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陈独秀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述评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他曾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曾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并五任中共总书记，但后来又被批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成为“托陈取消派”的一员，被开除出党，甚至一度被诬为“叛徒”、“汉奸”。对其生平及思想的研究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禁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为陈独秀辩诬正名开始，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思想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进入上世纪90年代，陈独秀研究更加活跃，一批相当有质量的成果面世，如唐宝林的《陈独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将研究层次和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新世纪以来，陈独秀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均有所拓展。本文就新世纪以来陈独秀研究的主要方面作一简要回顾，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一、基本概况
新世纪以来，关于陈独秀研究的专著有十余部，主要有张宝明和刘云飞的《陈独秀的最后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阿明布和的《晚年陈独秀和苏联经验》（人民出版社，2002年）、贾立臣的《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李颖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袁亚忠的《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石钟扬的《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祝彦的《晚年陈独秀1927—1942》（人民出版社，2006年）、沈寂的《陈独秀传论》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董根明的《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唐宝林和陈铁健的《陈独秀与瞿秋白》 （团结出版社，2008年）、朱文华的《陈独秀传》 （红旗出版社，2009年）以及金焕玲的《陈独秀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以陈独秀思想为研究选题的博士论文也有多篇，如陈家刚的《陈独秀民主思想》 （2002）、肖贵清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研究》（2004）。由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编辑的《陈独秀研究》（沈寂主编）专刊，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出版了第2辑和第3辑。各类期刊公开发表论文1300多篇。上述这些专著和论文，内容涉及陈独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新闻、宗教及生平若干重要问题等非常广泛的领域，使陈独秀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
学术活动也比较活跃。2001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在温州联合主办了主题为“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的全国第六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2002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等单位在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主题为“陈独秀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全国第七届陈独秀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安徽、上海和江苏等省市中共党史学会、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也举办过数次地区性、专题性的有关陈独秀思想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如2008年4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第四次“资深专家论坛”举办了“陈独秀与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每年都举办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还创办了“陈独秀研究”网站，并于2008年5月与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达180余人，规模盛大，成果丰硕。所有这些，都使得陈独秀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对于我们真正厘清陈独秀思想的来龙去脉与生平有关重大问题，客观理性地评价陈独秀，恢复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主要研究成果
纵观新世纪以来关于陈独秀研究的著述、论文、研讨会等，其主要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陈独秀的民主思想
关于陈独秀民主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演变及主要内容。一种观点是三段论划分，即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着力于民主的价值层面，对人权自由作了大力阐发；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的认识转到主体层面，以阶级的眼光透视民主；到了晚年，他的思考重心落在民主的制度层面上，并实现了这三个层面的初步结合。① 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三阶段划分：从1904年到1919年春，是陈独秀民主思想的萌芽、发展、形成的阶段，其民主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是陈独秀民主思想的转变发展阶段，其民主思想转变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思想；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是陈独秀对民主问题的反思阶段。② 另一种观点是四段论划分：第一阶段从1915年秋到1920年春，陈独秀推崇资产阶级民主；第二阶段从1920年秋冬至1927年夏，陈独秀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第三阶段从1927年秋到1938年夏，其对无产阶级民主观开始批评与反思；第四阶段为其晚年，其民主观出现质变，否定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回归西方民主制度。③
另一方面是关于陈独秀民主思想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前期民主思想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第一，把儒家思想等同于封建旧伦理道德，扛民主大旗对之全盘否定，这不免失之偏颇；第二，民主宣传和接受仅仅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且又局限于理论宣传；第三，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未能顾及中国国情；第四，只强调了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而忽视了经济层面上的民主；第五，过分强调“民权”和重视国民运动，缺乏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和机制的重视。④ 正是由于陈独秀在由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并未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转变不彻底，思想上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气息，同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深刻消化吸收，而是囫囵吞枣地“拿来”，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以致到了晚年他从超阶级、超历史的民主观出发，以“斯大林现象”为案例，觉得资产阶级民主比无产阶级民主更加“具体”、“优越”，进而回到了五四时期对“德谟克拉西”的赞颂与肯定。⑤ 对此，有学者提出，陈独秀晚年赞同西方民主是个人的信仰自由，无可非议，但是他把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骂得比狗屎都不如”，则“表明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⑥。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见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它是陈一生艰苦奋斗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也是包括中共和托派无数革命者和烈士奋斗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前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高度总结，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发展历史的总结”，“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最高峰”。⑦ 并且，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在目的性上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⑧。同时，陈独秀晚年“对托洛茨基主义以及列宁主义和整个苏联经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诸如“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这样极有价值的见解⑨。因此，陈独秀是“自由主义衰落时期捍卫与张扬民主真谛的斗士”，其晚年民主思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拥有“不朽的地位”⑩。
