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与中推动国际秩序渐进改革——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及国际地位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中国论文,未来发展论文,秩序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后来又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要弘扬“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这些都是崛起的中国提出的新理念、新政策，它们既是国内政策的指导原则，也是具有世界导向意义的大战略、大智慧，中国这样做，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世界。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大道理
中国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短短30年里，一跃成为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从总量来看列世界第二，对外贸易、制造业、外汇储备等一些衡量国家实力的具体指标，都居世界之首。
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如此规模的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必然会追求更多自己的利益，而要获得更大的利益，传统的做法就是对外扩张，而传统的扩张手段就是攫取更多的领土、资源与财富，当然还有政治上的要求，那就是获得霸权，如今，这条路已难以走得通。而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走不通的问题，更是不能走的问题。
从中国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尽管中国成为了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但是其“二元身份”长期难以改变。所谓“二元身份”，即一方面总量很大，但另一方面人均财富很少，要真正实现强国富民的中国梦，道路还很长。如果走传统扩张之路，那就要打仗，不是小仗，而是大仗，其结果必然是要动用大量的资源，发展的进程就会中断，中国折腾不起。历史上，没有通过战争扩张便实现大国崛起的只有美国。但是美国的崛起有着很特殊的历史环境，两次世界大战赋予其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别的大国或强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或削弱，只有美国得以独善其身，实力大增。中国在未来崛起的道路上是享受不到这种历史机遇的。
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离实现民富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到21世纪中期，我们定的目标还只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而那时发达国家的民富水平会更高。如今，老百姓有话语权，政府必须顺从民意，如果决策方向让老百姓变穷了，那就难以行得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维护中国国强民富道路的可持续性，这对于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的崛起处于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全球化的开放时代。过去只有靠传统的扩张办法才可以获得市场和资源，现在则可以通过参与全球化竞争，利用开放的世界市场来实现，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用战争方式终归要受损失，付出巨大的代价，既然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强国之梦，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符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现代理念。中国有着和合共处的文化传统，专家们认为，“和”与“合”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因此，在中国走向复兴之后，强调和平发展、和谐共处、包容互鉴，这并不突然，既不是无根之草，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出自于本源。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就与世界上某些新兴国家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侵略，蒙受欺辱，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与财富损失，但我们在国家稳定之后并没有采取报复的手段，而是提出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与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也没有索要战争赔偿。在取得发展成就之后，我们进一步提出要“睦邻、安邻、富邻”，让邻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实现共同的发展。在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之后，我们提出绝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绝不称霸，要构建和谐世界。有人说，和谐世界是一个乌托邦，而在我看来，那可以体现中国文化的一个理念和思想，其实说到底，也就是“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的不同表述。
历史证明，搞扩张，搞霸权，迟早要吃亏，要垮台。英国曾是“日不落帝国”，最后衰落成一个屈居英伦半岛的二流国家；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铁军二战中曾横扫欧亚非大陆，最后被占领改造，靠加入到欧洲地区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发展才得以恢复国家统一；日本通过脱亚入欧、维新变法在亚洲率先实现工业现代化发展，凭借膨胀起来的实力，发动所谓“大东亚圣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实行军事占领，结果还是大败，被美国占领、管制与改造。
就中国对外扩张的历史而言，即使是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候，也是靠“关系”构建一种互利共处的秩序。当然，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也许不会相信未来的中国会与当代的大国不一样。国际上有许多人都在用怀疑的眼光观察中国，看我们是否会用增强的实力与霸权国家争霸，是否会恃强凌弱，欺负他国，因此，他们也在作万一中国会这样做的准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还是要多做工作，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人，因为只有互信，大家才可以和平共处、包容互鉴、寻求和谐。
