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新进县城葬礼婚礼习俗与社区管理问题解析与对策
张海钟1杨万鹏2
（1.兰州城市学院城市社会心理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2.甘肃省古浪县定宁教育工作站 甘肃 武威 733100）
【内容摘要】 随着户籍改革的推进和乡村居民移驻县城居民社区，许多县城已经成为城乡结合部，但新进县城社区的农民将程序繁琐、浪费严重的农村葬礼、婚礼等文化习俗带入城市，在社区大院搭锅开灶、摆席设宴、三天五天、车水人龙、噪音连天、垃圾遍地，给社区管理造成许多难题。建议各级人民政府印发文件，规定乡镇农村和县城社区举办葬礼、婚礼，必须向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登记，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治丧委员会或者婚庆委员会，指导葬礼、婚礼活动。打击赌博、减少浪费，宣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营造隆重简朴典礼氛围。同时建议乡村和街区组织修建葬礼、婚礼活动礼堂，置办礼仪活动台所和饮食活动设备，减少村民、居民因为庭院狭小举办葬礼婚礼活动带来的卫生问题。
【关 键 词】 县城文化 城乡结合部 心理变迁
随着户籍改革的推进和乡村居民移驻县城居民社区，许多县城已经成为城乡结合部，城市现代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实现最佳融合。县城保留着原生态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文化，同时又传播和辐射着现代都市社会文化。落霞与孤婺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大都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居民始终受到市民的排斥和歧视，而移居县城的乡村农民却和县城居民和睦相处。但是，与城市社区发展不适应的习俗文化也成为必须关注的问题。
新世纪10 年代，笔者为学生开设《跨文化心理学》课程，采用万明钢专著的《跨文化心理学》作为教材，其中最后一章是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期间有一节标题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格现代化。最近几年，因为主持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城市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工作，经常会观察、思考、体验城乡文化差异与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特别是县城社区心理服务问题。通过多次参加甘肃靖远、会宁、定西、临夏等陇原中部地区的农村和县城的婚礼、葬礼活动，我们发现，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县城，在城乡文化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奇异的现象，存在很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和家族和谐，现以兰州城市学院社会心理研究智库身份，提出社区心理管理的建议，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给予整顿，以利于乡镇农村和县城社区更健康的发展。
一、农村社区社会活动形式和内容的当代变异及其问题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行政管理最基层的机构是乡政府，最基层的自治机构是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的派出机构是村民小组或者社。乡是一级政府机构，村设党的支部委员会（党支部）或者党的基层委员会（党委），同时设立村民委员会，党的组织机构由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组成，村民委员会设立主任、副主任、委员。新世纪以来，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对村社行政事务的管理日益法制化、规范化，但是对农村社会活动的管理越来越松弛，乃至农村的社会活动日益被扭曲，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杂合、城市和乡村的杂糅，土洋结合、不伦不类，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村居民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社会活动主要是婚礼、葬礼，同时也包括满月礼、乔迁礼、寿礼、节礼等民俗活动。中国数千年的民俗礼节文化遗存主要在农村，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文化却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变异。
