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的标志性工程——专家学者谈《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丛刊论文,标志性论文,专家学者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敦博本禅籍录校》序
众所周知，禅学虽然号称来自天竺，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学。在所有的中国佛教宗派中，独有禅宗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个中消息，不难参透。
禅宗兴起以后，中国就有人研究禅学。禅学精神，一方面受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又极其普遍地、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等等整个文化领域。
禅宗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据我个人的看法，禅学是越向前发展，离开真正的佛教越远，到了后来，一直发展到呵佛骂祖，形成了佛教的一个反动，一个否定，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禅宗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先是中国人研究，后是外国人研究，韩国、日本等国的禅学专家，一代接一代，至今不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上消沉了几百年以后，又有了重现辉煌的端倪的显露，禅学已寖寖成为世界显学。东方各国，固无论矣。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对禅学有兴趣的学者，翻译禅籍，撰写文章，颇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这将为下一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开辟道路。
稍为内行的人都知道，研究古代典籍，版本最为重要，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宋元刊本之所以为世所重，道理就在这里。自从敦煌石室遗书被发现以后，世界学林为之震惊。在石室中众多的典籍中，禅籍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从此以后，中外研究禅宗的学者，争先恐后，纷纷对敦煌禅籍加以校勘，加以探讨。正如王静安先生、陈寅恪先生等国学大师所指出的那样，新材料的发现必然能带动新学问的产生。在敦煌吐鲁番学范围内，敦煌石室的禅籍可以说是极有价值的新材料。其能推动这一门新学问迅速前进，完全是意料中事了。
眼前这一部由邓文宽先生和荣新江先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录校》，是在众多的国内外学者，在长达几十年内对敦煌禅籍的校录的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这两位学者认真严肃，方法精密，既继承了中国朴学考证校勘的传统，又参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因此我称之为集大成之作。最值得称道和重视的是，他们读书得间，细入毫发。对一些以前从未有学人注意到的敦煌写本的书写特点阐幽发微，公之于世，为斯学作出一大贡献。这一点，我相信，凡读本书的学人都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由于有此书而感到愉快，感到骄傲。如果要讲爱国主义的话，写出这样的书，能在国际学林中占一席之地，这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行动，比一千句一万句空话都更有用。
写到这里，我想要说和应该说的话可以说是已经说完了。但是我想再加上条尾巴。这当然不是狗尾，甚至也不是貂尾，而是一条超过了众尾之尾。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时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别人也许对它会感兴趣的。
我认为，吾人为学，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棒棒不断，代代相传，永远在前进，永远没有止境。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是自然规律。我现在想着重讲的是老年人的态度，也就是把接力棒传给年轻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根据我的观察，并不容易处理好。学术圈子里并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跑的这一棒并不很理想，虽然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赞成唐人的两句诗：“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愿意为有才华的年轻人呐喊鼓噪，这样会对年轻学人的发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场上，年轻人想脱颖而出，这个颖往往是很硬很硬难以脱掉的。我想从旁帮他们一下。我有意写一篇短文，姑名之为《燕园四杰》。先此预告，望“读者”（套用“看官”这个词儿）们注意则个。
敦煌文献整理的硕果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 柴剑虹
捧着印装精美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仿佛是怀抱敦煌学研究沉甸甸的丰硕果实，许多往事又涌上心头，不由感慨万分！