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为了创建新的国际环境。二战后，国际局势先后发生了一些巨大变化：一是殖民主义的终结，使世界普遍实现了民族独立；二是冷战的结束，使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制度的对抗不再存在。因此，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可以实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
美国靠二战和冷战获得了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为了长久维持其国际地位，强制推行它的价值观，不断地发动战争，一直在世界各地打仗，战争让它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几近掏空了它的家底，要不是靠美元的霸权，早就撑不下去了。此外，通过强制的办法来推行其价值观，最终将证明收效甚微。在现在的开放世界，发展模式、价值文化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形象、影响等方面，如果搞得好，大家就会效仿，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
中国的崛起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参与全球化，利用开放的市场环境。崛起的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发挥“正能量”影响，必定为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创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宣示与实践并不自然同轨，这需要我们作出非凡的努力。对中国的宣示，国内政界、学界人士、公民大众也有不同的声音，别国的政要、专家和公众也有诸多不同认知，这也是事实。
中国的崛起面临的是一场战略竞争。中国的崛起是综合实力的提升，包括军事力量的提升。面对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在世界上也颇有市场。比如，中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和捍卫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突破所谓的“近海岛链包围”走向远洋，这样不仅会引起别国的警惕甚至敌视，还会与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比如美国)发生“战略冲撞”。如今，美国已认为其地位和利益受到威胁，宣布“重返亚洲”战略，把大部分海军部署在亚太地区。
面对此种局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如果采取直接的战略对抗，就需要动员财力和人力。美国现在是中国经济总量的2倍、人均的10倍，中国与美国拼实力拼不过，也会把自己拖垮，甚至会破坏中国所追求的和平发展环境。这里重要的是要有准确的战略判断。如果美国要打中国，那我们就只有拼死一战；如果美国只是防御性战略压制，那我们就可以与之进行战略周旋，在提升自己应对实力的同时，开展战略对话，寻求战略协调。中国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新”字体现在避免对抗、寻求协调与合作、不争霸上。应该清醒地看到，中美之间既有战略利益对撞，也有战略利益弥合，弥合点就是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共同面对的地区和全球环境。中美之间这种既冲突又弥合的大国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要用新方式来处理，同时也给走新路提供了可能。
有人说，这样做是一种委曲求全之策，会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因为这不是委曲求全，而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争取尽可能多的战略空间与战略主动。中国并没有为此牺牲什么，能保证和平发展就是最大收获。历史上，大国崛起后总是要通过战争与扩张来追求更大的利益，而中国所追求的是利益共享(shared interest)、互利共赢。中国人吃够了被欺负、长期战乱之苦，最能体会利益共享、互利共赢的深刻含义。
中国的崛起面临的也是一场制度竞争。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一党执政的政治协商制度。而当今，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的是多党选举制。中国要能在这种制度竞争中坚持住，建立信誉，提升吸引力。实行中国式制度的毕竟是少数，因此，中国会发现政治盟友甚少，被称为“孤独的大国”。其实，这样描述中国并不准确，中国并不孤独，中国发展转变的经验正在为许多国家所关注，只不过因为国情不同，它们难以照搬中国的经验。当前，中国还处于发展转变的进程中，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还很有争议。如果中国能解决好发展中的问题，诸如发展与稳定、国强与民富，权力与民主、公平与正义、增长与可持续等方面的矛盾，那就可以在制度竞争中站得住，提高吸引力。
历史上，大国崛起扩张总是靠结盟，即构建强国主导下的联盟势力。而如今，中国“无盟可结”，只有另寻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分裂后开始奉行不结盟政策；后来又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冷战结束后，我们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建设。如今，我们与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建立了伙伴关系，伙伴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敌人，伙伴之间可以开展协商、协调与合作，这是一种新的共处关系。
其实，走合作而不是走结盟的道路，二战后的欧洲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欧洲通过开展区域合作，获得了发展，赢得了和平。这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在构建伙伴关系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力图构建一种平等参与、协商对话、合作发展与合作安全的新区域关系框架。亚太地区和亚洲不是欧洲，难走欧洲合作的道路，更难形成欧洲那样的紧密区域合作制度，只能走多元和合之路，建立多层合作框架。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和作用，只要能够实现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发展，就达到了目的。当然，人们对这种软约束机制的实际效能还存有怀疑，认为它们并不能真正起到阻止冲突或争斗的作用，大国争夺，其中包括崛起的中国，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发生战争。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只要中国坚持，就是一种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力量。
