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过程中推拉理论的演变与重塑
刘 风 葛启隆
摘要： 推拉理论在人口流动领域具有一定解释力。以推拉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为分析脉络，梳理人口流动高潮期、返乡回流期、双向流动期等不同阶段的研究可以发现：第一，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流动更多在于结构因素的推拉，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影响成为其流动的根本动因。第二，随着流动性社会到来，影响人口流动的结构性因素出现反推拉效应，导致推拉理论解释力式微。第三，学者对推拉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深化了其内涵，拓宽了其新时代外延。由此而知，国内关于推拉理论在流动人口中的应用研究，多侧重于从社会结构或宏观视角来分析，忽略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视角。通过引入流动人口主体性的概念，可重新建构推拉理论，以解释新时代流动人口的推拉因素，丰富推拉理论的内容，并预测其对后现代社会中人口流动的可能性。
关键词： 人口流动；推拉理论；演变；重塑
一、问题的提出
流动人口问题作为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一直备受不同领域的关注。进入21世纪，社会结构的转型推进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加深了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不均衡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会持续扩大，同时人口流动的特点也将呈现多样化。流动人口的这些变化得益于其主体性的作用，换言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及流动模式等方面，具有更加理性的行动选择，即当代社会的人口流动逐渐呈现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流动的趋势。人口流动是整个国家人口结构转型的主导力量，也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想要全面了解流动人口问题，就要阐释人口流动背后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稳定运行，助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有关人口流动的理论研究视角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推拉理论，这一理论将人口流动看作是由“推力与拉力”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并将经济因素作为人口流动的动因。综合相关研究可知，城市与乡村间的推力和拉力的确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就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推拉理论而言，这一研究视角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主要体现在21世纪以来，流动社会的形成，流动性治理更加关注流动群体的主体性，理论界逐渐发现传统推拉理论忽视了流动人口的主体性，并开始从反拉力、反推力和中间障碍因素等方面展开分析，以丰富推拉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提高推拉理论在人口流动中的解释力。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逐渐缩小，但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会保持继续增长趋势，学界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依然需要落到人口流动这一具体行动上。
最早研究人口迁移的学者是英国的雷文斯坦，他调查了19世纪英国境内的流动人口迁移情况，从中总结出七项人口流动规律，并分别从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性别差异等方面进行阐述。雷文斯坦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这种研究视角虽然没有明确运用“推拉”的概念，但实质上已初步表现出推拉理论的雏形。①之后，巴格纳率先提出了推拉理论，并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是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②李将与人口流动过程有关的因素分为四类：拉力、推力、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人因素。他指出，人们在比较过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推力和拉力之后，才做出流动的决定，距离和交通等障碍因素的存在，会对不同地区的推力和拉力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他更强调了个人因素的作用，因为个人对即将流入的城市产生的主观看法将会对其流动行为造成实质性影响。李将人口流动视为推力、拉力和中间障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认为流入地和流出地中皆有推力和拉力存在。③这种理论构建考虑到联结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机制的推拉作用，也兼顾了流动人口这一具有主体能动性群体的理性选择，他所提出的中间因素在推拉中起到阻碍作用还是调节作用，仍有待商榷，但这种推拉理论对人口流动的路径或模式已有一定解释力，并对国内学者分析我国人口流动现象发挥了较大的启发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人口流动成为我国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的重点，学者们因此进行了一些更具前瞻性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应该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逐渐消除城乡居民间的不平等，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推进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但更多学者主张发展推拉理论，提升它在新时代的解释力。对于本文所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传统的推拉理论虽然具备诸多可取之处，然而重塑推拉理论，给予其更具时代特色的理论内涵，也更符合我国对于以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的现实情况。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推拉理论在我国的演变发展，以流动人口主体性的生成来重塑推拉理论，提升其在新时代的解释力，以期更好地分析人口流动背后的流动逻辑。
二、理论初创：推拉理论与人口流动
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对人口流动的长期制囿，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生产力得以解放，催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为获得更多生存资料，农民群体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开始在城乡之间流动。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沿海与内陆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大量农村人口不断流入收入较高的地区，城镇化带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发展较快的地区不断吸纳外来流动人口。在这一阶段，虽然大量流动人口仍然受户籍制度的约束无法取得城镇常住户口，被归类为“暂住人口”、“外来人口”，当地政府也以连续出台调整措施等方式来控制流动人口规模，但在新的商品经济思维的作用下，流动人口在其中能够取得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资料，获得一定的居住和生产空间，进而结成新的社会关系，重建个人社会网络关系。
