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现实与现实的美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语境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现实论文,语境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1-0122-04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二十世纪互不相扰、并行发展，只是在近二十年开始学术沟通，并以有广泛学术影响的理论家的联谊交往、学术著作的译介传播，开启了相互对话、相互启发、对此借鉴的新阶段。基于社会性质、语言特征、文化传统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存在理论交流、相互理解中的种种障碍，存在一些观念上的距离甚至观点上的对立。在差异中寻求对话的可能、在对立中确立适于自身的理论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美学建设过程中有现实意义的论题。
理论比较的前提与基础
对于富于创新与个性的理论来说，每一种理论学说似乎都是发乎理性的“独白”；对于理论诞生与传播的社会境遇，每种理论都企盼智者的呼应和群体的对话，不管这种对话是否与理论家的智慧接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传播与发展的一个多世纪的思想旅程中，其所经之处，无不产生巨大的社会回声，并在不同的现实界域打下深刻的思想印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即是这一理论传播的最成功范例之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意识各个层面的现实成就与理论发展，具有政治性、地域性、现实肯定性，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标志。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实处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以学术对象的身份被研究，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主义”的名称由1930年德国哲学家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和现状》一文中最先使用，1955年由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提出，1976年英国著名新左派批评家佩里·安德森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小册子，该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发生背景、发展脉络、理论主张、流派特点和代表人物作了通俗概览，促动西方学界对西马理论的关注并形成研究的一个热点。（注：参见奚广庆等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条目，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与无产阶级的胜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相反，西马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失败、马克思经典理论受到严峻现实挑战的社会语境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支流或在野政党的思想旗号，其理论虽在不同理论家那里有主张的差异甚至对立，但学术性、现实否定性及文化内涵，是西马理论的共同特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入中国政治学、哲学研究者的理论视域。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学术成果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学说，则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引起中国文论家的关注，（注：漓江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冯宪光著。此为西马美学在我国引起学界关注的较早成果。）1988年底在四川成都首次召开了西马文论与美学研讨会，会议因种种原因并未产生广泛影响，也没有改善或深入有关“西马非马”的性质论争。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对于西马的研究由政治身份的性质论争转向理论内涵的学理探讨，而不再为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伤脑筋。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理论的比较才有实现的可能。“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新时期文论比较研究”（冯宪光）在九十年代中期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正式进入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视野，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因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概念范畴、语言思维等外显或内隐的语境差异，也因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使得这种理论的比较研究面临研究者个体的心理阻碍，以及理论阐释中难以避免的误读和曲解。
理论比较的基础有三点：第一，坚持科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在概念、问题的客观辨析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非“唯我正宗”地主观臆断；第二，对西马理论有移译中的范围广度与阐释中的意义深度，有知己知彼的学术积累，才有沟通、对话、批判、互鉴的可能；第三，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差异巨大，但仍存在理论的共同性：即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政治、哲学、经济学理论向文学、美学、伦理等精神文化领域拓展。这种理论发展的部分共同性使双方在思想的紧张对峙中，保留了握手言和、平等对话的空间和机遇。
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这使得两者——涵盖诸多差异、范围延伸极广的理论体系——共举色调同一的思想旗帜。基于社会机制的巨大差别，这面旗帜上的标识、旗手们的口号、观点存在种种截然不同的状况，辨析其间的同一与差异、发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二十世纪的不同流向与发展，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反思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美学的展望都具有启发性意义。
现实背景的疏离与理论焦点的互通
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这样总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的社会背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于政治上孤立和失望的环境之中。”（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9月第137页。）西马起源于共产国际内部的理论论争，它是自“一战”以来对于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却归于失败的反思，因为这一事实恰恰与马克思当年的预言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宣告瓦解、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脱离。西马理论家一般都是书斋里的学者，尽管他们大多都有参加实践斗争的经历，或多或少都进行过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尝试，但都没有成功，在政治生涯中遭遇种种挫折，进而把投入政治实践的激情倾注于诗学的研究、审美的研究、社会文化的研究。卢卡契(1885-1971)不同人生阶段有过理论研习者、政治活动参与者、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变迁，他在屡遭挫折、退出政治活动、结束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和美学的研究；葛兰西(1891-1937)是在狱中完全与革命运动脱离接触的环境著书《狱中札记》）；马尔库塞(1898-1979)早年积极参加革命，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害后愤而退出该党，开始走上钻研哲学、美学、文艺学的学术道路。由于革命战略目标选择的转移以及理论家个人遭遇和体验，促成了西马学者在美学、文艺学方面著述甚丰，以致成为当代西方的一个重要美学、文艺学流派。30年代，纳粹势力兴起后，大部分的西马理论家都处于流亡之中，或者向西到了英、美，或者向东到了苏联。“二战”后，西马成为大学、科研机构里的学术课题，其时针对的现实，已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实践，而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危机。
