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告别1995——中国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中国论文,第三阶段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中国文艺研究
女性意识的确立与思潮的形成
1995年是中国大陆女性作家的狂欢节。这一年，接连召开了包括“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讨会”在内的许多女性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不下百种的女性文学著作，仅丛书就有“红罂粟女性文学丛书”（河北）、“她们文学丛书”（云南）、“红辣椒丛书”（四川）、“海外中国女作家丛书”（吉林）等；几百种报刊辟有女性文学专辑（版）或女性文学评论小辑。这是中国女作家最风光的一年：各种各样的会议、约稿、签名售书活动和电视、广播的专题节目等等，搞得她们四出奔走，魂不守舍。拿她们当中最走红也最新潮的女作家林白的话说，“这一年所有女作家的运气都格外好，每个人都出了七八本书，她们不断地拿到自己的新书，又不断地领到自己的稿费，她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这个活动刚刚分手，那个活动转眼又碰到了，她们象风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她们美丽或朴素的衣裙在许多城市里象花一样开放”[①a]。拿另一位颇受瞩目的女作家徐坤的话说，是女性经历了一回难得的“高潮体验”[②a]。的确，1995年，对中国女作家来说，虽不能说后无来者，却是史无前例的。
这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有关，虽然这不是一次政治性的会议，但政府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运作习惯作了充分的动员和发动。1995年中国女性写作的狂欢状态，当然受着这种外力的推动与鼓舞。不过，必须公正指出的是，很少女作家认为自己的爆发性写作，与开好世妇会的政治使命有什么关系。1995年世妇会的社会氛围，不过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一种宜人的气候，一个展示她们羽毛丰满的好舞台。
1995年（时间上或许还应算进作准备的1994年），是中国女性主义的一个“！”，它意味着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确立自觉的性别意识，并形成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阶段。
从社会感伤到“躯体写作”
文学中关于女性的话题，当然是古已有之，特别是近代以降，女性的身体符号，往往成了作家揭示时代心理冲突的叙事焦点。拿本雅明的话说，女性、异己的身体，历来是男性行使幻想暴力和构思社会问题的“宝贝清单”。然而，这份清单是男人们开列的，是男性视野和想象中的图景，表现的是男性的意识形态。即使历史上也有女作家写作，也总是难以挣脱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网络和美学成规。而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则是一种从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通过性别权力关系的描写，挑战男性霸权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反抗“被书写”的命运，寻找和建构女性主体的文学。它早期与女权运动相辅相成，以批判男权、父权，唤醒“自主意识”为主，在70年代后期开始又逐渐拥有了建构倾向。西方女性小说描写里从社会差异到性别差异的变化，表明早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基于“男性／女性”对立的二分法，把男性认作是自然和合逻辑信念的“主导虚构”，而这种虚构又分解在性别、种族和其它意识形态的概念中。
女性主义文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风格”。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早把康德美学上的“崇高”与“优美”之分批得一无是处。因为康德把“崇高性”系于男性那“高贵的性别”，而将次一等范畴的“美丽”配给了女性。它也不承认文本超越自我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在女性主义批评观点看来，以高度自治的形式主义扼杀了女性化的自由人文主义，其中“隐藏着一种政治观点：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已经完结，必须以某种更加强硬、更加富有男子气概的纪律取而代之——这就是后来庞德在法西斯主义那里找到的纪律”[①b]。
