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经济学的成就、挑战与发展_发展经济学论文

西部大开发经济学的成就、挑战与发展_发展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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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成就与挑战

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西方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在40—60年代获得了快速发展。西方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即不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即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状态而进入发达状态,从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发展经济学不是产生于发展中国家,而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生、发展并逐渐完善起来的。70年代以前,这一学科一直处于旺盛的上升期,虽然理论关注的焦点与重点曾发生过变化,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都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这些理论主要有:(1)经济增长理论, 如各种经济增长模型和增长因素的分析;(2)收入分配理论,如库兹涅茨“倒U”理论,“维持最低生产费用”理论;(3)资本积累理论,如“大推动”理论,“两缺口模型”理论;(4)人力资本理论, “劳动力素质核心”理论,如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关系;(5)工业化理论, 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6)技术进步理论,如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理论, 先进技术、适用技术理论,中间技术理论;(7)人口转移理论, 如刘易斯的绝对收入差别理论,托达罗的预期收益理论,乔根森的预期收益率理论;(8)平衡与非平衡理论,如纳克斯的“恶性循环论”, 前向联系、后向联系理论;(9)新国际贸易理论,如进口替代、 出口导向理论,保护贸易理论;(10)宏观调节理论,如国家调节与市场作用相结合理论,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理论,等等。这十个方面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其核心是阐述具有二元社会经济特点的落后国家如何通过工业化等途径而变成为工业化发达国家。

但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波折,好象进入了“边际收益递减”时期,以至于在80年代初,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尔希曼公开宣称,发展经济学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激进主义)的双重攻击下,几近死亡。赫尔希曼的提法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的近10年内西方发展经济学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究其原因,主要是它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

1.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复兴,造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排斥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经济学科存在的可能性。西方经济学中以剑桥学派的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具有较为成熟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研究工具,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结构主义、制度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潮,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和分析研究工具。这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其体系上的不足;二是战后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起飞,佐证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如果说前一个优势说明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那么后一个“优势”则说明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付诸经济实践时的成功性。例如,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开始依据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较快地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从而迅速跻身于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行列,新加坡、韩国还成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国从70年代末期开始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取得举世公认的经济发展成就,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列世界第7位。此外,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总统开始推行具有典型经济自由主义性质的以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主张,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开放化方面的政策,都在客观上有力地支持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潮的复兴并使其一统天下。这一局面的形成使人们较为普遍地认为,发展经济学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派生部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纯粹推广与具体应用,从而认为发展经济学不能算作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

2.发展经济学偏重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案例分析、实证研究和热衷于建立经济增长模型的倾向,影响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经济学科的存在。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复兴”思潮的巨大影响下,西方发展经济学在80年代之前,一部分经济学家比较偏重于案例分析、实证研究和建立各种模型,而缺乏综合比较、综合归纳和理论抽象;另一部分人虽然研究了一些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政策问题,但将研究方向变成了政策学、对策学研究,同样偏离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初衷。这两种错误的研究倾向,同样地影响了发展经济学成为独立经济学科的地位。

3.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学家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具有的“殖民主义倾向”的猛烈抨击和指责,动摇了发展经济学现有的生存基础。随着70年代初因石油危机、美元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等造成的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发达国家经济“滞胀”问题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从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立场出发,对西方经济学家所创造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予以严厉的抨击和指责,批评它具有“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倾向”。他们的主要理由是:(1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研究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同步进行,并为之服务,因而是一种学术上的、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2 )西方发展经济学所采用和提出的概念、理论、模型及研究方式等都不适合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各不相同的环境和条件,并因而导致了不适宜的、无效的政策的出现;(3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研究维护并强化了现有的、不合理的国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使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权阶层最终获得益处并维持这种状况;(4 )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了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然而并不对自己的研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负责。基于上述理由,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学者们提出更新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发展经济学。

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西方发展经济学在经过70—80年代的近10年的停滞不前以后,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又日渐活跃起来,并取得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新的研究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它将制度因素、结构因素、知识技术因素、人力资本因素、人文社会因素等进一步内在化和普遍化,即进一步将这些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制约因素而加以深入研究,从而使得发展经济学在许多重要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不少新的成果。