（二）关于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思想非常丰富，近年来也得到学者们的大力发掘，其思想价值也日益受到重视。
有学者坚持认为，一直到晚年，陈独秀仍然信仰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曾放弃和否定社会主义(11)。至于其社会主义思想源流，有学者提出，陈独秀一生经历了康党——乱党——共产党的角色转变，也经历了改良主义——激进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飞跃。早在日本留学时代，他就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西方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传入中国，但陈独秀依然是“正统的”民主主义者。后来，三个方面的原因致使其思想转变为社会主义：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欲求民族解放与民主政治之成功的急切形势促使其改变方略；二是苏俄革命的成功使其把共产自由天堂的美丽前景“附会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而促使他政治理念革命化；三是1919年在狱中被关押80多天里，他对《圣经》的研读使其精神发生转变而产生革命人道主义。(12) 也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固然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国际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促成陈独秀思想的转变。由于向往欧美式民主，相信威尔逊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919年初的陈独秀并不热衷于宣传十月革命，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彻底失败后，他对威尔逊总统彻底失望，追寻救国真理的目光开始由法兰西转向苏俄，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开始宣传十月革命。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直接促成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3)
纵观其一生，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由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创，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构想的“三部曲”发展轨迹(14)。但对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以及历史价值，学者们理解的侧重点不一样。一是认为它包括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经济，强调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等(15)。二是认为它包括：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制度可以跳跃，但是经济发展则具有不可超越性；社会主义不能马上全部废绝私有制，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多数人幸福；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民主建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性，并指出这些思想是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冒牌社会主义中形成的，对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有思想价值(16)。特别是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大胆预测等等，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17)。三是认为陈独秀是在国际共运分裂的复杂形势下开始认识社会主义的，因而他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18)。四是认为选择社会主义是陈独秀启蒙思想的逻辑结论，也是基于历史处境的必然。但是，他的思想并非源自原生态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二手的“俄式社会主义”，具有严重的局限性。(19) 因此，有学者明确提出反对将陈独秀某些社会主义思想予以拔高，认为这不符合陈独秀的原意(20)。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陈独秀有关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认为陈独秀以其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出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要达到社会主义，所走道路决不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中国先要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解放农民、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觉悟、发展工业，而不是立即取消私有制、反对资本、反对民族资本家；在抗战时期，他倡言抗战就是为了扫除工业化障碍，“不要怕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应为社会主义准备经济基础，陈独秀的这些主张符合社会发展规律(21)。实际上，陈独秀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其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客观依据是中国生产力的落后，而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22)。
（三）关于陈独秀的文化教育思想
陈独秀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留下了不少著述。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此作了进一步探讨。一是关于文化价值观。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在四个层面上，即在文化涵义及功能诠释方面的文化至上的价值倾向，在文化选择上坚持的现实功用的价值标准，在文化发展上的优胜劣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原则，以及在文化建设方向和手段上的多元性、民族性、世界性、开放性、普及性的价值要求。这些对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23)。二是关于教育思想的演变、特点及贡献。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在五四时期经历了一个从专注个人到重在社会的演变过程，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与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应是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三大贡献(24)。也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革命性，他提出的发展个性、提倡启发式教学，开拓了教育理论，对当时的教育改革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他进行教育改革有过激的一面，必须辩证地看待。(25) 三是关于国民性改造思想。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经历了一个形成、完善甚至畸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讲，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以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步形成时期；1915年9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大发展时期；五四运动至1927年7月第一次国民革命运动失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高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其以前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新探索，在许多方面有重大发展，也有明显的倒退，是畸变时期。