从国际范围来说，中国是靠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加入国际现行体系来获得发展，实现崛起的。国际社会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改变现行的国际体系，甚至另起炉灶，因为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也这样做过。
事实上，尽管中国通过参与现行国际体系来发展自己，但对现行体系也并不满意。不过，中国已是现行国际体系的一部分，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推倒重来。中国所诉求的是国际体系的渐进变革，使之更合理、更公平，尤其是能让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中国这样的主张也会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当今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它们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像印尼、印度、巴西、南非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也不会同意推翻现有国际体系而重建一套新体系，因为它们需要参与，需要从现有体系中获得利益。因此，中国在参与、渐进改革现行国际体系方面还是有志同道合者，并不孤独，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群体崛起”也是构建世界新关系和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尽管中国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和战略上的分歧以及竞争性的矛盾，但是它们并非敌对，而是可以成为伙伴的。这可以从“金砖国家”之间开展的制度化合作发展得到证明，它们的合作不是为了推翻现有体系，而是为了在现有体系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推动现有体系向更有利于它们发展的方向调整改革，同时也是为了拓展和发挥它们之间的合作潜力。
重要的是能把握大局，克服障碍
中国经过近百年来的衰败，留下许多未解难题，包括领土、历史等方面，国家尚未完全实现统一。这在以往的大国崛起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
经过艰苦与充满智慧的努力，国家走向完全统一似见曙光，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有了新发展。回顾以往，我们成功地让香港、澳门以和平方式回归，但是台湾问题却历经风险，在很长时间里，战争阴云久久不能散去。特别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要搞台独，这几乎把中国大陆逼到“墙角”，为了中国的整体利益，迫不得已时也要打一仗，而战争一旦打起来，范围就可能会扩大，其中不排除美国参与的可能。幸亏局势向利好方向转化，战争得以避免，两岸开始了从经济开放到制度化建设的进程。如今，以渐进制度化建设为基础的两岸关系出现了良性互动，构建和平发展基础的共识在增加，以此为基础，两岸逐步扩大与加深协商、协调与合作的意愿和行动就会成为主流。把握好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也就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可靠基础。
需要把握大局的最重要问题当属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应该说主要是针对中美关系。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是企图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单一“民主”世界，为此，著名美籍日裔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而中国对美政策的主基调是避免直接对抗，努力寻求合作。我们一直在克制，在化解发生冲突的“毒瘤”。中国在国际上不想、也不可能挑战美国的统治地位；在战略上，中国没有野心、也没有能力、更没有必要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绝不争霸。这不是宣传口号，而是真实的大政方针。
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的亚太战略转移，对此，我认为有几点必须重视。其一，美国已成为亚洲合作机制(例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的成员，中美之间与其他国家有共同参与的平台，不是“隔山喊话”，像冷战时期美苏那样各在一方。美国参与进来也要守规则，接受其他国家的监督。尽管美国可以在里边拉帮结派，但是如果做得过分，危及地区对话合作的总体利益，那也要受到限制。为了参加东亚峰会，美国签署了东盟制定的《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其基本原则是和平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这对美国的行为就是一个限制。其二，中美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同时，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也互有借助，存在不少共同的关注和利益。各自国内都有着与此密切相连的利益集团，决策者不能不考虑它们的利益。此外，中美之间人脉联系密切，建立起了各个层面的对话交流机制，从顶层到基层都有，沟通甚多，了解甚深。其三，中美对抗将殃及其他国家。事实上，愿意中美两国对抗，愿意傍美国“大腿”与中国对抗者不能说没有，但真正能为其卖命者也不多，有时不过是利用美国为己助威，一旦中美真正对抗起来，它们也不见得就紧跟。在我国周边地区，铁定跟随美国的可能只有一家，那就是日本。跟紧的也就是两家：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后者也不稳定，换了领导人也许情况就不一样，毕竟当年是菲律宾人把美国驻军赶出国门的。半信半疑者居多，其中也包括它的盟友。
对于美国来说，竭力遏制中国力量的扩张空间是其既定政策。但其政策的主导趋向还是以防为主，而不是以攻为主；是力量的战略博弈，而不是力量的战略对抗；是新老大国之间的战略性竞争，而不是死斗。在这种竞争中，实力是后盾与基础，这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即制度、文化、价值)，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谁有优势，谁就能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和认同者。
对于中国来说，硬实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硬实力是中国应对美国压力和遏制的基础，中国也有对付美国的非对称性“杀手锏”。中国硬实力的提升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安全，而不是用来与美国争霸。除非美国非要与中国打一仗，否则，中国不会主动进攻美国。显然，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也是以防为主，而不是以攻为主。面对中美的两个以防为主的战略，双方只要把握好大局，就可以避免发生大的对抗。
