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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6-0042-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研究在增强学术性的同时，其学院色彩愈来愈浓，生活气息愈来愈淡，社会影响愈来愈小，社会地位愈来愈低，与现实的关系日益疏远。马克思哲学被边缘化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来源于哲学家自身，来源于他们的哲学态度、身份认同意识、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感等等。因此，要使马克思哲学“去边缘化”、“去贫困化”，关键不是考察哲学何为(注：2004年3月19日，俞吾金先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了题为“哲学何为?”的报告，对中国哲学目前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分析。他用这样的话语来概括当前的哲学研究现状：浮躁情绪的蔓延，意义概念的滥用，思想创新的缺位，历史主义的泛滥，心理主义的盛行，媚俗主义的扩张。仅从他的用词看，俞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现状是不满意的，充满了忧虑，对此我也有同感。但我认为，对于中国哲学的现状，对于如何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我们更应当追问的是“哲学家何为”而不是“哲学何为”。因为前一种追问提示：1)目前哲学存在的问题是哲学的内部问题，哲学的贫困、边缘化等不仅仅有外部的原因，更多的是哲学自身的原因。2)哲学要改变自身的处境，哲学家首先要改变自己。3)“哲学何为”是由“哲学家何为”造成的。4)这样的追问体现了一种从主体方面来追问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客体性思维。)，而是追问哲学家何为，即哲学 家应做什么、又该怎样做?
一、哲学家应具有批判精神
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家必须具有批判精神，因为只有批判，才有哲学的产生，也才有哲学的发展。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这点。马克思是一个最突出的范例。马克思不仅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且用他的哲学“批判”宗教，批判当时的社会，所以马克思把哲学称为“批判的武器”。在马克思身后，不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科学哲学家、人文哲学家，都秉承了哲学的批判精神：法兰克福学派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社会批判理论”，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都拒斥形而上学，都批判近代本质主义和黑格尔的国家主义，都试图消解技术对人的异化，都张扬人的个性和自由。看来，哲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否定、解构、批判的历史。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全部哲学史就是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这里的规则不是“跟着我走”，而是“跟着自己走”，“这就是说，坚持你自己的信念，不要改变你自己的意见。何必采纳别人的意见呢?”[1]
批判的含义在日常用法中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否定，主要在以下意义上被使用：一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二是批评；三是分清正确的、错误的或有用的、无用的。也就是说，批判首先要考察和分析，然后再予以否定。而考察和分析也正是康德所用的“批判”的含义，康德的三大批判实际是对人的三种能力的考察，通过考察来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进言之，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以往的哲学，而是具有如下涵义：
1.怀疑精神。怀疑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环节，没有怀疑，就无所谓创造，就不会有新思想的出现。怀疑精神就是要对一切流行的、普遍认可的、权威的、貌似合理的事物或观念提出质疑，不盲从、不迷信、不懒惰、不轻易下结论；就是不仅要敢于说“不”，而且要善于说“不”；就是要像笛卡尔所主张的那样，把一切拿到理性面前来审判。
2.独立意识。敢于说“不”的前提是哲学家有独立的人格。所谓独立的人格是指，除了理性和真理，哲学家不把自己委身于任何人或事物，比如政治、权力、权威、名誉、金钱，等等。这样一种独立人格是哲学家能够理性地、客观地思考的前提，是他能够长期地投身于哲学这样一种“枯燥”、“乏味”事业的条件。当然，哲学家也要生存，也有权力享受一切美好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生存条件的满足是哲学思考的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这样的思考。[2]也就是说，独立意识并不否定哲学家的物质生活，而只是说明，一个人如果把生存或功名利禄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他就无法进行哲学思考。
3.自由精神。哲学在古代是被作为人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活动来看待的，它既不是 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实用。但是，伴随着商业社会的来临，哲学活动作为自由活动的 性质被遮蔽了，它沦落为哲学家的生存工具或谋生手段。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抹 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 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3](P275)但是，这只是哲学在商业社会的表 象，哲学活动的自由性质只是被遮蔽了，并没有被消除，哲学在今日实际兼具工具性和 目的性或自由性双重特性。而恰恰是这种被遮蔽的自由性是推动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真 正动力。因为，哲学的自由性意味着我们不是把哲学作为工具，而是作为事业、作为我 们的生命来看待和追求的。这样一种态度使我们对哲学充满敬意和崇高感，使我们能够 为了哲学牺牲利益和地位，使我们保持独立意识，真正献身于哲学。
