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资本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命题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在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证明的政治经济学②，同样要适时地改变自己的形式。问题在于，改变什么，怎样改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
20世纪的后20年，在与新的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社会主义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遭受重大挫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新老自由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一次面临新的挑战，而且可以说是自第二国际叛卖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同时，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伟大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遇的新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变化了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科学地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非难和攻击，创造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首要的条件就是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硬核”的、它所特有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卢卡奇的下列观点虽然有失偏激，但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④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我们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纷繁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体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起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
《资本论》博大精深，但其方法论归根结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⑥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这一经典表述，是《资本论》的活的灵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和动力。根据这一经典表述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他有关阐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
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
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
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
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
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这五个命题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发生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根本依据。也就是说，上述第一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而其他四个命题，则是这个首要原则在经济分析进程中合乎逻辑的展开。下面，我们将根据《资本论》的启示，对这五个基本命题逐一加以讨论。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制度的变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主线。在这条逻辑主线上，生产力是发端的、首要的因素。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⑦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科学原理”并不是一个僵硬的公式，它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含。在《资本论》中，随处可以感觉到它的力量和魅力。在研究商品货币时，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劳动二重性”学说，这一学说被马克思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一理论正是一个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来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现象的范例，甚至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个如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来解析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的要点有如下述。
1.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而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重性的统一。就生产商品的劳动而言，从一方面看，它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具体形式各异的不同人类劳动按照一个统一的尺度相互比较的过程，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劳动的二重性正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二重性的表现。马克思的这样一段经典性论述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实质，也说明了经济活动的二重性：
“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可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⑧
这一段论述说明：第一，人类的经济活动或所谓的资源配置的实质，是由生产与需要的相互适应而发生的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问题，这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起作用的自然规律。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就是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在私人交换制度下的实现形式。⑨第三，商品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形式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关系，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或历史形式。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中，生产力居于首要地位。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首要性的命题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颠覆的事实之上的，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⑩从人的自然属性中产生出的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全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马克思对商品经济的分析，不象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从抽象的个人主观效用出发，而是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出发，即“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1)，即使用价值，它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关系，具体地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关系，即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生产关系形式要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像有人贬低的那样，不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而只研究阶级斗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价值规律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形式和社会形式、劳动的一般过程和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商品的交换和货币的流通、物质形态的再生产和价值形态的再生产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研究资源配置，而是反对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来研究资源配置。而在生产力与经济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来揭示资源配置在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下的具体规律，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抛开具体经济关系而讨论乌托邦式的一般均衡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原则区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它是科学地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配置过程的典范。
3.虽然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居于首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它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是生产力配置的社会形式，而不是生产力配置的物质过程。在分析商品二因素时，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物质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12)
恩格斯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说明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13)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源配置具有二重性，即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社会的资源配置，归根结底是资源在相互间存在利益差别以至利益冲突的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因而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系是资源配置由以实现的必然机制。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源配置一般规律的研究也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更加重视资源配置的特殊社会形式。不明确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质。
二、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
在方法论上遵循个体主义，即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由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这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西方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进化论自由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没有从根本上背离开这一传统。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核心是，“只有个体才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既不选择又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科学的准则。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做的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结果。”(14)
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是与个体主义原则相反的整体主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排斥对个体动机和行为的分析。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尽管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是按照特殊的规则和特定的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单个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因此，“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5)虽然“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社会的运动是由个体的选择和行为汇合而成的，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个人的行为受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的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6)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们的头脑。”(17)
运用个人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时，个人的主观动机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行为是考察问题的出发点。但是，事实上，任何个人的经济行为都不可能是完全主观随意的，它本身就是经济制度的产物或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的那样：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18)。