对中国具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处理周边关系，尤其是如何化解争端，构建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中国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很多，值得我们以更大的智慧去解决。首当其冲的就是领土争端问题。在领土问题上，陆地边界目前只剩下与印度的纠纷。但中印之间已不太可能会发生像1962年那样的边界冲突，因为现在的国内外环境与那时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印边界冲突的大背景是中苏对抗，中印之间直接的利益联系很少，苏联又在背后怂恿印度大胆采取进攻行动。只是在中国作出反击之后，印度才知道深浅利害，从此中印边界稳定了几十年。现在，中印都处在发展的重要时期，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加深，中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通过东向政策参与东亚合作机制，与中国同在一个合作平台，有着许多共享的利益。印度崛起也需要和平发展，因此，必须维护边界稳定的大局，在这方面，两国应该说是有共识的。同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印之间存在战略性竞争关系，有着让其成为良性竞争的动力。虽然印度可以借助美国与中国竞争，但不会轻易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棋子。
海上，包括岛屿和专属经济区争端成为新热点。在东海，由于专属经济区重叠，中国与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的纠纷，其中最突出、也是最具风险的就是钓鱼岛主权争端。钓鱼岛纠纷其实不仅是领土纠纷。其一，它包含着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被认为是中国丧失领土主权的历史“肌瘤”，二战后这个问题本该解决，但是中国由于内乱而失去机遇，中国从来不承认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管理的合法性。中国从现实出发，在与日本关系正常化时提出把问题搁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如今，日本政府一方面否认存在主权争端，另一方面又出于国内政治的因素将其国有化。在此情况下，中国必然作出强烈反应，似乎毫无退路。其二，钓鱼岛争端有着地区关系和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中日力量对比和战略地位的改变，这导致日本国内对抗中国崛起的右翼势力泛起，钓鱼岛被拿来作为靶子。像石原慎太郎，就是把钓鱼岛问题挑起来，逼政府选择，而政府则利用国有化提升民族情绪，获得支持。中日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就使得发生冲突的危险增大。
究竟如何把握大局?看来单方退让几无可能，其实打一仗也解决不了问题，钓鱼岛是几个小岛，易攻难守，一方抢占只能是带来持续的争夺战，结果没有胜利者。钓鱼岛争的是主权，而不是管理权，也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资源。既然如此，还是要从“搁置”上做文章，可以采取“冷冻主权”即“退半步，进一步”的办法来降温。“退半步”就是双方可以坚持主权，但均不占有主权；“进一步”就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回到关系正常化，共建和平之海的轨道上来。然而，如果日方不改变领土存在争端这个立场，中国也不会退半步，斗到今日，中国也不会再默认日本的行政管辖权，因此将来的出路是大家也都冷冻管理。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著名的国际战略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双方把钓鱼岛及其区域都宣布为海上资源保护区，都不去触动，这不失为是一个好办法。在此情况下，美国不要再搅局，不要强调承担保卫义务(因为中国并不承认美国针对钓鱼岛向日本的管辖授权)而是促谈、促和，这样也会对中美战略协调产生积极影响。
其实，日本人，特别是政治家，也一直在考虑如何与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相处。很多日本人担心中国崛起后会报复日本，因此主张对中国强硬。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应该与一个崛起的中国合作相处，增进与中国的相互信赖，以合作的精神解决分歧。比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和福田康夫都曾提出与中国一起推动亚洲合作，日本要回归亚洲。日本人民遭受过战争之苦，不会轻易放手让右翼极端势力再把日本推向战争。中日存在寻求战略共同点的巨大空间。能否让日本能以平和心来对待中国的崛起，能否让中日之间做到包容互鉴，这也是对中国的战略性考验。
对朝鲜半岛这个热点如何把握也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避免中国卷入其中。中国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从目前来看，由中国倡导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无法改变美国对朝敌视政策，也无法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希望通过六方会谈机制近期解决朝核问题、南北对立的问题、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接着解决朝鲜半岛的新合作安全机制构建问题。但现实是，在没有准备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进行没有法律强制效力的协商会谈，难以取得基本的战略信任，主要是对抗方之间在进行一种对冲博弈。几年下来，朝鲜发展了核武器并不断更新，美国则实行更多的制裁，南北对立加剧，紧张局势未见根本缓解。
金正恩当政、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可能会让朝韩对立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朝鲜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新局面。如果朝鲜也像中国当年搞改革开放时那样作出“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判断，那么形势就可能出现缓和。中国应该在推动朝鲜转向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上提供更大的战略支持，比如，对朝鲜的安全提供战略保障承诺，让其停止核开发和核试验，在此基础上推动朝鲜半岛安全机制的构建。在这方面，我国战略不清晰，处于被动形势，这需要作战略研判的大调整，目的是防止在我国近邻发生战争，把我国拖下水，进而破坏我国的和平发展环境。
