历史绩效和领袖个人魅力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样亘古未有的巨大功绩和献身精神自然得到了人民的景仰，并为其政党认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就像马克斯·韦伯所言，传统型权威也就是“永恒的昨日”权威，即“权利的尊严是从过去的历史继承下来并将永远存在的”[5](P47)。历史功绩带来的认同感会伴随着新的问题的出现而慢慢消耗，政党领袖带来的认同感伴随着英明领袖的逝去而慢慢冲逝。
最后，从更深层次上，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的塑造还建立在代表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阶级利益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治权威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受经济关系决定和影响的社会关系。“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然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6](P25)。中国共产党取得高度认同最终决定于党的先进性，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满足了生产关系变革的迫切要求。因此，无论是在承担救亡和启蒙的任务中，还是在革命与建设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基本政策都能在整体上与广大人民一致。而这种与广大人民需求一致的政策行为，必然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并取得良好的执政绩效，这转而成为政党认同的特定支持，进一步巩固了共产党的权威地位。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在各国发展迅速。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其价值观、意识形态也似乎获得了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感召力。发展中国家民众面对本民族的落后状况难免在心理上产生某种挫伤感，其结果是要么提高对本国执政党能力的期望，要么将本国的落后状况归咎于统治者的无能或制度的缺陷；而外来的价值观念往往与本国原有的价值体系相抵触，这都会对这些国家的政党认同资源产生侵蚀作用。具体说，在当前，以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认同的意识性基础逐步流失。政党意识形态是政党认同的一个重要资源基础，是政党认同形成的意识性资源，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高度重视以及对其的宣扬与灌输。然而，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必然使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渗透进来，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各种思想有了接受的土壤，公众不再盲目地信仰某种主义，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大众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信仰。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的精神的解放，社会公众将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这些变化无疑将大大地增加政党意识形态教育的难度。
第二，利益阶层分化，社会基础发生些许改变。全球化使一国的竞争扩大为全世界的竞争，中国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必将改革各种经济体制，修订各种政策，以便与世界接轨，这将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某些传统的特权阶层与垄断行业的政治、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将受到威胁，一些阶层迅速致富，被边缘化的下层成员也迅速增多。这种不同阶级、阶层间经济利益与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动所带来的摩擦与激荡，势必表现出对共产党政党认同的冲击：共产党能否容纳不同社会阶层，整合不同社会力量，缓和社会冲突并消除不安定因素便是能否取信于民、化解政党认同危机的关键。
第三，社会矛盾加剧对政党执政能力要求提高所造成的抵牾。全球化必然促进与推动我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社会机构和制度的变迁与全球化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国内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其中最难处理的是严重的腐败和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一般来讲，不太稳定的社会比相对稳定的社会更容易出现腐败，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比传统国家的腐败更普遍。”[7](P127)而贫富分化的加剧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扩大，贫困团体与富裕阶层更是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使那种“散布性支持”丧失殆尽。同时，全球化使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多种多样的参照，这种参照的正效应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但另一面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榜样。作用不过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就使他们失望。”[9](P78)上述参照标准的出现，人们对政治民主与经济生活的期望急剧膨胀，要求中国共产党承担的责任也大幅加重，对其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短时间内还难以满足人们快速增长的需要，这种对政府预期的失望必然削弱对共产党的政党认同。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政治实践中党政不分的现象还严重存在，政党认同与政府认同紧密相连，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就等同于对政党的期望，一旦政府行为失效，共产党就不可避免地承担负面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的实质：利益代表与政治参与
中国的政党认同问题，实际上是政党认同主体尤其是普通公众对于某个政党能否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其实质是一种利益代表问题。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P82)追求利益是人们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基本目标和动力。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执政党，但在政治体系中也是担当利益表达主体的角色。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主体，有其特定的利益选择和要求，这种选择和要求不可能游离于社会共同利益之外，本质上与社会共同利益是相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或者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次，中国共产党汇聚社会利益要求，集中抽取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要求为其利益表达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利益表达主要指向国家公共权力机构，表现为对国家政权机构的利益要求的输入。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政治地位，使这种“输入”更有效率。
利益代表是理念上的，利益代表过程之后利益综合过程随即展开，集中体现为把反映大多数人利益的要求转变成有效的政策输出。这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其一，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政治权力的运行制定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二，执政党运用国家政权制定反映人民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利益综合过程就是政策制定过程，代表共同利益的主导方向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关键，而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进一步强化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认同度。
公众评价政党是否代表了自己利益的机制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本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否稳步提高（当然，这种提高不仅包括与过去相比，而且还包括与其他阶级相比）以及大多数政策的出台是否对本阶级有益，这往往是普通公众评价政党是否代表自己利益的最直接的途径和方式。中国共产党虽然总体上比较好地处理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代表与领导的关系、直接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但由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问题的复杂化，一些政策的出台或者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没有顾及好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导致利益代表的机制和实现方式出现了问题。
