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代“接力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接力赛论文,三代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振兴中华必须完成两大任务。其一是结束中国四分五裂状况，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其二是彻底摆脱贫困，使中国强盛起来。新中国建立后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时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由于历史的曲折，这一任务被耽搁了约20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下决心排除任何干扰，完成历史重任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了科学的历史定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丰富并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充分考虑到当今世界多样化发展的战略格局，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继往开来，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
早在建国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引导我国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逐步向着现代化、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50年代初期， 党中央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工作中心。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在我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工业”的四个现代化。1963年9月， 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任务的要求，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此后不久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提出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进军四化的号召。
为了实现上述现代化的目标，大体上说，从1949年至1956年，中国一方面借鉴苏联的模式和做法，另一方面也沿袭我国的历史传统和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建立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内部积累，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1956年毛泽东试图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但事实上是在略加修补苏联模式的框架内从赶超战略转向超前发展战略，特点是强调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惟一动力，忽略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不断用群众动员的政治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强调中国要自成体系地发展，搞农工兵学商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忽视世界发展与中国发展的联系。（注：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共产风”、 “浮夸风”和“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曲折的发展阶段。60年代“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完全背离了现代化的方向。从建国至五六十年代，我国虽然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大工业体系，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1952年为43.1∶56.9，1978年转变为75.2∶24.8（注：钱抵千主编：《邓小平思想研究》第2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 页。）。国防科技方面，研制了“两弹一星”。这些使我国向现代化尤其是科技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以现代化的标准衡量，我国尚未脱离落后农业国状况，苏联模式的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政企不分，排斥市场，效率低下，农轻重比例失调，忽视技术进步和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水平很低，综合国力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提高，已经成为这种发展模式的“瓶颈”，中国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定位
就在中国现代化事业陷入徘徊不前的状态时，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却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邻近的日本不断进行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逐渐拉大。
就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山穷水尽疑无路”时，重新复出的邓小平指明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好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3页。）为此，邓小平首先为中国现代化重新做了历史定位。
（一）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但社会上一度出现过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西化”即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思潮。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此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即定前提，决不能动摇。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照抄照搬别国现代化建设的现成模式呢？答案是否定的。邓小平精辟地阐述道：“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3页。）不照搬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立足于自己的探索，这是一种远见卓识。各国的制度、国情相去甚远，文化传统迥异，历史特点各具特色，如果照搬只能陷于失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二）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1979年底邓小平提出了我国从本世纪8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共70年时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到80年代末实现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到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邓小平认为，我们拥有一切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基础落后。要消除同发达国家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形成的差距，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对这一点，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我们确定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内开放。要实现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改革也不行。他认为，第一个翻一番，农村改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翻一番要靠城市改革做得好，可以为本世纪甚至下世纪30年到50年打下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邓小平还指出，即使不进行更大的改革，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也可以达到，但考虑到要在下世纪中期争取达到中等国家水平，改革开放放弃不得。照过去老框框做，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如果固守成规，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失败尝试，肯定达不到目标。他更强调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1989年政治风波刚过，邓小平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仍是战略目标问题。他说，“我们发展的‘三步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他说：“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还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4～305页。）
（三）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措施和保证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邓小平不但做了周密的战略思考，并且提出了系统的保证措施。
第一，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要抓紧时间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82年10月，十二大确立了翻两番的目标。会议一结束，邓小平就找来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对他们说：翻两番“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二十年时间分为前十年、后十年。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准备有个时间问题，要抢时间，不能不认真对待。”（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6～7页。）他后来一再指出， 到本世纪末的这段时间，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他强调抢时间、抓速度，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扎实实讲效益，稳步协调发展。
第二，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做到心中有数。邓小平认为，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必须做到心中有数。1983年邓小平来到江苏，亲自了解翻两番的具体落实情况。回到北京，他立刻找到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以江苏情况为例子，提出落实翻两番，国家有具体规划，“各个省、市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指示，国家计委要规定各省市任务。要一个省市一个省市落实，使大家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帮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能够落到实处”（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3页。）。 邓小平又强调，各地情况不同，制定具体规划时要区别对待。他举了日本发展的例子，日本翻两番首先是在大城市搞起来的。中国翻两番，条件好的大城市起码应该翻三番；条件好的一般地区要快些发展；而一些落后地区，要实事求是地根据他们具体情况制定翻两番规划，也要心中有数。