(26) 但不管怎样，陈独秀关于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提出的，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生成原因，深刻阐述了重塑新国民的迫切性、目标模式以及具体途径，其基本的理想目标是通过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彻底揭露和批判，以唤醒愚弱的国民，奋而追求现代文化理念下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独立人格，重塑现代新国民，实现人的解放，从而为推进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27)。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为了建立新型的伦理文化进而实现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的目的，以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要思想武器对中国国民道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较为全面和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国民道德的劣性，与鲁迅主要以文学形式进行国民性批判产生了异曲同工之效用，对于唤起广大国民尤其是青年们的爱国意识、独立意识、科学意识和民主意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8)。
（四）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选择，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1.陈独秀有无“二次革命论”。一种观点坚持认为，陈独秀存在“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因为中共二大以后，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和前途出现了两种趋向的探索。陈独秀代表着右倾趋向的探索，把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右倾观点融合发展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二次革命论”。(29) 到1927年，陈独秀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表现出明显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30)。正是由于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着错误认识，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以致最后“导向”了“二次革命论”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31)。
相反的观点认为，陈独秀不存在“二次革命论”。因为史学界大多把陈独秀在1923年中共三大前后撰写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党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看做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并看做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但把文章发表的时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不难看出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32)。同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陈独秀在无奈地接受了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政策之后，不得不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与国民党的排挤之下，陈独秀才发表了所谓的具有“二次革命论”倾向的文章。“二次革命论”中所表露的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及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的放弃，恰恰来自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33) 另外，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并未想放弃革命的领导权，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领导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决定对国民党妥协，从而丧失了革命的领导权，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因此，所谓陈独秀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很难成立(34)。
2.“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来源。一种观点认为，理论界在考察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时，往往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其自身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国共合作的实际环境相联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仔细阅读陈独秀的著述，不难发现，陈独秀在论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基于其社会历史进化观，这种社会历史进化观深受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才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35) 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是新经济政策在中国的具体运用(36)。
3.“二次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一种观点认为，“二次革命论”是陈独秀为中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提出的设计，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评价和对待资本主义及其附属物的探索(37)。因此，尽管“二次革命论”存在缺陷，即没有像毛泽东后来那样清楚地说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第一次规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依次进行，这种认定为毛泽东“两步走”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两步走”思想是在对“二次革命论”批判性的继承中逐渐形成的。(38)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次革命论”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39)。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当时的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无产阶级的力量很弱小，加之共产国际的右倾指导和个人认识上的问题，陈独秀看不到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转变，不争取甚至放弃革命的领导权，而且悲观地看待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这是陈独秀的错误所在。但是，中共党内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批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时，本身也带有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毛病。他们看到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却忽视了二者的区别，用“直接革命”、“一次革命”或“革命无间”等理论批评“二次革命论”，没有点到问题的实质。(40)
（五）关于陈独秀生平的若干问题