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大多用推拉理论来分析人口流动现象。陈吉元和胡必亮认为，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其他部门的推力和排斥力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现实需求所决定的拉力却不仅仅由人们对高收入的追求程度决定，还由在现实条件和一些制度因素的影响下，依靠农村工业和利用劳动力来实现。④这种说法十分强调制度对人口流动的制约作用，但忽略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和接纳能力，这一观点在对未来形势的判断上同样出现些许偏差。刘科伟将城镇化的拉力定义为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接受能力，并且具体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使用分为投资到居民的工作生活需求和花费在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以维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按城镇生活标准的消费需求。⑤这一观点既没有考虑农村发挥的作用，也过于看重国家的宏观调控，忽视了流动人口的主体意愿。张敏茹和赵世利在分析蛇口地区流动人口加速增长时提出，分析流动人口的推拉理论有很大局限性，只有在原住地与目的地的经济、社会条件等对比下有明显的优劣差别，或发生突然巨大变化时，才能判明推力或拉力的作用。她们认为，蛇口地区的工人在招工时会考虑到推拉因素，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最终选择的单位。⑥这种看法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分析推拉理论的解释力，虽然没有详细阐述推拉理论具体在哪些方面“水土不服”，但也反映出学界存在着一些不认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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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释力式微：对推拉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进入新世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变迁，城乡二元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调整，越来越多偏向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使人口流动变成常态。与此同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结构出现显著分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⑦，多元化的市场空间给他们带来多样的选择机遇。由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没有农村生活与务农经历，且基本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其主体性相对来讲更为突出。因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意识的生成，这一群体在流入地的融合行动中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认同发生转变，其参与流入地的主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政府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动向更加关注。有鉴于此，在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大转型中，传统意义上的推拉理论已不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1.囿于制度因素的本土化特色
我国学者着眼于户籍制度和社会政策约束，论述推拉理论不能全面解释我国人口流动现象。例如李强指出，在户籍制度下，中国城乡流动中的推拉失去效力，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流动农民工的流动轨迹就是年轻时外出打工挣钱，年纪大了以后回家乡务农、务工或经商，李强将这种生活模式总结为农民工特殊的生命周期。他认为，由于生命周期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行为结果，而推力和拉力只能在特定的生命周期阶段中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就让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譬如，面对城市中的排斥力，农民工可以置之不理，依然选择涌入城市。⑧在郭星华和王嘉思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更强，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而政策环境也更为有利，使得他们的心理预期不再锁定在返乡，因此，他们接受到更多的拉力、也更为在意推力，而户籍制度并不是减弱推力和拉力的障碍因素，相反是农民工进入城市时感到的某种“推力”以及退出时感到农村的某种“拉力”的根源，是中国式“推拉”分析中的核心因素。⑨这些看法逐渐开始从中国的具体时代背景和整体社会来思考推拉理论的合理性，虽然没有对推拉理论进行补充和再发展，但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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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繁复的“推拉”因素不断产生
然而，郑春勇在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了我国剩余劳动力流动方向后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在流出地推力、流出地引力、流入地拉力、流入地斥力以及劳动者的个人能力这五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他提出的“斥力”指的是流入地的“推力”，即上述主观性斥力因素以及由主观性斥力因素而衍生出来的客观性斥力因素，如市场的“挤出”、政府的“驱赶”和 社会的“排斥”等。但在研究中，他着重强调了农村劳动力的个人能力因素，这是因为当农村劳动力的学历、专业技能水平相对较高时，农村劳动力能够满足流入地设置的条件或者能够通过购房落户，那么流入地的斥力便对他们起不到作用了。⑯郑春勇所构建的“五力模型”加入了个人因素，大大提升了推拉理论在新时期的解释力，为我们分析未来的人口流动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此外，金沙在传统的推拉模型中增加了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心理因素和自身能力因素，建立起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扩展推拉模型。