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筑波科学城的再创发展对我国高新区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城论文,日本论文,高新区论文,启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2.7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代初，出于振兴科学技术，充实高等教育，实现“技术立国”，以及缓解东京都市圈生态和社会发展压力的考虑，日本政府于1963年做出了在距离东京市中心约60公里处的筑波建设一个国家级科学城的决议。此后，历经40余年的发展，筑波科学城成为聚集了40多个国家级教育和研究机构，使用了40％的政府财政预算研究经费的日本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高地”。回顾筑波科学城的发展历程，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再创发展阶段，其间积累的一些经验与教训，对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 筑波科学城转型的背景：与硅谷相比的绩效差异
筑波科学城的再创起始于1989年5月制定的新筑波计划，而新筑波计划的产生源于日本政府和筑波科学城的管理机构对筑波科学城运行效果的反思，因为当时筑波科学城经过20余年的发展，从聚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育机构的数量来看，成效颇为显著。但与几乎同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硅谷，乃至台湾新竹等科学园区相比，筑波科学城在某些方面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1 筑波科学城与硅谷相差悬殊的GDP产出能力
硅谷作为市场主导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应用性研究开发和企业化生产运营，创造产出能力为主要目标。而筑波科学城以国家级研究机构为主体，主要从事基础知识和技术的创新研究，经费基本来自政府财政预算，即使从属于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机构，也因为可以获得大量的企业研究经费支持，产出激励明显不足，使得仅从GDP的产出能力看，筑波科学城与硅谷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以1998年为例，当年硅谷的GDP是2340亿美元，而筑波科学城只有50亿美元[1]，两者相差40倍以上。
1.2 硅谷的自组织程度远高于筑波科学城
硅谷是典型的自组织运行系统，系统内的各主要构成主体，高校和研究机构、企业、科研人员、中介服务机构等能够各司其职，维持良好的系统自组织运转。斯坦福大学首创的大学——科研——产业三位一体的硅谷发展模式，构成一种浑然一体的合作网络，是确保硅谷自组织运转的奥秘所在。相反，筑波科学城因为政府主导的色彩浓厚，而且以国家级研究机构和企业所属研究机构为主的创新主体，因为享有充裕的政府财政拨款或是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市场激励几乎没有或非常微弱。此外，国家级研究机构重在理论和科研成果创新，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也因为研究成果直接为企业所用，几乎不需要通过市场完成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导致各主体之间或是没有，或是业已形成的机制还不够顺畅。总之，用科研成果的转化率等指标衡量筑波的效率也相对低下。
1.3 硅谷与筑波科学城的创新形式与活跃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从主体功能的角度划分，硅谷与筑波科学城是两种不同的类型，硅谷属高技术产业园区，而筑波科学城属于研究园区。这种类型的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在很多方面的差异化表现，创新形式与活跃程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硅谷，最活跃的主体是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乃至政府等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高科技企业。正因为企业是最活跃的主体，硅谷才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产业特性，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半导体、大型计算机和仪器仪表等的生产和制造，先后经历了微电子企业时代，软件企业独领风骚，直至当前的网络时代，与此同时，生物技术等新兴企业正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改变硅谷产业的单线发展轨迹[2]。
在硅谷，创新的活跃程度主要不在于产生了多少科研成果，而在于不断产生的科研成果诞生了多少新企业，又让多少企业上演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神话，这源于硅谷有完善的创业机制，风险资本充裕而且融资环境相对宽松，创新与成长的氛围浓烈。
但定位于研究园区的筑波科学城，创新的主体是国有及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缺少对创业型企业的吸引力，使得筑波科学城缺乏明显的创业导向，除研究开发体制外的其他创业体制也不够健全。在筑波科学城是以科研成果的产生数量为其活跃程度的判断标准。很多研究认为筑波科学城是与世隔绝的“科学乌托邦”。
1.4 开放式与封闭型是硅谷与筑波科学城创新系统的本质区别