众所周知，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然而，数以万计的古代珍贵文献还未重见天日便遭劫难，四分之三以上的写本、绢画等被英、法、俄、日等国的考察队、探险家骗盗而流失海外，一门以藏经洞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性“显学”敦煌学则应运而生；我国一些著名学者在痛心疾首之际又不得不直面困难，或远涉海外查录被劫敦煌写卷，或尽力搜寻整理尚存国内的劫后馀珍，爬梳典籍，苦心钻研，为学术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国运衰微，学术艰难，前辈学者每因条件所限而举步维艰，故先有“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之浩叹，后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传言。1983年夏，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告成立；几乎与此同时，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组成，开始积极筹划将敦煌文献分类整理成专辑出版。这项工作正式开展之前，就曾得到以李一氓同志为组长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有力推动。编委会成立不久，这套分类录校丛书即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得到相关基金的资助。
由于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决定了这套录校丛书在编辑、校勘与出版上的高难度。藏经洞文献绝大多数为写本残卷，内容庞杂，且往往抄写极不工整规范，错讹甚多，不少写卷首尾残缺，有的仅存碎片，加之已流散世界各地成为公私秘藏，造成编辑整理的五大困难：写本查看难、文字辨识难、定性定名难、年代确认难、断片缀合难；而分类录校则是要在扫除上述“五难”的基础之上做的综合性的整理研究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据编委会的同志讲：仅讨论选题、约请作者、落实项目、了解信息等前期工作就耗费了大量时间与心力；各位作者搜集文献资料又用了数年工夫，大多数作者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动手编排、考订、录校，到1994年、1995年陆续完稿，历经了十多年的时间，真正是十载辛苦、披沙拣金，也只有恒志不变，方能铁杵成针！
这套录校丛刊分别涉及佛教经录、禅宗典籍、社邑文书、契约文书、天文历法、医药文献和《论语》、变文、讲经文、因缘、赋等文学作品及表、状、笺、启、书仪等应用文，内容十分广泛，且多数为传世典籍不载之佚本，其宝贵价值不必多说。我这里仅就其在古籍整理与学术发展上的意义谈两点感受。
第一，遵循学术规范。古籍整理怎样选择底本，如何断句、标点，怎样校勘、辑佚，哪些要影印、是否需今译，都是有学问、有讲究、有规律的。80年代以来，在古籍整理工作者与一些古籍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不少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图书陆续问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是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学术界有所抬头的浮躁之风也影响到古籍整理，不认真选择底本、胡乱标点、随意校勘、轻率注释等现象相当突出；有些出版社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动辄影印未经整理的古书（有些本来已有整理本），形成了古籍整理出版中的倒退怪象。相较之下，这套《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就十分值得赞许了。该书《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
《丛刊》各辑按学科或专题辑录，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搜集，避免重要遗漏；凡能缀合者加以缀合，尽可能成为完帙。一般来说，每篇文献包括四项内容：（一）定性定名定年；（二）原件录文；（三）题解或说明；（四）校勘记。这四项内容是一个有机整体，包含了编者的研究心得和见解，并介绍了有关研究论著。每辑之后附有“主要论著参考书录”和该辑所用敦煌文献“卷号索引”，以便读者查阅。这就是该书的学术规范，各位作者都是努力遵循的。
第二，注重人才培养。“文革”十年之后，我国古籍整理工作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专业队伍青黄不接，人才严重匮乏。80年代以来，经过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与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的努力，通过设立古籍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及一些重点项目的开展，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这套录校丛书的完成，就是一个极典型的例子。这套书的录校者共16人，其中三分之二为中青年学者。如荣新江、郝春文、邓文宽、方广锠、赵和平、李方、张涌泉、黄征诸位，当他们开始编校各自承担的专辑时，都只是三四十岁的青年教师、助理研究员；而到今天这套丛刊出版之际，他们都已是为国际敦煌学界瞩目、成绩卓著的教授、研究员了。近几年，有些高校及科研单位轻视古籍整理的思想有所抬头，以至提出“古籍整理书不算科研成果”，这是很不恰当的。
《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席泽宗
我从60年代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中的天文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其中之一就是资料难以收集。1984年听邓文宽同志讲，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牵头，成立了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决定将敦煌文献分类整理出版，天文历法部分由他负责。我听了以后极为高兴，觉得这是有益于后人的一件大好事，希望能早日完成，并愿为此尽绵薄之力。此后，他即不时把搜集、整理的材料拿给我看，并合作写了一篇《敦煌残历定年》。此文于1985年由我在美国伯克利召开的第17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以后，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这几年他单独写的几篇有关文章，也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去年7月29 日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曾说：“不知能否告知邓先生的联络地址，连续见到其几篇谈论古历的力作，很希望能直接向其请益。”
