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三次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建国以来论文,党对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964(1999)04-0108-05
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在前苏联逐步形成的一种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抗衡的发展模式。二战后，随着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国际形势的缓和，特别是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建立在强化计划、排斥市场基础上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改革被历史地提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日程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八大前后到十五大，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三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改革，最终开辟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路，开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在这三次改革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不仅能使人们了解中国改革艰难曲折的历程，而且可以坚定人们对改革必胜的信念。
一、改革尝试：1956-1958
50年代中期，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一方面由于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束缚下，“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被自给自足、小产生、无足轻重的国际合作、鼠目寸光的政策和经济上的分离主义的毒瘤所吞蚀”[1]；另一方面，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因为全面仿效苏联模式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工业生产的增长比农业快将近五倍。[2]在高投资率的政策下，全国重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达25.4%，轻工业只有12.9%，农业则只有4.5%。[3]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有了较早的认识。1956年4月，以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契机，毛泽东及时地把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4]“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5]在如何变革苏联发展模式的问题上，1956-1958年期间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八大前后，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逐渐突破；另一种主张是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超前型发展战略。这两种主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直接从体制内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最初尝试。
1956年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对“一五”计划造成的一大堆政治、社会尤其是经济问题，围绕着“二五”计划的制定，我党在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发展战略等方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开始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
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针对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仍然存在的地下工厂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6]他还进一步指出：“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7]把私人经济和外资经济纳入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范畴，说明了当时我们党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开放性，与苏联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改革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必要性：“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8]在这个改革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1957年，陈云又代表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改革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上述四个文件具体规划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9]
在发展战略方面，鉴于苏联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教训，提出了农、轻、重按比例综合发展和以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为辅的指导性原则。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阐明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指出这条路就是“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即“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0]这些宝贵的思想为后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源点。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党的发展思维是开放的，多次强调了要学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外国历史经验，相对于苏联发展中的封闭性而言，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应该说，在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最初尝试中，我党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却不能据此认为这种尝试的历史结果和逻辑终点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曾仿效列宁把这些最初的尝试称为中国的新经济政策，然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中蕴含着许多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做为一种二元经济模式，其结果同样必须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1]50年代，中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问题的认识仍然沿用苏共十八大的标准，即一是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二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70%。在这种认识下，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最初尝试，只能是拖着旧模式的影子来改革，而不可能另辟蹊径。
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特别是中苏裂隙的不断加深，也由于上述改革本身的局限，以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为标志，前述第二种改革方法逐渐取代了第一种方法而成为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导方法。从理论深层看，“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彻底“对苏联发展战略的否定。”[12]为了使持续滞后的农业不再拖国民经济的后腿，并使农业自身解决投资问题，以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战略，毛泽东开始把群众运动的革命斗争方法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明确地指出：“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我就不信。”[13]虽然说“大跃进”运动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革命意义非常强烈，但由于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最终成为一场灾难。
二、体制外变革：1978-1992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思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基础上，第二次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改革的历史时期。这次改革与第一次不同，基本上是在体制外进行的。
所谓体制外改革就是指在没有科学设定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明确目标前，对旧体制基本上予以维持，然后在旧体制控制力较弱的领域进行创新性改革，并以这种改革的实践促进理论上的思考，以探索对旧体制的根本改造。换言之，就是“在旧体制影响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部位培育新的事物，新的体制，并使之发展起来，尔后以此为突破口向周围扩散。”[14]
