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研究
——基于经济因素的视角
朱秋莲，骆琳琳，曾译婵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出现了人口结构失衡、家庭结构畸形、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作为当代生育二孩“主力军”的“80后”一孩育龄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将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对长沙市280位“80后”一孩育龄人群的调查，显示政府相应的经济补助和社会保障，是“二孩”政策实施的保证。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二孩生育意愿；“80后”一孩育龄人群；经济因素
一、概念界定和资料来源
生育意愿中的经济因素是指影响个人生育意愿的经济性因素［1］。笔者将经济因素概念化为家庭年纯收入、社会保障制度两个方面。本次调查选取长沙市1980-1989年出生的28-37岁的“一孩育龄人群”为目标群体，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对微信和QQ中符合条件的家人、朋友、老师、同学等共计280人生育二胎的意愿进行了调查，发放问卷280份，回收280份，有效率100%。利用Epidata3.2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后，运用SPSS20.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与处理。
对科莱恩新型催化剂的活性的分析中，测试了维持64%的转化率所需的入口温度（T64），且与对标催化剂（见图3）进行比对。如果所需温度降低，则表明催化剂活性更高。
二、样本的基本情况
第一、调查样本的性别比：男性为35%，女性为65%；
第二、调查样本的户籍状态：城市户口的为59.29%，农村户口的为40.71%；
第三、调查样本的年龄状况：46.79%的年龄为28-30岁；30%的年龄为31-33岁；15%的为34-36岁；8.21%的年龄为37岁；
第五、在职业状况方面，调查样本基本处于在职状态，其中在事业单位就职的人员比例最高，占27.14%，其次是私营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各占15.36%，其他职业占12.86%，职业类型遍及各行各业，还包括公务员（9.64%）、外资企业职员（7.14%）、国企职员（7.86%）、个体工商户（4.64%）等；
第四、调查样本的身体状况：身体状况“好”的占55%，身体状况“非常好”的为33.21%；身体状况“一般”的为11.79%；身体状况“差”的为0；
第六、在家庭年纯收入方面，5万元以下的为8.57%；5万-10万的为30.36%；10万-20万的为35%；20万-50万的为19.29%；50万以上的为6.79%。
三、“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生育意愿是出于个人或家庭对子女的偏好，考虑到各种限制条件后的生育愿望表达，体现在对生育孩子的数量、动机、性别、时间等方面的期望。［2］本文的生育意愿是指是否有生育二孩的意愿、生育二孩的目的、生育二孩的性别偏好和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
（一）生育二孩意愿
“80后”一孩育龄人群家庭的年纯收入是生育二孩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现代社会人们特别注重对孩子素质的培养，更加注重优生优育，这就意味着父母对孩子投入的增加。［3］投入的增加，就会对生育二孩家庭的收入要求更高。首先是孕婴产品的大量需求，导致家庭支出扩大。孕婴产品具有需求大、费用高，使用快等特点，从妊娠期开始至抚育小孩期间需要消费大量的孕婴产品，其次，现阶段孩子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抚养成本较高。我们从图1决定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和表1不愿意生二孩的主要原因中，都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经济能力是影响“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二孩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家庭年纯收入的高低也不是影响“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年纯收入并未与生育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是中等收入家庭（5-10万、10-20万）的“80后”一孩育龄人群的生育二孩意愿最强烈。所以，根据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家庭年纯收入对“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中等收入家庭生二孩的意愿更强烈。
149份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的夫妻中，决定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详见图1。
图1 决定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
数据显示，65人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其影响因素详见表1。
⑦侯小伏:《以资源整合服务下沉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淄博市“四三二”工作格局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调查与思考》，《东岳论丛》2015年第7期。
表1 65份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二）生育二孩目的
3.2.2 收入与职务 1、2级医院护士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得分就越高，3级医院护士收入与幸福感相关性不大。这可能是由于3级医院护士工作强度大，收入虽然看似比1、2级医院要高，但过高的工作压力和负荷不能抵消高收入带来的喜悦，导致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8］。另外，作为护理管理者，收入虽然高于一般护士，但护士长要面对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管理和人际关系协调工作，使得其幸福感水平低于普通护士，这与陆彩萍等［7］的研究相一致。
图2 生育二孩的动机
（三）生育二孩的性别期望
1.生育二孩的意愿与单位是否为其缴纳生育保险的关系
生育二孩目的即为什么要生育二孩。在本次调查中，选择让孩子成长不孤单的为83.21%；给家庭带来更多乐趣的为62.5%；儿女双全，获得人生圆满感的为45%......调查结果详见图2。
表2 一孩性别、期待的二孩性别交叉制表
（四）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
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指的是育龄女性生育第一胎和第二胎之间的时间间隔。调查结果显示：选择3年的为55%；选择2年的为20.36%；4年的为10.36%；5年及以上的为10%；1年的为4.29%。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大环境下，充足的家庭年纯收入是抚育孩子的重要前提和物质保障。考虑到长沙市经济水平的实际情况，将变量设置为5万元以下、5-10万元、10-20万元、20-50万元、50万元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年纯收入5万元以下的占8.57%，5-10万元的占30.36%，10-20万元的占35%，20-50万元的占19.29%，50万元以上的占6.79%。
衡阳地区位于湘中南地域，是以古内陆湖相沉积为中心的成盐盆地。地形地貌较复杂多样，地质构造复杂。出露岩层以软弱、易风化的红层为主，容易出现斜坡变形，进而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辖区矿产资源丰富，采矿历史悠久，矿业活动相对频繁。由于集中抽排水及地下采矿活动等，易引发岩溶区地面塌陷及采空区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衡阳大气降水充沛，雨量集中，据市气象局资料：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430.72 mm，降水多集中在4-7月，占全年降水量的52-58%以上，地域以南岳和衡山多为雨区。因此，地质环境条件和气候特征决定衡阳是一个地质灾害相对多发区，并具有地质灾害类型多、分布广和危害性大等特点。
四、经济因素对“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
（一）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意愿
教学内容的表现形式多样，我们选用的教材是自编教材《基本护理技术》,本书鲜明的特点是在与医院充分合作的基础上，基于工作过程开发教材，在结构上体现为以任务为载体、以项目为导向。选用的辅导教材有自编教材——护理实训指导书、《执业护士资格考试考点精编》等，建立了《基本护理技术》精品课程网络平台，各类电子资源等均已陆续上网。
