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岩》的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中国青年论文,出版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青社的成立和中青社的位置
195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的前身青年出版社成立。出版社由出版发行部和编审部组成，编审部下设青年读物编审科、少儿读物编审科和美术编审科。1953年4月，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联合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邵力子、刘导生任董事会常务董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以下简称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社长，朱语今任党组书记、副社长，李庚任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
中青社的成立作为一个事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场所”，在新中国成立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中青社所处的位置。位置很重要，因为处于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权力关系，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话语生产策略和话语生产类型。中青社是团中央的直属社，或者说就是团中央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社领导由团中央的各级领导兼任，如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兼任常务董事，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社长等。中青社在政治场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团中央的任务同时也就是出版社的任务。
实际上，成立中青社的目的就是配合建国之初建团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广大青年的迫切需要”[1] (P11)，因此，青年出版社的工作宗旨很明确，即配合团中央搞好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红岩》出版时任中青社社长的朱语今曾说：“我们之所以能在译者和美术工作者的帮助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党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出版方针。这个方针是要把出版当作教育的工具。”[1] (P8)这样，“教材”的出版，就成为中青社的中心任务和出版目标。当然，“教材”包括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用途。开始主要出版有关共青团的工作和青年修养的读物，从1952年起逐步增加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书籍。在与开明书店合并后，中青社出版规模扩大，“教材”的领域也相应地扩大了范围，分别由四个编辑室负责：第一编辑室——青年读物编辑室，出版团的知识等类书籍；第二编辑室——文学编辑室，出版文学类书籍；第三编辑室——社会科学编辑室，出版历史、马列类书籍；第四编辑室——自然科学编辑室，出版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从中青社1950年至1984年历年畅销书目录可以看出，属于自然科学类的“教材”极少，大多数还是前三类。
当时，配合团中央教育青少年是文学编辑室的主要任务。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的李庚说：“从1950年到1957年，青年出版社一共出版了文艺图书442种。综观起来，最突出的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很多作品的内容，和时代和党教育青年的要求结合得很紧。”[1] (P14)文学编辑室最初主要的出版方向是人物故事。关于人物故事的作用，原中青社编辑黄伊曾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时，中青社文学编辑室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团中央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着重抓了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传记小说的出版，先后出版了《刘胡兰小传》、《青年英雄的故事》、《董存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以及《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契克文集》等书，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五十年代一代新人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极良好的作用。”