南海问题是另一个热点。目前争端升温，既有现实问题，也有战略问题。现实问题是由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相关国家要划定自己的岛屿主权和专属经济区，东盟相关国家的岛屿主权与专属经济区诉求和中国的历史性主权与水域诉求发生矛盾，从而把争端推出水面。战略问题是，随着中国实力提升，对南海岛屿主权和海域利益的捍卫能力增强，国际社会担心中国会把南海海域变成自己的“后院”，于是不仅东盟相关国家跳出来，区外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也掺和进来。这大大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相关国家之间内部解决的范围。
南海问题本来是两层关系：一层是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向坚持相关国家双边谈判的原则；一层是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我们与东盟发表了《南海行为宣言》，稳定大局，目前还在谈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现在又多了一层中国与区外大国的关系。我们一向反对无关国家介入，但是鉴于海上通道安全还有区域战略博弈，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先后进来了，就连处在印度洋的印度也进来了，对此，我们不能不面对。它们进来，自然不会站到中国一方，因为中国被认为是强者，它们会尽可能利用道义支持，从相关国家那里争到一些好处。像美国，就是为其重返亚洲战略服务的。
中国的立场是捍卫自己的历史主权和现行权益，而不是控制整个南海。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控制整个南海并无好处，中国需要的是开放的、尽可能大的地区和世界海域，以获得更大的自由航海空间。在领土、领海、专属经济区问题上，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当事各方。任何领土问题的解决都不易，需要智慧和时间，有时也会兵戎相见，但最终还是要谈。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直倡导“主权归我，搁置争议，联合开发”的原则。主权，这可以理解，因为谁也不会主动放弃主权，然而事实上，相关国家都坚持主权归我，都制定了法律，这就是争议；中国主张搁置争议，但越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相关国家越是不放心搁置，于是尽可能地利用占有的现实进行独自开发，这就违反了中国与东盟发表的行为宣言中维持现状的原则；至于联合开发，谁也不愿意在已占领的地方与争议方进行，因此难以推行。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首先要稳定大局，继续利用东盟这个合作机制，维护整体局势，毕竟多数东盟国家与中国并没有争端，发生对抗甚至冲突会损及它们的利益，因此还是要积极地推动行为准则。与此同时，中国也应坚持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原则，并考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以开放的姿态推出谈判方案，一方面支持东盟相关国家之间的谈判，毕竟它们之间有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开展所有当事国之间的协商。领土、领海问题的谈判，其实就是双方进行协商、磨合与妥协的过程。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国在南海的海域主张将大打折扣，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大陆架划分专属经济区原则，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就会提出超越我们历史上主张的九段线海域。这里，我们可以考虑先把岛屿主权与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分开，分类寻求解决的出路。我国现行的法律也为创造性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运筹空间，比如，现行法律只对西沙划定了专属经济区，其他都是空白。
对近期中国面临国际环境的展望
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国，周边国家充满了矛盾心理。一方面想乘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东风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长抱有很大的警惕心，在域内外大国的牵线搭桥下，它们很容易抱成团，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
由东亚各国政府倡导成立的“东亚展望小组”曾建议，2020年建成东亚自贸区，进一步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而如今，很少有人再提东亚共同体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强势中国背景下的东亚国际关系与战略格局正在调整，无法定位，争端难以短时达成共识，冲突气氛影响深度合作。尽管如此，合作的意愿还是有的，原来建立起来的合作框架还在，对话合作还在开展，具体工作也有新的进展，比如，尽管中日韩三国关系因岛屿争端紧张，但还是宣布要于2013年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东盟推出东亚地区综合经济伙伴计划，得到16个国家的支持，计划于2013年开始谈判。
对于近期中国面临国际环境的展望，我认为可以概括为：紧张形势难以消退，协商与合作将会继续，战争还打不起来。我们对中国驾驭大局的能力不应持有怀疑。
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诉求
任何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们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或利益的诉求?并且如何来保证我们的利益诉求?我认为可以分阶段来考察：一个是近中期，另一个是长期。中国最大的利益诉求应是尽最大可能保持和平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便利用好我们所认定的战略机遇期。机遇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内部，另一个是外部。过去我们更强调外部，其实笔者认为内部更为重要。内部是指中国还处于发展中的上升阶段，还没有进入发达阶段。虽然对此专家们有不同的认识，但总的来说，至少未来20年还是我们发展的上升期。实际上，2050年之前都应该定义为“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期间有很多不同于其他阶段的诉求，但总体上是求发展，跨越中等收入这道坎。从外部来说，要保证我们有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能维护和平发展。和平发展，一是和平，二是发展，前者是指不发生大的战争，后者是指发展的进程可持续。
