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洁生产到循环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循环经济论文,清洁生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尽管人们可能已没有更多的记忆，但对于我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意味深长。这一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继续以清洁生产和可持续消费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党的十六大召开，确定了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经济“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清洁生产促进法颁布，成为我国在生产领域综合考虑资源环境问题的集中体现；循环经济省市试点工作启动，掀起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热潮。汇聚在2002年这一时间截面上的事件，不由得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认识、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以支持我国在新一轮经济发展高潮中迈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个台阶。
1 我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
如果以2002年作为一个时间原点，前后延伸，十几年来，正是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在我国产生并发展的时期。
1992年，我国响应联合国环发大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21世纪议程》倡导的清洁生产号召，将推行清洁生产列入《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由此正式拉开了我国实施清洁生产的序幕。作为我国首次系统的清洁生产实践，《促进中国的清洁生产》项目启动后，清洁生产在我国大体经历了1992-1997年间清洁生产的引进传播、企业审核示范，和1997-2002年间继续试点、围绕立法和政策研究推进清洁生产的两个发展阶段。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出台，意味着我国进入依法推行清洁生产的新阶段(见表1)。
表1 推动清洁生产的国家行动
Tab.1 Country action for promoting cleaner production
时间 部门机构
政策文件/活动内容要点
1992.8 国务院
《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技术起点要高，尽量采用
能耗物耗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工艺。”
1993.10国家经贸委、国家环保(总)局
第二次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工作会议 工业污染防治必须从单纯的末端治理向生产全
过程控制转变，实行清洁生产。
1993 国家环保(总)局
促进中国的清洁生产项目 包括28个试点企业技术示范和案例跟踪的政策
研究
1994.3国务院
《中国21世纪议程》 将清洁生产列为优先实施的重点领域
1995-1996 全国人大常委会
《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企业应当采用原材料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
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国家鼓励支持清洁生
产”
1996.5国务院
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关于环境强调推动清洁生产
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淮河流域的造纸、化工行业清洁生产审核示范，
1997 国家经贸委
中加清洁生产项目及信息系统建设。后期转入清洁生产政策研究，
以及立法起草。
1997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清洁生产政策示范省市试点政策研究(太原市，包括地方立法、推进
会(清洁生产工作组)
计划、指标研究)
1997.4国家环保(总)局
《关于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 结合环境保护政策与环境管理制度的实施清洁
生产的要求
1998.9国家环保总局(代表中国政府)
汉城《国际清洁生产宣言》签字承诺推行清洁生产
1998.11国务院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工业建设项目应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1999.3国务院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鼓励清洁生产”
《关于实施清洁生产示范试点计划》
1999 国家经贸委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10个城市/5个行业清洁生产示范试点要求
《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发布淘汰目录，推荐技术目录。
1999 全国人大环资委
清洁生产立法清洁生产列入立法议程，立法调研，起草。
200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行清洁生产，抓好重点行业的污染防治”。
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2002.6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促进清洁生产的专门法律，包括总则，清洁生产
次会议
的推行，清洁生产的实施，鼓励措施，法律责任和
附则六章42项条款。
2002年起，我国经济翻番的势头日趋强烈，给资源(包括能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央高瞻远瞩，发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最强音。伴随这一过程，循环经济应运而生。始于2002年环保系统启动循环经济的行动在先，继而自2004年由经济管理部门入主循环经济之后，循环经济在我国高潮迭起。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正以国家试点及立法为基础，朝着实质性行动的方向推进(见表2)。
表2 推动循环经济的国家行动
Tab.2 Country action for promoting circular economy
时间机构/组织
活动/政策文件/计划