第三，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从基础环节抓起，农业就是基础。对这个问题邓小平特别重视，论述得很具体。他强调，农业是根本，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农业翻两番首先要增产粮食。到2000年，以12亿人口每人800斤计算，粮食产量达到9600亿斤。从现在起， 每年要增产100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要求， 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从增加肥料上增产多少斤，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增产多少斤，其他手段能增产多少斤，都要有计算。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 页。）
第四，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科学和教育。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飞快，高科技领域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希望在90年代进步更快，高科技领域中国要占世界的一席之地。 他亲自批准实施国家“863”科技规划的重大决策，使十几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贡献，还是回来好。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第五，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重视现代化的世界性。邓小平以现代化的中国特性为灵魂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现代化的世界性。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是“中国牌”，但其水平应该是世界性的。因此，应该注意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学习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67 ～168页。），“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 也采取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为了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营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
为了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早日实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机遇难得、挑战尖锐、前景看好、任务艰巨的新形势，接过现代化建设的“接力棒”，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努力探索和实践，进而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
（一）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地位
早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特别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问题。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根据以上建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在确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时强调，“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并专门加以论述。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十五大召开之前，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郑重地提出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五大进一步阐述：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全面进步。“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与此同时，十五大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几个层面上全面系统地勾画了体现中国现代化事业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宏伟蓝图。
（二）全面处理好各种关系，使现代化建设做到重点突破中的整体推进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对于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若干带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分十二个题目进行了全面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两点论，但两点论不是均衡论，而是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善于全面分析和把握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并实行关键环节上的重点突破。从总的方面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其中突出强调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各个领域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抓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强调依法治国；在文化建设中强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党的建设方面创造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核心是“讲政治”的新方式；等等。在不同时期针对实际解决带全局性的矛盾，进而带动其他。辩证地对待矛盾的各个方面，构成完备的良性系统，使现代化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实施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战略
世纪转换之即，国际社会面对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将能否“可持续发展”提到世人面前。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如何正确解决现代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诸方面的矛盾，成为跨世纪中国急待考虑的问题。因为要加速实现现代化，必须高速发展；而要高速发展，又很容易急功近利，忽视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合理开发。我们不能走有的西方国家那种牺牲资源、环境来取得发展，而后不得不回过头来加以治理的老路。必须既考虑当前发展又要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鉴于此，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主要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时指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江泽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又作了专门论述。这充分显示了我国对国际上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视，表明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提出振兴国有企业的重大举措
早在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第一个翻一番，农村改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翻一番要靠城市改革做得好。城市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当前，国有企业正处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集中表现出来。同时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也对国有企业提出新的挑战。针对国有企业面临突出困难和问题，江泽民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多次组织并亲自深入基层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在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的分析，找出国有企业面临困难和问题的多种原因，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与指导方针”和振兴国有企业的具体措施。第一，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要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使企业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形成一整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领导”，“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注：199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要高度重视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特别是要选好企业主要负责人，切实加强企业管理。要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的有效组织形式，实行严格的责任制，确保国有资产增值。第二，根据我国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实际状况，考虑到世界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这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也是一项长期任务。最主要的是加快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要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压缩落后生产力，淘汰落后企业；抓好一批大企业大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第三，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财力的可能，采取积极措施，区别不同情况，逐步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负债率过高和社会负担沉重等问题。必须形成企业增资减债的有效机制，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第四，切实把企业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人员安置好。
上述全新政策的提出与实施，不仅标志着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即将突破当前的困难，也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完成翻两番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223页。）邓小平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这种“全新的人”加以具体化，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把这一问题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白皮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的重要观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也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此，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通过“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使受教育者“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达到“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注：1999年6月18 日《人民日报》。）这不仅是培养“全新的人”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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