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技术研究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4)03-0093-04
一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兴起的背景
女性问题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主义思潮最初萌芽于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真正兴起，“女性主义”这一术语也正是在19世纪90年代才首次正式使用。之后，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了一股关注父权制的激进女性主义；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内容涵盖了社会思潮理论的各个方面，如社会设想理论、人类本性理论、历史和社会理论、知识理论等等。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理所当然地成为女性主义视角关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技术，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变量，它对关注于人类性别关系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而性别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性别与技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技术变迁与进步对于人类性别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既有的性别关系也对技术变迁与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有其必要性与必然性所在。我们所处时代的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烙印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所有社会思潮之中。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股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潮流首先在欧美兴起。这些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出现，对技术展开全方位的女性审视，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股重要思想。
二 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纲领——四个基本视角
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其核心内容在于探讨女性发展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这方面文献因学科视角有所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纲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以父权制批判为核心的女性发展研究、劳动的性别分工与技术创新研究、女性价值观与技术价值负载研究、技术的社会性别建构研究。正是这四个纲领共同构成了近年来西方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
1.以父权制批判为核心的女性发展研究
父权制(patriarchy)作为一个概念被用来描述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传统中，哈特曼(Heidi Hartmann)将父权制界定为具有物质基础的社会关系，男性之间的等级关系和一致性使他们得以对女性进行统治。[1]也有许多理论将女性的受压制状态解释为心理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现象。
在社会实践中，父权制体现在多个领域之中。大量的女性主义研究指出，在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从设计、生产、应用，到评估与调整，主要都是由男性来完成的，女性几乎被排除在外。这种现象反映出科学技术领域的权力不对称是父权制的产物。女性主义者富兰克林(Ursula M.Franklin)认为，技术是在特定文化、社会和时间中的一种体制，它反映着社会结构的需求。[2]由此，技术被认为是男性对女性进行压制的工具，无论在生产活动中还是在家庭中。
改变父权制有其必要性所在。哈特曼认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相互作用，利用性别分工这一机制使家庭与社会达成联盟，造成了男女不平等的现状。因此“如果妇女要获得与男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如果男女的潜能都要得以充分发展，那么不仅男女分工的等级性质应当消除，而且男女分工本身也应当消除。”[3]另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哈丁(Sandra Harding)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铭刻了男性统治群体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性别主义的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偏见。[4]由此，这一视角的相关研究认为，通过技术促进女性发展，首先要改变父权制。而要改变技术领域的父权制，则需要考察其起源。
那么父权制的根源何在呢？历史学家诺贝尔(David Noble)追溯了科学技术领域的男性统治及其本身男性特质的根源，即男性基督教牧师统治下的高等教育的实践和制度：“男性对科学的垄断不是可以被弃之一旁的遗物。在它的几乎整个演化历程中，科学并非简单地排斥女性，而是一直公然不顾及女性以及她们的缺席。这一领域对女性而言依然是一个异化的世界，在此她们不仅要面对歧视，甚至还感到恐惧。”[5]伊斯利(Brian Easlea)认为，17世纪科学在西欧的建制化强化了科学技术中的父权制，如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男性哲学……据此男性才智将被冠以绝对真正的称号”。[6]随着17世纪人类从有机的到机械的世界观的转变，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人类开始赞同对自然的开采和剥削，这是科学技术领域男性统治的深层根源。
在对父权制根源的探讨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对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进行了制度层面的解释：二元体制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两种分离的体制，彼此相互影响；单一体制理论认为它们是同一社会体制的两部分，它们共同组合成了社会生产方式和性别等级。二元体制理论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女性理论，认为父权关系所表明的关系体制不同于而且独立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单一体制理论更多地将科学技术描述为统治体制的一部分，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和动力将女性边缘化，将她们视为次要的劳动力，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础特征。这两种解释都受到了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打破父权制，就要提高女性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参与度。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背景下，女性经验是一个重要概念。女性主义者呼吁打破父权制需要而且应该让更多的女性进入科学技术领域，同时科学技术领域要重视吸收女性经验。如沃登(Louise Walden)发现，技术工作的目标和目的受到了这一领域男性统治的影响。她警告我们要警惕技术思维，不能将其与人文思维相混淆。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但男性方式在技术世界中具有优先权。沃登重视女性在技术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女性可以平衡男性思维的理性模式。技术领域女性数量的增长将对技术世界的目标和方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2.劳动的性别分工与技术创新研究