因此，我们国家利益诉求的中期目标是确保顺利完成发展中国家的过渡阶段；至于长期目标，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继续，成为一个最富强的国家。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要实现“中国梦”，这个梦就是中国的真正富强，显然，这个进程还很长。要使这个长进程不中断，那就要把握好内外两个大局。2003年我曾主编过《未来十到十五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一书，有些问题当时还是未能预料到。过去十余年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大的结构调整；新的科技革命涌动；美国为保地位进行战略转移；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总体实力大幅度上升，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些大变化对我们的内外发展环境都产生巨大影响，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新挑战，我们必须分析和认识新形势，适时调整战略和政策。
关键是国内的发展。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新时期，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把握自己的发展进程，处理在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比过去复杂得多的情况，涉及政治改革、经济调整、社会转变等。对此，大家分歧很大，持悲观态度的人不少，有人主张走完全的市场经济，现行模式不可持续；也有人认为，中国要坚持走政府与市场结合的道路。社会改革也是如此，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但对于什么是公平，认识很不一致，公平必然涉及财富的分配，如何平衡财富分配的差距与社会接受容忍度，这是很难的。社会保障是一个好事，但如果搞得水平过高、过快，将来就没有承受力，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因为世界上尚无一个国家能够将十几亿人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的先例。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呢?我们只能逐步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如此，分歧很大。中国不能走西方多党制、权力分立的政治道路，我们是一党领导，政治协商的政治体制，但协商政治如何增强治理能力，防范权力腐败，实施真正的权力监督，这需进一步探索，不过老百姓给予的探索时空在收紧，因此必须尽快见成效，这需要推进政治改革。新一代领导人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带来一阵清风，但是还需要体制保证。
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及其内外环境保障
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有所谓的类似性，即先是求生存，其次是求发展，最后是对生活质量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追求。时代和人民已经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应更多地关注质量，使环境、健康等方面的需求成为第一。改革开放的方向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快”，后来提出“又好又快”，但实际干起来主要还是“快”，结果，过快带来诸多问题。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快”，而是“好”。因此，发展的政策指导重点和方向就不一样了。开放也是这样，过去搞开放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外资，进入国外市场。现在和将来就不一样了，对外资要选择，转移污染的不要，单纯搞加工出口的也要限制。开拓国外市场也是如此，仅着眼于扩大出口不行了，要开拓国外投资市场，到国外生产。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进行调整转换。
外部环境也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别人打我们，因此要做好防范外敌入侵的准备。冷战结束后，中国国防与外交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主要是能否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今后则主要是战略方面，即战略上能否确保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和国际地位，换句话说，即保证中国的大国利益和地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更大的开拓力。
这就牵涉到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过去我们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后来我们接受和参与了现行秩序。中国是通过参与和利用了现行国际秩序获得快速发展，但我们对现行体系并不满意，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秩序，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现有体制下推动它的调整改革。这样，对中国来说，是在参与国际治理，推动改革，在其中发挥影响力。中国与美国不一样。二战确立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确立了其主导地位。而中国是一个逐渐增量，渐进式地参与。美国是自我主导的，以我为主的秩序，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利益也好都如此。这个秩序奠定了战后几十年来国际社会的基础。中国是在参与中推动改革，应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中国的利益诉求，即能保证我们的和平发展，有利于我们的发展转型和目标实现；二是维护现有国际体制的连贯性，这是最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我们不是推倒现行秩序而重建一个新秩序，而是在体制内渐进式地推动调整与改革，使它更合理、有效；三是考虑大家的利益，既包括现行体制内的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也包括群起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能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必须与其他国家协调合作，共同推进调整整个进程，让大家的关注点和利益实现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二点并非主要指要尊重发达国家的现行国际地位，而主要指现行国际体制本身，保持其稳定，这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大家都是参与者，都希望是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因为休克疗法会损害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该通过参与来发挥作用，而不能像二战后，推翻以前的国际秩序而重建一套新秩序。这就是中国在未来国际地位诉求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应该是融参与者与改革者于一身。这与一些极端观点不一样，他们认为，过去中国受气、受压，西方列强趁我们弱小时强行搞的一些东西，我们强大了就要推翻重建。现行体制牵涉到各方利益，中国没有能力推翻重建，况且这样做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建立一个崭新的秩序需要各种条件，我们尚无法完全具备。