1.关于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应承担的责任。这是新世纪以来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陈独秀研究“禁区”的逐渐解除，学者们实事求是地依据大量客观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后相关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文献档案的陆续公开和整理出版，学者们就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大革命失败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只是贯彻执行，而所谓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责任而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41)。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撰文加以论证，提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实质不是“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源于时代环境、革命阶段、实践基础等一系列历史局限，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道路过程中的错误，与土地革命时期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是相似的，主张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表述为“右倾退让错误”更为恰当(42)。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二次革命论”、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等问题上，陈独秀都犯有右倾错误。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共产国际路线主要采取衷心地、主动地、积极和自觉地执行态度，所以中共中央认定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犯有右倾错误的提法是正确的(43)。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应承担的责任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推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基本方面”，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与此同时，“同不能把大革命的失败全部归罪于陈独秀一个人一样，也不能把陈独秀所犯错误完全看成是共产国际影响所致，因而也不能认为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完全责任”(44)。
第三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自愿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当然，对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后来维经斯基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45)
另外，还有学者专门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四部权威党史著作为样本，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其中有关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内容中提到“陈独秀”的次数进行统计，对有关数据进行详尽的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对陈独秀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作用有一个从基本否定到基本肯定、从作为负面人物来研究逐渐转变为作为正面人物来研究的艰难历程(46)。
2.关于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陈独秀自1929年被开除出党，至1942年客死江津，经历了与托派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其间还裹挟着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因此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问题显得非常复杂。近年来有学者潜心研究这一问题，并取得了新的成果。
有学者认为，陈独秀转向托派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打压，一直耿耿于怀，托洛茨基主义传入中国使其在心理上得到了解脱，产生知遇之恩感；二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的系统观点，如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等与陈独秀有相一致的方面，使其产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音认同感。而这两点都属于“一时感情冲动”，并不具备基本的理论基础。(47) 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对待陈独秀错误的处理不当和托派对陈独秀的积极拉拢，是陈独秀参加托派的客观原因(48)。同时，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在出狱前后存在差异：参加托派时，陈独秀在理论认识上是“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路线；出狱后，陈独秀在“组织上已不愿再与托派挂钩”，但在理论观念、政治见解尤其在对自己的历史与中共现状的判断上，仍然坚持着托派观点(49)。因此，对陈独秀参与托派活动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一方面，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尽管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但更多地属于理论纷争，也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另一方面，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应该将陈独秀的分裂行为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是不一样的。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拥立为“王”。“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中共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没有搞“两个中央”。(50) 也有学者提出，虽然1929年陈独秀开始与托派结合，但在革命与反革命问题上、在抗日问题上，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专制统治、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虽然这是错误的，但“错误的性质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51)
3.关于陈独秀晚年是否接受国民党资助。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陈独秀晚年是否接受国民党资助问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近20年来大陆几乎所有相关书籍文章，都一致公认陈独秀从未接受过国民党的资助赠款。对此，有学者通过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到的注有“密”字的5件档案，经过分析并得出结论：国民党官方曾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年、1941年、1942年三年分别向陈独秀赠款1000元、5000元和8000元，虽然陈独秀内心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52) 从而颠覆了学术界20年来的“定论”。对这一新观点，有学者认为，大陆20年来有关陈独秀从未接受过国民党赠款的观点，均源于郑学稼对陈独秀的回忆文章及郑写的《陈独秀传》，比较起来，台湾的档案更为可靠，结论也更可信。其实，晚年陈独秀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接受国民党以私人名义赠予的资助，维持简单农村清贫生活，无伤其“日月之明”(53)。
（六）关于陈独秀的历史评价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尽管多年来戴在陈独秀头上种种不实和错误的帽子被摘掉了，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历史事实和细节不为人所知。因此，客观而认真地评价陈独秀及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有学者认为，“若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那么，1915年《新青年》创办前是孙中山时代，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是毛泽东时代，1915—1927年是陈独秀时代”。陈独秀是这一历史时期领袖人物，他“对这一段历史的推动作用，同时代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与之相比”。(54) 有学者认为，陈独秀创立了一个后人所称的“五四时代”，而这个时代，实际上就是“陈独秀时代”，晚年陈独秀依然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士(55)。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至少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这七大历史贡献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思想指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与反思苏联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认识到要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人。五大杰出成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以及对中国近现代文学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最终会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能够千古留名的少数人之一。(56) 也有学者提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要从整体上推进。纵观陈独秀一生，功大于过，可以“三七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鼻祖，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不是在20世纪三大历史伟人那个层面上，却也是有功于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之一。(57)