文宽同志和我相识已近17年，平时相处深知其为人诚实，说话真实，做学问踏实。今逢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完成付印之际，愿为序。此书约30万字，将现今已知的有关材料全部予以汇总刊出。除了整理录文以外，还加了校勘记和题解，书末并附有供研究使用的十三种表格。不但“鸳鸯绣了从教看”，而且把针线和原料全部托出给读者用，应该说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但是任何一部这样大的著作，不可能没有不妥和引起争议的地方，因此也希望读者批评，我想文宽同志一定是欢迎的。
敦煌学坚实的基础工程
——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李正宇
文献的辑录校理，是学术、文化研究工作的基石和起跑线。敦煌文献由于先天丛杂、后天流散，其辑录校理尤为必要。由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主持、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是继英、法和我国北京图书馆所藏部分敦煌文献资料摄制发行及台湾黄永武先生编《敦煌宝藏》出版之后，进一步开展敦煌文献校雠整理的重大举措。第一，它在按馆藏序号刊布原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类相从、全面辑录并通过校雠整理，变散乱丛脞为系统条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目已是以类相从，但仅限于北图藏品而已，《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则是对散在各国的、所有已知的同类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的辑录，其艰巨程度空前莫比；第二，它在分类辑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缀合、校勘，使不少断残错乱、甚至身首异国的同件文书得以整合，又使脱讹百出甚至不可卒读的古抄本，成为可读可据的善本，为进一步开展专题系列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敦煌文献不仅仅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它同时又是许多学科如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宗教、哲学、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民俗、文学、语言、音韵、文字、音乐、舞蹈、医药、保健、膳食、酿造、天文、历法、农牧、水利、印刷、通讯等涉及不少学科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资料，从而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他人文科学的广阔领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人们常说的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敦煌文献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而突出。敦煌文献的分类校录，无疑是发挥敦煌文献多学科、多功能作用必不可少的步骤。笔者常常发现其他学科的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他所专攻的那个学科的古佚资料而颠蹶蹈误的事例。比如中外不少法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由于不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大量而品种繁多的契约、社条、蒙学训戒、遗嘱家教、各种账册、民间争讼文牒、民事审理案卷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丰富生动的民法规范及其存在、作用的客观事实，断言我国古代不具备产生民法的社会文化基础，进而侈言我国古无民法；又如不少书法史家由于不知道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大量唐宋时代的汉字硬笔写卷，而误以为汉字硬笔书法不过是伴随着鸦片输入国门的舶来品。如是之类，曷胜枚举！由此，深知分类辑校、尽快刊布敦煌文献以向各学科专家提供资料实属必要而迫切。《丛刊》的出版，将为多种学科打开眼界、输血供氧，其意义之深广、作用之重大难以估量。
《丛刊》已经面世的12大册，分属契约文书、社邑文书、表状书仪、赋类遗篇、变文讲经文、天文历法、《论语》古抄、佛教经录、禅宗佚典、医药文献等10类，录校者都是各该专题涵养深厚、建树累累、驰誉著信于国际敦煌学坛的知名专家。其承事之得其人，简材之可其选，令人心向往之。拜读一过，进知各书录之完备，建类析目之当行，失名诸卷拟名之准确，校勘之精审，可谓俱臻佳致。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先说收录之完备。社邑文书是敦煌文献独具风标之一宗，其研究史已有50多年，不少学者付出了心血。其中尤以那波利贞、竺沙雅章、土肥义和、宁可、唐耕耦、郝春文教授等用功最深，推进良多。至于收录敦煌社邑文书之齐备，当推本《丛刊》宁可、郝春文教授《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居首。据我所知，唐耕耦、陆鸿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收录敦煌社邑文书149件；日本土肥义和教授告诉我， 他已收集并进行录文的敦煌社邑文书有300多件。 而《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收录数，除正品345件外，更附载关系文书57件。 又如本《丛刊》沙知教授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收录敦煌契约文书300多件， 超过玉井是博、那波利贞、山本达郎、池田温诸家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唐耕耦先生之所收录。后来居上，于此可见。