从如上的观点看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可以说，80年代以前，中国女作家有女性风格，但尚无明确的性别意识。哪怕象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遇罗锦《冬天的童话》这样不同程度地描写到两性关系的作品，也只能算是“伤痕文学”的组成部分。80年代初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是头一个女性小说文本，它通过一个“寡妇俱乐部”里三个女主角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长期被男权社会遮蔽的事实：“做一个女人，真难！”不过，这篇小说的女性意识与其说是自觉的，不如说是本能的、生命的，它的社会性指涉和理想主义的感伤，超过了自觉女性立场的观照。张洁自己也一再公开否认自己有女权主义倾向。
但我仍然将以《方舟》为代表的女性写作，看作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第一个阶段，它是自发的、本能的、抗议性的，是长期压抑的内心情感的爆发。它标志着文学写作中女性意识的形成，已驱使她们游离社会全景式的男性话语场地。而到了1985年前后，则更进一步，向前推进到了第二个阶段：躯体写作和运用知性的阶段。这首先体现在一些先锋女诗人的作品中。主要有翟永明的组诗《女人》、《静安庄》、《死亡图案》，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和陆忆敏以《美国妇女杂志》为代表的一些诗作。翟永明的诗是围绕女性身体的生命阶段展开的，通过身体的发育、变化回应与阐述外部世界，对东方男权神话进行了解构。她在《静安庄》的“第九月”中写道：
是我把有毒的声音送入这个地带吗？
我十九一无所知，本质上仅仅是女人
但从我身上能听见直率的嗥叫
谁能料到我会发育成一种疾病？所谓“一无所知”，就是拒绝承认男权文化所书写的历史，而“疾病”则包含着对男性理念的反讽。她抓住这种“疾病”，竭尽全力地投射女性躯体的感觉去创造一个“黑夜”，她的组诗《女人》的序言《黑夜的意识》，无异于一篇女性主义诗歌写作的宣言：
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知觉，甚至某种私下反抗的心理。她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黑夜？并在各种危机中把世界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事实上，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②b]
翟永明的“黑夜的意识”，是女性思想、信念与情感的象喻：它是自然气象的一半，与象喻男性中心秩序的“白昼”相对而存的精神空间。翟永明的确创造了一个具有潮湿灵魂的“黑夜”世界，充满女性独特感觉与幻觉的意象，带着神话原型和寓言的气息，在黑暗的闪光中舞蹈，“与天上的阴影重合，使你惊讶不已”[①c]。
翟永明创造“黑夜”世界的意义，是在人们远未意识到的范围内，表现了中国觉醒女性对命运的反抗与包容，在复杂深邃的精神现实之上，呈现出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和意象世界，得到不少女诗人的认同，一时间黑色意象在许多女性诗作中蔓延，如“黑色衣裙”、“黑色风景”、“黑色沼泽”、“黑色漩涡”、“黑色洞穴”、“黑色霜雪”、“黑色眼泪”之类，让人悚然又充满独异的美感，震动了许多读者。它们列出了第二阶段女性写作的边缘和深部。不仅有“充满情欲的奋不顾身的冲锋／企图摆脱囚笼的全力的挣扎／瞩目新天地的梦一般的飞腾／妄想摧毁界限的叛逆的行动”[②c]，而且有较为清晰的女性理念。比如，对于异性爱，就由张洁彼此给予、象云一样互相追逐的表述，转变为一种女性主体意识极强的表述：“爱你，是为了我活下去”[③c]。又比如，对于历史上被讲述、被书写的命运，对于男性中心社会所划定的规则与角色，已不再满足于既定成规中写出一些“越轨的笔致”，而是意识到应该做一个创造者：“我写世界／世界才低着头出来／我写你／你才摘下眼镜看我／我写一个我／看见头发阴郁该剪了／能制作的人／才是真正了不起”[④c]。也许，正是由于她们精神独立和参与创造的自我意识，驱使她们无所畏惧地跨过男性美学“崇高”、“严肃”、“客观性”的标准，毫不顾忌地敞开生命与灵魂的“黑夜”。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对于不同状态中情欲和下意识心理的勘探，虽然没有明显的女性主义立场，却是生命现象中诸多未名状态的讲述。其女性特征的感觉与想象，其对“社会全景”式男性写作特征的主动疏离，以及对于两性关系中情欲纠缠的深入描写，无疑是“黑夜的意识”的另一种书写形态。
美学归类的关系转换