硅谷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它不是指一个固定的区域或行政单元，而是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发动机的不断扩张的创新区域，是一种开放式的创新系统。它的开放首先体现在是领先的研究型大学与本地企业之间的开放融合；其次，体现在拥有的多元文化和包容氛围上。硅谷拥有大量的海外移民，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硅谷创新的主体，例如，1980-1998年，印度人开创的公司在硅谷高新技术初创公司中的比例由3％上升到9％，中国人开创公司的比例则由9％上升到20％，甚至有人把硅谷近10年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称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技术产业”[3]。最后，作为硅谷创新主体的企业来源是世界性的，硅谷以其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技术、资本、企业聚集，发挥各自的创新使命。
相对的，筑波科学城从建设之初就被赋予实现“科技立国”战略，承载日本的国家科技创新重任的历史使命。这决定了它的战略定位就是相对封闭的，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者。因此，筑波科学城内的构成主体简单，无论是大学、研究机构、资金来源，还是技术人员，乃至生活区内的居民，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所属，缺乏与外来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是筑波科学城给人的直观感受，与硅谷的创业家与冒险家的乐园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与硅谷存在上述差距，筑波科学城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再创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制度改革，不仅对科学研究、教育机构等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而且对科学城的参与主体、运行机制等也进行了调整，从最初仅作为基础研究基地的机制设计向实现基础研究、应用性开发乃至企业化生产的机制转变。
2 筑波科学城再创发展的目标
筑波科学城的转型一方面是因为其与硅谷等相比，某些方面的绩效表现不佳，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变化要求其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做出相应调整，适应老龄化、少子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对利用独创的、尖端的科学技术开发创造新产业提出了迫切需求，从而对筑波科学城的功能定位、创新内容等都提出新的挑战。
基于此，1995年日本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并于1996年确定了“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将筑波科学城定位为信息、研究、交流的核心位置。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1998年4月，按照筑波科学城建设法，对“研究学园地区建设计划”及“周边开发地区整备计划”进行了全面修订。将21世纪的筑波科学城的功能定位为：
(1)科学技术中枢城市：不断创造具有独创性、尖端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灵活运用科学技术、知识的聚集优势，成为繁衍新产业、增进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实现产业连接的基地，进而向科学型、国际性的都市发展。
(2)更广域范围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通过不断充实、加强现代化的道路交通体系等基础设施，使得筑波科学城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向更高层次迈进。
(3)生态、生活、模范城市：实现自然、田园与都市之间的和谐，维护节能环保型的街道环境，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加深居民之间的交流，达到可以实现下一代人梦想的理想生活环境。
在这三个层次的功能定位中，科学技术中枢城市是筑波科学城区别于一般城市的特质功能，是衍生其他两类功能的基础。而生态、生活、模范城市的建设目标秉持了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初衷，通过吸引人、聚集人，缓解特大城市的运转压力，开创宜居的新都市。
3 筑波科学城再创阶段的初步成效
筑波科学城的再创阶段，是从制度变革起步的，旨在削弱国有研究机构的制度惰性，更顺畅地连通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商业化生产之间的纽带，让筑波科学城从纯粹的“科学乌托邦”中走出来，与产业、城市，乃至市民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目前看来，初显成效。
3.1 成为日本的国际学术活动、科研交流的主要据点之一
因为聚集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技术开发机构，筑波科学城每年会产生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成为新知识、新创造、新发明的诞生地。科学城内的教育、研究、开发机构也与日本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保持日益密切频繁的交流关系，在筑波科学城内召开的国际会议逐年增多，吸引的长期和短期国外研究人员与日俱增。不仅以“筑波研究支援中心”、“茨城沙龙”，“筑波大学尖端跨学科领域研究中心”等机构为主体，超过100家非正式研究交流组织频繁开展研究交流、技术交流活动。而且，从前以日本式封闭著称的筑波科学城，现在也更趋开放，据统计，2001年，在筑波市各科研机构停留2周以上的外国人研究者为3352人，他们来自世界138个国家，其中以来自中国的研究者人数最多，为943人，占总数28.1％，其次是韩国人为489人，占14.6％，第三位是美国人为150人，占4.5％。
3.2 成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的发动机