再看建类析目之当行。《丛刊》之一、方广锠博士《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二册），面对的是敦煌遗书中一大堆有关佛教经目的五花八门的丛杂文书，多为以往的佛经目录学家所不取。而这部分丛杂文书关于唐宋敦煌佛教研究者甚大，明眼行家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并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若要进行录校，首先面临着体裁及编排从何措手的问题。方先生高屋建瓴、架纲析目，在归类的基础上划分为“全国性经录”、“品次录”、“藏经录”、“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配补录”、“抄经录”、“杂录、签条”及“附录”10个部分。为380件丛杂文书井然有序地安排了各自适合的位置座次， 而又能济济一堂组合为群体。且不说此书内容多么新颖，只看其编排体例，已不能不赞叹其匠心之独运了。
再说失名诸卷拟名之准确。我在《文献》1989年第4 期发表《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将敦煌遗书P3931 号拟名为“晚唐五代甘州回鹘汉文文献”。《丛刊》中赵和平教授《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亦收录此件，拟名改为《灵武节度使表状集》。他在“题解”中先考证出此件年代在后唐同光三年（925）至后晋天福三年（938）之间，继而根据集内几件函牒“别纸”中透露出来的身份关系、措辞语气及地理方位，顺理成章地判断为“灵武节度使表状集”。所拟新名，切当公允。或许有人以为，一卷文书的拟名或改名似乎并非大事，但敦煌文书的拟名和改名，往往关系到本卷文书的定性、定年，影响着文书内容及所涉史事的寻绎判断。岂可等闲视之？
再谈校勘之精审。敦煌文献多为手抄本，抄手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学郎、僧尼及下层官吏，错字、别字、方音假借字、方言词语以及脱漏、衍文比比可见，故向以难读闻名。其中以俗文学作品写本尤甚。这是由于俗文学作品往往经过多次辗转传抄，旧错沿袭，新错屡出，差错积累，越来越多，加上很多方言词语及方音借字，更加难读难懂。本《丛刊》中的《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二册），面对的正是这类讹误最多甚至难以卒读的俗文学写本。然而展现在笔者眼前的《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却使讹误百出、难读难懂的抄本，变得易读易懂、文从字顺，基本达到了善本水平。这不能不归功于校勘之力。
敦煌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介绍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大批古代遗书重见天日。由于这一发现没有引起清政府和当地士绅的重视，很多敦煌遗书辗转流散。1910年，在中国学者的呼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亦即后来的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运京的这批遗书，成为国家图书馆敦煌特藏的主体部分。此后数十年，国家图书馆多方搜罗征集，不断丰富敦煌特藏，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达16000余号。
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分四大单元：（一）劫馀录部分，亦即陈垣先生《敦煌劫馀录》所著录的部分。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京师图书馆就中整理和挑选出较为完整的，编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先生任馆长期间，以该目为基础，编纂了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馀录》，计有8738号。（二）详目续编部分。1927年前后，从解京的敦煌遗书中又整理出1192号比较完整的遗书，定名《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三）残卷部分。解京的敦煌遗书经过上述两次整理编目的残存部分，总计近4000号。（四）新字号部分。指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外，图书馆于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收藏的敦煌遗书。
江苏古籍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经过多年合作筹划，决定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部重新拍摄，出版图版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任继愈先生担任主编。所有图版，均请专家直接据原件拍摄。在每册正文之前，选取有关该部分文献收集、保管、研究的图片资料和若干精品局部，印为彩页。正文图版之后，编有叙录、新旧编码对照表等。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不仅具有珍贵的文献资料价值，还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经专家考证，剔除了像日本写经、其他地方出土的唐宋写经、敦煌遗书过录本、若干赝品等非敦煌原真资料。（二）收入的所有图版，均经过专家整理，残卷部分经过连缀，并纠正了《敦煌劫馀录续编》等原油印工作本中的著录不当之处等。此外，本书拍摄所据的原件，已经过专家进一步修复整理，未经修复时所制缩微胶卷中存在的遗书背面内容漏拍，以及首尾残破、皱折叠压或墨迹深浅不一难以辨认等问题，得以避免。图版本的内容更加完整、清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8开本， 正文图版大部分以上下两栏放置，少量精品和形态特殊的卷子以原大或接近原大的图版印制，每册约460页左右。全书正文用120克高级胶版纸精印，绸面封套特精装，印制精美。全套约100册，现已出版1—5册，6—10册年内问世，其余部分将陆续推出。
备受社会各界重视和凝聚各方人士心血和汗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力求忠实保留遗书的原貌，全面反映遗书的文献价值、文字价值和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