女性主义写作发展到现阶段，即1994—1995的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阶段。这时候，以往自发的书写，前卫诗人和作家的自我认知与探索，已经发展为绝非个别人孤独尝试的、至少与90年代中国其它文学现象平分秋色的一种文学潮流。女性立场的讲述成了一批女作家共同的写作姿态，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种种文类，甚至造就了自己的批评家。越来越多的女作家，从自觉的性别立场出发，把私人经验、幽闭场景带入到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女性经验的自我读解和情色问题的大胆表述，破解男性神话，颠覆男性中心社会建构的政治、历史、道德等方面的理念。她们的作品，是社会、心理压抑的书写，是男性主体性短缺的揭示，具有向男权文化挑战和向自身“被造就的自我”挑战的双重特点。其最引人注目的效果，是在男性划定的话语禁区中开辟出自己的空间，把原来不可说、不该说的东西供奉在词语的圣坛上，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和认识体系。在这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前阶段凝聚而抽象的意念、意象，在文本中转化成了存真式的生动具体的场景。
翟永明诗歌从历史中的性别场景到个人潜意识场景、从普拉斯式激情自白到努力回返“胚胎过程中母体的宁静和纯洁”[⑤c]，避免性别政治带来的角色焦虑的自我超越，可能代表了第三阶段中国女性写作的最新进展：尝试以“他者的语言”完成自我主体建构的可能性。但潮流的主旋律则是借由与男性的关系界定女性自我身份的呼声：题材上是对躯体感觉、私人经验和情色话语的关注；讲述方式上是自传体与独白式写作的风行；主题上是对性别权力关系的着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林白和陈染。
林白这两年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小说集有《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致命的飞翔》等。林白是一个擅长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回忆来表达女性意识的作家。她典型的叙述句式是：“沙街对我来说是一片沼泽地，我陷入其中无力自拔。我总有一天会被沙街所淹没，这是我命定的悲剧。在这一天尚未到来之前，我还要再次回到沙街和女人的故事中去。”沙街是林白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之一，富有诡秘气息的南方热带丛林中的一个小镇；“女人的故事”标明林白的讲述兴趣：它大多是女性的自我读解。林白的小说是往事的追忆和想象，与作家的生活经历非常接近，同时作家也习惯让她的主人公充当故事的叙述者。但它们不是自传，并不完全由可以追忆的个人往事所构成，它们是恍惚的暗示，某种心情，以及个人经验中“小小的碎片”，林白用诗性的、灵动的、绚丽而繁复的语言串联了它们，扩展了它们，填补了其中的空白，使它们变成了一个女人一次次完整的讲述。林白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它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多米与外部世界的战争，又是女人自己的战争，即作者所谓的“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着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①d]。这是一篇女性的身心被撕裂，最后只能向男性社会妥协，“自己出卖自己”的故事；多米是一个具有自恋倾向的女子，从自我到身体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自身的倾向，但她又被社会公共空间的“出息”所收买（“出息是最收买我的词”）。她无法调和这两种矛盾、对峙、分裂的力量，“一遇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结果当然是出现更大的麻烦，但她根本就不可能游离男性社会的宰制力量，于是她最后只得作出妥协，出卖自己的爱情，把身体嫁给了一位老头，而灵魂却在继续流浪。不难看出，这是一篇明显在两性关系中描写女性境遇的小说。通篇使用自叙传式的第一人称讲述（只在涉及不堪事件时才借用第三人称的叙述策略），细节与场景描写非常逼真、强烈，几乎具有现实主义手法的存真效果。它表明作家对男性宰制权力的指控，不仅体现在女性命运的规定性上，而且渗透到了心理、性格和价值信念等内在的层面。因此，在这篇小说的结尾，旧的多米已经死去，她“从此脱胎换骨了”，“激情和爱象远去的雷声永远沉落在地平线之下了，她被抽空的躯体骨瘦如柴地在北京的街头轻盈地游逛，……穿着一件宽大的黑风衣，象幽灵一样徘徊在地铁入口处……”，地铁入口处在作家的笔下就是“地狱的入口处”。这样的描写几乎立即让人联想到40年代解放区文学《白毛女》中“把人变成鬼”的故事。