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峰并峙 各领风骚——毛泽东、邓小平理论个性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峰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各领风骚论文,个性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邓小平是影响现当代中国历史乃至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是统帅，也是诗人，他有指挥若定、所向披靡的大无畏气慨，又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浪漫文人的气质。他的思维方式、文章、报告，滔滔汨汨，发其当行而行，当止而止，令你在受到政治启迪的同时，也获得了一次愉快的审美享受。
邓小平则和毛泽东不同。他更是一位胸有丘壑、绵里藏针的实干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成了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并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和毛泽东领导中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条件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试验一样，同样都是天地悠悠，前无古人的。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不仅对中国人民，就是对世界的有识之士，乃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怎样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论个性？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一
首先，有必要界定理论个性这一范畴。一个人的立场、经历、修养乃至思维方法、方式及个性，在其谈话、讲话、文章和著作中，都必然有所反映。这种反映就构成了他们的理论个性。本文正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毛泽东和邓小平的。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我们进行毛、邓比较之前必须指出和强调的。先是同，最大的同就在于此。忘记或忽略了这一根本出发点，用毛泽东来反对邓小平，或用邓小平来反对毛泽东，都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他们都不唯书、不唯上、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哲学上，他们共同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开辟了一条实事求是的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路线和认识路线。
先是有三十年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著名的几个农村调查报告，后有六十年代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英明决策。“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正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
邓小平非常强调中国的国情。他在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两次强调了“实事求是”，尔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他的力主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全党肯定下来。
在新时期，邓小平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几年思考，几年摸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一套群众的创举出来了，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它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探索，既表现了他的政治和理论勇气，也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定性，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个性又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把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思想和工作上的失误估计得过重，更有少数人不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很明确的回答。与此同时，也有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表示了误解或很不理解。
在《毛选》和《邓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定性是异常鲜明的，它就象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相当长时间来，毛泽东成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尽管他在1957年以后特别是在文革浩劫的十年中曾有很大的失误。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页），邓小平在新时期中许多关于经济建设、意识形态和反倾向斗争等问题的讲话和著作，也同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为了辨别政治言论的是非，毛泽东先提出了“六条标准”；邓小平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归纳为“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写进了宪法。
第三是策略的灵活性和斗争性的巧妙结合。妥协和斗争是一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毛泽东是革命辩证法的大师，邓小平虽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却深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他的讲话和著作有着很强的哲理性。建国前，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著名方针等等，我们不去说它，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首肯的中美谈判、中日建交、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等等，就极富策略性。至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行，更堪称是空前的了。
策略的灵活性要以理论原则的坚定性为前提。没有后者，我们就无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如果没有前者，我们就会堕入教条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泥潭。邓小平在我国经济如此落后条件的情况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靠的是运用马列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的探索。
斗争性和同一性，是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毛泽东认为，辩证法三大规律中，核心是对立统一。抓住了它，就等于抓住了它的灵魂。根据这一原理，他把它具体地运用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以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了成功。至于邓小平，也是如此。他讲究方法和策略，既不一味斗争，但原则绝不含糊。正是在这点上，毛泽东欣赏地称赞他“绵里藏针”。试看他和撒切尔夫人谈判的凛然正气，又看他从大处着眼的“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就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坚决的斗争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的巧妙结合，正是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和邓小平就正是这方面的最高典范。
第四，可贵的探索和创造精神，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个性的又一共同特点。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得不靠自己的摸索和实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解决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领导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等等，无不充满着大胆的探索和独创的精神。
此外，严谨的逻辑性和绝不哗宠老老实实的学风……等，应该说都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个性的共同内涵。读过《毛选》和《邓选》的人，都能感到有一股不可辩驳的说服力量迎面扑来。毛泽东行文和论说，天马行空，潇洒自如、旁征博引、文采飘逸、但却紧扣主题，绝不矫饰虚谈，更无卖弄自炫的习气。邓小平的讲话更是如此，他喜欢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析理平易深刻，行文极其省俭。在针对新情况提出解决办法时，自有一股让人不容置疑的气势。
二
有一位伟大的哲人曾说过：“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作为赋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更是如此。
一闭上眼睛，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独特的不同流俗的性格和理论个性，就会跃然脑际或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我想，这绝不会是我一个人的体验和感受。