[2] 选择的人物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涌现的革命英雄，这些人物所在的战争年代“像更稀少更富戏剧性的危机关头一样，具有充分地显示他的精神品质的机会”[3] (P80)。因而，这些特殊年代的英雄在“道德尺度”和“功绩尺度”上都比一般的常人要“高”，非常适合作为和平年代青年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据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原主任江晓天回忆：“我们出的第一本书叫《刘胡兰小传》，作者梁星，九万字，这本书一出可了不得了，不断再版，印了上万册，很是轰动，很受欢迎。第二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社会影响太大太强烈了。后来，就有意识地来抓一些英雄人物的传记，有意识搞得第一本是《董存瑞的故事》，然后是《牛虻》的翻译出版。这时，团中央领导改组，胡耀邦任第一书记，胡耀邦经常向中青社提出出书的建议，他亲自点名抓了《青年英雄的故事》，写关于志愿军英雄的小故事，比如罗盛教等。”（注：据笔者2004年12月对江晓天访问的口述资料。）《青年英雄的故事》是由团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编写的，宣传介绍了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黄继光、罗盛教、丁佑君等六位烈士的事迹。此外，在1984年中青社编辑的“历年畅销书选目”中，“革命故事”书目还有《刘胡兰小传》(1951年)，《董存瑞的故事》(1954年)，《高玉宝》(1955年)，《向秀丽》(1959年)，《青年英雄的故事》(1964年、1965年)，《忆张思德同志》(1965年)，《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1966年)，《一心为革命——王杰的英雄事迹和日记》(1965年)等[1]。
1955年底，为了加强传记文学和革命故事的出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专门设立了传记组。当年，在编辑张羽的工作日记中，曾列出了七十七项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和约稿计划。其中的第五项是《江竹筠》，拟定写稿者为罗广斌等。差不多一年后，开辟了另一个传记文学的新领地，就是《红旗飘飘》。在革命传统教育“教材”的出版方面，《红旗飘飘》的出版是中青社出版史上的一个亮点，与稍后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堪称“双璧”。从张羽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出，从1956年10月中旬以后，编辑部连续召开密集的会议，研究探讨传记文学工作，探讨研究的结果之一就是《红旗飘飘》的创办。创办这个丛刊的原因是，中青社的编辑们发现，在革命回忆录的约稿过程中，有许多质地很好的“矿藏”并不适合大规模地“开采”，写成的文章大多不能单独成书出版，弃之可惜，而丛刊的形式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二、中青社的“重点稿”和“大盘菜”
当年，中青社编辑对一部书稿在进行初审后会写出不同的《审读意见》，有的是“修改后出版”，或“修改后作为重点书出版”。1958年以后，中青社逐渐明确了“大力提高书籍质量，不能单纯追求数量”和“抓重点书，搞‘大盘菜’”[4] 的原则。作为原则，“抓重点书”对出版业具有普遍意义，但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什么书可能作为重点书出版？什么书只能作为一般书出版？什么书可能作为可出可不出的书或干脆不能出版的书？它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一个“话语”，就是一个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规则，决定了可以做出的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决定了什么事情可以被谈论和对这些事情可以谈论些什么。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教育”、“教育意义”是文学生产中很重要的关键词，在当时的文学语汇系统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它是革命话语生产链环中的重要环节，既规定了革命话语生产的内容架构，也是革命话语生产的最终目的所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一个时代文化生产的“知识型”和“话语场”，成为连接国家政治和文学生产两个场域的中介。“任何统治机构都试图把‘正当的’观念灌输到它所统治的人们心中”[5] (P391)，协助党完成对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和帮助一代新人成长，成为中国五六十年代文学生产的动力和功能所在。当时，国家频繁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运动，如“传统教育”、“革命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几乎每一次教育运动都是和现实政治任务相互配合的社会动员，如50年代初的反美和抗美；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献礼”运动；60年代初期的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教育和宣传被认为优于“主观的静止的”说教。