哲学家之所以必须具有批判精神是由哲学问题和哲学功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从问题看，哲学的问题是生活世界的总体性问题或根本性问题，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的根本性问题。而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人的生成问题，因为，生活世界的历史表面上繁茂芜杂，但如果剥离其表象就不难发现，生活的历史就是人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人走向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人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生成、完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是主宰我们生活的东西，是剔除历史表象之后所存留的东西。而哲学所关注的就是人的生成问题，所以哲学是“人的生成意识”。哲学的功能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因为把人的生成作为生活世界的根本性问题是通过对人类生活史的反思得到的，所以哲学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来不断强化人的这一“宗旨意识”，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至过于偏离这一目标。我同意罗蒂的说法，即，不仅有反动性的、提供着讽语、谐语与警句的教化哲学家，也存在建设性的、提供着论证的系统哲学家。(注：见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320—326页。但是我不同意罗蒂把系统哲学家称作主流哲学家，而把教化哲学家看作外围哲学家，似乎教化哲学家是非主流的或次要的。其实在哲学史上，外围哲学家倒是主流。)
哲学问题和功能的特殊性使得：第一，哲学是抽象的、思辨的。正因为哲学思考的是总体性问题，就使其思考带有了抽象和思辨的特点。第二，哲学思考不具有实用性，它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恰恰由于这一点，对于哲学家来说，它不是谋生的最佳手段，在商业社会更是如此。第三，哲学家必须具有批判精神。既然是为保持人的生成意识，那就必须对流行的东西持怀疑态度，并具有独立精神；既然不具有实用性，当然就需要具有牺牲精神。看来，批判性是哲学的固有属性，是哲学家必须拥有的品质。
二、哲学家应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在《真理与进步》中，罗蒂曾区分了两类哲学家，这两类哲学家代表了两种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不同看法：“公共哲学家”(如哈贝马斯)和“私人哲学家”(如德里达)。公共哲学家关心的是社会的、公共的或人类的事务，这种哲学把认识论政治化，把自己的实践普遍化，追求一种普遍的有效性。私人哲学家则对他们自己的独立性和个体性而不是对他们的社会有用性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哲学家从其前辈那里获得解放而不是受压迫者的解放，是哲学家个人如何从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解脱出来。他们并不热心社会公益，他们很少去证明选择“民主的乌托邦”的合理性，或者说很少去促进乌托邦的实现。罗蒂认为，这两类哲学家是互补的。[5](P272—292)在下述意义上，我同意罗蒂的看法，即关心社会或公共事物的哲学家与那些局限于“哲学小圈子”的哲学家应该是互补的。进言之，哲学家应当关心公共事物，应当对身边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发表看法，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即应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具体而言，所谓哲学家应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指，一方面，哲学家应当关注自己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比如：SARS，9·11，伊拉克战争，死刑，同性恋结婚，全球 化，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等等。目前国内哲学界，特别是以现实为指向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界，很少参与这类问题的讨论，因为它们不被认为是哲学问题，因为讨论这类问题 的文章进入不了目前的各种评价机制(比如评职称、评奖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西方哲学家要比我们“现实”得多。面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和欧洲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不 同态度，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2003年5月31日法国的《解放报》和德国的《法兰克福报 》上联合发表了署名文章《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对欧洲的外交 政策提出了震撼性观点，认为欧洲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应当寻找一种带动欧洲联合的 共同价值观。2001年4月哈贝马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七个 单位作了五个报告，题目分别是：关于人权的跨文化讨论，论实践理性之实用的、伦理 的和道德的应用，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再论理论与实 践的关系。而德里达2001年9月来中国的讲演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包括宽恕、死亡 、友谊、大学、赠与和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看来，甚至不研究公众问题的德里达的研究 领域也比我们宽泛得多。另一方面，哲学家应当与电台、电视、网络、通俗刊物等大众 传媒结合，以通俗的语言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哲学观念，发表自己对当前发生的重大历史 事件的看法。如哈尔沃尼(Halwani)所言：“哲学家应当向公众发表言论，因为很难设 想为什么有人试图否定这一点。哲学家善于做出区分、澄清论题、提出根据、评价论证 ，还有批评性思维，以及追求真理。他们向公众发表言论是有益的。哲学家应当向公众 发表言论这个论断，并不是只有诉诸后果论的论证才能获得支持，它也可以由基于美德 的论证来支持。譬如拥有勇敢之美德的人，遇有要求勇敢行为的处境时，便应当勇敢地 有所作为。”[6](P48)