毛泽东，首先给人一个高卓飘逸的诗人和博识多才的理论家的印象。当然，他同时又是一位决胜千里的战略家和驰骋疆场的统帅。
翻开《毛选》，我们感受到毛泽东著作那种纵横捭阖、恣肆风流的理论个性。同时，他的高度的思辨性和行文的通俗性融为一炉，形成显著特点。毛泽东既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做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阐述问题时总喜欢提到哲学的高度，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如《战争和战略问题》，谁都知道这是对“左”倾路线在军事上所表现的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清算，也是对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军事思想上的总结。但他写来都从容不迫、雅俗共赏，而且充满了哲学特别是辩证法的色彩。他在《矛盾论》中论对立面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绝对和相对，自由和必然……等深刻的理论命题时，讲得明白晓畅。
毛泽东上述理论个性的特殊性又是和他的共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正是他整个的为人即人格和性格在他的理论著作中的反映。
邓小平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承前启后的人物，在新时期的近二十年中，对现代中国的命运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重大影响。新时期以来，一些西方人曾经预言或期待邓小平将推行所谓“非毛化”，但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粉碎了他们的迷梦。邓小平自1980年春开始，他先后九次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题，合计共约一万三千余字。意见的核心就是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他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页）。邓小平用自己的言行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不错，他的路线和一些具体的做法，确实和毛泽东不一样，这给世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这决不是独出心裁，更不是他比毛泽东聪明。主要的原因是他走过毛泽东所走过的弯路即他受尽坎坷有足够的时间来冷静客观地总结建国以来二十七年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才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理论个性上，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恰如他的为人。他是一个实干家。他所描绘的蓝图，一条线，一个点，都绝不含糊。他把全党的注意力和中心，引向了经济建设，引向了一切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反映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就表现为，没有那么多海阔天空的旁征博引，更多的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上升理论的高度）和对经验教训的回溯和吸取。他不是不讲理论，而只是不讲空洞的理论。他需要的是时间，是实干。由此可见，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个性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
三
毛泽东和邓小平理论个性的风格的异同，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神州大地上进行的两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试验来看。这两场试验，一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和伟大实践。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也参加了。另一场试验就是从1978年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试验。这是在具体道路和方法上和毛泽东完全相异的一场试验。
指导这两场试验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路线和理论，从这两场试验的比较中我们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论个性的异同。
关于毛泽东的试验，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有很大的成就，也有很大的失误。
至于邓小平的试验，目前正在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进行着，方兴未艾，远没有结束。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是依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提出了原理原则，激起人们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对于经济落后的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提及。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苛求前人。
毛泽东深知中国的实际，在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以后，就是如何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应当说，中共八大他所提出的全党的中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关于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经过去，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论断，都是正确的，可行的，但可惜不久他即背离了这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开始了从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及其一套在工业、农业等领域的具体政策。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理论和道路，在20年的实践中在其前期，有值得肯定的真理性的探索，但在后期有了较大的失误。以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大的提高，中国的经济从总体上说来，仍然落后，中国人民的大部分依然过着贫困的日子。
这样就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另一场试验的实践。
1981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概念。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在向全党提出要拨乱反正时，即已提出了改革和开放这一后来构成这一理论的基本点的伟大任务。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基本点也提出来了。
在尔后十几年的伟大实践中，这一理论都逐渐充实完备而且经受住了现实的初步考验了。
和毛泽东的试验相比，有一点是很不相同的。那就是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调，而这一点则正是前者所忽略了的。在这个前提下，工业、农业的具体发展道路也很不一样。邓小平而且给这场试验制定和提出了九十年代以前消灭贫困、2000年实现小康、20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近、中、远期目标。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垂暮之年视察了上海、深圳和珠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任务。此话一出，石破天惊。这比任何一部专门的经济学著作，都远为重要。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理论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发展。
在理论个性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展示了邓小平的务实风格和勇于突破、勇于创造的无私无畏的精神。这一理论由于把基点放在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上，就显得更符合实际和更多的科学性。而且，按照这一理论的指导所进行的伟大实践，虽还不到20年，中国的面貌就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加强，均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的真理性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四
以上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的理论个性作了一个粗略的比较。结论是：有大同，也有小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下的小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不仅积28年的经验，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建国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其试验在局部上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用邓小平的成就来否定毛泽东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又一次伟大的试验，不仅在实践上已被证明是初步成功的，而且在理论个性上也显示了它的充分求实和首创精神的魅力。怀疑这一试验的方向是毫无根据和荒谬的。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