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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 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3-0060-05
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人而展开的，文化即是人化。什么是人，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其对后代发生重大影响而言，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儒家系统，一个是道家系统。
儒家的人文精神
在儒家学派看来，人是异于并高于动物的族类。人之所以异于并高于动物者，就在于人作为人，具有严格的人伦操守。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这里所去所存者，即是人的人伦操守。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人之有辨，是指人具有明辨是非然否的能力。荀子还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之所贵者，在于人有义。何为义？韩愈说：“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者，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人之为人，并不在于人有知觉、有生命，而在于人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进而言之，人作为人，首先是社会成员。人作为社会成员，就应当遵守、履行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在儒家看来，就是所谓的礼。何谓礼？《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可靠保障，作为社会成员，任何人都不得肆意违反礼。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季氏做了一个臣子不该做的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人作为人，就应当严守自己的人伦操守，不仅要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且要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所以荀子说：“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荀子·不苟》）《礼记》更为明确地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礼记·冠义》）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人，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切实做到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人作为人，当然存在着各种欲望，但是在儒家看来，人应当以保守自己的人伦操守作为自己最大的欲望，甚至应当不惜为此而牺牲一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即是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根本就在于懂得并履行人的社会责任。
强调个体对于社会、对于团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根本。儒家强调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儒家特别推崇人的角色意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之为君，就要家个君，就要做君所当做之事；臣之为臣，就要家个臣，就要做臣当做之事；父之为父，就要像个父，就要做父当做之事；子之为子，就要像个子，就要做子当做之事。每个人都是社会集体的一个成员，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结婚生子，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而在中国人看来，则是家族的大事，结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传宗接代。你可以不结婚，但是那样一来，你做父亲的责任就没有完成。结婚之所以要听父母之命，因为父母是站在家族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而你只是家族的一个成员，你必须服从家族的利益。《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什么不能结合？虽然他们相互爱慕，但是从家族的利益来看，薛宝钗显然比林黛玉更适合作贾家的媳妇，不管是贾母、贾政还是王夫人，他们绝不会选林黛玉，而只会选薛宝钗。就对于家族的责任而言，一个人并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父亲的儿子，你爷爷的孙子。一个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必须承担这份责任。整个社会也以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以这种期望来要求每一个人。就是现在，我们一个人回到家乡，家乡人并不说你回来了，而是说某某的儿子回来了，某某的孙子回来了。家乡的人来城里找你办事，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你应该替他们办事，因为他是你叔父、你姨丈，而你是他的侄子、他的外甥。甚至只是一个同乡，他们也有充足的理由要求你为他们办事，因为他们毕竟是你的同乡。
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一种束缚。一个人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身份，就只能做自己身份必须做的事，而不能做自己身份不允许做的事。所谓人，在儒家看来，就是各种身份的一种集合，就是要时时刻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就在于不折不扣地推行仁义，完成自己的社会角色义务。除此之外，孔子以至儒家学派并不认为个人还有独立的个人追求、个人独立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由此，孔子特别强调对于自我之尽力克制，强调“克己复礼”，并再三申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总之，就是要冥灭自我，消除一切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人是各种身份的集合，除各种身份外，人便一无所有。在孔子看来，人没有、也不该有任何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东西。
然而，身份不过是一张皮、一件外衣、一块遮羞布，但它最终却使人符号化，使人成为某种观念的符号和象征，使人成为机器，成为部件，成为碎片，成为一个螺丝钉。人时刻都在演戏，都在扮演角色，但由此人却丢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为谁。人什么都可以扮演，却唯独找不到自己，却唯独不能扮演自己。所以，在儒家那里，虽然具有极强的理性人格，虽然极为突出人之积极入世，强调人之刚健有为，但却没有真正的个体人格。突出群体，是以冥灭个性作为基本前提的。
道家的人文精神
与儒家对于人工具性对待形成强烈反差，道家则大力张扬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强调人的自主、自由与自尊。在道家看来，人本身即是人最高的目的，道家所竭力反对者，正是对人的工具性对待。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自然无为乃支配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应当信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反对一切有为，因为有为破坏了人的原始的自然纯朴，造成了人格分裂，带来了虚伪、狡诈、贪欲、罪恶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天下有道，一切都自然而然。不标榜仁义，而自有仁义。等到以仁义相标榜，则意味着仁义已不复存在。六亲和睦，孝慈之名不立；国家平泰，忠臣之节不显。唯其如此，所以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失道只得讲德，失德只得讲仁，失仁只得讲义，失义只得讲礼。道、德、仁、义、礼，递减递退，至于礼，已不得不用有效的外在形式来约束人的行为。礼是人类文明的结果，然而文明的外表下，却隐蔽着虚伪、狡诈、贪欲等种种丑恶行径。儒家强调仁、义、礼。在儒家看来，强调仁、义、礼就够了，而在道家看来，更应当强调道与德。虽然仁与义中也有诚的因素，但道与德所突出的正是行为与情感中诚的方面。你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做，这就是诚，这就是自然，这就是道德。