进一步说，这种利益代表问题是同当前的政治参与渠道的相对不畅通相关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为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政治体系施加影响的活动，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着政治关系的本质。只有在执政党的带领下，逐步扩展政治参与的范围和深度，使公众感受到通过体制的参与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的政党才能获得高度的认同。
而在我国当前，政治参与的机制很不健全。我国在公民政治参与上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及信访制度等，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执行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及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偏颇。如个别地方选举走过场，不是真正反映民意或代表民意；未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上下协调沟通不够，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等。
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例如，工、青、妇的组织网络比较健全，他们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通道。通过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带动“准组织化参与”，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参与的特色之一，但目前工、青、妇组织这方面的功能相当孱弱，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比较严重，亲和力不够，社会公众对其依赖感不强，作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和公民政治参与的通道，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当政党开拓的政治参与渠道不能满足公众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望时，势必将对政党的利益代表机制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二者互动，这些问题就愈加难以解决。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认同的巩固途径
就中国共产党自身而言，应该妥善处理利益代表和政治参与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适时地将政党认同的基础从执政绩效转移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先进性，同时通过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释，扩大了政党认同的社会基础，以期使政党的政治权威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但是，利益代表问题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还要从实际政策、处理各个阶层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等方面体现出来，同时也要促进形成多元的利益表述渠道。我国目前已形成和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各群体之间也存在异质性的利益差别，政党要鼓励建立各种利益群体的社会团体，并创造条件以便于他们的利益表达。要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对利益表达进行保护，不仅使之具有合法性，同时使表达渠道增多，尤其是要形成多元的、顺畅的、非强制性的利益表达渠道。
就促进政治参与而言，一方面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权利并保障其实现；另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秩序。政治参与虽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任何形式的政治参与行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事实表明，仅有参与的扩大而无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政治的相对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政治参与就可能成为政治秩序的破坏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如果中国的政党认同出现问题，同时也将孕育着国家认同、政治制度认同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因为中国党政高度集中的政体，公众在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方面（比如政党组织、执政绩效）时，往往蕴含着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判断。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削弱，往往伴随着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产生怀疑，对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产生怀疑；在中国，种种的认同“网缠丝络”地纠结在一起，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因此，要避免政党认同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危机，执政党还必须塑造一种政党与国家、社会、政府适度分野的公民认知观念，在制度上理清政党与公共权力的界限，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在政党政治的时代，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稳妥地处理政党与社会、国家、政府的界限，使四者“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政党与社会的重合、政府与国家的一体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不利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实现，更不利于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政治制度认同的相对剥离。
对中国而言，建立四者分野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要改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强化权力的约束机制。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不是直接去控制整个社会，而是通过控制政府去影响社会，不能把政党变成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权力机构，直接代行政府的角色。政党和公共权力之间实际存在着一条明确的界限，公共权力的运作有自己的规律，在权力授予者和权力执掌者之间形成相应的法理关系，政党可以利用法律的形式对公共权力的运作加以影响，执政党应该是作为政治系统的灵魂存在于公共权力的背后，影响政治系统遵循自己确定的方向运行。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在一些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处理得较好，不存在“以党治国”、“党政不分”现象。长期的党政不分、以党治国会导致政治体制权力混乱，政府缺乏权威，成为依附于党的执行机关。所以，执政党一定要改革领导方式，从直接控制的社会各个领域退出，从具体的日常事务中退出，转变为通过政府去影响社会，建立起社会的自主性，以社会方式治理社会。
收稿日期：2010-11-16
注释：
①本文的“政党认同”定义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一般西方学者把其定义为一种狭义的“非理性的心理依附”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就把政党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高级层次；国内有些学者已经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定义政党认同。例如：王庆兵就把其“界定为更为开放的概念，是选民个体对执政党体系的总体评价，将政党认同的转换归结于客观环境以及政党与公民个体客观关系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心理依恋现象。”参见王庆兵：《发展中国家政党认同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②关于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层次的详细阐述，参见柴宝勇：《论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其要素》，《探索》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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