但也有学者提出，当前陈独秀研究有两种情况：一是学术研究，重在事实判断，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追求历史原貌；二是追求恢复陈独秀的名誉，恢复总书记的地位，重新请入“庙堂”。但对陈独秀不公正的历史评价是由历史条件与国际环境所致，与共产国际有关，与苏共中央有关。今天已有资料证明，陈独秀是苏共“东方路线”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弄清了，实际已为之甄别平反了，事实判断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因此，还不如尊重历史，让陈独秀留在民间，是非功过由历史公论。(58)
三、研究特点和深化
新世纪以来，虽然学术界运用大量的史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陈独秀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就特点而言，主要表现在：
一是研究视阈逐步拓宽。近年来，陈独秀研究向更广的范围展开，以前较少被关注和发掘的思想逐渐纳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如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陈独秀的社会和谐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报刊编辑思想、体育思想、美术思想、职业教育思想等等，拓宽了陈独秀思想研究的范围，向世人展现了陈独秀在更广泛领域的观点和见解，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陈独秀及其思想。
二是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二次革命论”等等，一直是陈独秀研究中持续的重点和热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在这些重要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多有力度的成果。并且，从公开发表的成果来看，学者们的观点也从开始的“一边倒”不断走向“百花齐放”，比如对陈独秀到底有没有“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究竟应负什么责任、如何评价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性质及其价值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乃至争论。还有学者专门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反封建”说来源和内涵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五四时期陈独秀将前近代中国各种落后、腐朽和反动现象归之封建制度之遗，因而力倡“反封建”的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日本和西欧。但陈氏在使用“反封建”这一命题时却忽略了一个前提，即日本、西欧前近代是以领主经济、贵族政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其近代化运动必须“反封建”，而中国前近代则是以地主经济、官僚政治为特征的宗法专制社会，其近代化运动题旨应当另行概括。因此，陈独秀有“泛封建”观念之用，尽管当时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健将在古义与西义相通约的情形下使用封建概念，没有采纳陈独秀所说，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所致，陈独秀放弃古义与西义的“泛封建”说流传广远，这是后来的论者常常把五四运动称之为“反封建”的文化运动的重要原因。(59) 这一新说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反封建”思想的认识。所有这些都表明，随着研究者更深入的挖掘和考证，对陈独秀的认识也必将更加深刻。又如沈寂先生的《陈独秀传论》，是作者几十年来探索陈独秀的论文结集，内容涉及陈独秀传略、陈独秀生平事迹考证和陈独秀思想文化的论析等诸多方面，其中多有创见，尤其在陈独秀早期思想研究和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方面，用力颇深；而李颖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则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了比较完整和细致的梳理，书中不仅使用了不少以往未被发掘的史料，而且在“二次革命论”、陈独秀错误性质等关键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三是研究方法趋向多样。在以往的研究中，归纳概括的方法用得很多，这样的研究方法虽然简洁明了，但往往受制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所占有的资料，容易导致简单片面。近几年来，比较研究方法在陈独秀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被学者们使用，发表了相当一批文章，对于深化陈独秀研究内容大有帮助。
就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而言，有如下三点：
一是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由于陈独秀研究曾长期属于“禁区”，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展开并慢慢活跃，况且任何问题的研究总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陈独秀研究也不例外。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些成果也有着相当的分量，但总体而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拓展与提升的空间。石仲泉提出，2009年是陈独秀诞辰130周年，当前陈独秀研究中要重视加强对陈独秀总体评价的研究和陈独秀后期错误的研究，认为可以展开多视角、多层面乃至多种话语体系和多元理论的研究分析，同时强调在研究时应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正确评价其一生的功过(60)。另外，从目前发表的成果来看，部分研究者对已有研究成果重视不够，重复劳动的现象较为普遍，使得整体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是文本研究尚需加强。张静如曾经感慨：“陈独秀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对陈独秀的遗文研究还不够。”(61) 的确，陈独秀的思想存在于陈独秀的文本之中，陈独秀留下的大量文本既是一笔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研究陈独秀及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只有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认真研读文本，才能真正走进陈独秀、理解陈独秀、认识陈独秀。目前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研究者未能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不重视文本的研究解读，习惯于依据二手资料，有时引用他人现成的结论，这使得研究水平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学者们对陈独秀所遗文本的发掘还不够充分。比如陈独秀的宪政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法治思想，至今几乎无人涉猎，更谈不上系统研究和梳理。陈独秀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宪政思想，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是资产阶级宪政的鼓吹者，其宪政思想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人权为价值目标、以民主为核心内容、以法治为制度构想；建党前后，陈独秀又是资产阶级宪政的批判者，主要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揭露议会制形式的虚假性、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被开除出党后至去世期间，陈独秀又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探索者，其宪政思想主要包括批判独裁制度、提倡大众民主、强调制度建构、反思政党建设等几个方面。而上述思想的形成及流变的背景与原因，同样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三是研究方法应予重视。面对同样的文本，研究者的立场与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甚至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又不得不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并具体运用它去认识和评价特定对象。既不能固守陈见，为条条框框所束缚，为以前的定论作“注解”；也不能信马由缰，任凭自己完全主观主义地“自由”解读陈独秀；也不能应时即景，根据一时的“需要”去“创造”陈独秀。唯有如此，陈独秀研究才能真正提高层次和水平。
注释：