《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性别意识形态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与林白成长受阻、扭曲的讲述相反，陈染的小说是欲望的书写。陈染的主要小说集有《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在禁中守望》、《站在无人的风口》、《破开》、《私人生活》等。这个女作家的特点，是擅于突入女性生活灵、肉的隐秘领域，把女性的压抑与欲望转换为一个在“禁中”展开想象和语言历险的世界。有的评论家根据陈染小说中某些心理学和形而上倾向，认为这个作家具有“智者”的特点，实际上陈染对于认识论和心理分析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对另一性别和公共生活空间既缺乏经验也无多大想象力，因而作品从题材、人物到言说方式都带有典型个人化女性文本特征：对自我的关注，对历史、道德价值的拒绝，以及对男性话语体制和美学趣味的自觉疏离。陈染的小说不同于“五四”以来许多女作家的个性解放文本，甚至不同于张爱玲这样以“琐碎政治”（politics details）的生动讲述来颠覆时代“大历史”书写的文本。陈染的小说是知识女性的感觉、记忆、幻想的自我抚摸，是个人矛盾心理的精细梳理，是诗人式的独白或自我与自我的交谈对话。
这是一个他禁和自禁的“禁中”世界，犹如张洁笔下的“寡妇俱乐部”，不过出入其中的，不是那种历尽沧桑，象在卫生球划定的圆圈中无法逃脱的小蚂蚁一样的中年女性，而是一个又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骚动着精神与肉身欲望的青年知识女性。她们是灵肉无着的“自由人”，越是自由就越是把自己从琐碎、平庸的现实生活空间抽离出来，“关在以往的房间里，关在对往昔的追忆与对未来的幻想的惯性中”，一遍遍讲述灵魂与肉身的纠缠和背叛。陈染笔下最有特点，并在多篇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黛二小姐，是一个肉身与灵魂都没有什么禁忌的年轻知识女性，她决不浪荡轻浮，却把现实生存看得分外透彻：既能看出“同性朋友的情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又能迅速把天下所有的男人全都“去粗取精”得只剩下“一枝填满火药的枪”，因而把自己逼到了精神与肉体完全孤独的境地。这是“一方面体味着孤独的自由，又一方面感受到不可遏制的空虚”的，无所栖息亦无处告别的世界。陈染通过黛二小姐他虐与自虐的灵肉历险，极致地讲述了对男性社会的控诉：“她知道自己在向世界告别的时候，世界真实才真正诞生”。于是，在陈染一些故事性较强的小说中，主人公不是看见了自己的死亡（例如《无处告别》中的黛二），就是躲进了最幽闭的私人空间（例如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觉得只有浴缸才是她唯一不受侵犯的私人领地）；而在故事性不强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历程都从飘泊开始又以飘泊结束。
林白与陈染的女性主义文学立场是显明的，她们的小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大陆最激进的女性主义文学文本，具有明显的解构男性神话、颠覆男性权力的倾向。这些作品，加上小说作家中蒋子丹、海男、迟子建等人对物化时代女性疲惫身心的描写，徐坤的“反串男主角”式书写，以及散文作家中荒林等人的“女性独白”，构成了当代中国最具有挑战性的女性文学景观。虽然它对男性主流文化的解构与颠覆还比较表面化，尚未深入到男性霸权在文化体系内对“女性主体”的生产性，但这些作品的确揭示了被男性权力长期遮蔽的一面，提供了重新解释与构造世界的新观点：不仅让人们看见了男性霸权可怕的压制力，它的缺陷甚至荒谬，而且让人们意识到，以男性霸权为支柱建立起来的政治、历史、道德等划分标准，也可以转换、归纳为另一种关系式，这就是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式中，男性的美学归类和批评标准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众多的女作家，不仅把那些男性霸权文化宰制下原来不可写、不该写的题材，那些不崇高、不严肃的美学和趣味，那些不讲“文学纪律”的表现，带到了公共文化空间，而且大有重估一系列对立的批评概念之势：诸如主流与边缘、崇高与优美、理性与情感、形而上与形而下、严肃与通俗、客观与主观、传统与个人等等的鸿沟，均被填平或受到戏谑。
面对自我与语言的分裂
