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学术研究的通则，一个基础性学科的发展进步要以对该学科若干基本或核心问题的研究进展为前提。若以此观之，则文学理论这个学科的情形就显得有些古怪了：这个学科原有的那些基本的或核心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渐渐失去了核心的地位，有的甚至不再成为具有学术意义的话题。诸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文学究竟有什么功能、什么是创作原则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等等原来毫无疑问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很少有人研究了，即使有人论及，也不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当然，这些问题也许还是大学中文系“文艺概论”课讲授的主要内容，但这却恰恰说明这门课的僵化与滞后。
这种“古怪”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这些问题本来就带有某种虚幻性（所谓虚幻性是指这些问题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任何所谓的确定性都只能是人为的规定）。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虚幻性在文学理论这一学科中超乎寻常地普遍存在的。
一个研究领域之所以成为一门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必须有其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缺乏这种合法性的任何研究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虚幻性。这种合法性当然有多种维度，但核心只能是学科自律原则——学科的基本问题是特定研究对象所给定的，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强行规定的。例如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中国汉代的《毛诗》相比，前者无疑是符合自律原则的；其所阐述的主要问题都是研究对象——古希腊悲剧所给出的。悲剧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要求着理论上的阐释，而《诗学》正是对这种要求合乎逻辑的回应。《毛诗》则不同，它主要不是对“诗三百”的理论探讨，即不是对诗歌自身阐释需求的回应，而是假借对诗歌的阐释来传达一种政治伦理观念。所以前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或诗学，而后者却是经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当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但其学科的合法性却不可能是意识形态所给予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最典型的他律而非自律。
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除了政治伦理宗教等价值性扭曲之外，还有哲学观念的认知性扭曲。例如柏拉图、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都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直接就是他们的哲学观念的产物。如果说汉儒的诗歌阐释是经学而非文学理论，那么柏拉图等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在许多方面也同样是哲学观念而不能算做文学理论，例如，柏拉图关于艺术是“影子的影子”、“摹仿的摹仿”的观点、黑格尔关于文学艺术是绝对精神自我复归的低级阶段的观点、谢林的艺术显现绝对同一性的观点，等等，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理论而只能是一种哲学观念（但这并不等于否认他们有些来自于艺术经验的理论观点是真正的文学理论）。这种认知性扭曲与价值性扭曲一样，都背离了文学理论学科的自律性原则，其论辩无论怎样玄妙高深实际上都不属于文学理论学科范围的言说，因而也不能真正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进步。
意识形态有时能够赋予文学理论一种超乎寻常的轰动效应，代价是文学理论必须成为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并承担起意识形态所赋予的重任。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文学理论都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其学科所应有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文学理论是总体性意识形态进入文学艺术领域的有效方式，而且它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专业化形态。就我们的情况而言，80年代初、中期文学理论、美学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边缘化，相反倒是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这个热潮一直延续到90年代，甚至在今天依然余波不息，以至我们常常听到曾游学欧美的同行们惊叹：放眼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看重文学理论这门学问！
这种现象是值得深思的。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比别人更繁荣吗？显然不是。是因为我们的学者更具有求真精神吗？恐怕也不能这样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我看来，这原因仍然在于以文学理论为话语形式的言说负载了某种远远超越本学科范围的社会使命。具体而言，文学理论成了消解僵化的总体性意识形态、解放人的思想、呼唤久已失去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的重要方式。于是，对文学的审美本质的执著探求，隐含着对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对创作无禁区的呼唤，隐含着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对文学真实性的张扬，则隐含着对虚伪的说教的拒斥。总之，从“性格的二重组合论”到“向内转”，从“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到“新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文学理论界任何一个发生了广泛影响的口号或提法的产生，都无不暗含着超出文学理论学科范围的深层蕴涵。因此，80年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繁荣表征着中国当代知识阶层言说的冲动与重新确定价值准则的企望。这无疑是令人激动的，但同时也是值得忧虑的：文学理论和美学不是依靠学科自身的意义而获得如此殊荣的。它们这种凭借充当“能指”而受到关注的日子究竟能维持多久呢？倘若社会不再赋予它们这样的功能与意义，它们将如何呢？