随着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场所逐渐从工会和政党转移到了研究所和大学的院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越来越远”。（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9月第124页。）西马传统中学术工作和政治实践的脱离体现出强烈的理论化倾向。《历史与阶级意识》被奉为西马的“圣经”，书中将西方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归于主观心理上的准备不足，以及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强调要重新发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主观辩证法），把人的主体性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革命目的本身，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有别于、甚至对立于前苏联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盛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并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它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文化概念、社会发展水平的概念。前苏联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欧洲的东方，它的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文化，在欧美国家被视为“东方型”模式。尽管目前学界关于西马名称的确定与阐释意见并不统一，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这一类批评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统称为“西马”。
西方马克思主义契合了西方知识分子和一代青年的文化危机意识和社会心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创造了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积累了更加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这种异化的现实，正是西马理论家一直在探寻的社会病症。由于西马具有文化哲学、主体性哲学、主观革命的辩证法的明显特征，其代表人物虽有专门从事经济、政治研究的，但从总体来看，美学、文艺学理论在整个西马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西马理论家特别希望通过包括美学、文化学理论在整个西马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西马理论家特别希望通过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文化批判，释放出人性的创造力量，使人从旧的经济权威和政治权威中解放出来，从而彻底改变人类异化的现成结构。用卢卡契的话说：政治仅仅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把革命的战略目标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武装斗争道路转移到主体性的文化革命，就使西马理论家把思索的主题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转移到文化问题、美学问题、文艺问题上来。西马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和法律，而是文化，其中首先是艺术。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从非自觉到自觉始终建基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创立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萌芽与俄国十月革命直接相关，正如第一代政治领袖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西马理论家解读马克思理论原典、从哲学、美学角度“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实践家，马克思理论原典经由俄国革命的成功“转述”，更显示出实际的指导意义。当西马理论家在书桌前辨析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列宁与马克思的思想差异，大谈“回到马克思”的时候，中国的伟大实践家已将马、恩、列并称，“为我所用”，以胜利的实践检验理论的真理性，以现实的可行性规避理论的差异性。无论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还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曲折的经济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确立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密切联系，始终居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导地位。
与西马用“密码式语言”说话、脱离政治实践的理论形态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自觉地以通俗的大众化语言阐述深奥的理论哲理，张扬理论的普适性、应用性。这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形态一方面可能牺牲理论的深刻性、辩证性而导致理论的简单化，另一方面，则更多地促成理论向现实革命实践的有力渗透，并最终指导社会革命实践取得成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同步——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认家尊为始创著作的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首篇论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发表于1919年，恰与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同时。就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而言，在时限上，据考察最早是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发表郑振铎翻译高尔基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注：钱竞：《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传播时间及其早期的理论传播者一类问题的存疑，并不影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特质的认识。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方的理论重构基于社会现实背景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反差，其原则问题上的结论往往趋于背离与对立，但这并不排除理论关注点的一致性。仅举几例：政治与美学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大主题，在文艺作品解读中关注审美形式的政治信息，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共同兴趣；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的结合，是两者内在一致的文艺批评方法论原则。共同的理论焦点还有很多：如对现实主义的强烈愿望、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对文艺作品审美价值的热切探讨等等。所以，尽管中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对峙内在地决定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差异，并注定了美学理论在对象、体系、趋向、观点等方面截然不同的面貌，但双方对马克思理论原典的遵循与充实、美学学说的的延伸与更新，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生命力。
理论原典的遵循与美学学说的延伸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理论学说无论从其诞生的社会现实土壤还是哲学思想基础来说，都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典的阐释与遵循、充实与发展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类似步骤。单从理论的原创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原典是唯一可称为“真正”或“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其他诸家学说都是在特定现实语境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充实与发展。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理论原典中并未得到系统论证和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美学更是需要全新建设的领域，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语境还是在中国建立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莫不如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美学理论建构中的延伸与发展，就美学论题而言，体现在理论语词、命题阐释、框架体系等诸多方面。但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共同占据显著位置的，是衍生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典所关注过的美学话题，大致包括政治与美学的互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引申、艺术审美形式与文化现实的美学阐释等基本问题。
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注：伦敦和巴辛斯托克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9年出版。）在介绍了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后，作出这样至今看来仍不过时的结论：（注：戴维·麦克莱伦著：《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0页。）“当革命的前景在西方暗淡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哲学并几乎以此为目的，或转向诸如美学这样一些远离政治的课题。的确，衡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究竟走了多远的一个尺度，就是人们正在其中进行最重要的理论工作的两个领域——与第三世界特别有关的新起的研究和美学。”