哲学家之所以应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由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哲学并不是哲学家个人情感的宣泄，也不是哲学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哲学承担着自己的社会责任。马克思哲学的责任意识就更为强烈了，马克思明确宣称，哲学的问题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 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P57，P75)。马克思整个哲学都是为人类的解放事业 服务的。而哲学要真正发挥其“改变”和“解放”的功能，就不能从“天上”到“地上 ”，不能从“外面”输入生活世界，而必须从“地上”到“天上”，从现实生活出发再 回到现实生活。问题是，哲学如何来源于生活、又如何回到生活?哲学切入生活的方式 是什么?传统的观念认为哲学是对科学的“反思”，这样得出的只能是解释世界的知识 论哲学，只能是所谓关于世界最一般规律的知识(其实只是常识)。哲学要真正把握生活 ，就不能仅仅是反思或再思，而且应当是直思，直接思入生活，感受和关注自己的时代 ，对身边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发表看法。正是在对时代一个个事变的关注中，哲学家 真正使自己融入了时代和生活，把握住了自己的时代。也正是在对身边发生的重大历史 事件的关注中，哲学家使自己的思想真正为大众所了解，使自己的哲学回到了生活。在 这种意义上，关注具体事变是哲学的存在方式，是哲学家关注生活、影响时代的方式， 是哲学“来自”和“回到”生活的方式。
哲学家之所以应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密不可分的。当今时代是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不仅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而且以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大量涌来。知识以几何级数增长，信息似原子弹般爆炸，书籍、报刊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翻新，借用保罗·威利斯的说法，人类主体每天面临着多达一千多个形象的轰炸。[7](P108)在这样一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哲学家的著作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经典与非经典的界限模糊了，人们也很难区分什么是经典什么是非经典，或者说，很难把“经典”从大量的著作中挑选出来。
当今时代也是一个“形象社会”(詹姆逊)和“媒介文化”(史蒂文森)的时代。一方面，“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浸透了影像文化，萨特式颠倒的乌托邦空间，福科式的无规则无类别的异序，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统统转化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因为，只有转化为形象，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社会真正进入了形象社会的时期。[7](P108)另一方面，“以电子设备作为媒介的传播环节与日俱增。人们看电视、打电话、听收音机、看电影、使用电脑、传真、录像机及音响。这样的手段存在于每个机构及每个社会群体。政治、工作、消费、家庭、军队、教会、教育、休闲活动——一切的一切都在不同 程度地采用电子装置进行交流”[8](P1)。形象社会和媒介文化意味着，在现代社会， 一切的一切都要转化为形象、借助于媒介才能在社会中产生较大影响。社会的形象化和 媒介作用的凸显也产生了异化，如马尔库塞所言：“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 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9](P3)技术的进 步使发达工业社会通过电视、电脑、电台、电影等无孔不入地侵入人的闲暇时间和私人 空间，人被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所操控，人的兴趣、爱好、需要、生活方式等等不再是 历史地、内在地产生的，而是被大众媒体所“激发”。当然，马尔库塞只是揭示了技术 进步、形象社会和媒介文化的消极方面，他并不能阻止技术进步、社会的形象化和媒介 化的客观趋势。面对这样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哲学家们当然不能满足于批判，更不 应拒绝或逃避，而必须主动去适应。
时代的上述特点说明，现代社会不是知识匮乏，而是知识爆炸；不是“卖方市场”，而是“买方市场”。当代的哲学家们如果像他们的大多数前辈那样，写出自己的著作就以为万事大吉，被动地等待读者来发现，那么他的著作就很有可能被浩如烟海的知识所湮没。所以，当代的哲学家们要真正融入生活，使自己的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必须采取比他们的前辈更为积极和主动的姿态来介入生活：他们应当对时代的重大事变及时发表看法；他们应当具有“商品意识”，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看作“商品”来进行推销；他们应当与大众媒体结合，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诚然，社会上每天都发生很多事件，如果要求哲学家对每一事变、即使只是对重大事件都发表看法，哲学家也会疲于应付，他们就会成为“时事评论员”，就有可能失掉自己的哲学家身份。因此，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哲学家的整体形象。要求哲学家关心具体的历史事变，并不是要求他对每一事变都要发表看法。哲学不是万能的，哲学家也不是全知的，他不能对自己无知的事情胡言乱语，只能对自己熟悉、感兴趣的事件发表看法。只要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意识，哲学家的整体形象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其二，对具体问题发表看法并不能取代纯粹的哲学研究。要哲学家成为 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说哲学研究就等于研究具体历史事件。如果那样来理解，哲学的 确就成为时评。哲学家的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即具体问 题的研究；另一类是作为纯粹哲学家的活动。这两类活动既不等同也不矛盾。所谓“不 等同”是指：哲学在根本上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问题的研究，哲学问题的解答是通过 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思考得到的。