事实证明这种忧虑绝不是杞人忧天。文学理论终究要靠独特的学科性立足于学术之林。它不能，也不可能永远充当“能指”。自从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偃旗息鼓之后，这个学科实际上已然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如不予信，可试着追问一下，什么是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它的专门的研究范围？这些恐怕都是不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西方学术的影响对于颠覆我们作为“能指”的文学理论，或用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宏大叙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句“理论的批评化”就足以使那些由“本质”、“规律”、“原则”、“普遍性”等概念堆积起来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了。人们越来越看清了：文学是一种最为变动不居的东西，因为它紧贴着生活，而生活恰恰是一个千姿百态、流动不已的过程。所以任何一种想要借助于文学理论来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的企图都是可笑的，绝然不会有什么效果，除非言说者所依托的是政治权力（这样的效果只能是负面的）；文学亦如生活本身一样，是波诡云谲、千变万化的，任何希望发现某种“本质”、“规律”来对其作出一劳永逸的解释的企图也同样是可笑的，是一种无知的妄自尊大。
这说明，那种作为总体性意识形态之话语表征的文学理论成为历史陈迹之后，那种以揭示普遍原理、规定共同准则、吁求同一种价值功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时下许多学者还循着老路，在那里苦苦追寻“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之类严肃而神圣的问题，实在是空耗精神之举）。但是，“理论批评化”也绝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文学理论不等于文学批评，它们各有各的研究领域。用文学批评取代文学理论，实际上等于放弃对文学现象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学批评仅仅对具体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文学理论则对文学现象与其他相关现象的关系以及文学现象背后潜在的复杂原因进行探讨；文学批评只回答具体文学现象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文学理论则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文学批评关注的是作为文学的文学，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人类精神存在方式的文学；文学批评以具体的文学文本为对象，文学理论则以文学思想、文学观念为对象，因此，文学理论也以文学批评为对象。
那么文学理论这一学科的出路何在呢？它如何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文学理论学科要避免仅仅作为“能指”存在或者同化于文学批评才能够获得意义的被动境遇，就必须强化自身的学科性，即凸显学科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就当下我们所能做到的来说，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确定那些具体的、有追问意义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将那些来自文学现象之外的伪问题弃于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外，比如说，我们可以追问什么是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特点问题，却不可以追问什么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问题；可以追问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却不可以追问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性原则的问题；可以追问文学与其他文化门类的异同问题，却不应该纠缠于什么是文学的本质问题。总之应该尽量将问题具体而不是空泛化。
其二、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文学理论的一个不能替代的重要任务是研究文学何以能够与其他精神文化现象同处于一个文化系统之中，既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与其他门类形成种种互动关系。例如，文学理论应该研究诸如宋代文学观念究竟在哪些方面、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到儒学或者道学的渗透、人文主义精神到底以怎样的方式呈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观念之中以及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与文学观念之关系等等问题，却不应该去追问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因为这样空泛的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因而是无意义的。而追问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或者追问希腊哲学与柏拉图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则绝对是有意义的。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应该研究具体问题而不是凭空建构概念和命题的大厦。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在研究范围上肯定是有所交叉融合的，但二者的着眼点却相去甚远；文学史注重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风格、流派等）的梳理与评价，文学理论则注重对某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生成的原因与轨迹的考察。
其三、文学理论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我们否定了文学理论作为“能指”而获得意义的工具主义倾向，并不等于否定文学理论的价值追求。在这里不能提倡所谓“价值中立”原则。但是，文学理论的价值追求不能由外而来，它同样必须是自律性的。就是说，文学理论应该探讨文学的意义与价值这类话题，但是也不应该抽象地探讨，而应该探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意义与价值。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文学理论不能满足于充满价值观念的载体，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价值系统。其价值依据不是来自于政治、伦理、宗教等其他意识形态，而是来自于它自身。如果说文学是与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的创造性精神活动，那么文学理论则是对这种精神活动的自觉把握，因而是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性区别之一，文学理论既然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重要方式，它就无须从别的什么地方寻求价值来源，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