当然，性别与权力的关系式，对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来说，绝非纯粹的男／女主体性的确认。中国女作家从未象西方女性主义者那样，将男性认作是自然的和合逻辑信念的“主导虚构”，以男性／女性的双向对立原则来解释世界。她们对男性权力的颠覆、反抗和语言谋杀，总是包含着社会阴暗面的揭示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消解。因此，即使在那些最激进、极端的女性主义小说文本中，例如在林白《致命的飞翔》中，尽管男人权力与女人色相的交易作了小说的一条上线，尽管女主人公就象一个复仇的女神，但叙述中对文革时期“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人物、意象的一再触及，显然使主题包含了多重张力。必须在意识形态、时代风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复杂关系中理解第三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写作，正如需要在生命压抑、道德强加，以及物化时代的语境，来理解她们大胆无比的性欲描写一样。总的看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学中人道、人性主题不断发展、深入的结果：首先是人与非人的问题，接着是集体的人还是个体的人的问题，然后才是男人与女人和性别身份的认同问题。从遇罗锦《冬天的童话》的政治控诉，宗璞《我是谁》的人性提问，到张洁、张辛辛小说女性处境的社会讲述，再到许多女诗人、女作家深入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反观世界，我们不难看到文学中人的讲述从一到多的分流现象。本质上言之，现阶段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是一种新的话语场地的开辟，仍属于争取个人主体确认和意识建构的总趋势。它通过性别矛盾中权力与欲望、压抑与反抗的故事，通过带入隐私、身体、知识、书写与存在等方面的观念，通过无历史书写（“空白之页”）的临时语境，从女性之躯的灵肉中“逼”出了一种新的现代书写策略，为我们时代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提供了新的武器和参照。
第三阶段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确翻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图案”。它的源头是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人性对神性的告别，而襁褓与摇篮则是90年代以来人类伟大实验的中断和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她们是在明显短缺、充满焦虑感的“男性话语中心社会中，做着女性争取话语权利的突围表演，一次来历不明去处也不明的狂妄冲杀”[①e]。既体现着拒绝男性主体性的姿态和抗争的激情，又总是受着男性中心话语的牵制，正如她们的文本既体现着物化时代的精神守望又不难看出其中的媚俗痕迹一样。其中最明显的是自我的分裂感和语言的分裂感：中国女性主义作家的文本，基本上都是自我讲述的文本，在诗歌中是普拉斯式的自白，在小说中是叙事者与主人公的一致，这无疑是一种最具有抒情、批判和展开内心幻想功能的讲述，但她们的自我讲述越是强烈与真实，自我的分裂与反讽色彩就越是明显，常常不是肉身与灵魂的相互背叛，就是自我对自我的背叛。尽管也有一些作品，并不简单追逐性别政治的“立场正确”指标，而只是作为一种显示存在的姿态，一种自我与自我的对话，一种女性主体性想象的建构活动，甚或一场语言的历险，当对话与语言历险一旦完成，便“影子回到影子，我回到我，过去与今天告别”[②e]。然而，即使那些自以为在自我对话中“完成”或“超越”了自我的作品中（例如荒林等人的《女性独白》），或者在那些自觉避开性别政治的分裂而追求“词的显身”的作品中（例如翟永明近年的诗），她们所观照、表达、命名的“真实”，在被阅读中也常常存在着与作家主观意图的巨大反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写作的女性既被现实所分裂又被词语所分裂呢？里奇曾经说过，她自身“经历了一个写诗的女孩、一个将自己限定在作诗之中的女孩与一个理应根据自己与男人的关系去限定自己的女孩之间的矛盾冲突”[③e]，总是被某种整体的分裂力量所撕碎；同时，由于语言的游戏规则是男性制定的，女性的写作不是一种自变数，而是一种被变数，往往在自身尚不觉察的情况下就被它们带到了词语的“他方世界”。为了反抗这种双重的分裂，她们常常不得不进入“女性之躯”。这男人无法进入的最后领地；不得不有意规避男性趣味的命名与想象（典型如陈染的“黛二”、“伊堕人”、“缪一”、“麦三”、“秃头女”、“嘴唇里的阳光”、“饥饿的口袋”等匪夷所思的命名与隐喻）；甚至不得不以身体符号的自虐性使用，来构思社会问题和行使幻想暴力（如林白小说《致命的飞翔》）。这样，由于女性主义写作自身的原因和社会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她们的文本和读者都不大成熟是显而易见的。