将家庭年纯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进行交叉分析，得出以下结果（见表3）：
表3 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意愿交叉制表
（二）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目的
在矩阵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目的Kendall的tau_b系数为：-0.029 0，这表明家庭年收入与生育目的呈现负相关；双侧检验系数为0.061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目的不是显著性相关；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目的Spearman rho系数为-0.033*，呈现相关性，但生育二孩的目的双侧检验系数为0.0614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具有显著性相关。结果见表4。
范坚强移动旋转椅，反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下一个隐蔽按钮，里面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老板，请问有什么吩咐？”范坚强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胸有成竹地说：“他们下来了，把女的留下，男的放走。”
表4 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目的的相关系数矩阵
（三）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性别
在矩阵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性别的Kendall的tau_b系数为0.013 0，这表明家庭年收入与生育二孩的性别呈现正相关，但生育的二孩的性别的双侧检验系数为0.080 4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不是显著性相关；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性别的Spearman rho系数为0.014，呈现相关性，但生育二孩的性别的双侧检验系数为0.081 3大于0.05，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具有显著性相关。结果见表5。
综上可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一种以购物和消费为主要内容，以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消费为具体表现，具有占有性、破坏性的生活方式。科布认为，社会的整个推动力是经济进步，但这种单一唯度的进步意味着生态灾难[13]。加里·加德纳也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环境问题都能跟消费扯上关系[14]。这些论断表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既是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1）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高。在县级地方，政府机关大多以发展经济为主，忽视了自然环境保护。为了尽快获得更多GDP产值，县级政府并未严格规定工业生产排污标准。另外，县级政府对于农业生产污水熟视无睹，没有积极推广沼气设备等科学处理措施，使得县级土壤、水和大气污染较多。
表5 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性别的相关系数矩阵
（四）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
在矩阵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的Kendall的tau_b系数为0.012 4*，表明家庭年收入与生育二孩间隔时间呈现正相关，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的双侧检验系数为0.015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目的为显著性相关；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的Spearman rho系数为0.014 4*，呈现相关性，且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的双侧检验系数为0.001 6小于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家庭年纯收入与生育二孩的理想间隔时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在本次调查的280份数据中，有149份明确表示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占总人数的53.21%；65份表示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占调查目标的23.21%；66份还没想好，占调查样本的23.57%。
（五）社会保障制度与二孩生育意愿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通过收入再分配，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4］本研究中把社会保障设置为单位是否为其交纳生育保险和是否对女性孕期、产期或哺乳期提供便利条件。
本次调查针对“80后”一孩育龄人群，其一孩的性别会影响他们对二孩子女性别的期望。故调查对象生育二孩的性别偏好及一孩性别对二孩生育性别的影响，本文也进行了调查。结果详见表2。
单位是否为生育二孩的育龄群体缴纳生育保险是影响目标群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本次调查中，单位已缴纳生育保险的生育二孩的人数为103，占调查目标愿意生育二孩人群的69%；单位未缴纳生育保险的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人数为20人，占不愿意生育二孩人群的30%，结果详见表7。
表7 生育二孩的意愿与单位是否缴纳生育保险交叉制表
2.生育二孩的意愿与单位对女性孕期、产期或哺乳期有否照顾措施的关系
在本次调查中，对单位对女性孕期、产期或哺乳期的照顾措施非常满意的人群中选择生育二孩的人数为15人；比较满意中愿意生育二孩的人数为56人；一般的为57人；对单位对女性孕期、产期或哺乳期的照顾措施不满意中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为7人，结果详见表8。
表8 生育二孩的意愿与单位对女性孕期、产期或哺乳期的照顾措施交叉制表
对于已婚已育职业女性来说，如果选择生育二孩，由于哺乳和照料孩子会占用大量时间，过去凭借工作经验等已经稳定的职业根基有可能会因此产生松动；也有的女性可能因再生育而中断职业生涯。［5］而一些用人单位，可能会以怀孕、生产等借口对女职工给予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加之，产假时间短、孩子小无人照顾，单位对女性在孕期、生产期或哺乳期的照顾措施力度不够以及社会支持环境的缺失等等，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在本次调查中，有73人存在单位未对其缴纳生育保险的情况，这都会影响生育二孩的意愿。对单位照顾措施满意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大，反之，对单位照顾措施的满意程度越低，二孩生育意愿越小。
五、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年纯收入对“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中等收入家庭生二孩的意愿更强烈。社会保障制度对“80后”一孩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为了促使人口健康发展，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
调料：发酵粉 10 g，精盐 110 g，花生油 2.5 kg（约耗 1 kg），葱花 50 g，味精少许。
（一）加大对生育二孩家庭的经济补助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家庭年纯收入对“80后”一孩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80后”父母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物价水平和未还清的房贷、车贷等带来的经济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其生育意愿造成影响。所以，应着重减轻“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二孩的经济压力，加大对生育二孩家庭的补助，提高孕检、孕期保健、生育、新生儿医疗费的报销比率，让所有生育二孩的育龄人群都能获得经济补偿。［6］另外，在全面放开二孩的大背景下，让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共同承担对下一代的抚养责任，以减轻仅依靠家庭抚养二孩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压力。
