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杠杆”与道德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杠杆论文,道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恶是与善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价值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本文从恶的社会历史本质出发，具体分析了恶的作用问题，以及对待恶的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相统一的态度。首先分析了恩格斯对恶的历史作用的肯定，指出了历史的合理性和道德的不合理性的矛盾状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事实。其次，分析了黑格尔的“恶动力”思想，指出恶是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趋于同一的一个环节。最后，在肯定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决不能放弃对恶的道德批判，尤其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决不能对丑恶现象默然置之，必须无情打击。
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是伦理思想史上的难解之谜。今天我们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而为恶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困惑之时，遵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揭示恶的社会历史本质是非常必要的。恶既是历史发展的“副产品”，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恶既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现实性，又包含了道德批判的必要性；历史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发展，恶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其本质。
一、“历史的杠杆”：恩格斯如是说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德哲学的终结》中，针对费尔巴哈在善恶研究上的肤浅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①这里，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到善恶研究中，强调要研究道德上的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说明善恶对立并非是绝对的，恶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起推动作用。恶的历史作用，是对恶的历史本质的更深层次上的社会学印证。
恩格斯认为作为历史杠杆的恶有两种作用。恶的第一种作用是，恶所代表的新的进步因素是对腐朽陈旧东西的侵犯、叛逆，这种恶实质上应当是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暴力是绝对坏事的观点时指出，暴力在历史上起过罪恶作用，但“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德，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②恶是新生力量摧毁腐朽力量的手段。恶的第二种作用是，从有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推动着历史发展。人类历史进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时代之后，“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③这种卑劣的贪欲与原始氏族社会人的无私心相比，在道德上是一种倒退，但它却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恶的历史作用从现象学描述来看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目前人们对善恶标准的共识是：凡是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行为是善，凡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行为是恶。但如果理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道德发展与历史进步的不同步性原理，理解道德评价与历史之评论区别，则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之谜。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进步的历史评价和善恶评价是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社会的发展虽然是包含了社会意识（其中就有道德）在内的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运动，但生产力是最根本的动力，所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通常是以生产力水平作为根本尺度。而道德评价则着眼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合理调节。第二、历史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事实判断，它根据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社会财富的增长、科学技术的水平等客观事实，判断社会进步的程度，道德评价则不同，它是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行为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于同一事件或行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当历史女神赐给一部分人以福音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祸害时，前者就会给它戴上善的桂冠，而后者则把它当作恶神来咒骂。
正因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不同，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乃至二律背反，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应当肯定的东西，但从道德的角度则是被否定的恶，反之亦然。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看很可能是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判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一政治经济学。”④恩格斯甚至抱怨，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⑤
只要我们对人类发展史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人类确曾踏着血泪走向文明，历史曾通过恶来达到进步，全部私有制社会的历史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的种种图景。恩格斯曾这样描述文明时代征服原始时代的历史进步：原始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⑥奴隶制既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又是一种“可耻的现象”。