老子的这种思想，在庄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在庄子看来，人自身之存在与发展，就是人最高之目的。如果离开这一最高目的而片面追求功名利禄，都只能是对人的无情的损伤和糟践。庄子有言曰：“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其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天下自小人以至君子，都只对自己之生命作工具性对待，都对自身之生命做了无情的糟践，都使自身成为某种外在于自己的东西的奴隶。君子、小人、伯夷、盗跖，在世人眼里，有天壤之别，而在庄子眼里，他们并不存在差异之分。“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庄子·骈拇》）不管是死于名，还是死于利，都是“残生伤性”；不管是殉利，还是殉名，还是殉家，以至殉天下，都是“伤性以身为殉”。在“残生伤性”、“以身为殉”方面，上述人等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君子之行亦是小人之行，俗之所谓君子，实际上亦不过是小人。
康德认为，世界上之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方才是唯一之目的。“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1]只有人才是目的，这种思想，庄子早已有之。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存之意义与目的，显然不在于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个人并不是被随意驱使的工具，不仅不是他人随意驱使的工具，甚至亦不是自己情欲或意志，的工具。个体生命本身即具有圆满自足性。个人之存在不是为了他人之存在，也不是为了某一集体或社会的存在，更不是为了生前的利益或死后的名声。个体本身即具有独立之价值与意义，存在本身即是存在之最高价值。人自身之存在与发展，就是人之最高目的，就是人生之终极意义。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手？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愿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卿相之位是多少人所梦寐以求的。孔子周游列国，不过是为了寻求施展自己治国方略的地位和权势。而庄子对如此尊位却不屑一顾，将做官为相比之为郊祭之牺牛。他宁肯做游戏于污渎之中的小猪，而不愿做郊祭之牺牛。原因正在于污渎之中的小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而郊祭之牺牛，却没有半点自由。宁愿生于贫贱而逍遥自在，不肯贵为卿相而为物所累，这就是庄子的性情，这就是庄子的人生追求。
尧让天下于其师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逍遥游》）鹪鹩之于深林，所求不过一枝；偃鼠之于大河，腹满即是其极。许由不求于名，不逐于利，于天下无所用，反而受其所羁，故而不受；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让王》）善卷春耕种而秋收敛，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在这里，“心意自得”是最为重要的。他又怎么肯舍弃这种自得而为天下事费心劳神呢？这些人之所为，正是庄子的心理追求。
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常感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多少人官场失意而遁于道、释，可又有几人真正领悟到庄子的心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独立的人格。上下几千年，又有几人不为地位、权势、名利所动，而只醉心于艺术与科学？此乃艺术与科学的不幸，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本身亦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庄子的这种人生追求就显得非常难得了。
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烦恼与不幸并不是自然界造成的，而完全是人类自己铸就的。实际上，庄子把个性的自由与逍遥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庄子宁愿贫贱而不肯贵为卿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人格，决不是纯粹的无为，也不是无所好恶、无所追求的自然。自然无为是针对于名利而言的，自然其实并不自然，无为本身即是有为。这种有为，就是不为物欲、名利所动，就是精神的自由、自在与洒脱，就是心性的宁静与淡泊。
席勒认为：“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2]在文明社会，物对于人的统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终日为功名利禄所困扰而不得解脱。人创造了物，本该是要物为人服务，现在人却要为物而奔忙。物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了。并且人自己也成为上足了发条的钟表，只是身不由已地、无休止地、没有思想地做着机械运动。物，不仅成为统治人的东西，并且人本身也成了物件，成了机器和碎片。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对抗物对于人的统治。所以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正是人的最高境界。这种人生境界的到达，标志着人格真正意义上的圆满与完善。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反思
儒家强调人的责任意识，强调人的积极进取，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基本方面。但是儒家对于人的独立性、自主性重视不够。道家强调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强调人首先应当是人，不是任何他人，甚至也不是自身物欲观念的奴隶。但道家对人的社会责任则重视不够。可以看出，儒家之所长，正是道家之所短；道家之所长，正是儒家之所短。正是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可以相得益彰，可以互补。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具体问题。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与80年前胡适、鲁迅所遇到的问题不同。五四运动期间，胡适、鲁迅、陈序经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基本的否定态度。当时的问题是世界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解救中国。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胡适、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是有感于当时保守势力的顽固与强大而发的，所体现的是一种忧愤的情怀。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只有彻底放弃自己的狂妄自大与顽固不化，才有可能真正向西方学习。所以，提倡“全盘西化”的人并不比其他任何人不爱国，他们无疑比文化保守主义者更爱国。
时代改变了，我们现在的问题不同于五四时代的问题。如果现在再有人提出“全盘西化”，那肯定是反动的。我们现在的普遍问题是责任心不强、缺乏诚信、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他人甚至是亲人应有的敬重、爱护与关心，人与人之间缺乏温情、急功近利。
我们应当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父母与子女之间，人格是平等的，但地位是不平等的，子女孝敬父母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以自我为中心，年轻父母对于子女的过分溺爱，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到国民基本素质的重大问题。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一个缺乏爱心的人；一个缺乏爱心的人，是一个心灵不健全的人；一个心灵不健全的人比生理不健全的人更容易造成社会问题。生理不健全的人，最多只是需要得到社会救助；心理不健全的人，则必将直接对社会造成危害。
我们应当积极提倡人的责任感，提高人的事业心，提倡每个人都应当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应当提倡人的独立自主性，强调人的精神的自由、自主与独立。
对于这一切，我们都能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找到有益的资源。
然而，我们并不是要复兴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每种文化的生存发展均有其自身的环境、条件。作为制度化的儒家早就已经解体，作为观念性的儒家文化，既遭受过强烈的冲击，又暴露出很多不合时宜的因素。复兴传统文化是以对传统做全面肯定为前提的，而这一前提实际上并不成立。复兴传统文化是一种狭隘、偏执的思想心理。
我们应当具有一种开放、开阔的胸怀。应当具有全球的眼光，应当将中国传统文化放在全球背景下，对其进行审视和考察。儒家所倡导的责任意识、道家所倡导的精神自由，与西方文明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并不是不可相容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
一个现代人，应当以自由、平等、公正、责任、真诚作为自己的基本信念，作为自己生命、生活的基本价值标准。一个心灵健全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才是一个快乐的人。快乐地面对人生，你才能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收稿日期：2004-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