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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
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我国没有，同时，我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中国的左右与西方的左右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的“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摒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另行讨论，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要账面平衡的，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上。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造成财政破产。但是如果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派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左右派共同造成的。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在近一两百年的民主制度发展史上，税收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么，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尤其是最近20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所谓广度，就是原先全球化的只是西方人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不喜欢它，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有人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得流油呢——这里的“富得流油”是指国家财政，不是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国外一些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得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我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经济刺激计划当然容易。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这些姑且不论，现在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一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我国的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而中国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让人给他翻译成中文本出版的，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西方式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他们的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吗？未必，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却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还不能一定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性。中国改革前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的确有一种可能——这里只讲可能——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是存在的。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得够多了，尤其在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对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我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我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我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我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工会发展不足、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的改变作用。这两者可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而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自由与福利
现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大家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的确，如果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因此，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我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恐怕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中国应该改变，改变其实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把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的那种程度。我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有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的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是65岁以上老人，二是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他们进一步提供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的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工厂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有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高往下覆盖。
最近几年，我国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种“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现在的“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元，有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源每人6000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程度比过去低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我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如此，在某些方面，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要走。进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总之，我国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不要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国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我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摘自：《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
编辑后记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金融危机中美国被折腾得够呛，而中国率先走出来了，有部分学者马上撰文说明中国模式的成功。
为什么日本会出现“失去的十年”？恰恰是因为日本的通产省介入经济决策太多了。在世界上来讲，日本通产省的官僚已经是很精明的了，并不存在贪污等劣习，但是很多决策一朝错误，则影响深远。今天被广泛探讨的所谓“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强调政府作用，强调政府介入经济。任何国家的公民花钱养政府，都指望它管好家，为经济发展营造最好的环境。不过，中国政府还没有定型，中国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这是国内外公认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去推动自身体制改革，反过来盲目歌颂这种“中国模式”，仍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