历史上著名的英国圈地运动，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又用极其残酷的立法强行把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赶进资本家的工厂。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大量雇用童工，这就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恶画面。如何来看待原始积累时期农民的血泪史？受害的农民自不用说对其何等憎恶，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也谴责资本主义是罪恶的，主张应调头来往回走，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另一方面又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本的原始积累作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高度肯定了圈地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具有无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性。历史的合理性与道德的不合理性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并存着。离开了这种历史主义立场，就不能科学地认识恶。
二、黑格尔“恶动力”思想的深刻内涵
对恶的社会历史本质的揭示，不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恶动力”思想。
黑格尔针对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的人性思想，认为笼统地谈论人性善恶都是“主观任性”的表现。黑格尔继承了原罪思想，认为恶是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的结果。“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因为禽兽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单纯的自然人也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⑦这就是说，恶是社会人的一个特性，因为动物和自然人是无所谓善恶的。“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⑧
那么恶从何而来呢？黑格尔认为，恶的根源一般存在于自由的神秘性中，即自由的思辩方面，据这种神秘性，自由必然从意志的自然性中走出，而成为与意志的自然性对立起来的一种内在的东西，“意志的这种内在性是恶的”。⑨因此，在黑格尔的思想中，人按自然性行动是恶，恶根源于人的精神。黑格尔把“自由意志”界定为恶，同时又认为它是人类精神和历史进步的动力。较“善”而言，“恶”是历史进步的一个前提和环节，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人从动物界走出来的过程中。黑格尔认为，人因食“禁果”而丧失其自然的幸福，堕落下来，但人类就靠这种堕落而成其为人类。人类从自然状态中分裂出来，靠的是自我否定、自我反抗，其动力就是恶。因此，恶是人类精神中首先出现的意识，也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即推动人类走出自然的动力。而走出自然是每个人所不断重演的历史，所以，恶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黑格尔的“恶动力”思想虽然离不开整个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石，但以其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揭示了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揭示了恶的历史本质。
第一、恶是对道德宿命论的反抗，是道德更新与进化的动力。
黑格尔认为，人在善恶之间可以进行选择，所以，“恶的本性就在于人能希求它，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希求它。”⑩这样恶使人冲破了命定论的铁笼，成为不可决定的主体。同时恶作为一种否定性存在，就其思维方式而论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因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也正是以否定的面目出现的。人作为道德主体，既有从善的自由，也有从恶的可能，善与恶的抉择都体现了人的道德主体性，恶也是人自由意志作用的结果，因此人对罪恶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恶不是天定的，而是人自己活动的结果。所以。“恶动力”思想从哲学上弘扬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从伦理上为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心理支点。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性恶论”与旬子的“性恶论”的区别。黑格尔的“性恶”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对立的精神范畴，而荀子的“性恶”实际上是理解为人的自然情欲与本能。因此，如果从黑格尔的“恶动力”说推导出人有满足自己的自然情欲，甚至是某些道德堕落的权力，把恶理解为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性，那是对黑格尔思想的误解。既然恶是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为的结果，那么，道德的更新就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前进性，致使不存在永恒的善和永恒的恶。正是通过对恶的摈弃来实现对善的高扬，善与恶的不断斗争导致了道德的进化与发展。
第二、恶是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趋于同步的一个环节。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过程，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道德则是自为地存在的自由，因此，道德和历史是“精神”的内外两个方面，两方面相对立而存在。道德和历史就是在二者的不同步性和同步性中达成统一。黑格尔指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11)绝对的使命与终极的目的是相关的，而人类的使命也就是历史的目的，所以“鉴别善恶的能力”也就是历史的目的。道德与历史之所以能达到同步，与恶的作用有关，是因为人的堕落使他获得了关于善与恶的认识，历史就是从人有了这种区分善恶的能力时开始的。同时，人要扬弃自身的恶，向至善迈进，还得依赖这种能力，借助他反观自身，认识到人作为自然人所具有的一切活动都是他所不应有的。人应当突破“自然”的束缚，成为社会人而求得道德上的完善，推动历史进步。所以，恶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促使道德完善的动力。国内有的学者常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证明历史发展必然带来道德退步，这是对黑格尔思想的误解。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确有不同步的一面，有时可能二律背反，但历史与道德的总趋势是协同发展。历史可能以其不可抗拒的规律毁坏人们心中一些难以忘怀的纯朴和真情，但也许正是因为人们对丑恶的憎恨而产生了对历史发展的矫正和对完善道德的期望。道德与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同步——不同步——新的同步的矛盾运动中进行。
第三，恶促使人自我超越、自我完善。
黑格尔在追溯恶的根源时，多次谈到人对现实的否定是根源于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否定，即人如果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完善的存在，便会产生“罪恶意识”。人一旦具有了罪恶意识，同时就具备了耻辱感和内疚感，而人的知耻正是道德完善的前提。黑格尔一再认为，人是一种善恶分裂存在物。人类虽赖此而成为人类，“然而坚持着下去便是恶”。(12)“坚持着下去”就是维持现状不变，就是“恶”，这说明主体已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罪恶的存在”。人类有了罪恶意识，证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这就是向往上帝的心，就是善。这就是说，人因为有了对“善”和“恶”的认识导致其本性是恶的，进而它又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恶的，由之而有罪恶感，而有超越自身的渴望与追求，因此，它是人自我超越、皈依上帝的力量之源。黑格尔在此揭示了道德生活中的一条真理：人如果没有“罪恶感”就决没有道德完善和自我超越的动力和要求。当今社会上一些人在道德上的迟钝和麻木，无不与缺乏罪恶意识有关。一些人之所以陷入罪恶深渊就在于一开始对于自己的罪恶行为没有认识，意识不到其恶性。