有没有教育意义，有多高的教育意义，是判断一个素材或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核心标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有反面教育意义”构成了文学作品由高到低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系统地将文学的评价标准从审美的角度转换成政治伦理学的角度，思想性或政治的高/低取代了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判断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而尽可能提高作品的思想高度，将作品修改得更有教育意义，则成为文学作品修改的主要用力方向。
譬如中青社出版的被称为“革命回忆录中里程碑式的作品”的《王若飞在狱中》，开始是《红旗飘飘》约的稿，但作者把它写成了一部“思想修养稿”，不像回忆录，刊物打算退稿。但是，编辑张羽审读该稿后，认为“材料充实，内容丰富，涵蕴着强烈的思想光辉。如能重新改写当会成为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2] (P116)1960年2月25日到3月26日，张羽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到内蒙古，在作者杨植霖的指导下，把原为四万字的稿子整理加工成七万字的新稿件。
因此，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色和价值的标准，不仅看它写得如何，更看它写了什么，用当时的语言说，叫作“政治第一，质量第一”。这个看似有语病的矛盾说法表明，对于文学来说，它所表现的政治内容是最主要的，是前提条件，有了好的政治内容还要用好的技术形式来表现，而且，只有好的政治内容才能用好的技术形式来表现，因此，这里的“质量”并非是纯技术术语，而有着充分的“政治化”内涵。这样，“题材”，即作品的“内容”成为五六十年代文学生产的一种主要的规定性。“重大题材”或说“题材重大”成为重点书的关键所在，而所写的“内容”即所取的素材有无教育意义、有多大的教育意义，又是判断题材是否重大的标准和主要依据。对于“重点书”和“重大题材”，当年的中青社社长兼总编辑边春光总结说：“要出好重点书，就要抓重大题材。就我们出版社来说，就是抓有强烈的教育作用的作品。我们在选择重点时，首先要从当前的政治形势出发，从党教育青年的需要出发，从最大多数青年的需要出发。这几年，我们在文学读物方面，集中力量抓了反映革命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创作，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回忆录。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又抓了进行阶级教育的‘四史’读物，出版了一些在读者中比较有影响的读物，如《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王若飞在狱中》、《在烈火中永生》等。目前出版的有关‘四史’读物，虽然还不够理想，但是由于适应了当前的政治需要，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如《血和泪的回忆》出版仅八个月，印数即达一百七十一万册；《三代人的脚印》去年九月出版，前后印了九次，共印了八十六万册。在政治读物方面，我们也着重抓了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读物。前几年出版的《团章讲话》、《青年修养十二讲》印数都在几百万册以上。去年下半年出版的《农村阶级斗争知识讲话》，至今已印二百一十七万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万恶的地主阶级》，半年内共印十八次，达二百五十八万册。”[4] 这段话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书名和数字，在当时的文化时空必定有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看起来很像是“文物”的“‘四史’读物”，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文化征候和文化“遗迹”，它是与被我们后来“定”为经典的“三红一创”等文学读物，以及今天还经常见到的政治读物并列或单列的一类“读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三红一创”是同属一个类别的“重点书”和“重大题材”，同样拥有广大的读者和庞大的发行量，这一堆数字让我们对《红岩》令人不可思议的发行量变得可以思议。这种并列和并置，让我们可以探究贯穿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本之中的话语规则，从而把《红岩》等文学文本视为一套话语网络中的构成成分，正如福柯所说：“一本书从来没有断然分明的边界。它超越标题、超越第一行和最后一个句号，超越内在结构和独立形式，而陷入一个与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相互参照的系统中。它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结。……只有基于一个复杂的话语场，它(一本书)才得以显示和构筑。”[6] (P201)
