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及分裂的思想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步党论文,民初论文,根源论文,立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2－0086－08
民国肇建，各个政治派别围绕建设全新的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构想，吸纳同仁，组建政党。旧立宪派因在前清反对革命，参政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处境尴尬。为此，梁启超以“只求政体，不问国体”论进行诠释，为清末反对革命的历史辩护，并提出了“政治对抗力”说，作为旧立宪派联合组成政党的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梁启超背离了“政治对抗力”的思想，重提“开明专制”论，以联合袁世凯对抗国民党。而认同专制的“开明专制”论与防范专制的“政治对抗力”说之间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理论上的矛盾，最终造成二次革命后进步党政治思想的混乱和分裂。
学界对进步党的发展轨迹虽有研究，但对其立党理论的研究仍较薄弱，多掺杂于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思想研究之中，难以窥其真相。本文集中考察进步党系① 核心刊物《庸言》的政治思想，从立党理论与斗争策略的角度，分析梁启超提出“政治对抗力”论与“开明专制”论的背景与目的，探讨二者存在的内在冲突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一、“政治对抗力”说与“开明专制”论：《庸言》的立论基础及其内在矛盾
民国成立后，旧立宪派因辛亥前曾反对革命运动，遭到革命派的排斥，“不许其容啄于政治”。不少旧立宪派人士自认君主立宪主张失败，无力驳斥革命派的攻击，思想上彷徨失据，处境尴尬。② 甩掉“反对革命”的包袱，确立旧立宪派参政的政治合法性已是当务之急。1912年底，梁启超回国，遭到国民党报纸的冷嘲热讽，更坚定他与革命派对抗的决心，他认为若自认先前立宪“主张失败”，屈从革命主张，舍己从人，“近于贬节”。为此，梁启超发表演说，阐释旧立宪派人士的政治立场：“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他申言，立宪派人士前此不支持革命，不是反对民主共和，而是担心革命造成极大破坏。并且，“吾侪前此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实章章，在人耳目，又宁能为讳”，直指国人对革命后一年间出现种种乱象的不解与担忧。这样，梁氏既为旧立宪派“不革命”的历史辩解，也表达了“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的态度。[1]“不争国体，而争政体”的思路，成为梁氏及旧立宪派接受共和国体的理论依据，也确立构建理想立宪政体的参政目标。后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表示“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担心变更国体会引发暴力斗争。可见，梁启超“不争国体，而争政体”这一思路，延续了自前清以来一贯的改良主义路线。
对于梁启超来说，归国后一样，紧要任务即联合旧立宪派势力，在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梁启超同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借鉴欧美先进立宪政治国家的政党体制，视“两党制”为最优选择。他不仅对旧立宪派，对国民党也表达过两党制的主张。[2]在他看来，一国之中，必有代表急进与稳健的不同政治派别，旧立宪派代表温和稳健派的立场，是政治改革顺利进展的保证。但旧立宪派本身派别林立，组织涣散，诸势力间的分歧相当深刻，要实现统一，必须提出恰当的政治理论以统合各方势力。1913年1月，梁启超在《庸言》上提出了“政治对抗力”说。梁启超受自然科学中正负相互对抗依存原理的启发，他认为政治上的强有力者，若滥用权势，必引起民众的反抗，如同自然界的正负相克相存，这就是所谓政治上之“发动力”与“对抗力”相互制约。“政治对抗力”是与“政治发动力”相抗衡的政治力。政治由专制转为立宪，正是这两种力量往复争斗的结果。[3]梁启超认为，即使在立宪之国，若有雄才大略者或势力强大的党派，也往往怀有专制的思想，而“政治上之力而成为绝对的，则其政象，未有不归于专制者也”，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要避免专制政治的回潮，防止革命再度发生，必须有一种有力的对抗力与之相抗衡。强健实在的政治对抗力意义极大，是立宪政治最终确立的保证，而“强健正当之对抗力”的发生，有赖于国内“一部分上流人士”，以政治理想号召同志，不惧威逼利诱，敢于与强者的意志对抗，在与“拂我所信”者的政治斗争中最终形成。[4]梁启超指出政党的成立，正是“政治之对抗力”的直接体现。[5]“政治对抗力”说成为梁启超团结旧立宪党派组成强有力政党的理论依据。梁氏归国后，在本党派举办的欢迎会的演说辞中，表露过类似思想。如在对共和党的演说中提到，该党职责在于集合稳健分子，舍破坏而图建设，“渐引国人入政治轨道，使寡人专制之现象，无自发生”。[6]对民主党则以法国革命中稳健派相互自残，终造成拿破仑专制之事警之。[7]