1.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自50年代末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但近年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用以说明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中只有“劳动与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而罗默则在生产函数中加入了“知识”这一重要因素。罗默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他把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收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递增收益。两种收益的结合不仅可以使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收益,而且也使资本、劳动等其它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对个别厂商来说,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成为企业新产品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这就是一国或企业的经济为什么能在长期内持续增长,以及世界各国或不同企业在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产生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运用罗默的理论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是由于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由于缺乏物质资本投资,才阻止了穷国(发展中国家)赶上富国(发达国家)。

2.制度结构理论研究的新进展。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吸收并运用制度结构的研究方法,将其扩展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不少新的有意义的观点,从而推动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这些新发展主要包括:

(1 )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缓慢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存在缺陷。新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不断提高经济效率,这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两大难题,其根源应当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基本制度中去寻找。归纳起来发展中国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忽视对寻租活动的分析与治理,使得积蓄经济发展实力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寻租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上丧失了动力,而且还导致了整个经济资源的严重浪费,加大了交易成本,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活力;二是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部门过于单一,缺乏竞争机制(即存在国家垄断),因而不利于人们在制度创新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导致人们对国民收入的有效积累和使用的漠不关心;三是由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过于集中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因而一旦决策失误其影响往往是全局性的,而实际情况刚好是发展中国家决策失误多,损失大,并且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效率观念变得淡漠;四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和不健全,因而发展中国家较为发达的产品市场与较为不发达的要素市场之间的不平衡局面阻碍了企业依据正确的市场价格信号作出可靠的生产经营决策。由此可见,制度所确立的规则在支配着从私人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等所有的经济行为,并影响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因而,制度结构的缺陷正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的愿望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

可见,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社会,除了需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外,还必须进行相应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体制、制度的变革。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资本高积累更为重要:因为有效率的制度可以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腐败的制度则会使再多的资金化为乌有。所以,如果说高积累是有形的,是通过行政命令可以在短期内做到的,那么体制、制度的变革则是无形的、长期的,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可以做到的,因为它涉及到行政者、掌权者本人的切身利益,改革起来就更为艰难。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在中国,通过制度变革来创建高效率体制的任务将是艰巨而又漫长的。

(2)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反思。 新发展经济学摒弃了过去关于市场制度是使市场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益极大化的制度安排这一传统的认识,并进而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一般地讨论市场失效,而必须探讨哪些因素制约着市场经济中的制度变迁以及制度规则或权利对市场运作的具体影响。他们认为,必须明确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是一国的法律秩序、通货稳定、财产法与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积累、公共物品的提供、交易规则与分担风险的法规等等。据此还指出,不能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背景,自然地假定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必然有效率;在市场经济国际化环境下,各国之间的竞争是其体制效率的竞争,因此,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虽然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幻想,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地建立具有充分竞争性的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制订一套公开的、透明的法律规章体系以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等现象,为市场经济正常运作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三、几点评论

1.从西方发展经济学近10年的发展来看,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混合型特征并且这一特征日趋普遍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混合型经济运行机制也日益成为任何一个旨在建立、健全、完善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政府都应当努力实现的经济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都既不可能实行完全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直接控制的政策,而必须实行一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通过市场的、间接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

2.对于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我们不应仅仅把它看成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需要,而应看到它复兴的客观基础与客观需要,亦即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市场机制和市场作用的普遍化和国际化趋势。面对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潮流和发展趋势,对于发达国家来讲,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其职能究竟应当有哪些新的特点,应如何做到既发挥市场机制对稀缺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又能够克服市场经济本身的某些局限性;既不会在现实中过分地干预市场经济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又能够对经济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等,这是一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需要有成熟的理论指导和高操的操作艺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如何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国际经济的顺利接轨,如何通过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使自己的经济实现“起飞”,这同样是一个现实的、同时又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3.随着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加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的素质、质量、智力和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正日益加大。因为,决定科技进步速度的关键在于人对科技知识的掌握、运用和开发能力的大小。而人的这些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又取决于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开发,在于人力资本形成的速度和质量。新发展经济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将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积累的知识(包括人们边干边学而积累起来的知识与技能)都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生因素”而加以研究和考察。由此而使教育规模的扩展与教育质量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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