以葬礼婚礼为例，第一是谢世老人灵柩在家停放祭奠时间还延续着传统文化中的挑选吉日的习惯，有的家庭根据阴阳先生的传统文化推定葬礼日期，灵柩在家停放19 天、17 天，最短的停放5天、7 天，孝子孝女们每天日夜在家迎来送往，跪拜祭奠，夜不能就寝，日不能休息，严重影响生产生活，损坏孝子孝女的身心健康。遇到婚礼，亲戚朋友提前三天乃至五天到家里来吃喝，喜事结束后还有的亲朋在家活动两天。葬礼、婚礼当日，邻居们、亲戚们，房间院内、房前屋后，人山人海，麻将赌博盛行，抬杠吵架不断。实际上，葬礼的举行，阴阳先生并不是按照真正的传统文化推定黄道吉日，多数是按照家庭经济状况推定停放时日。往往是经济状况越好，停放时间越长，借机让村民海吃混喝。开悼时孝子们爬天跪地，一趟一趟到家门外三四里地迎接娘家人、姑姑侄女，外甥女婿，整个葬礼就是一场战役。有的苦主身体患有严重疾病，为了表示孝敬，不得不强忍痛苦。无论葬礼婚礼，包括乡村有些干部、教师、医生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乘机不上班，天天泡在葬礼、婚礼的赌场、酒场。遇到农忙季节，农事耽误，公事不顾。乡村有些恶势力，参与主持葬礼，借机敛财，巩固自己的乡村霸主地位。第二是葬礼、婚礼期间，赌博风气盛行，铺张浪费严重，普通家庭一次葬礼下来陷入赤贫。当前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很多农民存在堕落行为，以麻将赌博为日常生活，以互相欺诈、侮辱为光荣行为，以报复家庭经济比较好的苦主为快乐。每当有葬礼婚礼，半村不开灶，全家到苦主喜主家里吃喝，以前那种总理、总管主持下全体村民合力帮忙的景象不复存在，很多农民只吃喝、打牌、抬杠，不帮忙做事，孝子孝女自己做饭，自己端盘子伺候乡亲。有些常年混吃混喝的痞子、癞子，借守灵、助喜之名，打麻将耍赌博，半夜还要吃夜宵。有的家庭随礼50 元，全家不开火在苦主家吃几天。有的暴发户，平时不孝顺父母，借父母丧葬，肆意做各种法事；有的家庭平时随礼太多，借婚礼之际，肆意邀请亲朋好友，助长铺张浪费。每当婚礼葬礼，家院现场，矿泉水、啤酒水喝成半瓶子满地乱扔，吃饭时满地都是肉骨头、水瓶子、塑料袋、餐巾纸、烟头子，葬礼、婚礼秩序混乱不堪，卫生状况令人堪忧，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形象格格不入。
课堂1：老师声音清晰，但是紧张，后稍好。准备教学材料充分，讲故事学习单词，较好，但是节奏缓慢。问题太难，提示较少，没有介绍强调具体的事例或语言点，给学生做笔记。(2006年10月9日)
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行政组织机构——县，是行政区划中的基本单位。中国区域风俗和文化认同主要是以县为基本单元，数千年文化社会变迁，以县为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心理区域，积淀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地域文化群体性格，这些群体性格反作用于地域文化，相互助长，成为地域文化特色的核心特质，这些特质具有潜隐性、固着性、排他性，有些县域文化性格更加积极、宽和，与主流文化匹配润和，有些则比较消极、狭私，与主流文化相对抗，从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开展县域文化与居民性格研究，为区域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具有独特的现实和理论意义[1]。
二、县城社区社会活动的城乡结合部特色与问题描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县城也逐步向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包括党政机关干部、县城医院医生、县城中小学教师以及各类商业工作者等在内的县城原住居民，20 年前便逐步住进了单位福利房或者新开发的商品楼。随后，乡镇干部，中小学教师第一批买房住进县城社区，乡村医生，乡村企业家，商业小老板，第二批进城，子女在外工作的中年夫妻，进城打工供孩子上学的青年夫妻等等，陆续进城。但是，新的问题产生了，这些根源在农村的县城小区居民，社会心理结构中面对一个被文化撕扯的焦虑症。因为城市小区的管理是按照城市社区理念设计，而新居民无法自拔于乡村生活的习惯和习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但由于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地面硬化、填湖造地等），导致“城市病[1]”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镇化进程中湖泊水系减少，自然水体的调蓄能力降低，内涝频发；（2）城市污染物质的排放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水质恶化，环境污染加剧；（3）水资源供需不平衡，水资源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大雨过后，“海潮”褪去，地下水源告急，城市的硬壳形成巨大的漏斗。即使完全按照美国、日本的标准，也很难摆脱“看海”的命运。“城市病”严重制约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海绵城市”理论应运而生。