筑波科学城作为日本技术信息网络的重要节点和对内对外信息交流的窗口，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发源地，在巩固日本的科学技术基础，缩短日本与美欧等国家的技术差距，乃至在某些技术领域的赶超性发展上功不可没，在电子学、生物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信息工学、宇宙开发、环境科学、资源能源、地球科学、土木建筑、农业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中都发挥了发动机的作用。特别瞄准日本传统科研体制的一些弊端，深入改革。例如，独立行政法人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共有23个研究中心、22个研究部门、2个研究系、7个研究实验室，职工总数达3200人，是日本最大的科研单位。通过科研所合并即法人化改革，增强了研究所对人、财、物等资源运用的灵活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施行聘任制，研究所特别重视战略和效率，通过组织、个人评价、产学官评价来评定科研成果，利用企业孵化器来促进成果转化，发明专利所得的专利费在100万日元时50％归个人，超过100万时，个人可得20％。在改革后的体制支撑下，产业综合技术研究所以追踪研究国际先导技术为使命，并以促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为绩效考核标准，以纳米技术研究部为例，目前全日本从事纳米技术研究的人员在1000名以上。政府在纳米技术研究上的投资已达500亿日元。在筑波的纳米技术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利用纳米技术的晶体管以及依靠纳米技术的信息处理系统研究，并与半导体研究中心合作开发70～50纳米级的半导体，以实现开发DNA计算机的战略目标。
3.3 成为科技成果反馈社会的典范
在筑波科学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是悬挂在象牙塔内的宝物，而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尤其是向企业展示，给与企业某种灵感与刺激的准公共产品，在不违背知识产品专利保护的法律条件下，筑波科学城每年通过召开国际科技博览会、国有研究机构成果展示会，以及每年4月召开的科学技术周等活动，把科技成果反馈社会，成为日本国内科技成果反馈社会的典范。
3.4 自然舒适、和谐现代的城市建设
筑波科学城作为日本少有的纯粹政府规划的产物，在城市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较少受到原有条件的牵绊，同时其四周被自然、田园式的风光所包围，城市建设又充分保留和利用了自然风光，使得筑波科学城作为一个小城，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悠然舒适、贴近自然。在世界诸多的科技园区中筑波科学城拥有一种独特的城市魅力。
4 筑波科学城再创发展对我国高新区的几点启示
筑波科学城作为政府主导的以研究为主的研究学园的典型代表，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富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进入再创阶段后，更提供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启示。
4.1 政府主导型的高新技术区的发展定位至关重要
从推动高新技术区发展的根本动力来看，市场与政府是两大基本来源，市场自发形成的高新技术区具有强大的自组织力量，可以在发展的轨迹中实现自我调整，政府可以居于次要地位。但政府主导的高新技术区因为最初缺少自组织力量，明确的发展定位至关重要。
就筑波科学城而言，因为在成立之初就被赋予实现国家技术创新的使命，而且最初的创新主体就是国家级的科研机构，从运行效果看，这种政府主导型的高新技术区即便能够达到定位初衷，也未必能够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成果切实转换成生产力，所以筑波科学城才会在发展的后期，更加注重引入民间的创新主体，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换。也就是说，政府主导型的高新技术区，也应该根据发展阶段和条件的改变，对发展定位适时做出调整，以促进园区形成自主发展的力量。
目前我国的54个国家级高新区，基本都属于政府主导型，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划分，绝大多数是高新技术加工区类型，造成我国各高新区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很低，同构现象严重[4]，而这与我国高新区普遍缺少明确的、个性化的发展定位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综观世界主要国家高新技术及园区的总体发展状况，支撑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知识创新研究机构的集聚化发展成为一种潮流，例如，围绕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环境技术等21世纪的朝阳产业，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下大力量进行基础知识的创新研究，而且为了发挥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等，研究机构相对聚集形成国家创新区域已日益普遍。对这种承担国家知识创新功能的区域，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资金投入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对其适用的评价指标也应与对一般性园区的评价指标有所区别，如，不应以短期内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衍生经济效益为主要标准。在我国目前的国家级高新区中，可以说还没有一个真正在承担这种建设国家创新区域的功能，这是面临二次创业的我国高新区总体发展必须要慎重思考的一个问题。
4.2 从功能视角构建层次化的高新技术园区体系