因此，从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整体论的范畴。但是，坚持整体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认识所有的问题都要从宇宙开始。(19)社会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空壳，社会结构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既是后者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社会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中。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在一定的制约中选择制度，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他们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表述是准确的、辩证的，而且显然经过了仔细的推敲：
“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已经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线、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0)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21)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22)
从孤立的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个人出发考察经济问题，必然把历史和时间排除在经济学视野之外。从现实的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个人出发考察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根本差别。
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的现象，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已经形成的另一个重要传统，这是从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出发考察问题的必然结果。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从客观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而是自然的人类本性造成的。因此，私有制被看作是人类利已本性的自然表现，自由契约被说成是天赋人权的自然延伸，等价交换则被称为平等和正义的象征，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范畴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而且可以用来说明包括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计划经济等所有的社会经济现象，理性人的范式成为了解释一切制度现象的万能钥匙。
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制度的认识与这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观点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没有一般的生产，只有特殊的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抽象的适用于任何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形式是不存在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历史的方法实质上就是辩证法，辩证的方法也必然是历史的方法，“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3)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讨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时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24)
马克思承认，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生产一般。这个一般本身又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例如，所有的生产都要使用工具，都存在着自然的或社会的分工，都具有节约劳动的倾向，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社会共有的经济规律。另外一些是几个时代所共的，例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没有这些一般规定，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所谓的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的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是，所以要将生产的一般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注意统一而忘记了差别。而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在对于商品货币关系的研究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中，特别是从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对于价值形式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是《资本论》分析得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的缺陷不仅是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此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25)
新古典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科学成分统统抛弃，而集中地发展了其中的庸俗成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和时间被完全抽象掉了，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被归结为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26)西方经济学的现代自由主义学说，更是把超历史的理论传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根据这种理论，自利的人在任何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都同样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因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现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这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理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大力推行，成为90年代经济转型国家激进式改革的主流思想。但是，实践并没有给新自由主义戴上胜利者的桂冠，前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证明了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制度演进方面的贫乏无力。事实再次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27)马克思对价值转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历史观点分析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典范。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是从商品货币开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经济关系都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但是，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和资本的所有权规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产生：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从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而生产价格规律，正是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的方法提醒我们：把握现实的市场经济，必须把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我们要尊重市场经济的所谓“国际惯例”和“一般规则”，但是不能成为它们的俘虏和奴隶，不能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社会性质被“市场经济一般”所淹没。从国情出发选择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坚持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才是明智的做法。
三、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主要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展开的。在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决定性意义，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整个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为什么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的一段话概括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28)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29)它在整个经济关系的体系中起决定作用。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决定作用，又是由生产在人类全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专门分析了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着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30)
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中， 马克思再次强调了生产对分配根本的决定作用：
“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31)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地位和生产对交换和分配的决定作用，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在《资本论》1、2、3卷中， 第一卷是核心。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曾经这样说：“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32)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论》第1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资本论》第2卷、第3卷对资本的流通和资本总过程的分析，只有在生产过程的本质得到说明的基础上才能展开。在《资本论》第3卷结尾部分， 马克思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即劳动者作为商品与资本相结合而产生的雇佣劳动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33)
正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这种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从一般的财产关系或产权关系中分离出来，把它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而且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坚持这一基本命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一切旨在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图谋，其最终指向都是要实行私有化，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命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四、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据经济关系来解释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所直接面对的是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物质过程，因此，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思考问题在这里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以现代产权理论为例，大多数的西方产权经济学家都把作为社会存在的经济关系，与表现为社会普遍意志关系的法律规定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在了一起，颠倒了它们的关系。产权经济学派的重要人物阿尔钦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是授予特别个人某种权威的办法，利用这种权威，可以从不被禁止的使用方式中，选择任意一种对特定物品的使用方式。由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合著的《微观经济学》一书则把产权定义为“描述人们或厂商可以对他们的财产做什么的法律规则”(34)。在所有这些产权概念中，法律形式具有决定性意义，产权首先是一个法权概念，它是由法律创造的，是法律形式赋予产权以特有的经济意义，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正是由于不了解甚至经常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现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各种制度现象时几乎毫无例外持有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而最终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