同样，婚礼也是在小区院子里举行，土洋结合，婚庆公司打起铺着红地毯的礼台，举行婚礼，露天做饭，帐篷吃饭，高音喇叭，人声鼎沸，红男绿女，三五成群，完全顾不得小区居民的抱怨情绪。笔者曾看到一家居民，招待暖房的亲朋，很冷的冬天，院子里开火做饭端到屋子里让亲朋吃，手都冻僵了。笔者作为一个心理学田野调查工作者，曾与很多亲戚朋友、老师同学讨论这些问题，有些人很麻木，觉得这样很好，热闹，农民虽然进城了，但很多亲戚还在农村，农民就是利用这些机会见面，拉拉家常，交流信息。有的人则感到无奈，认为这是几千年的风俗，尤其是葬礼和婚礼涉及葬礼的日子、埋人的风水，万一改不好，人家家里出事，干部还无法交代。有的人则认为，平时大家互相走动，互相随礼，现在做个规定限制，有人觉得吃亏，难以配合。有的社区设立了礼堂，但租金太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过事情，提前四五天，亲戚朋友就到家里贺喜吃喝，吃喝几天才正式办事，租借礼堂显然不现实。归根到底，所有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为什么大中城市的居民不会在社区院子里摆酒席、设灵堂，因为有能力支付大酒店、殡仪馆的费用。如果有能力到大酒店办酒席，农村居民和新进县城的居民也会进大酒店，毕竟减少许多劳累。因此，县城社区设计如何在保持好传统文化与发展健康城市文化之间进行平衡，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城市综合管理问题。
骑桶者的我，两手握着桶把——最简单的挽具，费劲地从楼梯上滚下去；但到了楼下，我的煤桶就向上升起来了，妙哉，妙哉；平趴在地上的骆驼，在赶骆驼的人的棍下摇晃着身体站起来时，也不过尔尔。
三、城乡结合部特色的县城社区文化心理优化路径初探
葬礼祭奠活动是中华民族优秀孝道文化的组成部分，利用葬礼，凝聚家族人心，维护逝者尊严，以各种礼仪活动教育青少年一代传承孝道文化，尊老爱幼，树立村民之间的互相帮助意识，安慰苦主的悲伤心理，是我国农村生活必须的文化活动。婚礼喜庆活动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利用婚礼，向亲朋好友及整个社会宣布，女子男子已经有了主，不得再一家养女百家求，举行婚礼是为了宣布契约，为了联结、理顺婆家娘家两家人社会关系，为新郎新娘加入两个家庭提供认知和情感平台，更是为亲朋好友表达祝福提供机会。但如果这种良风好俗逐渐演变为挟私报复，卖弄财富，铺张浪费，祸害苦主、喜主，导致互相仇视，那就必须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的家庭结构残缺，主要劳动力亡故，孤儿寡母，本来就陷入困境，而地方豪强主持的葬礼、婚礼，却极尽各种传统活动，葬礼的院子里谈笑风生，鼓乐队高奏各种流行歌曲，毫无悲伤庄重气氛，好像在举办庆祝活动。等到葬礼结束，都做鸟兽散，留下孤儿寡母孤独面对艰难生活。遇到婚礼，喜主们强装笑脸却眉头紧锁，身心劳累却无可奈何。正确的分析就是，当年你吃了我的，今天我吃你的，天经地义。尤其必须关注的是，有的家庭儿女儿媳，老人活着的时候，不管不顾，甚至打骂虐待，等到亡故了，便大摆宴席，肆意张扬所谓孝顺，将人多看作人缘好、有面子，将浪费多视为大方、豪爽，借机树立自己的乡村地位。
县作为行政机构概念，必然有其办公所在，这个所在就是县城。县城是县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当然也是民俗文化和社会心理辐射中心。县城文化随着中国历史数千年变迁而变迁，时至新的世纪，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房地产的急剧开发，农民通过买房进城居住，流动商务人员的增加，县城已经成为具有城乡结合部特色的多元区域文化交错的社会区域，城乡文化融合加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润和加速，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融化加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溶合加进，导致居民社会心理发生进化和变异，其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均已经积淀为区域性格的组成部分[2]。
我们看到居民楼的阳台阴台的防盗栏里摆满了咸菜酸菜罐，装旧鞋的纸箱；楼道了放满了破旧的自行车、旧花盆：特别是老人逝世后的葬礼，小区院子里打起好几间帐篷，设计灵堂，穿着白色孝服，锣鼓唢呐，哭声一片，帐篷外架起大锅，烟雾缭绕，露天做饭，满院子是端着饭碗的宾客。按照农村习惯，亲朋好友提前几天就来祭奠，天天在院子里吃的一塌糊涂，垃圾遍地，草地被破坏，广场的设施被破坏，周围居民无法抗拒噪音和吵闹，车辆无处停放，造成交通堵塞。特别是冬天，东家在院子里埋锅造饭，然后端到楼上让客人吃，手都冻僵了，满脸无奈。
如上声字“起”的唱调（《雷峰塔·断桥》【金络索】“你缘何屡屡起狼心”，743）。由于上声字腔的基本音势是呈状的高—低—高，其中符合这个音势的音调是，由此可认为这个音调，即运用依字行腔法、依据字声创作而来的“起”的字腔。此后的两个乐音的来源，不是来自于字声，而源自本唱调音阶的级音，故应属过腔。其是以级音为音乐材料，运用过腔法创作而来。
如前所述，县城本来是原住居民与新进居民和睦相处的小城市，因为原驻居民本身就是农村出身，处于乡村包围之中，经常到县城周边乡村参加传统习俗活动，其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均已经积淀为区域性格的组成部分。而乡村居民的朴实和善良，减轻了大都市市民带来的压力，使原住居民反而产生了相对优越感。同时，乡村居民进城居住生活，为县城增加了人口，助长了县城的市场繁荣，为县城居民带来更多的商机。因此，聚集县城人口，发展县城市场，是城市化的重要路径。