劳动分工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核心之一。早期的许多研究对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性别结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分析，结论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同于男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女性获得工作的机会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在经济繁荣期，相关社会服务、家政服务、医疗服务等产业需要劳动力，则女性容易就业；在经济衰退期，女性则比男性更难找到工作。第二，女性的工作领域单调。70年代美国的调查表明，三分之一的女性劳动力分布于七种工作：办公文秘、家政服务、零售、侍者、图书管理、护士、教师；在瑞典，290个工作种类中，女性只从事25个。第三，在同一领域中，女性与男性工作地位不同，她们很少从事管理和技能要求比较高的工作。[7]
近年来，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等人对全球范围内科技领域的性别结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比较了不同国家女科学家的地位差异，并提出了全球网络建设等建议。[8]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许多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开始考察技术发展和使用的过程，以及性别分工如何影响这一过程。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二者间关系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使其不断采用新技术，从而使劳动桌面化且更有利于控制。女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分析忽略了劳动者的性别问题。她们指出，以有偿劳动为特征的劳动分工是一种性别等级制，它的性别性质是必然的。劳动性别分工与阶级分工一起建构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劳动的性别分工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是该视角的相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瓦克曼(Judy Wajcman)的分析表明，性别分工与技术变迁互动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劳动价格。女性的劳动成本通常低于男性，这影响了技术变迁。因为一项新机器的费用必须小于其所节省的劳动成本，那么在低成本劳动要素的供给部门，比如由丰富的女性劳动力组成的部门，技术变革将较为缓慢。比如纺织业从19世纪以来到现在几乎没有发生技术进步，因为该部门以女性为主的熟练劳动力比较廉价，因此缺乏投资于技术创新的动力。另外，为了使用低报酬、联合性弱的女性劳动力，资本主义会进行相应的技术创新。库克本(Cynthia Cockburn)的研究提供了恰当的案例，她考察了从行型活字排版机到电子影印排版的技术演化，认为新的打字技术的设计充分考虑了性别问题，从而使英国伦敦新闻界的男性排字工人从兴旺走向衰落。这表明，熟练劳动者的原有男性群体将被技术创新瓦解。[9]
在识别劳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对次技术领域的性别性质进行考察是近年来的重要趋势，尤其对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性别意义和对性别社会分工的影响进行考察，是最近的热点问题，涌现出了大量成果。比如，艾文茨(Saskia Irene Everts)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引起的女性的改变。[10]南希(Hafkin Nancy)则系统地考察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女性工作机会和经济收益能力等的影响，探索了女性有效利用ICT技术的方式等。[11]
3.女性价值观与技术的价值负载研究
技术是否负载价值，这是技术哲学的一个经典问题。女性主义的研究基本上否定了技术价值中立的论点，认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男性价值观是大多数技术研究的原型，但这种原型直到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兴起才被意识到。
关于科学技术的性别价值观问题，芒福德(Lewis Mumford)较早地进行过考察。他指出，将人类与其它动物区分开来的是思维能力，而非制造工具的能力。他进一步识别出在早期技术发展中的女性的视觉化和想象力的作用。他认为，早期的技术不是工作性的也不是权力性的，当巨机器发展和巨技术时代到来的时候，女性因素几乎从科学技术领域消失了。芒福德指出，当代技术的理性和客观性特征、女性的价值观——主观、直觉和非理性，它们能够而且已经在技术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对以生活为导向的技术发展意义重大。[12]这也是后来一些女性研究中的主题。
心理学家基利甘(Carol Gilligan)探讨了男性与女性道德系统和准则的差异。她识别了来自于不同经验领域的两种性别伦理符号：一种以对他人的关心和责任为基础；另一种以权力、自我断言和个体斗争为基础。[13]拉森(Bergom Larsson)的研究列出了与技术发展相关的女性文化的特征：没有领导的水平性组织；基于美学、社会学和宗教准则的价值体系；对时间的有机概念化；对偶然性，理性或责任的多元的、复杂的理解；以人类而非机器为导向。[14]
过去十多年中出现的关于技术与性别价值观的大量研究，吸收了文化研究、人类学和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些思想。这些研究拒绝接受物质和文化之间的区分，而将技术视为物质和文化的融合。技术被概念化为一种消费的客体，一种文本和一种交流中介。技术在这一意义上并不只是人造物，而是包含了如何使用这些人造物的物理的和精神的知识。对这些知识的使用构成了男性性别身份的一部分。男性通过技术能力强化了他们的男性气质，同时使女性对技术无知和无能。我们当前的技术文化对男性的表达和强化，是解释女性被排除于技术之外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作为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果，女性可以将技术赋予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结果对于先前女性研究的贡献在于：关注作为文化的技术如何包含在主体性别身份的建构之中，并提出了技术的非中性和基于女性价值观的女性技术范式。