① 贾可卿：《略论陈独秀民主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② 邓文金：《试论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演进》，《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
③ 洪小夏：《陈独秀民主思想论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
④ 杨乐平：《陈独秀前期民主思想浅议》，《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⑤ 祝彦：《陈独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轨迹》，《理论视野》2009年第6期。
⑥ 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第299页。
⑦ 唐宝林：《陈独秀谈十月革命》，http://txwc.bokee.com/6374324.html，2007年7月17日。
⑧ 唐宝林、贾可卿：《略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探索》，《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
⑨ 张静如、李颖：《散论陈独秀》，《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⑩ 闾小波：《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学海》2006年第3期。
(11) 郭德宏：《论陈独秀晚年的社会主义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7期。
(12) 沈寂：《陈独秀传论》，第366～374页。
(13) 吴忠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因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7期。
(14) 贾立臣：《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第1、90、248页。
(15) 万金鹏：《陈独秀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党史纵览》2006年第3期。
(16) 贾立臣：《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观》， 《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
(17) 徐光寿：《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及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8) 盖军：《建党前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7期。
(19) 胡建：《先驱者的睿智与缺失——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观之现代审视》，《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20) 马启民、任纪虎：《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之辨析——兼与徐光寿先生商榷》，《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21) 叶尚志：《辉煌跌宕，终归不朽——陈独秀有望平反感言》，《人才开发》2008年第3期。
(22) 邢和明：《陈独秀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3) 杨乐平：《论陈独秀的文化价值观》，《浙江学刊》2009年第3期。
(24) 郭秀文：《陈独秀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演变轨迹》，《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
(25) 张运杰：《陈独秀教育思想的特点及评价》，《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
(26) 袁洪亮：《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第290～291页。
(27) 周建超：《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
(28) 金焕玲：《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国民道德的批判》，《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
(29) 阿明布和：《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之辨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30) 董长贵：《对郑超麟为陈独秀所做的辩解的几点意见》，《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1) 李永旷：《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探析》，《探讨与争鸣》2006年第1期。
(32) 苗体君：《关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质疑》，《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
(33) 崔学明：《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34) 任纪虎、蒋谊萍：《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之辨析——兼与李永旷先生商榷》，《理论导刊》2007年第1期。
(35) 张旺清、罗玉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36) 邢和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
(37) 左继亮：《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中国社会发展形式的选择》，《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38) 蔡文杰：《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及其与“两步走”思想的关系》，《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
(39) 李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异同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3期。
(40) 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第87～88页。
(41) 唐宝林：《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纵横》2002年第9期。
(42) 李颖：《陈独秀大革命时期错误定性表述问题辨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3) 董长贵：《对郑超麟为陈独秀所做的辩解的几点意见》，《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44) 石仲泉：《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转折》， 《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年第1期。
(45)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80～282页。
(46) 宣春波、姚金果：《从统计数据看新中国成立后对建党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研究之进展》，《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
(47) 祝彦：《晚年陈独秀1927—1942》，第178～181页。
(48) 朱晓玲：《陈独秀参加托派的客观原因》，《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9) 胡明：《陈独秀“托派”问题始末》，《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50) 石仲泉：《对陈独秀的评价》，《人才开发》2008年第3期。
(51) 唐宝林：《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纵横》2002年第9期。
(52) 左双文：《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
(53) 曾彦修：《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
(54) 唐宝林：《摘掉陈独秀的帽子》，《百科知识》2004年第3期。
(55) 孙其明：《试论“陈独秀时代”》，《党史纵横》2002年第1期。
(56) 郭德宏：《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党史纵览》2005年第1期。
(57) 石仲泉：《对陈独秀的评价》，《人才开发》2008年第3期。
(58) 沈寂：《陈独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界》2002年第4期。
(59) 冯天瑜：《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说的反思》，《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
(60) 石仲泉：《关于推动陈独秀研究的几点想法——安庆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研讨会开幕讲话纪要》，《人才开发》2008年第7期。
(61) 张静如：《读育之同志文有感》，《百年潮》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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