2002国家环保总局5月11日，批复《关于贵阳市人民政府请求将贵阳市作为我国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
市试点的复函》。贵阳市成为我国第一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国家环保总局5月31日，批复《关于申请将辽宁省列为全国循环经济建设试点省的函》。辽宁省
成为我国第一个循环经济试点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课题组，开展我国推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策略和
机制研究。
2003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及党中央和国家高层决策者对循环经济的批示。
全国人大环资委 11月6日，第一次“循环经济发展高级论坛”(上海)。
国家发改委
国家环保总局
国家科技部
2004国家环保总局7月30日，在天津召开全国推进循环经济试点经验交流会。
国家发改委 9月28日，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启动循环经济战略研究。
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第十专题《循环经济、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研究。
十六届四中全会 中央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循环经济。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循环经济”课题组成立，开展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的政策和优先领域研究。
2005国务院 7月，《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21号文件)发布。
国务院 7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2号文件)发布。
国家环保总局10月，印发《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十六届五中全会 10月，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
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
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
10月，发布国家循环经济试点通知(第一批)。
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
全国人大环资委 11月，第二次“循环经济发展高级论坛”(厦门)。
国家发改委 宣布循环经济法列入人大立法计划。
国家环保总局
国家科技部
全国人大环资委 先后启动了循环经济立法、政策、战略研究，以及立法起草工作。
国家环保总局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二章《发展循环经济》，指出：坚
2006国务院 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
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2 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过程意味什么
对于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这样两项在我国引人注目的实践，透视它们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易于发现存在两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1)“一冷一热”的“突变”现象。按理说，2002年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出台，应该正是清洁生产大展身手的好时光。但实际上，这一曾经轰轰烈烈、甚至在立法中围绕职责问题还有所争执的清洁生产，此时却令人遗憾地出现了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尽管一些有关清洁生产的审核办法和标准等文件也间或发布，然而在全国各地GDP强劲势头引发的严峻资源环境问题面前，有着法律依托的清洁生产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实施、积极登上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而展现其巨大威力。与之相对照的是，一个比“生产”似乎更吸引人、带有“经济”字眼儿的用语：循环经济，披挂上阵，以辽宁、贵阳等省市以及一批生态园区的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为先导，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不断推进至今的循环经济热潮。
(2)“一先一后”的“越位”现象。如果以管理体制下的“部门”代表经济和资源环境两个不同的系统领域，众所周知，我国清洁生产的出现，最先是由环保系统引入的。1997年，由于中加清洁生产项目的实施，促使清洁生产进入了经济领域的大门，对清洁生产的主导作用逐步由环保部门转移到了经济部门。无独有偶，我国的循环经济，再次出现了环保部门率先启动，由高层决策者批示，随后在2004年左右转至经济部门唱主角的类似情景。
对于“一冷一热”、“一先一后”的过程现象，人们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各种方式的解读。但是，若从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共性特征看，其本质都是将对资源环境问题的考虑，从经济系统外部(或末端)转移纳入到内部(或全过程)，以改变经济系统本身的行为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相容。隐含在上述现象背后的，正是我国试图将资源环境要素从外部纳入经济活动内部，推动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发展一体化的过程。它深刻地体现了在认识、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相互关系上当今人类社会自我变革的基本内涵。若再联系到从清洁生产“突变”到循环经济其间曾发生过的一个小插曲，即九五期末，环保部门行将“淡出”清洁生产领域时，发动的那场疾风暴雨式、但很快就在大的经济形势面前陷于尴尬处境的一控双达标零点行动。由此，一条“末端治理—清洁生产—(末端治理)达标行动—循环经济”的过程轨迹不难呈现出来，从而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断将资源环境因素向经济系统内部渗透、反复推动资源环境和经济结合一体化的复杂历史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20多年的时间，我国大体完成了发达国家成百年的工业化过程，进入了经济学中常称为工业化中期或加速期的阶段。但是，这一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投入和环境的严重污染破坏为代价的。