他的研究发现，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决策的最重要因素是其自身能力因素，即其通过城市工作提升了自己的能力素质后，在一个临界点会做出回流的决策，他结合我国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认为，我国目前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多属被动回流。⑫虽然这个结果对于我们的研究没有太大帮助，但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可以说明农民工主观决策的重要性。吕惠琴和李锦雯则走得更远，她们在分析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短缺的动因时构建了“反推拉模型”，将珠三角地区存在的各种不利于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和措施产生的作用视为“反向推力”，其他区域经济的发展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政府对农村实施的系列惠农与社会保障政策视为“异向拉力”和“反向拉力”，并且认为上述三种因素无疑都必须通过农民工主体才能发生相应的作用。她们还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利益上更加多元化的要求，但现在企业和政府所做还远远不足。⑬这就将人口流动这一行为归结为农民工本身进行选择的结果，要求我们关注农民工的群体性特征和个体的诉求。
3.农民工回流引发理论悖论
将双向的推拉力和个人能力因素结合的观点认为，流动人口个体是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黄少安和孙涛在对“非转农”现象的分析中，从户籍制度入手，将城乡户口相对价值的变化视为一些人群“非转农”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城市而产生了对城市居民的拉力。他们认为，现在的推拉理论不能有效解释“非转农”，原因不在于没有相应的经济意义上的推力和拉力，而在于中国还不具备人口自由流动这一分析前提。⑭这种观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双向推拉和个人能力的结合，但实际上已经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在费喜敏和王成军的研究中，他们使用推拉理论来分析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意愿，认为农民工选择在流入地定居还是回流出地定居时，流入地和流出地各有其推拉因素，同时也受到文化和习惯等中间障碍因素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这种综合的推拉作用决定了流动人口群体最终定居地的选择。⑮这种分析视角已经尽量做到了全面，但只采取了实证研究方式对现象进行描述，并没有研究更深层次的理论，也没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我国农民工回流现象研究中，学者认为，反拉力和反推力、农民工自身能力这两方面因素，都会对人口流动过程造成影响。如张佳和张宏将中国目前农村劳动力的现实性选择看作是推力、拉力和反推力、反拉力博弈的结果，并构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反“推—拉”模型，将反推力具体描述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排斥力、不同文化的碰撞、非和谐的劳资关系和经济危机的“挤出力”，将反拉力归纳为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农村创业的优势和农民对传统家庭以及土地的依赖。他们针对我国当前社会背景，较为全面地指出影响推拉的因素。⑩赖光宝和赵邦宏从城镇化角度分析人口流动，提出了“双向推拉”理论，他们将反推力归因为把流向城镇的农民推回农村的力量，如就业、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在来自农村的拉力中，他们特别点出了农村更低的生活成本、更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优越于城镇的生态环境，并对这两组方向相反且互相交织，共同作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力进行了合力分析，认为这些力对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段所发挥的效力不尽相同。⑪
（4）在对建筑工程的主体结构进行验收完毕后，才能进行管内的穿线操作，且管内穿线操作需要控制在抹灰工作完毕后。对于各个回路与配线表，必须要在穿线之前进行编号确定，以防止安装时出现误差情况。
综上所述，结合我国流动人口的现实问题，推拉理论仍然有一定的可取性。为了进一步提升推拉理论的解释力，学者借助对热点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积极探索影响人口流动过程的因素。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现实的社会环境分析，学界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到流动人口主体性上。据目前研究来看，学者普遍认为，流入地和流出地存在着推力、反推力、拉力和反拉力，也有中间障碍因素调节两地双向的推力和拉力，个人能力被看作一种客观影响因素，在方向、距离和期限等方面，具体限制着流动人口主体进行理性选择。其中，在中间障碍因素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不是双向推拉力这些客观因素，而是流动人口的主体性。因为主体性的生成，流动人口得以根据个人对生活资料的需要，利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不断提升的理性选择能力，主动决定进行人口流动，规避可能遇到的障碍因素所带来的风险，选择在流入地融入或是疏离，形成新的交往关系，进而重建个人新的社会网络，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四、重塑：新时代人口流动中推拉理论的新解释
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影响人口流动的决策。现如今，关于流动人口盲目流动、无目的流动的话语无疑是不精准的。诸多研究表明，影响第一代流动人口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效益，因为他们作为开拓者，在流入地积累一定经济基础后，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势必会催生更多的人口流动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扩大的连锁迁移⑰，这种分析视角不仅出现在“浙江村”系列研究，还用来解释部分农民工的早期流动行为，对当前流动人口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主要流动形式更加理性化，这些理性流动的表现背后是其主体性逐渐生成的原因。这种主体性主要是流动人口为满足经济、精神、文化、社会需要，运用其理性选择能力决定是否与流入地融合。具体而言，人口流动过程更多由流动人口本身决定，并非单纯是推力、拉力互相作用的结果。换言之，流动人口主体性作为关键的中间阻碍因素，在个人主体能力范围内所进行的理性选择，在较大程度上左右着其流动行为。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推力和拉力不再产生作用，中间障碍因素给予了推拉力新的内涵与外延。归结起来，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主要分为三类：流动人口的个人能力、中间障碍因素以及流入地和流入地的双向推拉力。具体可解说为以下几个方面：