三、作为“重点书”出版的《红岩》
《红岩》列为中青社的“重点书”，这从中青社的编辑档案中可以证实。在中青社出版的所有书籍中，《红岩》的档案卷宗是最厚实的，虽然这种“厚实”并不能说明一切。但中青社档案中的一份文件——署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抓重点书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却明白地告诉人们，《红岩》是中青社“重点书”中的“重点书”。这篇文章(1964年1月边春光在文化部召开的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怎样出好重点书？”第二部分是“《红岩》是怎样抓的？”很显然，《红岩》是作为中青社抓重点书的最大成果和典型个案来展示和剖析的。当然，这篇文章只是事后的总结。事实上，在事前也就是《红岩》成为事实上的“畅销书”之前，没有人能够明确地预知它出版后的殊荣。在责任编辑张羽五六十年代的工作日记中，几十年之后用红色毛笔勾出因而变得相对醒目的有关《红岩》的事情也不过是他诸多繁杂编辑事项中的一项，并没有过多的特异之处。在《红岩》刚刚出版之后，有关《红岩》的转载和评论也只是在与中青社同属一个行政系统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运作，《红岩》的清样也曾送《人民文学》、《延河》等正统文学刊物希望得到刊用，但都被认为文学性不够而泥牛入海。《中国少年报》在《红岩》定稿之后也曾拿去两节，但被认为“不适合该报”而原样退回。实际上，即使在《红岩》的文学史地位已成定局的今天，中青社的一些老编辑还是认为《红岩》从文学上讲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还不到或者说还没有修改到出版的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因而，如果当年的编辑们能够准确地预知《红岩》出版后的盛誉，他们就会把它抓得更紧，下的工夫更大。因而，《红岩》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这一问题在文学的语境中并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把它放入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场和话语网络中，才可能找到它的位置及其特异之处。
《红岩》作为中青社的重点书来运作和生产是确定无疑的。它先是被列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作品，继而作为向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的重点作品。但不明原因的是，遍翻所有的资料，没有发现在其他重点书那里均可见到的两个重要文件：约稿合同和编辑报告书。中青社编辑的约稿大约是这样的几个层次：拿到稿件；留下合同；口头约定。对于“认准的”重要的线索和稿件，出版社在稿件完成之前就会和作者签署出版合同，并预付一定的稿费，如梁斌的《红旗谱》就是如此。约稿是重要的，一部作品生产的开端往往并不是写作而是约稿。许多作者实际上从来没有写作的历史和能力，因而只是潜在的作者，对于这种作者而言，约稿是对一个人具有写作资格和资源价值的认定。约稿之所以重要，更因为作为把关者和意识形态专家，出版社的编辑深谙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需求。实际上，大多数书籍的生产都是出版社主导的，甚至有的就是出版社自己编辑的。从中青社1984年编辑的“历年畅销书选目中”可以看出，有不少的书籍是由团中央办公室或宣传部编辑的，也有不少书的署名是“本社编”，如《青年团的基本知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等等，这类书在列出的170种图书中有47种，占总数的27％。而作者自由来稿则往往与编辑的意图相距甚远而不被重视。在应中青社约稿写作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载《红旗飘飘》第6期)之前的1956年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就开始了小说的创作。这时，刘德彬在重庆市工会工作，罗广斌、杨益言在重庆团市委工作，三人联名向重庆市委请“创作假”，集中半年时间，住在重庆南温泉搞创作。1957年初，四十多万字取名《锢禁的世界》的长篇小说完成了，这就是小说《红岩》的第一稿，也叫“蓝色打印稿”。1957年2月28日，作者曾托《中国青年报》的何才海带着第一至第十八章稿件并信一封(由杨益言执笔，署名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送交中国青年出版社，中青社稿件科在当时对这些手稿做了登记并复了信(今有档案可查，但未留下处理记录)。作为产品进入生产轨道是从约稿开始的。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向党献大礼的热潮。和其他行业一样，文艺部门从上到下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迎接建国十周年向党献礼办公室”，简称“献办”。重庆市文联的“献办”把写好的成稿《锢禁的世界》列入了计划，送到四川省文联和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审查。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代表中青社参加了中国作协“迎接建国十周年文学出版规划小组”。