在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活动下，旧立宪派于1913年5月正式联合成进步党，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进步党成立的宣言书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立党思想：称建党目的在于建立健全之政党，与官僚和乱暴势力对抗，使之不致“滥用其势力于轨道以外”，并依据“政治上渐进、急进；集治、分治等”，造成两大政党“对峙之象”。[8]在其他场合该党也表示将自处“稳健”、“温和”立场，推行“和平改革”，摒弃任何“推翻现状”之举。[9]
进步党以立宪政治、防范专制为旨归，在梁启超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与官僚派和革命派的“乱暴”势力竞争，但进步党势单力薄，不得不“先战其一”，于是选择与袁世凯结盟，共同对抗国民党的斗争策略。[10]辛亥革命尚在进行之时，梁启超就曾向袁氏提出，各用其长，对付革命派。[11]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之位，梁氏再度建言“居服从舆论之名，举开明专制之实”，实行“表面为仆而暗中为主”的舆论策略。[12]袁世凯虽有强大的武力，但政治宣传却非所长，袁梁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由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开明专制。”[13]早在清末鼓吹君主立宪时，梁启超便阐述过这一理论。但“开明专制”论并不是梁氏的独创，革命派提出过类似思想。[14]但革命派强调应先推翻满清才能以“开明专制”作为实现民主立宪的过渡，这与梁启超寄望于满清的君主立宪不同。辛亥革命后，出于政治策略与形势，革命派放弃了过渡方案。梁启超则对国民能否适应民主政治表示怀疑，故在其新共和建设纲领中提出“保育的开明专制”，视之为“幼稚”国民“惟一之要求”。[15]应当说，梁氏依据国民的能力设计政策纲领，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并出于联袁，提出以辅佐袁氏的“开明专制”来对抗革命派的“暴民专制”。这个“开明专制”的实质就不仅是追求立宪政治过程中的过渡环节，而且是种政治策略，但却又是一条不甚明智的政治策略。在论述“开明专制”说时，梁氏以拿破仑、克伦威尔等专制统治者为理想的政治人物，声称中国必经“开明专制”阶段始能到达立宪时代。[16]不难判断，“开明专制”论与“政治对抗力”说在本质上是截然对立的：后者是要与具有专制思想的政治力量相抗衡；前者却宣称开明君主的统治是应时而现的完美政治。[17]进步党以实现“两党制”的立宪政治为宗旨，而实际上却一再打压同以立宪政治为目标的国民党，污蔑其为“暴民专制”，最终促成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可谓南辕北辙。[18]
为了支持袁世凯的开明专制，《庸言》及其他进步党系报刊刻意塑造袁世凯“政治强人”的形象，着重突出袁世凯的政治实力、从政经验与坚毅的精神。[19]1913年初，国会选举结果临近揭晓时，进步党系报纸大力宣扬“非袁则乱”。[20]如此公开拥袁，党被国民党讥讽为“官僚徒党”。[21]遵循联袁的策略，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与舆论界针锋相对。以当时的宪法论争中的“国权”与“民权”关系问题为例，梁启超以“调和”为名，主张宪法应以调和国权与民权为准则，以“国权主义”济“民权主义”之穷，但实际用意在于打压国民党的“民权主义”。[22]梁启超等人宣称现今世界“个人主义”已经被“新国家主义”取代，[23]“主权在民”也被“主权在国”论取代。[24]这实质上是为袁世凯的“开明专制”论张目。由于梁启超在前清以“开明专制”为名反对过革命，再谈“开明专制”有所忌讳，故以“保育政策”、“国家主义”标榜。如《时报》揭示的：“夫保育政策即干涉政策也，干涉政策者即开明专制之政策。”③