哲学是人的生成意识，它的功能就是要使人意识到生 活的根本目的是人的自我生成。单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显然是得不到这种意识的。所谓 “不矛盾”是指：哲学的思考总要落实到哲学家自己生活的时代，总要表现为对自己时 代人们的生成意识的“校正”，如此才有了哲学是时代精神之精华的说法，作为时代精 神的精华，哲学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说的只是密涅发的猫头鹰，而是雄鸡，它参与对时代 精神的型塑。而哲学要校正、型塑自己的时代，就不能做旁观者，应做参与者，对具体 事件发表自己看法。这样，哲学就有了两个层次：一个是纯粹哲学的层次，另一个是具 体问题的层次。这两个层次是互补的：没有纯粹的哲学研究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具 体问题的关注就失去了哲学味、深刻性和支撑，就会混同一般的时事评论；没有对具体 问题的关注，纯粹的哲学研究就没有了来源，也无法真正回归生活、影响大众。
既然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取代纯粹的哲学研究，我们就不能同意罗蒂取消哲学学科的看法。罗蒂认为，对待哲学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哲学当作谈话中的一种声音，另一种是把哲学当作一个学科，一个专业研究领域。他赞同第一种态度：“一旦我们放弃从一座高峰跳到另一座高峰的观念，转到详细的理智史，伟大的已故哲学家和不伟大的已故哲学家之间的区分，‘哲学’的明显情形和边缘情形的区分，以及哲学、文学、政治、宗教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将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10](P237—238)与罗蒂的 这个“激进语境主义”(哈贝马斯对罗蒂观点的称呼)的看法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哲学 是一门学科，哲学的对象不是偶然改变的。哲学就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总体(历史的总 体，人的全部生活)的反思来关照自己的时代，如同哈贝马斯所说的，就是不至于使生 活世界过于扭曲或异化。
三、哲学家应当具有问题意识
表面来看，生活意识、问题意识等也许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一方面，真正的哲学必然是现实的，必然来源于生活，必然是对问题的回答或解决。任何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不是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就不是哲学；另一方面，哲学家就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重视还是不重视、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哲学家必然会受到生活的影响，他的著作里必然会有生活和时代的痕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意识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其一，自觉有问题意识与不自觉地“反映”生活是有天壤之别的，后者并不能为生活提供什么。其二，问题意识对于真正的哲学也许是一个假问题，历史上留下的哲学当然是对生活的反映，具有问题意识，但并不是所有曾经出现过的“哲学”都具有这种属性，比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青年黑格 尔派就不属于真正的哲学，马克思说：“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 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 题。”[3](P66)对于真正的哲学，生活意识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口号，对于哲学家却是一 个必然要求，不然，哲学家就有可能游离于现实之外。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时期，生活 意识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当哲学家的冥想多于对现实的关注时，就要不断强调生活意 识，比如马克思所处的时期，也比如今天我们国内的状况。看来，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 界来说，生活意识并不是一个假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真问题。
问题有真假、大小、具体与抽象之分，生活也有真实与虚幻之别，因此，问题意识如果不具体化就会流于一个空洞的口号。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这在第二部分已经谈到了，就是要关注两类问题：人类生成的根本性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变。
对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工作者来说，缺乏的或许并不是问题意识或生活意识，而是实践或贯彻问题意识或生活意识的动力和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解放”或“改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力、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理想、信仰、崇高感、神圣感、使命感却不同程度地失落了。这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意识在一些人身上荡然无存，就是哲学的庸俗化或手段化：写文章完全成为评职称、谋私利的工具。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和哲学的庸俗化就使得真正的问题退场了，剩余的只是急功近利、剽窃、自我重复、空洞的议论。这也许正是目前哲学被边缘化的真正原因。因此，必须拯救、唤醒哲学家的责任意识，使其认识到：哲学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部门，它必须承担起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哲学家是知识分 子，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必须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收稿日期：2004-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