正确把握中国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外部因素对中国的影响
把握中国的发展进程，如前所说，首先是要把握好自己，但外部因素不可小视。从外部来说，至少有两类矛盾非常尖锐。第一，当出现历史遗留的或新出现的矛盾激化的时候，我们如何解决?尽管我们一再宣称要和平解决争端，但是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发生不测?一旦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如何把握不让小规模冲突演变成大的冲突?前不久我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详见2013年2月23日该报报道——记者注)采访时指出，中国同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低。虽然很难避免发生一些冲突，但我们还是有能力掌控大局的。有人认为，我们必须彻底打一仗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这是最为危险的。近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冲突激化，会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影响如何?对此问题，各种评估意见都有。我的看法是，除非日本主动动武，否则我们不会采取军事手段去占领岛屿。目前局势还是可控的。领土主权不会放弃，但处理争端的手段不是只有军事一种。尽最大可能维持和平，这是上策。二战后，凡是能够取得较快发展速度的国家或地区，都是享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没有一个是因为打仗而富裕起来的。发生矛盾冲突很难避免，但处理能力和方式有多种选择，我们应增强化解和掌控的能力。
第二，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和处理是我国外部环境的一个关键。中美关系战略架构上很清晰，美国就是要从战略上遏制与防备中国，尽量缩小中国的“扩张”(或发展)空间，尽量避免对它的战略利益产生损害或对它的主导地位与作用进行替代。只要能够明晰美国的战略意图，我们就能够从容应对，有相应的处理办法。有些冲突点，由于战略与架构不明确，这就不好办。就像朝鲜半岛，现在局势很危险，因为可变数太多，我们也不具备根本性的掌控力。再如海岛争端，具有突发性、应急性和挑战性，这要求具备应对的实力和驾驭的能力，这是对一国能力的考验，如果缺乏应急对应能力，不能把握住大局，就会出现大问题。
美国崛起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为了更好地认清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很有必要从国际关系史角度来考察，尤其是美国在二战前对战后国际秩序规划的经验与教训。在追求其国际地位的过程中，美国战略安排的得失主要有两点：
第一，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也逐渐增强，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比如美元替代英镑的国际地位，这不是主动设计，而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当时美国的各个指标如贸易、经济实力等都已超过英国，但货币超越(或替换)比较慢，因为它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接受、国际体制的转换、货币的调整等。这表明，随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强，其在各个领域里的指标都会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并没有通过战争或彻底推翻既有体制来实现其主导。美国的机遇是两次世界大战，一战使其确立了经济方面的世界主导地位，由二流国家变成一流国家，二战使其由一流国家成为世界主导国家，这是美国的两个历史机遇，主要是因为美国没有真正大规模地参与战争，而是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利益。由于需要建立一种新秩序，美国就及时地利用历史机遇来扩大其影响力，建立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该秩序既保障其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也符合其价值观和认定的架构。以世贸组织建立为例，最初美国并不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有管理能力的组织，所以后来因美国才搞了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联合国的成立也有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思想，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来的。他提出方案，说战后需要新秩序，但是只有美国抓住机遇突出了其利益诉求，按照它的价值标准来建立。
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中国在未来还是要渐进地增进自己的影响力，而且这个利益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建的，而不是凭借自己的势力将别人排斥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自身也在改变，这与过去是不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继续改革、调整、对外开放，因为过程并没有完。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国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的话，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时，中国利用这种地位能够获取什么样的利益?现在很难说清，将来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因为自二战后世界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中国面临的环境与其他大国是不一样的。中科院前不久的一项研究(中国复兴的科学基础和战略机遇期)认为，205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上升到世界第36位，到2100年可以上升到第19位，按现代化水平，到2100年才成为发达国家，国际地位进入前10名，这个过程还很长。