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宏观调控的经验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启示论文,财政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以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和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下降为主要标志，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国家财政宏观调控功能的有效发挥，财政政策的正确选择和运用，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说，这一轮财政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结合”上：
在处理加强财政宏观调控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上，注重了二者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把加强宏观调控与深化体制改革相结合，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转换的途径， 以消除导致宏观失探的体制性、制度性缘由；通过采用诸多适应市场经济特点与要求的新思路、新办法，来缓解与解决现实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而不是用停顿、延缓改革进程，简单起用某些传统管理手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以说既是这一轮宏观调控的一大特点，也是此次宏观调控能得以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促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方面，这个特点就显得更为突出。
1994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确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以消费税、营业税为补充的新的流转税制度；分别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了资源税等一些税种，从而促进了税负的公平，税制的基本统一、简化和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增强了税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程度，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与此同时，鉴于多年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在制约我国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合理增长、助长地区经济封锁和重复建设、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弊端，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首先，分税制进一步规范和理顺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对于抑制各级政府的盲目投资冲动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有害倾向，从而在利益约束上对矫治和解决经济过热、结构失调的问题有着重要影响；其次，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的分税制，有利于增强中央的财政能力，从而为加强和改善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提供了必要的财力基础；再则，随着政府间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的逐步建立，也为加强中央政府、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增加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或手段。
在调控方向的把握或调控重点的选择上，注重了把控制总需求与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
这一轮宏观调控，在采取适度从紧控制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同时，特别突出了对需求结构的调整，重点对那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建设条件不具备、资金来源不落实、市场前景不好的项目加以严格控制。这种注重结构调整效应的总量调控政策，不仅抑制了经济的过热增长，使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地回落到了接近正常水平，而且还因需求结构的调整与改善，从而对过高通货膨胀的控制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与我国过去在经济调整中惯用的总量控制“一刀切”的做法，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在对需求进行结构性总量调控的同时，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还实现了以保农业、保国有大中型企业、保国家重点建设为主要内容，以增加社会有效供给为主旨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中特别是对农业投入的加大，“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的实施等，不仅使某些短缺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得以迅速增加，一些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快过猛的势头得到有效抑制，而且还对全社会物价总水平的逐步回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践证明，无论是在经济平稳增长时期，还是在经济波动或经济调整时期，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都必须在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同时着手。简单的、“一刀切”的总量控制，虽然也能起到“压”的作用，但却非但于结构调整无补，往往还会因该保的不保、该调的不调，而造成新的、更为严重的结构扭曲。
在调控力度的把握上，注意了把加强宏观调控与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
连续几年实行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抑制“通胀”；但与此同时，也难免给一些部门、行业、企业和居民造成暂时的困难，出现新的问题和矛盾。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一轮宏观调控的另一个基本经验或启示，就是在深化改革、加强调控的同时，也把保持社会稳定放在重要位置。其中的几个关键之点：一是始终注意了把握从紧力度，避免造成经济的大波动，促成经济的“软着陆”，防止经济与社会的大震荡。二是权衡好改革的轻重缓急，把握好改革举措的出台时机及其可能带来的冲击效应，从而减少了改革成本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在分税制改革中采取了稳中求进、分阶段到位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内照顾了各地的既得利益，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对各地产生的利益性冲击。三是加强了社会保障改革和社会救助工作，以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在调控手段的运用上，注意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
这一轮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与此相适应，在调控手段的运用上，也注意更多地运用经济与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其着眼点在于，既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又要有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有利于新体制框架的建立与完善。比如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就体现了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的特点。一方面，针对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因，采取了加大对农业投入，增加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灵活调整银行利率，有针对性地调整国债政策和税收政策，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以及整顿财经秩序，建立健全相关财金法规等经济、法律手段，以期达到治本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又采取了诸如适当控制和推迟部分服务品的价格调整步伐，对某些生活必需品进行价格补贴，对一些主要消费品实行物价监审制度等行政性举措，以尽快遏止物价上涨过快过猛的势头。
实际上，国内外的实践都一再表明，在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配置功能的前提下，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相机配合，治本与治标的双管齐下，往往是尽快达到预期调控目标，并使之得以保持的有效途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既不能忽视经济、法律手段的主导地位，动辄就起用行政手段，视其为“立杆见影”的万应灵药；同时又不能谈行政手段色变，把它视为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之物。实质上，这两种倾向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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