梁启超等人的言论成为进步党报纸与国民党报纸论战的向导。国民党人提倡“平民政治”，以维护“民权”自居。进步党系就宣称“平民政治”乃“众愚政治”，提倡“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国民党提倡地方分权，进步党系就提倡中央集权。进步党系报纸甚至放弃一贯的内阁制主张，支持袁世凯的总统制。在其他重大政治问题上，尤其在“宋案”和“二次革命”问题上拥袁立场更为明显。④ 国民党人在舆论界遭到孤立，不得不为反袁斗争辩护，谴责进步党系报纸造谣惑众：“中外报纸，亦有一派受袁收买者，专事捏播谣言，颠倒是非，变乱黑白，虽不能掩天下之公理，或亦足淆一时之耳目。”[25]进步党系徐勤则得意地表功：“平乱（指镇压二次革命——引者注）之功，固由赳赴者之奋勇者以致之，而鼓吹舆论，团结人心，以为武力后盾者，非他人，实吾党也。”[26]
共和初立，国人并不明晰应该如何建设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幼稚的政党政治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下，造成民众的反感与不解，加上对袁世凯的迷信与盲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说得到不少人尤其旧立宪派人士的支持。不过，随着“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势力消退袁世凯势力膨胀，进步党系思想上的矛盾在现实中逐渐反映出来。
二、张、吴在《庸言》的论争与进步党的政治思想分歧
在进步党系的配合下，袁世凯在武力与舆论诸方面都压制住了国民党，顺利地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战争硝烟未散，看到张勋等人在南京等地肆意烧杀抢掠，不少进步党或思想上倾向进步党的人士意识到清除官僚派的政治势力已刻不容缓。这其中以张东荪最为典型。张东荪是进步党系报刊的一名健将，同时，他还试图扮演一个独立思考国家前途的知识分子角色。虽然政治立场基本属于进步党系，但张氏并未加入进步党。在联袁与“开时专制”论等问题上，张东荪态度有所保留。当进步党报刊“开明专制”论甚嚣尘上，他回应称：“造民时代者，开明专制之谓也；讨论时代者，共和之精神也”。民国成立后，中国既已步入“讨论时代”，就不能再退回“开明专制”的造民时代。为此，他只能尽力加以调和，声称中国的民智、民德尚待提高，因此必须“于讨论之中，加造民之工夫”。[27]
然而，镇压“二次革命”时，袁世凯与官僚派独裁本性愈加暴露，张东荪等人忧心忡忡。他撰文指出，战后国内政治最严重的威胁是腐败官僚，他担心国民党败退后，官僚派从此肆无忌惮，作威作福，政治将更难整治。[28]他还提出进步党“乱后立国之方针”着重强调“官僚”对于建设共和的危害——“国不亡于暴民，而必将亡于官僚”。[29]不过为避免刺激袁世凯，张东荪特意说明：“须知吾所谓官僚者，非谓大总统也。”[30]但即便这样，明眼人仍然清楚，袁氏乃“官僚派”的头目。
张东荪的观点得到不少进步党报刊的支持。《大共和日报》9月3日刊文，认为“暴民”已去，言论家应以过往批判“暴民”的精神监督政府。[31]该文得到很多报纸的认同并转载。[32]作者瑞书进而指出，要巩固共和，“非驱除官僚政治，铲除军人专制不为功”。[33]一时间，官僚派成为进步党报纸集体批判攻击的对象。《时事新报》讽刺说“中华民国”已成“中华官国”，而袁世凯难逃其咎。[34]此时属于进步党的熊希龄受命组阁，进步党报纸便希望熊内阁能担当起与官僚派斗争的重任，并积极献策。[35]例如裁兵问题。《时事新报》认为裁兵成功与否不仅事关国家生死，而且还反映熊内阁能否抵住官僚派的压力，避免武人干政，真正实行责任内阁制。[36]
不过，进步党内部对于现实政治的意见并不一致，这集中反映于张东荪与吴贯因在内阁制问题上的公开论争。1913年9月，张东荪在《庸言》发表《内阁制之精神》，为内阁制辩护，指出不应以政党组织不完善为由否定责任内阁制：“以政党组织不齐，而为内阁制诟病者，不过一方面之言，非完全之真理。”他还强调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不担负实权。[37]熊希龄内阁成立后，张东荪希望熊氏内阁能不受总统的指使，划清总统与总理的权限，践行责任内阁制的理想。[38]张文发表后不久，吴贯因也在《庸言》发表看法，明确反对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拥有实权的内阁制。他认为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不同，总统不能成为内阁的傀儡，若必行之，将造成总统与内阁的冲突，贻患无穷：“若强欲矫揉造作而为之，必使总统与内阁常生冲突，破坏行政内部之统一，即妨碍一切政事之进行，甚非国家之福也……共和国之行政权，万不能全集于内阁，而等总统于木偶。”[39]