发达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短期内集中爆发出来。我国不仅遭遇到发达国家早期经历过的能源危机与公害事件局面，而且面临着现代工业社会当前正应对的诸如电子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温室效应等新的环境问题。面对着人口众多，既要经济“翻两番”实现现代化、又要保护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环境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显然，压缩式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包括环保的发展道路)，不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已难以为继，更为重要的是以透支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是错误和不可持续的。只有将排斥在经济系统之外的资源环境要素，融入到经济系统内部全过程，从经济系统自身行为模式的转变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这才是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唯一出路。推动资源环境与经济结合一体化，已是我国不容回避的现实要求和必然趋势。它是当今我国处于巨大转折过程中，对长期沿袭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出的变革挑战，既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别于通常形式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出自富民强国释放出来的发展经济的巨大能量冲动，由于观念、技术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又使其难以挣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旧有生产消费方式的影响束缚。因而，长期排斥资源环境考虑的传统经济增长发展模式体系的巨大惯性，与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到经济系统内、推动资源环境和经济结合一体化的作用，必然形成两种力量的对阵较量而强烈地反映出来。显而易见，凸现于我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冷一热”和“一先一后”现象，正是这两种力量相互较量的典型表征。它一方面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在将资源环境要素从经济系统外部(或末端)向其内部渗透，推动资源环境与经济结合一体化实践上的不断努力，另一方面，又突出体现着在这一转变我国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向着经济堡垒内部冲击中两种力量此长彼消、交错推进的复杂特征。当然，将资源环境因素从外部渗透纳入到经济内部的一体化，绝非仅仅是“转”一下部门、换个门面就能大功告成。事实上，立了法的清洁生产不能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流而坐着冷板凳，即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证。
伴随着从人类环境会议到里约环发大会两次环境浪潮以来的进程，为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矛盾冲突关系，国际上推动从“外部”到“内部”的一体化实践，不断涌现。联合国发起的清洁生产全球战略及与可持续消费相结合的举措，欧盟推出的物质流分析实践，德国Wuppertal研究所提议的MIPS、4/10倍因子(减物质化)理念方法，八国峰会新近启动的着眼废物的3R计划，以及诸如日本实施的循环型社会建设等国家行动等等，它们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汇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潮流，丰富、深化并促进着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可以说，我国20世纪90年代来的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实践，正是国际上这一一体化转型变革潮流在我国的综合表现。
3 走出废物循环的循环经济误区
我国扑面而来的循环经济浪潮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把循环经济演绎为种种废物循环的倾向。无论是循环经济初起时到处飞扬的“垃圾经济”呼声，还是此后循环经济实践中刻意追求的各种“链”“圈”设计，循环经济中的“循环”二字，使得人们费尽心思、削足适履，去追逐各种废物的大小循环。仅从是否具有循环内容或活动来引经据典诠释循环经济，很容易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误导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半斤对八两的生产、消费废物循环实践，正极大地束缚着促使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到经济体系内部的过程，严重抹杀弱化着循环经济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本质与丰富内涵，从而使循环经济在我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难当重任。
仅以近期我国经济系统物质输入输出的几项指标为例看，十五期末，我国能源消费(标准煤)、二氧化硫排放、废水排放、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64.4％，27％、26％和64％。就在十一五规划刚刚实施的2006年上半年，原本规定需削减的单位产值能耗、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等约束性指标，再次出现不降反升的局面，分别同比增加0.8％、6.5％和4.1％。事实充分证明，如果不从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结构入手，在资源节约和废物减量上下大气力，一味地在废物产生屁股后依靠“循环”而对旧有的经济体系模式修修补补，其结果显然对有效降低资源能源消耗与废物产生，提高资源环境生产效率于事无补，最终只会落入隔靴搔痒的无奈结局。