但是，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县城中的社区，其民俗文化的保留和传承问题，其居民的城市化、现代化问题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不允许乡村民俗文化继续保留保持保护，那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就有可能消亡，另一方面如果允任其按照农村习俗继续发展延续，又与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相冲突。因此，社区管理策略上需要进行探索。首先必须按照大中城市管理法则，约束居民的民俗行为，不得在小区院子里搭锅造饭、乱倒垃圾，不得搭台举办婚礼、举行葬礼，更不能吹唢呐、唱大戏，违反规定者应该给予警告、罚款。其次，考虑到新进县城的农民生活条件有限、经济能力有限，在大酒店办婚礼，在殡仪馆办葬礼，亲戚朋友随礼少，入不敷出，建议县城小区建设中规划建筑一个专门举办各种礼仪活动的礼堂，提供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司仪礼节服务。其三，建议政府干预婚庆公司、殡葬公司的价格，逐步将婚礼改在大酒店，葬礼改在殡仪馆。同时，提倡或者强制干预婚礼、葬礼的酒席规格和随礼数额，减少铺张浪费和居民负担。其四，政府机构通过印发条例，简化婚礼、葬礼，特别是葬礼活动的程序仪式，减少活动天数，减少民俗活动中迷信活动，营造简朴隆重的婚礼、葬礼氛围。当然，最重要的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解决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包括县城、市城、省城的收入差距，使县城居民有能力更加简便、时尚地举办葬礼、婚礼等民俗活动。
城市化、现代化不仅仅是城市生活环境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格现代化，人格的现代化又必须以行为现代化为标志。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民进入县城社区的行为现代化，进而内化为人格特质，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必须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为此建议省、市、县人民政府有关机构发文规定，农村和县城社区举办葬礼，必须向乡镇、街道政府组织和农村村民、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备案，乡镇政府、街道政府派民政、公安、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机构国家工作人员督查，村民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治丧委员会，指导葬礼活动。规定灵柩停放不得超过5天。规定祭奠活动花费上限，减少浪费，饮食必须符合卫生标准。国家工作人员不得旷工参加葬礼。严禁黑恶势力干预葬礼活动。宣传、妇联、教育等部门要利用葬礼活动，宣传国家法律法规，严厉打击葬礼期间的赌博活动，给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特别建议，向张掖、武威等市县农村组织学习，乡村组织修建葬礼婚礼活动礼堂，置办礼仪活动台所和饮食活动设备，减少村民因为庭院狭小举办葬礼活动带来的卫生问题[3]。
参考文献：
［1］张海钟.中国县域文化与居民性格研究导论——以甘肃省为例［J］.科学经济社会，2011（3）.
［2］张海钟.中国县域文化与居民人格的田野工作主位研究［J］.社会工作，2012（4）.
［3］张海钟.跨文化心理学视野的中国县域文化与性格探析［J］.河西学院学报，2013（4）.
中图分类号： C916；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7-0075-04
* 本文为甘肃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项目“中国社会老乡心理效应与社会管理创新”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B-077）。
* 作者简介： 张海钟（1963—），男，教育学（心理学）硕士，兰州城市学院教育学院教授，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城市社会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健康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学；杨万鹏（1982—），男，教育硕士，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定宁教育工作站一级教师。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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