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深刻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启示论文,深刻论文,李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达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方面的成就被公认为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为突出的。考察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能够使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特点，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今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重重迷局的情况下，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
孙正聿教授曾把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即建国以后的前30年)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哲学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①他认为，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三种不同的范式，即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②孙正聿教授的这一概括，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分析框架。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拓展视域，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作一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开创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体现出一种与建国以后各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截然不同的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可以说，正是这种研究范式的不同，造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差异。
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深重、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未果的情况下，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励而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传播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具备一些人在攻击和诋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所说的那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还面临着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甚至在白色恐怖下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例如，1927年，李达就曾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其罪名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他们凭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巨大的理论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最初只是西方传入的诸多哲学中的一种变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潮，使其成为人们在人文社会科学和其他各个领域中观察和研究问题时自觉运用的方法论，由此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建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了根本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受到积极鼓励并获得了多方面的条件保障。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获得有利的外部社会政治环境支持的同时却逐渐淡忘了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孙正聿教授所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先后经历的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实际上都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③，其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疏离中国的现实，并因此而越来越受到现实生活的漠视。今天，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属于主流的意识形态，尽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水平和研究成果远远超越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界实际上却越来越边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按照孙正聿教授的说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后教科书范式”时期。在我看来，所谓“后教科书范式”实际上也就是不再有任何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的理论兴趣日益泛化，缺乏共同的理论目标、“问题意识”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也出现了严重分化，整体上日益陷入对各种不同的具体理论问题的无原则的议论和各说各话、自娱自爽的状态。因此，虽然一些人自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繁荣、成就最突出的时期，但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个学术圈子以外实际上鲜有人关注这些所谓的成就。即使是在中国哲学界，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潮，但在今天，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或现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例如，一些中国哲学学科和西方哲学学科的研究者都经常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归属于西方哲学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并不属于中国哲学或中国现代哲学。时下中国哲学界仍有几分时髦色彩的“中、西、马对话”或“打通中、西、马”的话语方式，就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视作互为他者而言，实际上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或现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重重迷局，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界日益边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等等，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而招致的。例如，一些人之所以断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应该归属于西方哲学的范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越来越像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要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面临的这些迷局，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开创者即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去，特别是具体地考察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于这一范式的实践，从中获取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
“范式”作为一个标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概念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最先使用并加以明确界定的。库恩认为，范式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并由此必然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④不过，当我们把库恩的范式概念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则存在着很大的空间，我们也不必完全按照库恩对这一概念的规定来使用它。事实上，在近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人将其视为包含着某种基本范畴和核心理念的概念框架，也有人把它理解为一套信念、规则和标准。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哲学方法论概念，范式主要是指哲学研究的目标、路径和方法，其中，研究目标体现了研究者的信念和核心理念并决定着研究者对有关范畴和评价标准的选择；哲学研究范式就是哲学研究的目标、路径和方法的统一。与此相应，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一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李达不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即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可以说，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构成了李达哲学探索一以贯之的目标和主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李达积极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并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出了深刻批判。1923年，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⑤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自觉，李达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对中国社会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即使在一些纯哲学著作中，李达也总是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探索落实到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和解答上来。例如，他于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被学界视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而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自述其写作目的时说，“马克思固未尝著述社会学，亦未尝以社会学者自称，然其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⑥。故此，“特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虽取材不宏、择焉不精之弊殆所不免，然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具规模，学者苟循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⑦。该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最后落脚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对象、领导者和归趋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和探索。他于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是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专著，而其最后一章专门探讨了“中国的出路”问题，其最终结论则是：“只有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遗物，树立民众政权，建设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以求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⑧他于1935年首次印行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他写作这部著作的初衷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帮助中国人民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认清中国革命的道路，而不只是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
二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为了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李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广泛地拓展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并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理论创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和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位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讲世界观、方法论的，应当是各门科学中的首席科学，对一切科学和各项工作都有指导作用。”⑨为此，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在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思想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例如，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经济学，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大纲》和中国第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著作《货币学概论》，并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主张。他说：“历史唯物论指导经济学去研究各种社会经济构造的各种历史的特殊发展法则(广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构造的特殊发展法则，克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唯心论的见解。”⑩“我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11）不仅如此，他对唯物史观的传播和研究，直接促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形成；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著作《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并在史学界最早提出了按经济形态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张，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他1935年首次印行的《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写作的世界通史；他写作了中国第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著作《民族问题》，该书提出的关于民族团结和建立广泛的国际联合战线的思想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他写作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即《法理学大纲》，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思想方法对历史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法学流派和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对各种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成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12）。他还从众多方面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探讨，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三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在这里，“普遍”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姿态”。因此，李达所坚持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但他强调要“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为此，一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精深的研究，甚至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就明确地主张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另一方面，他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的“特殊姿态”作了深刻的分析。例如，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通过这种研究，他在中国思想界最先明确把中国近现代社会性质概括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并由此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主义；也是基于这一研究，他在建国后多方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之一。正因为有了上述两方面的基础，所以李达能够高超地运用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创造性的研究。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等重要哲学著作都既达到了极高的理论成就，又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例如，《现代社会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13），代表着当时中国唯物史观研究的最高水平，被人们誉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社会学大纲》是中国学者自己撰著的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首部著作，它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和创造性的阐释；《唯物辩证法大纲》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学大纲》原有的诸多理论特色，而且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其中，《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即使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来看，也都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名著，并且不存在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普遍具有的那种片面性。