自由和平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范畴，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它们是天赋的人权、先验的正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从客观存在的商品经济关系中，发现了它们存在的物质根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35)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36)
马克思不仅说明了自由、平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法权和道德规范的客观性，而且揭露了它的表面性和虚伪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流通既是资本的逻辑起点，又是资本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所有经济关系都首先表现为一种等价的商品关系，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根据商品所有权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对于揭示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本质来说，交易过程中的这种契约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它不仅不能真实反映生产关系的本质，反而掩盖了生产关系的真实性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和平等的表面性和虚伪性做了这样辛辣的讽刺：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已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只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笔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尾随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37)
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无论是它的表面性还是虚伪性都是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社会存在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意识。而时下正风行着的社会制度的契约论解释，尤其是对“资本雇佣劳动”的天然合理性的博弈论证明，实质上不过是马克思早就揭露过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的更加精巧因而也更加虚伪的现代变种。
五、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社会的发展不应当完全受个体利益的支配，而应当受集体理性的控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调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了私人的财产权、自由和“独创性”；而在公有制条件下，过去表现为对人们的外在强制的全部生产的联系和规律，能够为社会的集体理性所自觉把握，服从于人们的共同控制，这种共同控制正是个人充分发扬其个性，实现其全面和自由发展的必备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历来被自由主义者所批判。以哈耶克、波普为代表的进化论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由于社会是复杂的，而人的知识和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是以分散状态存在的，因而，社会的进化过程可以受理性控制并能为人类集体目标服务的理性主义观点，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所有的进化都是无意识的自发活动的产物，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要么不可能，要么就是一场灾难；如果保持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那么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会超出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结果；而在实际中，自发秩序之所以表现出那么多的缺陷和弱点，大都是因为有人试图干涉它们的机制或者阻碍它们的运转。(38)进化论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被有的西方学者称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最审慎然而又是最令人畏惧的批判。”(39)在我国，随着近来哈耶克、波普等人的主要著作如《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秩序原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的介绍和出版，进化自由主义理论的传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
哈耶克等人提出的进化理性主义的目的，是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哲学的论证，但是，这种理论所依据的哲学前提，即彻底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不可知论，却无法为自由的合理性提供理性的根据。这一理论的核心命题即知识的主观性、个人性和社会进化的无意识性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40)尽管如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挑战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的确面临着这样一个理论上的难题，即一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出现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能够建立一种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毫无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什么意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个理论上的难题是通过引入社会实践这一范畴得到解决的。他们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主观与客观、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社会实践。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着社会，在改变环境的同时改变着自己。“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建立的唯物史观，既克服了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又摆脱了唯理主义的先验论，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
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的态度既谨慎又积极。他们既是进化论者，又是构造论者。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2)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可以通过社会联合，按照他们预定的目的来影响社会进化过程。虽然人们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他们把说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和一般目的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目标，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的深刻分析，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同时，他们坚决拒绝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人类公平和正义等理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未来的理性王国。他们既不想制造乌托邦，也不是不可知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的要求，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般趋势，通过科学的抽象，把握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最一般、最基本的特征或规定性。早在1843年马克思刚刚成为共产主义者时，就明确宣布“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们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3)因此，“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4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所持的这种态度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左”倾与“右”倾两种片面性，都是由于不能正确认识这一问题造成的。“左”倾教条主义把理论视为神圣不变的教义，背离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右”倾机会主义则认为目标微不足道，运动才是一切，完全背离了作为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把社会发展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才能把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方面，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哲学基础，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纲领的邓小平理论，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的典范。
结束语
上面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五个基本命题。这些命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逻辑整体：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首要的原则出发，必然会得出只能在由生产力决定的客观经济关系的制约中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规律性的结论；而人们的经济行为方式，取决于他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归根结底又取决于他们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乍看起来完全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支配的立法和政治活动，以及属于精神活动范围的各种意识形态现象，都是以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不过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他们的意识中或直接或曲折的反映；而将人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与他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整合起来的社会实践，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或迟或早会使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发生与生产力进步相适应的变革。这五个命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硬核”。如果否定它们，就是拆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如果坚持、发展和深化了这些基本的命题，并运用它们来解决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那么，就象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即使我们放弃了马克思的所有具体论点，也不会片刻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在目前情况下，强调《资本论》的方法论意义，强调在经济分析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应当看到，近二十多年来，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虽然极大地繁荣起来（这无疑是可喜的现象），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却有日益削弱的倾向。而由这种削弱带来的必须加以高度重视的后果，就是在大量应用性或对策性的经济研究中理论基础选择上的混乱，不少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与社会主义宪法秩序相冲突的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和方法，大有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分析的主导性理论基础之势(45)。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能够成为众多应用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成了问题。形成这种局面的表面原因，是在《资本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对许许多多新问题的现成答案，于是一些人就转而向现代西方经济学去寻求这种答案。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他不可能预见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发生的问题，而且他的理论中确实也包含一些已经为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东西。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成为放弃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一些重要分析框架，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适当调整，就可以直接运用于对今天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永葆青春的经济学方法论，只要认真把握和运用这个方法论，我们就能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不断获得与其辩证法的（即在自我扬弃中发展的）本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
收稿日期：2000—5—8
标签：经济学论文; 资本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个人价值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所有制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