一段时间来，德国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或称“物质闭合循环与废物管理法”)和日本的“促进循环社会建设基本法”，成为我国用来表明国际上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与重大努力的典范，进而被广为宣传，以为这就是能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循环经济”。德国和日本确实是目前国际上采用立法表达其循环实践的两个典型国家，其经验值得充分肯定，也需要学习。但是，就这两个国家的立法内容及实施实践总体特征看，着眼点还是废物，特别是社会终端消费环节产生的废物及其循环利用问题。实际上，不细谈前已述及的国际社会在经济生产领域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绿色”努力，即使是在德国和日本，也必须看到它们在“循环经济/社会法”外对产业开展的更大量的“绿色”实践。在德国，经济增长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产领域的生态化。尽人皆知的简单例子就是为促进生态产品的开发在世界最早实施的“蓝天使”计划，以及曾让我国吃过“苦头”的偶氮染料禁令。而在日本，迫于资源匮乏，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工业生产的能源效率，明显提高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质量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综合看待所有这些活动才能有助于整体把握“循环经济”在国际上的发展态势与本质内涵，从而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借鉴。
九五以来，资源环境问题一直是催促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动力之一。然而，眼下国家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指出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用循环经济变革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时机真的来了，结果却既不从根本上触动传统增长方式的内在机制，也不谈对新型工业化具有决定作用的经济/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反将循环经济导入着眼废物循环利用为主的种种活动，这不能不感到叶公好龙并非寓言。
废物循环利用，并非不重要，但要看到它只是循环经济中改变物质代谢过程的方式之一。即便在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政策里，废物循环也从未成为最优先的行动选择。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第一，废物的循环利用会有益于减少初级资源的消耗，但不一定必然降低物质流动数量。相反，经济扩张条件下，废物的循环利用甚至会加速物质流通速度，从而可能导致恶性的循环效应。第二，很多循环利用过程(特别是以目前的方式)往往是一种资源能源消耗更多、污染产生更为严重的活动。所以，对不可避免的废物建“圈”构“链”开展循环利用，不谈它的经济、技术问题，至少也应当在对循环利用活动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基础上进行才是。
4 “抓两头带中间”推动循环经济建设
跳出以废物循环作为循环经济的误区，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方式，大力实施清洁生产，强化末端管制，应是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的基本行动任务。
4.1 突出清洁生产在循环经济的地位
在由生产与消费两个基本作用组成的经济系统中，生产环节(产业系统)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支撑。从资源环境角度看，没有生产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变革只能成为清谈。我国虽然面对由于人口增加与生活水平提高而带来消费环节的大量废物问题，但更主要的是面对经济高速增长中生产领域引发的严重资源环境问题。特别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产业大转移过程中，以重化工为特征的传统制造业正在向着我国大举登陆急剧发展，催生着我国成为“世界加工车间”。显然，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必须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基本矛盾特征，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流，置于经济系统物质流的“源头”，即生产环节上。
2005年，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启动了包括重点行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领域、产业园区，以及省市区域四个层面、共82家“单位”为对象的第一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不难看到，主要试点对象均在生产环节。所提出的具体方案内容，除去那些上规模的产能扩产活动与“循环经济”根本不沾边外，符合循环经济试点方案评审要求的基本活动实际上就是清洁生产(甚至可以说，还是处于较低层次的清洁生产活动)。
因此，无论在道理上讲还是从现实中看，清洁生产成为我国(至少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实践，不容置疑。没有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也就失去其生存的活力。突出我国循环经济中清洁生产的地位，更能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新型工业化主战场建设的需要，更能直接促使将资源环境纳入经济系统内部、支持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量的国家目标的实现，从而更能积极体现循环经济在根本上是以变革传统增长方式的“经济”内涵。
值得提出的是，我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实践中，对清洁生产往往存在一种狭隘的认识。一说清洁生产，以为仅是针对单个企业生产过程的活动，且不说这非但体现不了联合国的清洁生产概念内涵，反映不了国际社会上多样性的清洁生产实践，就是从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看，这一理解也明显存在相当大的偏差。清洁生产的要旨就在于从产品(包括服务)、生产过程、及其构成的整个产业体系，围绕结构生态化重组转型，推动生态产业系统的建设。特别地，针对导致“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物质代谢模式的核心：产品，实施生态设计(不只是一般产品，甚至是包括车辆在内的一个交通系统设计)，应成为清洁生产的关键。产品的清洁生产，将会直接带动产品及其结构的绿色升级换代，改变生产过程技术和产业体系结构，促进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物质流的改观，提高生产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利于打破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只能用我们宝贵的资源能源为外国打工、甚至动辄被发达国家利用绿色壁垒打压我国的被动局面。大力在“产品”问题上下真工夫，使清洁生产上档次，这样才能获取更大的清洁生产成效，切实走出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子。