总量是可能的，GDP总量只是一种表述方法，此外还有综合国力、经济、科技、军事等指标，所以中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看不清楚，究竟未来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因为世界一直在变，自二战以来一直在变，包括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在走一个全球开放的主导趋势。现在很难预测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今后的世界至少有两个趋势会保持：一个是世界开放、全球化，另一个是各国开放发展。但是在开放条件下，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没有办法设计一个先验的模式。过去有人主张建立世界政府，但现在看来这是很难的，是乌托邦构想。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肯定会发挥主要的作用，其角色会随着地位变成主要参与者、起主要作用的国家，但是，中国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做超级大国，主导一切。对于未来，现在大家都在思考。
第二，美国在二战前后就提出的岛链战略以及控制世界上重要的战略要道等思想。至今都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教训就是搞霸权，因为是霸权，就干预过多，承担过多，总有一天会承受不了。美国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体制，必然会增加自己的胃口，进而增加维持这种体制和地位的负担。维持美国霸权的一个财力基础是美元霸权，一旦其货币的主导地位消失或弱化之后，美国就只好通过长期实行巨大的财政赤字来维持巨大的“世界责任”，这迟早要出问题。中国要避免像美国这样承担世界、挽救世界的模式，将来应该是一种分担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未来的世界治理和体系可能会是一种分散式的多层管理，而不是集中的单一管理。
我们现在的国际问题研究大多是用过去的经验，比如研究大国的经验或崛起。最近我又看了《大国崛起》一书，发现都是用过去的传统模式来研究。我们要看到，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三个大的变化：一是科技，二是全球化，三是更多的国家发展和参与。这是很重要的变化。一些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会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再次主导世界，承担主宰世界的责任”。笔者认为这是传统定势的观点，将来的世界应该是更加分散、分层、多元的世界结构和秩序。在此情况下，也许不需要中国主导，中国也许主导不了。此外，在社会管理上，随着城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人们的自我约束强了，社会更通达，信息更方便，生产方式也会变化，这样，对世界(或国家)的管理可能就不需要像现在的机构，当然，对未来还很难作具体描绘。
现在大家议论较多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最近我看了马云的一个讲话，很受启发。他说大家都没意识到互联网革命，都还在走传统的销售模式，建更大的厂房、超市、供应链等，但现在和将来都不需要了。所以我们现在思考未来的世界时应更大胆，更超前。与过去不一样，我们现正处于一个迅速转换的世界，它需要我们去改变、创造。传统工业革命创造的那些基础，包括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国际关系准则、秩序，都在受到新变化的冲击。新的发展对旧的秩序提出挑战，产生冲击，相应的国际管理、国际关系、国家责任肯定都会发生变化。现在还需要仔细观察，但最重要的还是把握住新变化。现在很多的研究提出的观点、所设想的未来世界，都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做的，这会产生很多问题。人的交流也一样，比如过去的移民，它主要是靠战争或饥荒来实现，现在则不一样。对中国的定位来说，一是要把握住上升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二是要看到新变化，及时地进行调整和改变，与时俱进。
如何看待内政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内政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治理，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利益聚合，内政的运行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民众。国家战略要以内政为基础，但是考虑的因素会更多，其中包括国际因素。政府执政政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体现，以国家发展和富强为目标，而民众的参与和关注则是反映公众的多样利益，以“过好日子”为目标，二者既有一致，也有差别，主要是关注重点有差别。比如，政府可能会强调，国家好，民众才好，而民众可能强调，民众好，国家才好。但不管怎么说，政府执政要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要能让民众满意。所谓国家的核心利益，无非是涉及国家的领土、安全、内政、民众的重大问题。因此，确立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与国家的内政和国家的战略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内政还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在考虑内政因素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和看待“民意”。西方民主制是靠选举，多数票决定，这就是民意。我们的民意靠什么来反映?理论上说，靠大多数，可是如何体现大多数?我们不搞全民公决，也不能事事靠民意测验。一个检验是看社会的稳定度，如果大多数人满意，社会当然稳定。国家核心利益与民众利益不矛盾，但是具体处理则不那么简单。比如，现在互联网发达，政府也利用网络集合民意。但是，网络这个自由空间的真实反映也有限。比如，即使有一百万人上网反对或支持，那也占整个中国人的很少数。而且，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背景发表意见。因此，政策不应被“网络民意”制约、甚至绑架。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决策，需要综合分析、考量，需要有短期和长期利益综合的考虑，该做的要决断，但决断不是盲断，决策尤其不能被极端民意所绑架，那样会很危险，会损及国家的战略和核心利益。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内政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复杂的，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是对决策者的判断和驾驭能力的考验。
(人民论坛记者边文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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