（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指政府利用各方面的资源保障公民在低收入或无收入的情况下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也是影响“80后”一孩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政府首先应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生育二孩妇女在孕期、产期或哺乳期的相关权利，以法律法规的形式降低育龄妇女被辞退的风险，对失去工作的育龄妇女以财政补贴。其次，政府应该考虑延长二孩育龄妇女带薪产假、父亲带薪陪护假等假期奖励政策以缓解二孩育龄妇女的生育压力。再次，政府要积极发挥主导性作用，通过制定地方性政策来加强对女性生育权的保护，对生育二孩的女性进行奖励，同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渠道加大对生育保障制度等相关措施的宣传力度，提高居民对社会保障措施的认知与认可。除此以外，为了刺激一孩育龄人群生育二孩的意愿，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完善妇幼健康和生育服务保障制度，围绕孕前到孕后的全生育周期，整合孕前产前、母婴保健、计划免疫、出生缺陷筛查和生育服务，为孕妇和婴幼儿提供安全、公平、实惠的再生育服务。
（三）完善托育、母婴设施建设等配套服务政策，加强计生协会组织建设
国家在放开“全面二孩”的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大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设。首先为了缓解二孩的教育难、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问题，政府应该增设幼儿园、小学、中学，解决新生小孩将来的教育环境问题；同时可以建立社区托儿所，解决越来越多的由于工作等原因没时间照顾小孩而放弃生育二孩的育龄夫妇的“后顾之忧”，满足儿童学前入托的需求。［6］其次，为了解决全面二孩后可能带来的儿童医疗压力，政府应加快推进各县市妇幼医院和儿童医院的建设，健全高危孕产妇生产安全救助体系，畅通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急救通道，如在省、市、县各级设立高危孕产妇急诊抢救定点单位，负责急危重症孕产妇的应急抢救工作。免费对高龄孕产妇进行孕前、孕中、产前全方位检查，便于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杜绝和减少出生缺陷婴儿。卫计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关爱母亲基金、开设二胎备孕门诊等，让妇女与幼儿能够享受到更加全面与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孟园,于泽洋.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一种分析框架［J］.现代经济信息,2013（2）.
［2］张建武,薛继亮.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南方人口,2013（2）.
［3］张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西安市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5（26）.
［4］张亮.城市居民的二胎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5）:92-96.
［5］刘琦.白领女性阶层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民论坛,2015（20）.
［6］中国网.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学习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在京召开［DB/OL］.［2017-10-31］.http://www.china.com.cn/newp hoto/2017-10/31/content_41821271.htm.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Intention on the Population of“Post-80 s”with One Child——a Perspective Based on Economic Factors
ZHU Qiu-lian,LUO Lin-lin,ZENG Yi-chan
（Marxism School,Hum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6,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birth rate has been mo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bu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change of the people's fertility will,the problems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the deformity of the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due to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f the only child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To solve these problems,the country began to implement the“two child policy”.And the“post 80 s”child-bearing age group,as the“main force”of the contemporary two-child birth,how their two-child fertility will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overall two-child”policy.In this paper,280 people of childbearing age of the one child of“after 80”in Changsha were investigated.Their fertility wishes and the 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fertility desire were studied.The data were described and statistics,frequency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ere used by EXCEL and SPSS softwar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wo of the childr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the“post 80 s”child.Two economic factors of childbearing intention and influencing fertility intention are aimed at providing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Changsha city government and even the country to improve fertility policy.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two-child policy;second-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post 80 s”childbearing group;economic factor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8X（2019）01-0074-07
收稿日期： 2018-10-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智库重点课题（16ZWB48）
作者简介：
朱秋莲（1961-），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
骆琳琳（1992-），女，河南驻马店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标签：“全面二孩”政策论文; 二孩生育意愿论文; “80后”一孩育龄人群论文; 经济因素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