1958年7月，江晓天从“献礼”简报中看到四川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的长篇，回去后即吩咐吴小武(即作家肖也牧)和作者联系约稿，准备列入中青社的出版计划。22日，吴小武给三位作者写信说：“尊作《在烈火中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欢迎。听说您们已经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希望立即得到您们的回信。”10月，中青社社长朱语今带着刚到文学编辑室任编务秘书的王维玲到西南地区组稿，江晓天把重庆罗广斌他们的长篇线索告诉了朱语今，请他代为联系、约稿和为作者请创作假。11月，朱语今到重庆市，亲自和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谈好了地下斗争小说的写作和出版事宜。从四川回到北京后，编辑部指定王维玲与小说作者保持经常性的联系。11月下旬，王维玲给三位作者写信说：“语今同志回社之后就召集了二编室同志对你们这部创作做了具体安排，编辑部指定我经常和你们联系，并确定在明年三四月到你们那里去作这部稿件的编辑工作，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这部长篇在明年国庆前出版。”1959年2月，中共重庆市委给罗广斌、杨益言三个月的创作假，集中力量撰写小说。
至此，中青社和《红岩》作者的约稿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但是，双方并没有签订合约。这里，没有签约并不表示中青社对《红岩》重视不够。而是因为中青社和《红岩》作者的所在单位重庆市团市委是同属团委系统的上下级关系，是上级单位给下级单位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务，要签订的是“责任状”而非出版协约。实际上，中青社对出版《红岩》是很重视的。1959年5月5日，罗广斌、杨益言给中青社来信，讲了稿件写作的进度和写完后准备排印几十份发给有关领导审查的想法，除此之外，还汇报了一件对中青社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据作协分会同志讲，稿件可能改由地方作协统一安排，由地方出版。我们未表示态度，也不了解最近有无此规定。顺便向你们汇报这件事。”就这个问题，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在罗广斌他们的来信中批示道：“同意他们排印，费用由我社负担，并寄给我们两份。稿子不能由地方出版，希望他们来北京修改。”这里所说的“地方出版”的地方，具体说就是重庆人民出版社。据60年代曾在重庆市文联工作的扬世元回忆，重庆人民出版社曾经在中青社之前出过《红岩》手稿的排印本。如果此说属实，就不难理解在作者们修改的过程中，重庆人民出版社“数次来人要我们把稿子交给他们出版，我们没有同意，并说明已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但他们仍可能直接找你们联系”。正是由于重庆人民出版社和重庆市的地方利益与中青社以及团委系统的系统利益的某种错位和冲突，使得中青社为了抓住《红岩》，既不遗余力又小心翼翼，这大概也是中青社力促《红岩》作者到北京住出版社修改《红岩》的原因之一。
《锢禁的世界》二稿五十万字于八月中旬写完，共印了五十本，送出征求意见。1959年10月22日，中青社给罗广斌、杨益言的信中对《禁锢的世界》提了意见，希望他们到北京来修改：“我们经过反复考虑，并且请示了领导以后，希望你们来北京修改稿子，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地交流意见，一起研究作品的故事梗概、主题思想、主要人物、结构布局的安排方案等等。我们觉得，这样作起码有两个好处，第一，时间上比你们在重庆修改要经济；第二，修改好的保证比较大。依靠通讯办法，很难把意见谈得具体，谈得清楚，谈得充分。因此，我们希望你们来，当然越快越好。”1960年6月上旬，罗广斌、杨益言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二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和编辑陈碧芳、王维玲与两位作者就《锢禁的世界》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座谈。之后，两位作者由团中央备介绍信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他们看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所写文章的手稿，“思想豁然开朗”。罗广斌后来说：“像迷雾中的航船见了灯塔”。1960年6月21日，中青社给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负责同志写信为作者请假，争取此书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献礼的重点作品：“我们已把它列为向党献礼的重点作品，要在七一之前出书，要求市委考虑从现在起，给他们四五个月时间专门作这部稿件的修改工作。”1960年10月4日，中青社派专人带着信到重庆市委，给罗广斌、杨益言请假。重庆市委准假三个月，罗广斌他们立即上马，开始了第三稿的修改。到1961年2月，三稿修改完毕并分三次从重庆寄到北京，从第五编辑室调回第二编辑室担任《红岩》责任编辑的张羽也分三次给作者写信提出意见（注：1957年底，张羽从第二编辑室调到新成立的专门出版传记作品的第五编辑室，1960年8月底，明确革命回忆录属文学类作品，应归二编室负责，9月10日，张羽再从五编室调回二编室创作组工作。）。