1995年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是意识、情感和想象得到相当展开的一年，又是问题和弱点暴露得比较明显的一年。我想到的有两点：一、女性主义视野是一种洞见，但同时也是一种不见；是一方面的敞开，但又是另一方面的遮蔽。在这个需要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世界，避免性别主义的极端立场，重视在“人”的意义上创造个人的主体性与集体的主体性，或许不是一种多余的提醒。这并不是要以笼统的“人”去抹煞具体的、有性别的人，而是渴望经由具体的、有性别的个人抵达“人”的更全面的理解。不错，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说过：“我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一无所知。”但是，一个人又必须在自我之外才能求得发展，人与人毕竟有相通之处。因此，她接着说：“人类的心脏是没有性别的，男人胸膛中的心灵与女人胸膛中的心灵以同样的方式感受世界。”[④e]如果简单地把男性作为对立面来设置，那么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作，就可能成为一种“致命的飞翔”，这是作者们自己也意识到的危机，极端的反抗和复仇的冲动，演变为一种致命的写作。彻底的自我和彻底的解构，都导致自我的泯灭和自身的解构，有没有建构性的女性写作呢？或许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比如陈染就提出“超性别意识”[⑤e]，但愿在实践中成功地展开。二、1995年的女性主义写作大多滞留在激情挥洒而非形式与美学建构的状态。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消解男性权力的冲动，当然不等于艺术上成熟、有内在的丰富性并经得起反复阅读的文本。它应该是一种于宁静观照中呈现，在形式和技巧中发展成型的东西。因此，女性主义色彩最鲜明的女作家，不一定就是当今文坛最出色的女作家；在同一作家中，女权色彩最重的作品，也不一定就是这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出现这些现象是一点不奇怪的。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固然有它深厚的生活和精神的土壤，但近年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作品的影响，尚未与中国女作家最深沉的自我经验完全会通融合，被它们激活起来的热情过剩，经验却很浮泛，未及沉淀生成新的自我。在这一点上，倒是那些不愿以女性主义作自我张扬的女作家，循着人性关怀的路线，沉默无声地一步步开掘下去，写出了坚实深厚的作品，如铁凝的《玫瑰门》，特别是王安忆去年发表的《长恨歌》。它们让我们意识到，更加成熟的女性主义写作，不只是一种男性文化的解构活动，而同时也应是一种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活动，甚至应该是一种完整人性光辉的建构。这种建构，不只是意识的张扬和能量的发散，而且要通过语言呈现处理真实经验的高度自觉。
于是，让我们向呵护有加、倍感眷念的1995年告别。我们发现：当我们从激情的高潮回到平常，重新面对日常生活的琐碎、散文化和戏剧化的时候，才更是从容展开和深入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时候，考验才华与创造力的时候。
注释：
①a 林白：《语言中的方方》，《作家》1996年第1期。
②a 参见徐坤《从此越来越明亮》，《北京文学》1995年第11期。
①b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②b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诗歌报》1985年9月21日。
①c 翟永明：《女人·憧憬》。
②c 伊蕾：《独身女人的卧室》。
③c 翟永明：《绝对的爱情》。
④c 王小妮：《应该做一个制作者》。
⑤c 翟永明：《面向心灵的写作》，《作家》1996年第2期。
①d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题记》，《花城》1994年第2期。
①e 徐坤：《路啊路，铺满红罂粟 写在“红罂粟丛书”出版之前》，转引自《从此越来越明亮》，《北京文学》1995年第11期。
②e 荒林等：《女性独白》，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③e 艾德里安娜·里奇：《当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回顾之作》，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④e 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32—233页。
⑤e 陈染：《超性别意识和我的创作》，《钟山》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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