总之，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而由这三者构成的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其实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有范式，只不过这一范式在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展现得最为充分而已。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实际上是以李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开创的范式。
三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破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目前面临的迷局、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深刻启示。
首先，要破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迷局，我们就应该像李达那样确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
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改造中国，即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体现了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深刻理解。与以往只是这样那样地“解释世界”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的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原本也不是为了研究哲学而研究哲学，他们研究哲学问题并由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改造世界”，即探索人类解放道路、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精神武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4）但是，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并且是一个“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5）无产阶级只有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旧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而这条人类解放道路所通达的方向，则是《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类解放道路的探索和对于“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回答。显然，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标的定位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追求是完全一致的，李达所设定的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标，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追求的探索人类解放道路、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理论目标在中国的具体化。
李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定位于探索中国道路。既然李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标的定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目标在中国的具体化，那么，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亦即探索中国道路就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懈追求和永恒主题。当然，探索中国道路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是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要探索的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7）李达和其他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大问题，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充分地适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所以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巨大的理论生命力，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潮。今天，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使其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潮，要消解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边缘化的状况，就应该像李达那样，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道路，努力回答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其次，要破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迷局，我们也应该高度重视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
正如前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广泛拓展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根本特点，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它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各个理论领域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李达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研究路径也是一致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探索足迹遍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在评价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时，恩格斯说，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8）。其实，不独马克思是这样，恩格斯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这些研究领域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不是分裂的和彼此隔离的，而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他们的一些重要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往往是在研究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甚至自然科学的问题时阐发的。例如，《资本论》既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一个内在地融会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各门学科中的研究成果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基础上的，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广泛拓展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可以说，正是通过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才能够指明人类解放的道路，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同样，也正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广泛拓展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所以李达才能正确地指明“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例如，如果没有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深刻研究，李达要认清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由此得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结论是根本不可能的。
今天看来，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路径。但是，要探索中国道路，回答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仅靠抽象的哲学思辨肯定是无济于事的，关键还在于像李达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各门人类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广泛拓展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因此我认为，对于迫切需要走出目前所面临的重重迷局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与人们通常所谓的“打通中、西、马”相比较，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各个领域之间的壁垒、像李达那样注重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经常有人以哲学研究只能“以哲学的方式”来回应其所面对的问题为由替那种丢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有关系的做法作辩护，仍然醉心于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推演，甚而希求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彻底重释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绝不可能把人们导向探索中国道路、回答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它只会进一步加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
再次，要破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迷局，我们还应该像李达那样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李达所坚持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是普遍与特殊相结合，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正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因此，在李达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范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地指明了人类解放的道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总的方向，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解决各个民族和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都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义、教条或现成的公式并“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19)，要求人们把他们的理论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强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殊历史环境来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在谈到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看法（20），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1）。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2）可见，李达所坚持和运用的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一贯倡导的方法。也正是因为坚持和运用了这一方法，所以李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绝不只是单纯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毛泽东的界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3）；二是“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24），即通过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25）。与此相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性”，也包括通过对中国的具体实际的研究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由此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回答，作为李达所说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必然既“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26）。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包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的研究等等，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要避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沦为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要探索中国道路、回答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仍然应该像李达那样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近年来，中国学界经常有人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可能的话，那么，它就只能是李达所说的那种“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只不过它应该是当代中国条件下的“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
综上所述，要破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迷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潮，我们就应该像李达那样确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并高度重视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就应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复归于以李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开创并在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得到充分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
注释：
①参见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322页；孙正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②参见孙正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他——关于文科研究的几点体会》，《学术界》2005年第2期。
③参见汪信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④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4～25、9页。
⑤⑥⑦⑧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215、237、237、558～559页。
⑨转引自《陶德麟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页。
⑩（11）李达：《社会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18页。
（12）韩德培：《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13）参见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1年第4期。
（14）（15）（16）（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5、294、11页。
（18）（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341～34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晋察冀日报社编1944年版，第374页。
（25）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界定，参见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
（26）《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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