当代自称“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注：一般认为，詹姆逊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发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创立了后现代主义概念；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参见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的有关第三世界文学的观点在西方引起广泛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美学的成就也已产生广泛影响。但美学并未如其所言“远离政治”，从理论传播过程所产生的强大渗透力以及理论家的自觉倡导而言，西马美学恰恰在“走近政治”，只是此时的政治关注的目标并非具体的国家政事、治国方略、政务活动——“政治”的涵义转换为与人的精神自由发展相关的所有社会生活方面，政治目的的实现不是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甚至恐怖行为，而是通过温和的文化传播手段、无所不在的资本渗透及潜在的艺术审美形式。
美学向政治的走近以詹姆逊一部充满挑战性的著作为突出代表——《政治无意识》（注：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该书开篇即阐明理论的独特切入点：（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第11页。）“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一切事物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无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和欲望”、乔治·吉辛实验小说“发自肺腑的愤懑”，或约瑟夫·康拉德小说（注：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小说家。《政治无意识》以巴尔扎克小说《老姑娘》为代表分析其叙事方式的构成特征。乔治·吉辛(1857-1903)，英国小说家。《政治无意识》主要阐释其小说《冥界》中的“意识形态素”。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政治无意识》以其《吉姆爷》为例阐释其独特的文体风格与情节建构。）中的“传奇与物化”，叙事文本从体例、风格、情节、结构、主题等文学基本要素看，暗含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深层意义。“政治”成为文学文本最有力的阐释符码，包容无意识、形式、寓言、意识形态等多元批评要素。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含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注：刘纲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第7页。）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的震荡密切联系，以救亡图存的启蒙为革命实践目标的理论起点，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意识形态更新建设中的政治目的性。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四十年代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带动的革命文艺变革、五十年代学术界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清算、六十年代否定一切文化遗产的理论偏执，美学与政治的现实联系与“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内在结合，成为贯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与发展的核心主题。概括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建设者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政治领域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及建国后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他们的思想主张因其理论的宏观指导意义以及论者领导地位的影响而得到普遍接受；一种是宣传机构的理论家，他们是党的理论思想体系的阐释者与捍卫者，往往身兼党政要职，是引领时代美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如周扬；一种是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的理论更具学术研究的特性，思想观念更具个性，在美学理论的建构中承担着主导作用，是产生美学多元形态的重要力量，如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刘纲纪、王朝闻等一大批在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学家。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及主导思想地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绝对无法比拟的，这种理论的崇高性一方面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得以全面深入的研究与贯彻，另一方面使学术上对理论系统内的不同观点，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理论家那里失去宽容与开放的品格。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手稿》的发现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课题，它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同样产生了极大影响，启迪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思路。其中，朱光潜先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美学成就的重要代表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典的解读与阐释、理论立场的辩证转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中有明显的代表性。他曾专门翻译了马克思《手稿》中有关美学问题的章节，从六十年代开始几乎以大部分精力研究和介绍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努力将自己的美学思想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联结起来（注：参见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1956-1965年及80年代国内两次美学大讨论，都以马克思理论原典中所体现的思想立场、理论方法、美学命题的探讨阐释直接相关。
实践是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纽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范畴。美学指向现实的使命为中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确认，从理论思维的方向与理论建设的目标来说，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共有“实践美学”的名称。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以批判、否定资本主义现实为前提，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以肯定、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为基础，不同的现实取向导致实践范畴的不同所指。艺术与审美对改造现实压抑的作用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夸大了；灵魂的拯救、人性的自由解放都可以由创造文艺审美形式、发掘文艺的政治潜能来实现。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当物质的力量强大到对精神的力量构成压抑或威胁时，改变精神世界成为“西马”理论家共同关注的思想主题，艺术的审美形式被赋予改造社会的政治意义。
较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依附于社会学、政治学体系的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具有独立性、完整性。艺术审美形式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化现实在西马理论家那里具有反抗现实精神压抑的政治潜能，“审美”成为一个精神解放的政治符号。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风格相近，越来越用“密码式语言”进行，一方面，这种语体风格可说是对各种西方现代美学理论成果的综合吸取所形成的特征，显示出极强的理论综合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的美学理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终未实现的一种理论失落的显现。相反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始终以明朗的风格说话，即使吸取现代美学理论成果阐释文艺现象，仍以可理解、可对话为恰当的理论话语形式。
总之，共同的理论旗帜、共时的社会变革、互融的文化综合使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巨大的差异面前仍有可比性。不同的理论语境下的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各有极大成就和发展潜力，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对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必将继续存在并取得更大成就的实际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正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新的社会境遇——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在厚重的传统美学根基和崭新的现实需求中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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