1913年底，包括进步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正为立宪问题与袁世凯闹得不可开交。吴贯因却表示支持袁世凯对国会制宪的干涉，并扩大总统权限。他认为现有的国会没有能力为中国制定一部良善的宪法，绝不能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议员。因此，“今日非出有一敢破坏约法之华盛顿。夺国会制定宪法之权，而举以授诸适当之机关，则善良之宪法必不可期。”[40]赞成袁世凯剥夺国会的立法权。同时，他还认定纯粹的内阁制与总统制都不适合中国，应赋予内阁制下的总统以实权。张东荪针锋相对，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法治，杜绝人治与专制，这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今国体虽定为共和矣，而政体实未跻于立宪，此无他，以法治不进故也。”他再度引用“政治对抗力”理论为立宪辩驳：“宪法者，所以调和各势力使之相安，而不为无法之争者也。”更重要的是，张东荪第一次公开批判“开明专制”说：“近有以开明专制为提倡者，不佞期期以为不可也。”张东荪视“开明专制”之国为“警察国”，指出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由“警察国”转为“法治国”：“不察者遂谓警察国（即“开明专制”）可以图强，殊不知警察国虽可图强，而不可以持久。彼德意志所以有今日之巩固者，端赖法治，是以欲常治久安，则非励行法治不为功也。”[41]
张、吴的分歧，反映了进步党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主张建设理想的共和政治，后者则仍沉浸在对袁氏的幻想之中，一厢情愿地认为必须经过“开明专制”阶段才能谈共和。而这一冲突，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张东荪服膺梁启超的“政治对抗力”说，视之为“救国之不二法门”，[42]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梁启超指出防范专制以及革命离不开“政治对抗力”，把官僚派与革命派都视为立宪政治的威胁。张东荪则把“政治对抗力”分成“正当”与“非正当”两种，并以后者指代国民党。这样一来，“政治对抗力”的斗争目标便集中于官僚派，国民党与进步党则成为反官僚派的同路人。在张氏的阐释中，民初国民党所代表的“对抗力”，是一种“不入正轨之对抗力”，未能起到抵御官僚专制的作用，言下之意，进步党应取代国民党，努力把自身培养成“强健正当之对抗力”，才能防患官僚腐败，引导国家步入正轨：“苟吾同胞不欲国之亡也，急当起而改良政党，以养成政党上之对抗力，且主张政党内阁，以收政党之实效，则庶几政党不为官僚所利用，而如政党轨道矣。”⑤ 张东荪对“政治对抗力”全新解读，改变了进步党对政治格局的认识，明确了与官僚派斗争的路线。
张东荪的创见还在于把正当的政治对抗力分成“无形”与“有形”两种，称两者均是政治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别则在于是否真正形成实际的政党团体。[43]他认为梁启超所述的“政治对抗力”属于“无形”的对抗力⑥，他则重点阐述了“有形”的对抗力，即如何建立一个健全的政党，他借用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说，作为建设完善政党政治、组建政党内阁的出发点。[44]
但梁启超本人似已放弃“政治之对抗力”说，在经历民初的共和政治实践后，他对国人实现共和政治的能力深表怀疑，把国家的未来寄托于袁氏。[45]梁启超激烈批评国会，认为“多数政治”不适合中国。作为梁启超的追随者，吴贯因亦步亦趋，尖锐批评共和政治。二次革命临近结束时，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经历“开明专制”时代才能跨入共和时代——“今后之中国，必有若干年焉，为专制政治中兴时代，经此时代后，乃能进于立宪，此实为天演法则所支配，虽有圣者，不能障此趋势也。”[46]为了支持“开明专制”，吴贯因继续鼓吹袁世凯正是时势所需之理想政治家。[47]
张、吴二人的论争，已经暴露出进步党人对现实政治的不同态度。这个分歧进而在国会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袁世凯为了防止国会制定不利于己的宪法，先是解散国民党，迫使议会停会，后又干脆遣散议员。其间，熊希龄副署了停罢国会等一系列命令，激起了进步党人的愤怒，这直接导致了进步党分裂成国会派（“议会民主派”）与内阁派（“开明君主派”）。⑦ 我们可以说，张东荪与吴贯因的言论分别代表国会派与内阁派的主张。熊希龄与梁启超之所以会接受袁世凯解散国会的要求，一方面固出于实力不济、委曲求全的无奈，另一方面也是其本身政治思想矛盾发展的恶果。熊就职初曾宣示将与袁世凯划清界线，组成责任内阁，并努力建设“法治国”，巩固中华民国。但由于熊、梁幻想通过扶持袁世凯，实现“开明专制”，轻率地背叛了本党的国会力量，甚至声言希望解散国会，待实行五年军政之后再开国会。[48]这些做法让进步党议员十分失望，熊、梁不可避免地遭到同党指责与批判，并因此导致了进步党的最终分化。
三、进步党分裂后政治思想的分途