3月7日，罗广斌、杨益言带重庆团市委介绍信第二次到京：“兹介绍罗广斌、杨益言前来研究修改《禁锢的世界》及有关工作，请予接洽。”3月8-9日，文学编辑室阙道隆、张羽、王维玲和罗广斌、杨益言共同讨论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到6月10日，《红岩》第四稿全稿发完。6月19日，《红岩》校样送审。6月27日晚7时许，罗、杨乘车回四川。9月中旬，罗、杨第三次来京，住中青社宿舍继续修改《红岩》。12月9日，《红岩》付型，共五百九十七页。12月底，《红岩》装订出四十册，小说正式出版。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中青社的编辑有多次审读稿件的机会，但却始终没有填写似乎是编辑过程中重要环节或手续的“编辑报告书”，自然也就没有“编辑报告书”中的最后一项内容“处理意见”。常规的“处理意见”不外以下几种：退稿；退修后出版；作为重点书出版等。但这几种处理办法似乎都与对《红岩》的处理不太符合：既非退回去修改，也非直接出版，而是拿到出版社修改直到达到重点书的标准。因此，没有填写“编辑报告书”，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在责任编辑张羽1961年秋进入《红岩》的编辑工作之时，中青社已经有多人参与此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因此，《红岩》事实上已经成为无论如何也要出版的重点书了，即使一时达不到出版要求，也要千方百计修改好，然后出版。这种“千方百计修改好，然后出版”的书在中青社不只是《红岩》一部，《红旗谱》如此，《王若飞在狱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重点书都是如此，因为“编辑部下工夫做工作”是中青社保证“重点书”成功的三条成功经验之一（注：保证重点书成功的三条成功经验是“(1)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要求来慎重地拟定选题；(2)认真地选择作者；(3)编辑部下功夫做工作。”(见边春光《抓重点书的一些情况和体会》一文，藏中青社档案室，1964年)。）。但是在这个“编辑部下工夫做工作”上，恐怕没有哪部书比《红岩》“做”得更到位，更能体现中青社抓重点书的经验。一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是“一部书稿除指定责任编辑外，还指定若干人参加审读，共同讨论，发挥集体智慧”[4]。先后参加《红岩》审读、讨论的人有两任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阙道隆和编辑张羽、陈碧芳、王维玲等；二是“要出好重点书，还要加强领导，有严密的组织工作”[4]，两任中青社社长朱语今、边春光都亲自参加了《红岩》的约稿、审读和讨论工作；三是“凡是重点稿，我们都要指定专人与组织经常联系，要密切掌握作者的写作动向，及时了解写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尽量帮助解决”[4]。这个专门负责和《红岩》作者联系的人就是王维玲，与作者的大量来往信件都是由他执笔拟写并以个人或单位的名义发出的；四是“在帮助作者修改作品的过程中，首先注意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艺术方面的问题和文字技巧方面的问题”[4]。用责任编辑张羽的话说，做责任编辑“难”，“最难者几近合作进行创作”（注：张羽(手稿)：《张羽作为编辑的感言》，1991年4月20日。）。1961年11月1日到21日，张羽暂停上班，和罗广斌、杨益言同住一个房间，三个人三张床三张桌，进行流水作业，杨益言改第一遍，罗广斌改第二遍，张羽改第三遍，然后拍板定稿。60年代末，张羽自己看《红岩》原稿，在每页五百字的稿纸上发现有差不多二百页是自己写的，因而留下了有十万字是自己所写的印象，80年代团中央核查组调查的结论是有两万多字。因此，罗广斌在60年代多次对人讲，张羽是《红岩》这部小说不具名的作者。
四、严重困难时期的“精神原子弹”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连续三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7] (P1015)“困难”、“严重困难”、“极度困难”成为描述中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社会形势的关键词。《红岩》就是在这种艰难岁月中修改完成的。在物质极度贫乏时，整个国家需要精神的支撑。1960年10月20日，文学编辑室主任阙道隆传达胡耀邦的指示，指示对报刊工作提出了这样要求：“鼓舞士气，增强信心。(讲)伟大前途，伟大事业。搞朝气，反暮气”。显然，这里对报刊提出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出版。翌日，编辑室讨论如何贯彻胡耀邦的指示，阙道隆提出要把“革命观点和革命精神”作为审稿的标准，在重点要抓的稿件中，有如下几项：(1)充满革命理想的著作；(2)反映农村建设的中短篇；(3)革命领袖、烈士、英雄的小传和生平；(4)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回忆录；(5)文学基本知识。随后，张羽按照这五个方面分别检查整理了自己的编辑计划，第一部分，关于革命理想、革命精神的创作中，有《禁锢的世界》、《播火记》、《太平岁月》、《中原突围》等十一种（注：见张羽1960年工作日记。）。