黑格尔的“恶动力”论揭示出了恶的功能性本质，即恶作为社会发展和道德进步的反作用力是客观存在的，没有恶的存在，也就不会有对善的追求。人类正是通过对恶的认识、抑制和消除来实现道德进步的。
三、紧握道德批判的武器
恶虽然从反作用方面对历史发展有催化剂作用，但恶终究是恶，是社会应当摈弃的阴暗面，是历史淘汰的泥沙，尽管这种泥沙是历史长河中的必然物。我们决不能在历史的颂歌中放弃道德批判的武器，相反，必须抑恶扬善来促进历史的发展。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人们憎恨的恶现象，对此决不能以其产生的必然性来为其存在的合理性作辩护，而必须紧握道德批判的武器，消除社会罪恶以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的同时，对历史发展中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和揭露。两位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并不认为资产阶级的某些进步行为就一定是道德上的善，相反，“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自力挣得的自由”。(13)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历史作用不容抹煞，但它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堕落，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罪恶同样是不可饶恕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的原如积累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具有经济进步意义的行为和事件是道德上的进步的善价值，相反，应当是恶。他充满同情劳动人民的道德感情，愤怒地抨击了新兴剥削者为发展经济所施的种种手段，诸如对劳动人民的血腥剥削、暴力、立法、残民制度、商业战争等。他认为，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是“无耻行为”。美洲金锡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然而殖民主义“却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14)在马克思看来，代表进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者们，实际上在一开始就奉行着某些极其堕落的反道德进步性的恶德去发展经济。资本的获得“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5)马克思在此实际上已揭示出私有制社会道德发展和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即在历史进步意义上的行为本身同时却是道德上的堕落行为。这里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恶的历史主义立场：一方面恶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副产品”，必须正视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反作用力；另一方面又不能对恶加以姑息或赞扬，必须加以抑制和消除。马克思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始终是深刻揭露和批判的立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道德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尽管是非对抗性的，但确给人们带来了善恶困惑。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传统美德”在今天却变成了恶现象，如等价交换，讨价还价代替了“义”这根社会关系的唯一纽带；只讲投入不讲效益的卖傻力气的“勤劳”为经营头脑和技术革新所取代；冒险代替了“老实忠厚”；自荐者不讲“谦虚”讲“吹嘘”……等等。更令人不安的是，赌博、卖淫、拐骗、吸毒等丑恶现象泛滥成灾。有人把这些丑恶归罪于市场经济，把强固和宏扬伦理至上的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的道德方舟，祈望把中国人从变态的“人欲”洪流中拯救出来；也有人面对这些丑恶大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反而是道德进步，要以“道德重建”来迎合这种道德上的滑坡。我们认为，这都不是对待恶的历史主义态度。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经济利益和道德追求的困惑。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个人利益为最基本的行为动因的，因此，经济政策往往需要以这种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杠杆。但是否经济的繁荣，就一定要以个人利益的膨胀为前提？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相反，目前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本质上是个人私欲膨胀所致，因为道德上的善是以自我牺牲为价值特征的。因此，我们既要肯定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但又不能把它抬高到合乎当代道德进步的高度来加以弘扬，相反，必须把它限制在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约束之中，否则就会导致利己主义的一系列罪恶行为。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不能简单地把效果上有利于历史发展的都看作是本质上的善，对道德进步的历史必然性要作具体分析，区分哪些现象是道德本质上真正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特有的进步向上的因素，哪些在本质上的陈旧的消极的罪恶的而往往又可以成为“发展杠杆”的因素。如果不注意到道德发展的这种复杂性，在具体善恶评价中，仅仅以一时一地的经济发展效果为标准，而不是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道德进步的特殊性着眼，去判定善恶冲突在道德价值上的历史本质，就会善恶颠倒，误认为真正进步的善价值为退步的性质，而把道德上的恶反而看作进步的东西加以光大。
人类几千年的道德进步在总的行程上是追随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的，但又并非在任何具体的过程中都保持着同步和谐。我们的正确方法应当是，既不可离开生产方式这个根本基础去确定善恶根源及实质，又不能简单地以是否有利于一时生产方式的进步的效果，去判断一定事件或行为及道德观在道德历史过程中的进步之善或退步之恶，而要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把握社会生产方式同道德之间的发展关系，才能在历史中分清善恶，在善恶中把握历史。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要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良好的道德环境作保证。对目前社会上的罪恶现象决不能不闻不问、默然置之，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消除。只有消除历史的罪恶，才不会有罪恶的历史。
注释：
①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页，第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20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0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27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0页。
⑦(11)(12)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66页，第73页，第366页。
⑧⑨⑩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43页，第143页，第14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14)(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20页，第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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