纵向来看，我国现在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发展的阶段，人口流动规模和范围会不断扩大。我们推测，未来的人口流动，会越来越趋于多样化，未来社会在向流动性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流动将成为每个人的常态，这必定会更加要求主体性的参与。在新的社会结构下，政府治理流动人口将会遇到更多的阻碍，一方面，社会原子化现象不断出现，流动人口主体摆脱了社会组织的束缚，趋向边缘化、碎片化，带来更多风险，给政府政策和制度带来挑战。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会不断加大，这要求我们不仅要警惕发展中出现的社会极化现象，同时也不能被民粹主义所操纵。从我国的流动人口治理过程来看，社会力量与流动人口有紧密的关系，但是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政府可利用社会组织在多元表达和利益平衡上的优势，借助新的推拉理论，培育一种包容的价值观，采取流动的治理观，提供一种流动人口治理的理想模式。
其二，中间障碍因素是会对双向推拉力起到阻碍的因素，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宏观障碍和微观障碍。宏观障碍指的是户籍制度等外界条件，主要通过身份约束和行为管制的方式改变居民理性流动的行为预期，形成一种阻力，调节双向推拉力的实现。微观障碍则主要指流动人口的主体性，因与个体对于精神、文化、经济的不同需要直接挂钩，催生了人口流动的多样性。
主体性发挥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在择业方面，个体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动选择自己要从事的职业。第二，在生活方面，个体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选择定居还是返乡、主动选择买房还是租房、主动选择保持何种生活方式。第三，在政治方面，带着很高的积极性，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自发地参与到社区日常事务中，如参与社区换届选举、参加社区文体活动等。第四，在婚恋方面，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选择是否结婚、选择跟谁结婚。由于做出决定的个体不同，参考的标准也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故而主体性的生成给传统的推力和拉力以及反推力和反拉力带来了挑战，出现了“非转农”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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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具体来说，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双向推拉力就是我们之前提及的城市和乡村的拉力、反拉力、推力、反推力。流动人口日渐趋向原子化，让原先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固定的双向推拉力更加动态化，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的推力，如歧视、分配不均等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充足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有更强烈的融入意愿，这些都引发了他们对自身身份的复杂认知。在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支持下，农村的拉力也不断加大，加上家庭的吸引力和传统乡土观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也有许多城市居民进入农村，这些都说明了目前双向推拉力多样化发展的大趋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试图为推拉理论提供一种更有解释力的模式，即流动人口主体在个人能力限定的范围内，因主体性和其他障碍因素，重新界定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双向推拉力，进行流动决策和融入城市，最终实现自己既定的生存发展目标。也就是说，因为流动人口主体性的生成，整个流动决策趋向动态化发展，并最终对流动人口自身、流入地和流出地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五、反思与展望
人口的流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受制度、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深入分析和把握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各种推拉力与反推拉力，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人口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推拉模型的演变分析，我们认为，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不再是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流入地和流出地固定不变的单向或者双向的推拉力，而是中间障碍因素中流动人口主体性这一因素。在主体性的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多样化决策，流入地和流出地也产生了多向的推拉力，因此，新时代的人口流动出现了许多变化，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给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带来挑战。
其一，个人能力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职业技术能力、社会交往网络和家庭经济水平等，主要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在这里，我们划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是个人，因此主观因素是个人本身固有的条件，而个人之外的其他条件归为客观因素。对于流动人口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很重要。在流动初期，他们需要血缘、亲缘等联结的关系网络进行连锁迁移，家庭为个人提供了原始的社会资本，个人的知识积累和技能水平链接到职业选择，给个人带来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与此同时，这两方面因素的缺乏或差距，会限制个人的流动决策。
注释：
一方面,若U∈η(O),由η(x)={x}-及η(O)={η(x):x∈O},存在x∈O(X)使得U={x}-,于是U∩O≠Ø,又U∈csX,U∈csO,于是U∈η(X)∩csO。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学者们对推拉理论的解说借鉴了物理学的研究方式，形象地把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概括为推力和拉力，把人口流动归结为一种推力和拉力互相作用的过程，是一种简明清晰、通俗易懂的解释框架。改革开放初期，当这个“舶来品”进入到中国学者的视野时，流动人口问题正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推拉理论提供了一种较为全面具体的解释范式，其解释力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应用于人口流动现象中。这一时期，学者们普遍认为，推拉理论是对人口流动动因解释最为全面综合的分析依据，因此学术界大量引用推拉理论来概括总结我国人口流动的特点，分析农民工定居决策、城镇化等现象。不过，有学者敏锐地觉察到人口流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为推力和拉力，并开始探究政策和制度在人口流动中的作用，同时传统地将城乡差距和收入不均视为决定性的推拉因素的观点也受到质疑，推拉理论在这些质疑中生发出新的内容。
① E.G.Ravenstein，The Laws of Migration，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1885，48(2)，pp.167-235.