1961年1月6日，中青社传达胡耀邦对共青团1960年工作的意见和1961年工作的出发点，其中“今年工作总的出发点”中总的要求是“按照党的情况和要求办事，在很困难和大规模整顿了工作作风的基础上，争取工农业特别是农业的继续跃进”。需要狠抓的两件事，一是“整顿基层组织，健全团的组织作用”；二是“狠抓思想工作，解决青年思想问题”，因为“青年思想问题比较多，政治觉悟不能提高”。所以，他要求“要抓活的思想，(而)不是主观、静止地进行思想教育”。在这一条中又分别讲了三点，第一点是：“部分团员和青年对渡过困难信心不足。怎么办？放任是不对的，粗暴的压服也不解决问题，成功的经验是大讲革命历史，大讲艰苦奋斗的革命故事，大讲英雄主义的故事，讲得动人心弦，发人深省，从中进行革命精神、革命风格、道德品质的教育。讲了以后，勇气就来了，英雄气概就来了，这是个很好的方式……因此，全团要振奋精神，狠抓这件工作，不只搞解放战争史，搞刘胡兰，搞黄继光。越困难，越要有精神，越显示精神原子弹的威力。”（注：张羽1961年1月6日的工作日记。） 正因为如此，当1961年底《红岩》出版并在全国出现阅读的热潮后，胡耀邦说，《红岩》不只是一本好书，而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发挥了鼓舞士气和斗志的特殊重要的作用。
《红岩》“教科书”的性质和功能不仅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也由文人集团中的意识形态权威以评论的形式加以确认。1962年第3期的《文艺报》上，罗荪直接以《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为题发文说：“《红岩》是一本用生命写下来的书，是一本杰出的共产党员的最生动的教科书。”[8] 朱寨在评论文章中说：“《红岩》不仅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而且深深地激动了他们的革命心弦，激起了他们参与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政治热情，激起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作岗位上的更大干劲，我们从中青社编辑部那里读到很多《红岩》读者表白这种心态的来信。从读者的来信里可以看出，读者把《红岩》当作了一部生动的革命教材。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的话，那么《红岩》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书。”[9] 如果说《红岩》是“教科书”的话，那么1963年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就是针对“教科书”的“辅导教材”，该书的“序”中说：“天津人民出版社为了帮助读者加强对《红岩》的理解，不止于了解故事的情节，更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育，约请一些同志撰写了这本《永葆革命青春》。”[10] 该书的十八篇文章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每篇集中谈在《红岩》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革命精神。例如，第一篇《飞翔吧，永远向着东方》，主题是“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对革命前途的信赖问题”；第二篇《颂革命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主题一目了然；第三篇《“至人”无忧，斗争最乐》，主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等等。本来，《红岩》就是对“抽象”的革命理论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在《红岩》三稿修改之前，1960年6月，在四川省文联主席沙汀的建议下，重庆市委派《红岩》作者来到北京，在中青社的安排下参观了刚刚建成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走进这些高大的建筑，真像进了宝山一样，有文件，有档案，有图表，有实物，真是琳琅满目，光彩耀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年轻革命者的心扉。”⑦ 后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作者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集中学习，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作者们感到“茅塞顿开”，“一下子豁然开朗，直感到耳聪目明。”⑧ 如果说《红岩》是革命斗争的教科书的话，那么，毛泽东著作就是“阶级斗争最锐利的武器”[10]，是“教材的教材”，它创造形成其他文本的可能性和规则。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于特定年代的《红岩》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化、具体化；那么，《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则是从形象再回到抽象，目的是防止读者仅仅专注于小说的故事情节，而影响对其思想内涵的领略，这样，就经历了一个“抽象——形象——抽象”的过程。《红岩》小说和它的各种改编本与大量的评论及解读作品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教材”系列，与在此之前由中青社出版的《红旗谱》、《红日》一起，以“三红”的命名构成了新中国革命叙事的经典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