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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先生是我一直喜欢的杂文家，但是看了他的大作《重塑鲁迅》却很不是滋味——鲁迅就是鲁迅，有必要“重塑”吗？
《重塑鲁迅》是以广州图书馆的“表达了时人对鲁迅的新认识”的“鲁迅与许广平”雕塑合像揭幕入题的，鄢先生还引用鲁迅之孙周令飞“作为战士的鲁迅已经不合时了”的话来作解释。为了证明“重塑”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重塑鲁迅》认为鲁迅是一个“革命家”的说法“很勉强”，鲁迅“文章中用‘战士’、‘猛士’之类词，那只是比喻意义上的”。鄢先生还说：
现在我重提这个话题，是有感于人们对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相关议论。……让《阿Q正传》下课的理由是篇幅太长什么的充足与否也不论，起码将《记念刘和珍君》换下来还是有道理的。此文背景说来话长，文章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句表达激愤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还是暂不出现为妙吧。
我不反对塑造“鲁迅与许广平”合像，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是“重塑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完整的鲁迅，有他的作品为证，有他同时代人们的回忆为证，由不得任何人“重塑”。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一样，不可能由后人“重塑”。至于在一段时间里鲁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那是别有用心的人之过，不是鲁迅之罪；有一些人脑海里只有“横眉冷对的鲁迅形象”，那也是不读或者少读鲁迅所致，与鲁迅无关。然而，我绝不赞成否定鲁迅先生“战士”、“猛士”的形象，绝不能认同鲁迅是一个“革命家”的说法“很勉强”的观点，更不能理解鲁迅先生的话“被剥离了语境，成了一些青年人振振有词的座右铭，将之理解为对人对事心怀猜疑和敌意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解”竟然成了把《记念刘和珍君》“请”出中学语文教材的理由——哪个名人的话（甚至包括《圣经》），不被人“剥离了语境”“为我所用”？
鲁迅先生生前一再希望自己速朽。真正速朽了，社会大同了，他的文章谁也看不懂，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事情。问题在于他不可能速朽，甚而至于不可能朽——只要人类社会有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人与人之间不能达到完全的平等。鲁迅先生有必要要人们“与时俱进”为他“重塑形象”而“不朽”吗？如果是这样，那不是鲁迅先生的光荣，而是鲁迅先生的耻辱！
什么样的文章可以做语文教材？至真至情至达至美之文。《记念刘和珍君》正是这样的作品。周作人、林语堂都写过纪念刘和珍的文章，拿来比一比，谁写得好呢？按《重塑鲁迅》的愿望，大概最好是把鲁迅生前所写的“表达愤激”之情而容易被人利用的话全都彻底毁灭，不使后人重见，以便给后人留下一个“完美”的鲁迅形象。——真不知道这些人是真的尊重鲁迅、热爱鲁迅，还是诋毁鲁迅、毁灭鲁迅！
听说鲁迅曾应蔡元培邀请，为北大设计校徽。校徽由三个人形组成“北大”两个篆字。背向侧坐在上的是两名学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师。老师十分吃力，肩扛着学生。——好为人师者学点鲁迅甘当人梯之精神足矣，何必成天把鲁迅挂在口上拨是弄非？
鲁迅就是鲁迅，吹无损，毁无伤。真爱鲁迅者多喜欢静静地读鲁迅，自己不喜欢说三道四，也讨厌别人指手画脚。我在《潜读〈拿来主义〉》（全国中学语文教师“鲁迅作品教与学”征文参赛作品，获高中组一等奖）后记中说：
理解鲁迅作品的内容，要有相应的阅历，只有广泛地阅读，才能迅速提升其阅历，单靠教学一两篇文章是很难理解鲁迅的，可惜我们大多数人对鲁迅的作品读得太少；读懂鲁迅作品的艺术，除了具备相应的知识之外，还必须沉潜涵泳，不懈求索；因为鲁迅先生写作从不重复自己，更不会因袭他人。然而在以往的鲁迅作品（当然包括其他人的作品）教学中，人们总是拿一个个现成的模式来“套”析，结果弄得支离破碎，全然不见作者之艺术匠心。多少年来，人们认识鲁迅的作品总是离不开专家、权威的诠释。尽管这些诠释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总是不全面不完备的，多少存有盲点甚至偏见，更何况经典总是见仁见智、常读常新的。因此，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应该多一点自主性与独立性，最好是自己一个人静静地读。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太热闹，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很少自己一个人静静地读。我坚信：像演戏看戏一样热热闹闹地教读鲁迅的作品，是永远读不懂鲁迅的。
鲁迅“请”进语文教材也罢，“请”出语文教材也罢，只要中国读书人的种子不灭，总会有人静静地读鲁迅的，鲁迅的朽或不朽与不喜欢读鲁迅的人无关。人各有志，不可强勉。不爱鲁迅者自可不爱，毁人自毁则大可不必。但如果真爱鲁迅，那就少说点鲁迅，多读点鲁迅，好吗？
拙稿既成，看到韩小蕙主编的《读人记·当代篇》里《在霁云师门外》（王得后），得知杨霁云是鲁迅先生的生前好友，鲁迅研究室的八个顾问之一，“他和鲁迅有过那么一段美好的交往，有过那么多推心置腹的书信，从鲁迅逝世到他自己逝世，六十年间，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文革前还是文革后，竟不写一个字的回忆录”；“不但不写鲁迅回忆录，大凡在公众的场合，比如鲁迅研究室请顾问开会，他是每会必到，到了，却一言不发。连成立会，客气话也不说”。然而，“大陆作家的‘全’集都是经过筛选，删改的，唯独鲁迅除外。而鲁迅，把他扔在纸篓里的东西都找出来印行了，丝毫不改鲁迅之为鲁迅的本色”，这里面就有杨先生的一份功劳。——“既然鲁迅全集‘丝毫不改鲁迅之为鲁迅的本色’”，鲁迅是能够由某些人信手塑来塑去的吗？杨先生为什么不写回忆录？总不是没有东西可写吧？莫非鲁迅先生是一座岿然独立的巍巍高山，无须任何依附、点缀与修饰？大智若愚，大音稀声，其此之谓乎？
关于《记念刘和珍君》，《在霁云师门外》在记叙了与杨先生的一段谈话后说：
“我这才懂得《记念刘和珍君》，懂得‘壕堑战’，懂得‘生命第一’的含义。”
——请问，这“三个懂得”，那些把《记念刘和珍君》“请”出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是否“懂得”？鄢烈山先生是否懂得？
关于鲁迅与鲁迅研究，我们还是听听杨霁云先生的话吧：
“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社会，确是鲁迅终生致力的信念。但社会势力坚于原子核，至今收效如何，有日共睹。再继续战斗，到诞辰四百年的时候，倘能稍有成效乎。”
“立人，目的是改造人及其社会，不是在短时期所能见效，读读《热风》第一篇就知道了，要代代战斗下去。”
“真正革命者，必不否定黑暗；因有黑暗，故需革命。况有许多黑暗，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必全由执政者负责。回忆三十年代，国民党就是喜欢包庇一切黑暗，不许人批评它，可笑得很。”
“研究鲁迅，似亦可分为‘务虚’、‘务实’两类。既‘首在立人’，则当前之急，应为‘务实’。‘文人的铁，就是文章’，但这文章是在‘制艺’、‘策论’以外的。尤须注意，此‘铁’往往与‘镣’、‘牢’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