梁启超的“政治对抗力”论，给迷惘中的旧立宪派人士指明了思想路线，引导其与专制势力抗争，为国民寻求建设真正民主共和的道路，不失为一个理想的政治理论。不少旧立宪派人士受之鼓舞，为之倾倒。可惜梁氏本人及进步党在复杂剧烈的政争中，未能践行这一主张，反而退回前清立宪运动的“开明专制”的老路，脱离了政党政治的轨道，他与某些进步党人士的裂痕随之出现，精神领袖的地位黯然失色。⑧ 国会解散后，政党政治名存实亡，梁启超等人态度消极，流露出疏离政治、致力社会改良的思想。相较而言，因宪法问题与袁世凯冲突的进步党国会派，以较积极的态度继续寻找维持共和的途径，他们与梁氏的思想分歧随之加大，对其评价也大为降低：“梁任公者非策士非官僚非政治家，实书生派之代表。”[49]
进步党人士称袁世凯的统治为“开明专制”⑨，但这并不表示接受袁氏独裁，恰恰相反，他们予“开明专制”论以更深刻的批判，如张氏指出，人民程度虽低，不能成为回归专制的借口；即使无法建立“真共和”而成“伪共和”，也比公开专制强，他日的“真共和”将产之于今日“伪共和”。[50]他们虽反对袁氏专制，却又反对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与之对抗，希望寻找一条和平渐进的政治改良道路，寄望于通过培养“正大之对抗力”，制衡袁氏专制，避免政局进一步倒退。[51]政治对抗力思想因此得到进一步发挥。[52]这其中，张东荪的思想最具典型。⑩ 张氏参与并主持了进步党新创办的一系列的报刊，包括《中华杂志》、《新中华》、《中华新报》等，成为进步党国会派的思想代表。张东荪认为梁启超本人对“政治对抗力”论的认识不够深刻。[53]事实已证明，梁启超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54]进步党的失败关键在于本身过于松散，各自为战，未能形成有力的政治团体，造成其所提出联合官僚排挤暴民的方略，只是空中楼阁，缺乏实现的基础。因此，首要问题仍是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有力的政治团体。张氏意识到，进步党代表的“第三者”应寻求并扩大该党的社会基础，把组织“强健正当之对抗力”落到实处。“夫根据于社会，则其力自厚。”因此，他把谋求地方自治作为进步党立身之本：“第三者有结合之必要，特其结合可依社会之自然趋势，而求表示地方自治之精神。”[55]同时，张东荪修改了进步党的政治路线。他断言，根据“暱敌原理”，所谓“暴烈派”与“官僚派”由于性格上的对立，绝无调和之可能，但单方面支持或依托袁世凯或国民党之中的任一派都不足以消除内乱，反倒会加深内乱，陷国家于危亡。[56]只能由第三者出面调和两派的矛盾。[57]张东荪的观点得到进步党的积极回应。丁佛言称赞张氏所论点明了进步党的职责所在。[58]
由于把地方自治作为立身之本，张东荪等人还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观点，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换句话说，要排斥官僚，限制官治，扩张民治，其途径仍在于实行地方分权，发展地方自治。具体而言，就是以省为单位，实行地方分权，间接实现“多数政治”。[59]因此，他反对梁氏的“保育政策”，指出保育政策与国家主义只能对外不能对内。[60]梁氏主张实行“保育政策”以提高国民程度，张氏则认为避免国家对人民的摧残，才是发展国民智识的必由之路：“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11) 国家与社会分离，实行地方自治，是稳健派知识分子反思民初政治动荡的新认识。他们认为，改造恶政治的途径在于改造社会：“政治必恃社会而存，政治为枝叶，社会为本根。”[61]包括国民党稳健派在内的共和派人士不约而同地主张打破党派界限，通过地方自治培养并维持共和的力量，联合对抗袁氏专制。[62]但当时梁启超公开反对联邦制。在他看来，联邦制不仅不合中国的历史和地理，而且也不适合国民素质低下的当下。[63]而梁启超的这种逻辑，恰恰是张东荪一再批驳的。
就此，梁启超为进步党设定的政治纲领，已被全面扬弃。不过，这种扬弃与梁启超追求理想政治制度的本意并不相违，终归是倾向温和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道路的探讨。梁启超与进步党的分歧，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政见分歧，即在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等问题上，而其改良主义的路线与维护共和的思想则大体一致。因此，当他们与梁启超重新结合时，他们对梁氏思想的扬弃，反倒成为合作的契机。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时期，对袁氏彻底绝望的梁启超举起反袁旗帜，他与进步党人士的思想分歧也就不复存在，并以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重新成为进步党乃至反袁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他们的再度结合，为反袁护国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收稿日期：2009－10－11