从清洁生产到循环经济，是对清洁生产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上的拓展与深化。在循环经济的层次高度上实施清洁生产，有助于推动产业系统的生态化转型，有助于支持促进消费方式的转变，从而使清洁生产在循环经济中获得更为彻底的发展。
4.2 以强化末端管制促进资源环境和经济一体化
虽然人类社会、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实践上被认为曾走过一段末端模式的曲折道路而需要我们引以为戒。但也应看到，正是通过这种严格的外部或末端要求所形成的压力，才促使了它们将对资源环境的考虑向着经济活动内部的积极转移。因此，需要辩证认识发达国家的教训，变“废”为宝。
从经济活动末端转向内部，绝不意味着放弃末端管制要求。我们要打破的是单纯依靠末端治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模式体系，而并非简单地否定在经济活动末端应有的管制要求。很难设想，在一个连最低限度的末端要求都无法保障、而可以听之任之的情况下，还会有什么在经济系统内部积极主动的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行动。当然也更不难理解，为什么一说实施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就得出钱给优惠(这里绝非否定需要政府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而陷入从供给侧哄喂孩子的举步维艰境地。
我国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保护处于的混合阶段特征意味着，在以清洁生产为基础实施循环经济时，必须强化末端管制(并非一定是要上末端治理设施)。某种意义上，采取断其后路的“倒逼”机制，迫使对资源环境的考虑进入经济活动的内部，是促进对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产生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
5 制度创新构造发展循环经济的互动机制
我国推行循环经济的过程与实践，具有明显自上而下的特点，它表达了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心和意愿。但是，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更有赖于各级政府与广大企业等全社会扎扎实实的行动。
透过循环经济国家试点方案中暴露出现的一些共性现象，不难对“闻风而动”的各地循环经济实践“略见一斑”。例如，①相当部分的方案目标指标，特别是关键性的资源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削减目标指标，很难看到与实施行动间的内在依托与关联。②很多方案内容，是在循环经济帽子下扩产计划的再版。甚至不少项目干脆就是赤裸裸的资源开发、大干快上的重化工工程。③方案实施依然是以高投入为支撑，鲜有含金量较高的技术创新内容。就连精心筛选的试点单位，其“包装”过的方案质量尚且如此，试点工作的实施效果也就难免不大打折扣。联系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文规定的资源(能源)环境硬指标不降反升的问题，显而易见，循环经济目前仍然是高层“一头热”的决策意愿，尚没有完全通达底部而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循环经济实践中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它不过是在将资源环境要素融入经济发展中时大量深层次制度(包括观念)障碍的各种折射反映。
彻底变革旧有经济模式赖以运行的制度基础，才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扫平道路、创造依托条件。因此，进行将资源环境要素融入到经济系统中的制度创新，应当是发展循环经济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其核心内容是围绕“绿色”市场的培育，建立政府—市场—微观主体(企业、社会公众)的循环经济推动和运行机制。虽然企业、社会公众是循环经济的行为主体，但是，这种制度机制的建立，关键还在于政府。高兴的是，全国一批政府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并迈出可喜的一步，但是，也有不少政府中的行为表现确实令人担忧。长期存在着的经济与资源环境脱节“两张皮”、追求短期政绩的观念与政策决策机制，各自为政相互分割的行政运行机能、部门分工权力利益化的趋向、以及传统的管理方式等等。没有政府的创新，循环经济的制度创新无异于竹篮打水、画饼充饥。
当前正在开展的循环经济立法，是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采用立法手段肯定有助于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从影响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不能有效实施的种种原因表现看，循环经济立法也正面对同样的挑战。至少存在一个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我国立法实践中，往往把法律当作只是专门针对企业或社会群众等被管理者的工具，而缺乏对政府行为的明确约束和“问责”要求。面对推动经济发展模式变革，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时政府具有的重要地位作用，如何对政府的种种行为、特别是重大经济管理决策行为进行规范，这应成为循环经济立法中的重要内容。唯此，才能有效改变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实践中的上下脱节状态，形成“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循环经济运行机制，使发展循环经济的政治意愿变为实际行动。
6 结束语
清洁生产是循环经济的基础，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的深化和拓展。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策略，突出清洁生产，强化末端管制，应成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实践。以政府为重要对象的制度创新是扭转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实践中上下脱节局面的必要条件。
将以GDP为导向的传统经济模式转变为一种融资源环境和经济于一体的循环经济模式，本质是一场排斥和促进将资源环境要素融入经济系统内部的两种作用力相互较量，此长彼消、反复曲折、交错前进的变革。形势喜人也更为逼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国一定会前进在循环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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