不久，竹韵悠悠醒来了，脸色惨白地对龙斌笑了笑，站起来走到电脑前，在百度搜索键上打下了杂志文章的标题，一搜索又令她气愤难当，不但这篇文章上了网，而且点击率，跟贴率极高。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大骂竹韵是骚货，是祸水，要将她拉出去斩立决，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竹韵突然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污水池里，淹得快要窒息了……
② D.J.Bagne，Principles of Demography，New York：Johnson Wiley and Sons，1969.
③ E.S.Lee，A Theory of Migration，Demography，1996，3(1)，pp.47-57.
数据采集系统：由信号隔离模块、数据采集模块、PC及工业组态软件组成。信号隔离模块是保证信号质量稳定，保护数据采集模块不受外部电磁干扰。数据通信采用固定网ADSL宽带接入互联网方式传输，中控室上位机通过寻找不同监测点的地址来获得相应点的数据，有组态软件对各类数据进行处理。
④ 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
二是多方顺畅对接。当前，军地各部门和企业之间缺乏合理的体制联接，各融合领域之间缺乏深入的统筹协调，各融合体制间缺乏有效的纵向贯通，这些问题导致了军民融合过程中“多头提需求、分散搞对接、各自抓建设”的现象严重。平台要打破传统一对一的对接方式，将科研院所、军工和民营企业、金融机构、科技服务机构、各类中介机构等全部融到平台上，不断拓宽军民融合的领域和范围，让每一个需要军民融合服务的对象，无需像以前那样花费精力和成本逐个部门办理业务和低效率地寻求合作，只要在平台内就可以很便捷地找到想要的技术、得到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找到资金支持、办理资质和手续以及找到其他相关主管机构。
目前，国内无土栽培基质消毒基本上还是人工操作，效率低下，安全性差，对环境影响大。部分设施生产单位采用了进口的基质蒸汽消毒设备，存在设备价格昂贵、占地面积大、零部件更换仍要全部进口，售后服务无法保证等弊端。根据我国设施农业基质消毒设备发展的需要，设计开发了无土栽培基质蒸汽消毒机，生产率达到2.8m3/h，通过灭菌检测达到99.9%以上。
⑥ 张敏如、赵世利：《蛇口迁移人口加速增长的探索》，《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1期。
⑤ 刘科伟：《推拉理论建模及预测──以陕西省为例》，《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6期。
⑦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允许企业提前执行。
⑧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⑨ 郭星华、王嘉思：《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推拉之间》，《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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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张佳、张宏：《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性选择——基于“推—拉”与反“推—拉”的博弈》，《安徽农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⑪ 赖光宝、赵邦宏：《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村人口流动原因探讨——以河北省为例》，《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17期。
⑫ 金沙：《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的推拉模型分析》，《统计与决策》2009年第9期。
⑬ 吕惠琴、李锦雯：《反推拉模型：珠三角农民工短缺动因分析》，《学术交流》2013年第5期。
⑭ 黄少安、孙涛：《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基于城乡户籍相对价值变化和推拉理论的分析》，《江海学刊》2012年第3期。
⑮ 费喜敏、王成军：《基于推拉理论的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的实证研究》，《软科学》2014年第3期。
⑯ 郑春勇：《基于“五力模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城镇化过程分析》，《理论导刊》2016年第12期。
⑰ 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流动农民工制度资本建构研究”（2020ZZJH-186）；河南农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流动性治理：非户籍人口参与社区换届选举的行动研究”（2018-SG-01）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982（2019） 10－0026－06
作者简介： 刘风，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河南农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河南郑州，450002；葛启隆，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责任编辑 陈 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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