注释：
① “进步党系”泛指由清末旧立宪派发展而来的，与同盟会—国民党系相对立的政治派别。1913年初，包括民主党、共和党等旧立宪派党派联合成立了进步党。由于民初政治局面复杂，党派变动频仍，因此一般用“进步党系”或“民主党—进步党系”指代这一派别。
②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第6－7页。此次演说发表于1912年10月22日。后该演说稿作为《庸言》的“发刊之宣言”，刊于首期。
③ 参见孤愤：《尚贤政治与平民政治》，《时报》1913年2月10日，第1版。该文在进步党系报纸中颇受重视，《亚细亚日报》即将此文作为代论转刊出。
④ 有关“宋案”与“二次革命”中的舆论斗争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论述，请参见陈忠纯：《民初的媒体与政治——1912－1916年政党报刊与政争》，北师大博士论文，2007年。
⑤ 参见东荪：《乱后政治经营之主张》（上），《大共和日报》1913年8月20日，第1版。在这之前，张氏在《庸言》以类似的题目刊过一文，讨论战后的政治问题，但论述不如在《大共和日报》上的文章详细、深入。参见张东荪：《乱后之经营》，《庸言》第1卷第17号，1913年8月1日。
⑥ 有学者认为张东荪提出了“无形之对抗力”概念，却未提及“有形之对抗力”。这是一种误读。其实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而张氏之所以提“有形”“无形”，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把梁启超的“对抗力”说从“无形”扩展到“有形”。以之作为进步党完善政党组织的理论依据。（参见［韩］吴炳守：《民初张东荪国家建设构想的形成》，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⑦ 关于进步党分裂的情况，参见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⑧ 后人在研究梁启超及进步党的政治思想时，大多只注意到“开明专制”论，甚少提及“政治对抗力”说，且经常把梁氏在民初的政治主张等同于进步党的政治主张，有的学者还把进步党纲领的实质概括为帮助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参见胡绳武：《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可能受此影响，虽有学者议及“政治对抗力”说，却是从“开明专制”论的角度解读，忽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矛盾（［韩］吴炳守：《民初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史林》2008年第3期）。
⑨ 丁佛言：《论最近政治上国民心理之变相》，《中华杂志》第1卷第1号，1914年4月16日，第3页。文中称袁世凯统治为“袁大总统之开明专制”。类似的称法，在该刊其他文章中多次出现。
⑩ 以往多认为张东荪基本上是追随梁启超，这种观点几乎成为研究张东荪早期政治思想的“范式”（耿云志：《序》，左玉河：《张东荪》，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但如本文所揭示的，张东荪与梁启超在思想上虽有共通之处，但分歧也是显而易见，而这个分歧，就很能说明进步党内部在对待袁世凯势力上的不同态度。
(11) 张东荪：《中国之将来与近世文明国立国之原则》，《正谊杂志》第1卷第7号，1915年3月15日，第7页。张东荪把限制国家干涉，促进国民与社会的自由竞争与健康发展，提高国民素质视为事关国家存亡的关键。当时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提出面向社会，改造国民思想的主张，这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不过，梁启超等人在《大中华》虽有相似见解，但他们偏向疏离政治，张东荪等人则把改造社会视为实现政治改造的第一步，故两者并不相同，这点是应予指出的。这个差别以往常被忽略，而仅注意到面向社会和民众是梁启超为首的《庸言》同仁共有思想。（［韩］吴炳守：《民初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史林》2008年第3期）
标签：进步党论文; 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庸言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袁世凯论文; 立宪派论文; 二次革命论文; 开明专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