一般而言，高新技术园区从主体功能来看可以划分为几类，一是以基础知识和技术创新为主的科学园区型，这类科学园区大多承担一定的国家知识和技术创新功能，层级和规格都比较高，一国内至多有一、两个，类似日本筑波科学城。二是以高新技术成果转换和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培育为主要功能的技术园区，这类园区既有自发成长起来的，也有政府规划发展而来的，而且一国内可能存在多个。还有一种类型介于两者之间，既带有一定的科学园区色彩，又具有科研成果应用转换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功能，这种高新技术园区呈现大发展之势。比如筑波科学城，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就有意识地改变科学城内基础性研究与应用研究、产品化转换、商业化生产相脱节的问题，通过引进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促进科学城的应用研究和生产能力。而硅谷近几年生物技术企业的兴起也是从基础研究起步的，都有朝向混合型的高新技术园区发展之势。
我国的54个国家级高新区，从构成上就存在问题。一是几乎没有以自主创新为主体功能的科学园区，大多是在改良或引进利用国外技术从事产品化生产，这与21世纪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即便产生科技创新成果，其应用性转换和市场化生产的链条都不够顺畅，相应的支撑保障体系也不健全，导致我国的知识技术创新与高科技产业发展之间的契合度非常低。一方面是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是企业不惜巨资引进国外技术，在我国的高新技术区内从事所谓的高技术产品的组装化生产。对我国目前的国家级高新区而言，如何根据各自的发展基础、条件、未来竞争的优劣势等，区分出不同的功能结构，既有以自主创新为主体功能的科学园型，又有应用技术的加工生产型，而且无论哪种类型的园区，研究和生产上的专业化都是发展的方向。必须打破目前这种高新区之间发展模式高度一致、产业高度雷同的低水平竞争格局。
4.3 发展规划是政府主导型高新区成功运行的前提
借鉴筑波科学城的经验，政府主导型高新区的发展规划首先应该明确根本定位，如，筑波科学城，在发展的初期，明确其既是知识技术创新聚集区，又是城市，所以其在发展中的一项首要举措就是搬迁部分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并创办国立大学，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坚持体现以人为本，以达到聚集人气，发展城市的目标定位。发展到20世纪末期，一些不成功方面逐渐暴露出来后，筑波科学城又在秉承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对发展规划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细化，不仅是独创的高尖端科学技术的创造据点，而且是国际知识技术交流网络的重要据点，是创造新的成长性产业、向社会公众普及科学技术，以及将科学技术向农业等领域还原的模范城市，发展定位既具有连贯性，又与时俱进，发展措施则紧紧围绕定位展开。
反观我国一些高新区的发展历程，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约束力都很有限。“边设计”、“边施工”、“边建设”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在我国高新区的发展中随处可见。因为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实践发展与规划渐行渐远也就不足为奇。同时，在规划科学的前提下，必须赋予规划以至高的权威和执行力，避免因为领导人的更替等客观原因对规划弃置，或是随意改动等，而类似事情在我国高新区的发展中也是屡见不鲜。在这方面，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筑波科学城迄今为止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最初制定的总体规划始终处于核心指导位置，即便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困境，也是先修改完善规划，再做出相应的措施调整。我国的高新区在未来的发展中迫切需要树立这种尊重规划、遵守规划的发展理念，当然，其前提是规划是科学的，具有长期指导力的。
4.4 特色化的城市建设是聚集人气的保障
在世界主要高新区中，筑波科学城为人所称道的一个方面是其自然、舒适、现代的城市风貌。筑波科学城起步于一片荒芜的土地，因此，它的城市建设有一个最大的有利条件是可以充分保留和利用自然风貌，打造城市的魅力因素。当然，巧妙运用自然条件让城市融于自然，自然遍布在城市当中是对城市规划设计者智慧的考验。同时，城市的风格可以是古朴自然的，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必须体现现代化、以人为本等理念，甚至要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具有适度超前的城市化水平。这在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新区正在试图改变“空城”状态，朝向聚集人员的城市发展的转型期，是有借鉴意义的。
但在我国高新区的建设中存在一种现象值得引起重视，即将高新区功能与城市功能完全割裂，高新区内的城市开发完全以面向社会的公众住宅为主，甚至凭借自然条件等房地产开发中的卖点，大范围、大规模的开发高档住宅社区，营造一种与高新区内涵并不很相称的生活、文化氛围。而筑波科学城在最初的住宅开发中就建设或预留部分带有一定政策引导性的非赢利性住宅，以吸引国内、国际高水平科学技术管理人才入驻。因为对以高新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有高素质的人才居留是必要条件。
从未来高新区发展的趋势看，建设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系统是大势所趋，而这需要一个多元的、包容性文化来支撑。虽然从根本上讲，一个城市的文化形成是具有历史积淀和传承性的，但也并不意味着所谓的文化培育是无本之木，因为高新区的管理者、规划者、建设者都是带有某种文化内涵的机构或个人，他们的文化理念、价值观等会直接影响高新区及其城市未来的文化基调。而且要培育一种具有包容性和创新力的城市文化，从城市硬件设施的建设上就要体现这一点，如，路标的多语种化、一些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所特需的场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