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评论家是哈拉威(Donna Haraway)。她认为我们应该挖掘技术科学的积极潜力，而不应拒绝技术。她提出了著名的电子人(cyborg)的概念——有机体和机器的组合体。她指出了科学技术创造新意义和新实体，以及制造新世界的伟大力量。基因工程、生殖技术和虚拟现实被认为从基础上影响了自我和性别的概念范畴。
对价值观问题争议较多的技术领域主要有生物医疗技术，尤其生殖方面的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等。
4.技术的社会性别建构研究
技术的社会建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股重要的技术研究潮流，其中出现了关于性别关系对技术的建构方面的成果。尽管这一研究潮流主要是探讨技术被社会建构的途径，许多研究者，尤其是女性建构论者仍旧指出，这里的“社会”不可以忽视性别关系。温纳(Langdon Winner)认为，在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和行动者——网络(ANT)的分析框架中，没有考虑到性别问题。这与理论家们对权力概念的理解有关，他们只是在考察社会群体或网络影响技术变迁方向和形式的过程，而没有考虑到不同性别的利益。并且，许多可以感受到的、对技术变迁产生形塑作用的群体被排除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之外了。[15]瓦克曼(Judy Wajcman)认为，社会建构论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忽略了结构问题，包括性别结构。[16]
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末，部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关注点不再集中于女性和技术，而开始考察技术发展和使用的过程，以及性别如何被组合进这一过程。一些女性主义者在SST的思路下对技术的社会性别建构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瓦克曼对相关的理论进行整合，认为这里的基本理论前提是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身份构成了各自的经验和信仰。库克本(Cynthia Cockburn)和奥姆若德(Susan Ormrod)对微波炉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反映了劳动分工在技术不同阶段的存在。像其它家庭技术一样，微波炉是男性设计的，由女性来使用。作者表明，女性的经验在微波炉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认为自己在从事工程或科学工作，但持有男性文化的工程师却并不这样认为。[17]这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技术的性别性质并非一定反映在技术设计与制造阶段，它们可能从市场、使用等途径反馈到技术中。市场和消费都是形成技术的过程。另外，卡斯波(Monica Casper)和克拉克(Adele Clarke)对子宫癌显示器的考察也探讨了技术被使用者形塑的过程。[18]
与技术的社会性别建构研究相关的技术领域包括那些主要用于女性的技术，如上面谈到的家庭技术和妇科疾病技术；另外，最近大量的相关文献集中在生物医学和信息技术领域。这些研究主要表明了技术发展中的女性参与，认为女性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对技术进行建构。
三 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思考
通过对女性发展与技术的关系的探讨，在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领域中，既形成了一定共识，也有相当分歧。而且，这些研究亦有不足之处，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许多共性认识和重要结论已经达成，但研究的内容较为分散，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多样的女性主义研究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它们将技术视为人类、社会和文化行为的一种形式，总体上拒绝了技术作为中性工具的观念。其二，它们都试图解释，技术的角色不仅在于它执行了特定任务，而且在于它创造了某些群体的竞争优势。总体而言，女性主义者将技术与人类行为和制度联系起来研究技术，主张其对女性而言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
尽管存在观念上的共性，由于学科渊源和研究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纲领，其关注的层面、技术领域也各不相同，从而彼此间对话的机会受到限制。如何使多样的女性主义研究之间实现沟通，这是当前一些女性主义者正在从事的工作。
另一方面，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解决。
其一，女性主义者在谋求通过技术解放自身的同时，对于女性的发展方向缺乏较为深入的思考。这一倾向不仅在技术研究中，甚至在女性主义思潮中都存在。当然，我们赞成女性对自身发展的渴求，并将积极参与其中，但倘若缺乏对发展方向的正确理解，则对于女性发展本身不利。正如萨克塞所言，当代女性运动的动机是合理的，但却常常将女性推到错误的方向上。所以我们认为，仅仅提出男女平等、女性解放之类的要求是不够的，更要致力于建立一种女性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也只有合理而明确地认识，女姓发展导向，才能有利于从技术入手而进行的研究。
其二，对于性别文化和价值观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基础探讨不够。技术被视为体现了男性文化和价值观，那么，技术是如何被视为是属于男性和超越单纯的内在规律性的，技术思维又如何被视为是属于男性文化的，这种所谓的男性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其生物背景和社会背景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在多数女性主义的研究中经常被不经意地忽略。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启发我们，男人、女人和技术的产生是各种力量相互交织而成的合力的结果，构成了一种技术——性别系统，我们必须对构成这一系统的互动网络的根源、动力和结果进行深入研究。
其三，对于技术与性别相互建构的过程研究不够全面，也不够细致。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技术如何影响性别关系，对于性别关系如何塑造技术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对技术、性别与更广的社会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更为缺乏。而且在多数研究停留在一般性的解释层面上，比如在微波炉案例中，只是表明了女性消费者对技术产生了影响，但并未详细说明微波炉使用者的性别特征如何反馈到设计师那里，也没有对其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另外，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许多学者引进与考察了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科学方面的内容，但关于女性主义与技术的思考尚属空白。而且，现有工作缺乏对科学技术与女性可持续发展同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关注。这一系列问题无疑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2003-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