这次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在改革的哲学基础上，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树立实践权威，提出了“解决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这一哲学基础，既可以用来论证体制外改革的政治合理性，又能够为将来的体制内改革准备必要的思想基础。第二，在改革的直接理论指导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这一理论虽然内含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比如究竟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但它的革命性是不容置疑的。它为整个体制外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在“以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的认识指导下，开辟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稳步、渐进的体制外改革道路。第三，在改革的实践上，体制外改革时期，“真正的改革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间尚未开始。”[15]而是大量地发展外资经济、合资经济、私人经济以及农村中的乡镇企业。在这一点上，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剧变前和剧变后的改革形成了明显的差别。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剧变前，改革思路集中在国有经济上而迈不开步伐，剧变后，又急于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采取“休克方法”，对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而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瘫痪。中国是在“把国有企业做为基干产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16]的同时，在农村这个旧体制最簿弱的环节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改革，国有经济则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的支撑点。
实行这种体制外改革，是有深刻原因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弊端虽然很早就显露出来了，但直到90年代初，在落后的资源比较丰富的人口大国中，它基本上还能维持有限的经济增长，这就使得如下事实成为可能：一方面，通过基本上维护原有模式以保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这是后发展国家维持发展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对体制外经济的认可与扶持，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在这些事实面前，人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理由去认清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现存意义，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去思考取替它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发展模式，还指明了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转轨的道路，这两个杰出的成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体制内变革：1992-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1992年是一个不寻常的界标。在这一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在这一谈话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标志着我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改革从体制外改革转向了体制内改革。
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体制外改革向体制内改革的转变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首先，在体制外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并行着两种趋势：一是在改革的基础上探索出中国发展的新路；一是一旦改革遇到障碍就迅速转向原来的老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趋势会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是“老路”和“新路”之争的体制原因。尤其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退回老路的主张在党内和社会中一度盛行，威胁着改革的成果。这是转变的政治原因。其次，在体制外改革时期，国有经济长期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支撑社会、经济的转型，即人们经常论及的转轨成本，一是阻碍着改革向纵深发展。如果说，在体制外改革初期，这两种角色之间的矛盾还是潜在的。特别是第二种角色还处于隐性状态，那到了体制外改革的后期，这一矛盾就开始呈现出显性状态。国有经济的改革，历史地成为中国改革的刚性问题。这是转变的经济原因。再次，为改革提供思想指导的邓小平理论到了1992年也日益完善起来，并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这就为体制内改革的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在上述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条件的促使下，我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指引下，启动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体制外改革转向体制内改革的体制重建工程。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推进体制内改革做出了全面的部署。与体制外改革不同，体制内改革是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综合要求来规划改革的。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现代市场经济是由政府、市场和企业诸要素相结合而运行的。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政府行为、市场体系以及企业制度等方面对旧体制进行本质上的变革。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党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稳步推进改革的。
政府行为的改革。一方面，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经济角色，政府开始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中、微观领域退出，“不能像过去那样干预一切，”[17]但同时又不断强化政府的宏观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角色的弱化，在旧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庞大行政机构必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已基本取得了胜利，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政府机关的人数也分流了一半。目前，机构改革的重点已转移到省一级。应该说，省级机构改革是整个机构改革的核心，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但只要切实落实党的十五大报告的有关精神，就一定能建立起新的政府行为模式和高效的政府机构。
完善市场体系。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商品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的建立。90年代之后，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市场的完善成为我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首要问题。为此，十五大特别强调提出了“深化金融改革，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199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要在3年时间里彻底改造中国的金融体制，中央银行加强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体制，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滞后，进入90年代后，国有企业改革与腐败问题一起并列成为中国改革的两大难点。充满活力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要把长期处于普遍亏损状态的国有企业改造为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必须以产权改革为核心，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来进行改革。正因如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应该看到，国有企业要走出旧体制的束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就决定了中国体制内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党的十五大后，我党发起的三大改革——政府行为改革、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是瓦解旧体制的三把利刃，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体制内改革的主要内容，标志我党在改革征途中逐渐从不自觉转向自觉，从不成熟转向了成熟。
纵观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党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三次改革，就会发现，这三次改革是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事物发展的方向而展开的。第一次直接体制内改革的尝试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第二次体制外改革又是对第一次改革尝试的否定，第三次体制内改革则是向第一次改革的回复，但又不是简单意义的重复。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之否定，我党探索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虽然这条新道路仍在接受着实践的检验，但它无疑将会以独特的理论贡献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大大推向前进。
收稿日期：1999-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